论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的初心和使命
邵雍
[摘 要]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从本质上说就是立党为公。要实现党的初心与使命，开拓创新是根本动力，艰苦奋斗是唯一途径，自我革命是重要环节。立党为公事关政治建设，具有伟大的感召力;开拓创新事关思想建设，蕴含巨大的创造力;艰苦奋斗事关作风建设，产生强大的战斗力;自我革命事关组织建设，具有宏大的影响力。建党初期党的初心与使命，说明了我们党当初为什么出发，怎样再出发。
[关键词]
初心与使命;立党为公;开拓创新;艰苦奋斗;自我革命
[中图分类号] D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1）03-0009-0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党在初创时期的战斗历程，可见初心与使命的极端重要性。考察从党的发起组成立到“一大”至“四大”的召开，到处可见初心与使命的提出、坚持与奋斗。研究建党初期的初心与使命，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领会我们党当初为什么出发，怎样再出发。
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近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明确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马克思还提出，“革命以人民群众的名义，并且是公开为着人民群众即生产者群众的利益而进行”。他们初步提出了人民群众观点，确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之日起就一直秉承着这一重大原则。中共一大党纲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划清了中国共产党与其他一切政党间的界限。1922年6月，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首先将中国共产党自我定位为一个“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接着指出要“成功一个能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大的群众党，不是少数人空想的革命团体，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自然关注工人阶级的生活状态与命运。1922年《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向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中说：“中国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方面的立法，千百万无产阶级被迫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为了极其微薄的工资而出卖着自己的劳动……如有人稍微流露不满，二话不说就被赶到大街上。”“在上海，中国共产党人从1920年9月起便参与组建工会，例如机器工会，纺织工会，印刷工会等……共产党人支持一切正在发生的罢工。”“书记部的上海总部为机器工会、纺织工会和印刷工会的改组、也做了不少工作，使之大为加强。总部还促成了天津工人夜校，唐山铁路工人俱乐部和唐山工人公共图书馆的建立。”1923年1月，党的创始人之一俞秀松到福州参与讨伐陈炯明的叛乱时，给父母写信表达自己的志向：“我之决意进军队，是由于目睹各处工人被军阀无礼的压迫，我要救中国最大多数的穷苦群众，我不能不首先打倒穷苦群众的仇敌——其实是全国人的仇敌——便是军阀。”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开始到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在中共一大上，广东代表陈公博作的《广东共产党的报告》中将“对农民的宣传工作”作为第4项内容，对乡村农民的重视程度较高。1921年9月，浙江萧山衙前农民大会召开，中国第一个新型农民组织宣告成立。1922年6月15日，中共在《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分析了乡村农民所受剥削，提出要“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定限制租课率的法律”。30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评析了衙前农民运动，强调“多印行对于农民工人兵士宣传的小册子”。
1923年7月1日，《向导》第31、32期合刊刊登了刘仁静《北京政变与农民》一文，文章指出：“民国十二年来连续不断的内乱、战争、兵变、抢掠、灾荒，将中国旧日农村和平生活扫荡渐尽，一般农民的田野荒芜，屋宇为墟。农民今日逃荒，明日避募，农民的子弟都是牛马一般的被兵士拉夫。农民的钱粮为闯王似的督军，预征数年，物价飞涨，而农民的粮食卖不出钱，只好挨冻受饿。陕西的农民还要被督军逼着种那杀人不抵命的大烟，绍兴的农民集了一个小小的协会，被军警打得血肉模糊。农民的痛苦在这十二年已算受够受尽了……现在农民应该觉醒起来，认识军阀的罪恶，和广东乡团攻打沈鸿英一样都起来反抗北洋军阀罢！”192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提出制定农民问题的“政纲”，“其最终的目标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給农民”。会议明确指出：“如果农民不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这是中共中央决议中第一次提出农民土地问题，但是对于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农民革命尚需进行艰辛的探索。
（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呼唤真正合格的使命担当者。谁能承担起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谁就能赢得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心骨。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论及十月革命与中共创立的历史关联，他说：“没有十月革命，我们中国会不会有共产党呢？当然中国大批的无产阶级产生了以后，总会产生党的，所以不能说不会产生共产党，但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能产生，就不知道了。一九○三年产生了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就使得全世界历史改变了方向。”同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改变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方向。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1919年中国的五四运动之后，在国际无产阶级援助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新兴的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党一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与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担当，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业绩。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坚定地捍卫国家民族利益。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在回忆一大时两次提到：“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一大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大会提出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政治纲领，这个纲领是在宣言一类的文件中表达出来的。”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宣言后来没有正式发表。1922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地工人积极支援反抗英国资本家压迫剥削的香港工人同盟总罢工，迫使港英当局接受了香港工人的要求。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无产阶级在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必须用革命手段取消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各种特权;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主张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共同反对列强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同年7月，中共二大确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提出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战斗任务。11月，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宣布：“中国共产党致力于组织人民大众打击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势力……中国共产党反对任何军阀，打击国际帝国主义的任何组织，并将竭尽全力将此斗争坚持到底。这一斗争的近期目标为：依靠人民大众的力量建立独立的人民共和国。”
1922年8月到1924年1月间，李大钊为了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促成国共合作，奔走在大江南北之间。李大钊提出中华民族能否“重振复兴的问题”，并认为“五四运动以后，已经感觉到这民族复活的动机了”。1924年9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三次对时局的主张，号召反对帝国主义，推翻直系军阀的统治。1925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日本纱厂4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五卅惨案发生后，形成了规模巨大、席卷全国、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北京、广州、青岛、武汉、天津、唐山、南京、九江、长沙、重庆、郑州等许多城市约有1700多万群众，奋起响应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李大钊与赵世炎在北京成立“沪案雪耻会”，声援上海民众的反帝运动。在这期间，规模最大的是由广州沙面租界和香港的工人20万人参加的省港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坚持了将近2年，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是整个工人阶级的、全民族的利益。在党为实现初心与使命的长期斗争中发扬了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而立党为公就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
二、开拓创新是实现党的初心与使命的根本动力
建党初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只是一个大的奋斗方向，但中国革命的道路究竟应该怎样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书本中并没有现成的答案。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建党初期，李大钊就提出社会主义“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开拓创新的精神贯穿了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全过程。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建党实践本质上就是一种锐意进取的创新。据统计，早期共产党员大都是二三十多岁的青年人，参加中共一大的党员平均年龄只有28岁。正是因为这批年轻人，以他们的非凡胆识和勇于创新的精神，领风气之先，在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下，创造了一连串中国革命史上无数个“第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二大的最低纲领，“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并根据此种纲领在各个时期规定了各种具体实施的措施”。
党的创始人之一李汉俊说：马克思主义“到中国要成为什么呢？现在还不晓得，这就要靠中国人底努力了。我们努力底结果，或者能够造出什么来”。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体现在各国都不是一样的”。李汉俊的想法與同时期张申府致陈独秀的信中的“生于东方的人，不能不希望东方”的表述一样。施存统也认为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乃是马克思主义精髓底运用”，“一定要参酌中国情形”，“那种只知马克思说过的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正是不懂马克思主义为何物的人”。
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到底应该怎么走，陈独秀有自己独立自主的思路，认为“中国革命靠中国人自己干”，“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作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他强调：“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共二大是陈独秀亲自主持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它不仅是陈独秀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期间主持召开的唯一一次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共产国际存续24年（1919—1943年）中唯一一次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列席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1929年，张国焘回忆说：“对俄同志态度，独秀则主张不应听外国人之话……有一次独秀来信，说我们未加入第三国际，是否加入，尚待考虑。国际给我们的什么命令及议决案，只能供参考之资……李达、佛海都赞成这种说法。”
1921年1月15日创刊于北京的《先驱》半月刊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刘仁静和邓中夏任主编。其发刊词也强调：“本刊的第一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
三、艰苦奋斗是实现党的初心与使命的唯一途径
建党之初，国内外敌人空前强大，要实现党的初心与使命困难重重，路途艰辛。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推翻压迫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三座大山，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正是因为环境恶劣，困难诸多，所以要全力以赴，凸显艰苦奋斗的本色。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后，陈独秀请辞陈炯明的委任，从广东返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自此成为职业革命家，由组织为他提供生活费用。陈独秀投身革命后，放弃了殷实的家底。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候，他每月可领大洋300块。专职做党的领导后，每月只能依靠组织提供的35元津贴和出版版税及其他稿费以维持生活。
1921年10月27日，陈独秀出狱后的第2天，即召集中央工作会议，除决定继续刊发《共产党》月刊，复刊《新青年》外，会议还通过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草案，但在资金方面作了调整。会议决定，工作人员的薪金或工资改称为生活费，相应的标准也由每个月25银元至35银元减低到25银元为最高金额。此外，会议还特别指出：“原则上共产党员应无报酬地为党工作，现在所规定的生活费只给予一部分非此即不能维持生活的同志。党员要更接近劳苦大众的生活，个人生活消耗少些，直接用于工作的费用就会增加。领取最低生活费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最宝贵的精神品质。”“有关党员最低生活费的精神在会后以中央通告的形式传达给全党同志，并获得了党员的一致赞成。”尽管面临收入低微，经费不足的境况，早期的共产党人仍然对革命事业报以高涨的热情。1920年12月，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成立后，李大钊、邓中夏、张太雷常到此讲学，向工人们宣传马克思主义，了解工人们的生活与情况。他们与工人们挤在一间小房子里，睡着土坑，吃窝窝头，连点灯用的油瓶都是从工友家里借来的。每个月只有7块钱的生活费，他们只拿其中的3块钱用以基本生活，省下的钱用来买茶叶，糖果，招待来学校学习、交流的工友。
1921年党创办平民女校时，由于经费缺乏，李达拿出自己的一部分工资和稿费由王会悟出面租下一幢房子，作为平民女学的校舍，教室、工场、工作室与宿舍都设在里面。底楼客堂里摆了副缝纫案板，客堂后放了几台织布机。楼下教室挂着一块黑板，摆着几排从女界联合会黄宗汉处借来的旧课桌椅，“大家动手油漆后就用了”。从上海平民女校走出来的妇女运动干部的王一知说：“我在平民女校时的生活是相当困难的。全部经济来源就是靠在学校做半天工所得的钱。要付房租、伙食费、买学习用品和衣物等，钱根本不够用。多亏同去的几位女师同学的帮助，她们不要我出房租，也不要我出伙食费，三个人吃两份客饭。”
中共一大的代表与党的早期领导人们，大多过着清贫困苦的生活，为了党的工作能够顺利展开，常常私掏腰包，资助党的事业。相反，旅日党员周佛海归国后虽每月“有四百多元”收入，却因为拒绝“按累进额交纳党费七十多元”而借故脱党。
四、自我革命是实现党的初心与使命的重要环节
要实现党的初心与使命就必须进行社会革命，而要进行社会革命首先要进行自我革命。对共产党员来说，只有坚持自我革命，改造主观世界，才能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最终实现人类的解放。因此自我革命是实现党的初心与使命的重要环节。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自我革命是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方法论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的跋文中指出：“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段话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革命的思维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他们强调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非无产阶级的人入党时，必须要求他们无条件地抛弃旧的世界观，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成员自我革命的必由之路。
当年的中国革命，究其根本首先是革命者对自身的革命，再到革命者对社会的革命。如果不打算改变主观世界，改变客观世界就无从谈起。为了实现自我解放，一些早期先进分子从思想认知、阶级身份、革命实践上对自己进行改造，实现了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向坚定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毛泽东指出，如果革命者思想上“根本未立”，如同匠人“工具未善”，其工作效果必然弱化。尽管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意志坚强为人称赞，他仍反躬自省，剖析自身存在的“意弱”缺陷以求改进。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同日本文学代表团的谈话中说：“包括我们在内，也是逐步觉悟起来的。我自己……一心想当教员，并没有想当共产党员。后来反对军阀，受到《新青年》的影响……后来教员当不下去了，逼得我搞学生运动、工人运动，那时开始有共产黨，这是一九一九、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员自我革命的建设，不仅仅停留在要求党内成员的自我反省、自我剖析、自我提高的层面上，更要求有党内法规制度、条例规定来约束党员的行为，以达到由内而外、由表及里的激浊扬清，真正实现共产党员的自我革命。
革命导师列宁在1920年说过：“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1929年，《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中提到：“摆在第一次大会面前的任务：要把各小组联合起来组织一个中央……我们主张要有严密的组织，要有中央，指挥各小组，要有纪律，要民主集中制，反对自由联合。”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表示，中央今后要“厉行中央集权制”，“严查党员每星期工作成绩”。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对入党条件、党员义务和党的纪律有严格规定。二大党章首次明确对“纪律”单独设一章，共9条（第17至25条），约占整个党章的1/3篇幅。第18条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要求“个个党员都要在行动上受党中军队式的训练。”“个个党员须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味。”二大党章第22条、23条、25条给党员开出了明确的负面清单，其中第25条明确规定了党员犯有六项错误之一时必须开除。一些人由于不愿意接受党的组织纪律的约束，退党脱党。
“一大”代表陈公博，参加“一大”后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对共产主义学说的正确性产生怀疑和困惑，准备出国留学。正在陈公博“困惑”之际，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广东局势出现大变动。为此，中共中央召开杭州西湖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会后，中共中央要求广州党组织断绝与陈炯明的关系，但陈公博破坏党纪，公开写文章支持陈炯明，理所当然遭到了党中央的批评。这时陈公博写信给陈独秀，指责党干涉他出国留学，并且声明绝不受党的羁束，接着他召集广东共产党组织会议，声明他与党中央分手。从此，他脱党赴美留学。
1924年春，國共合作正式形成。时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戴季陶以每月200银元的高薪，邀请周佛海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以每月240银元的高薪聘他兼任广东大学教授。戴季陶、邹鲁都是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周佛海受了他们的影响，与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分歧越来越大。他不缴纳党费，不参加共产党的组织活动，还四处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这年9月，中共广州区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周恩来亲自上门做周佛海的工作，劝他三思而后行。但周佛海一意孤行，次日就给中共广州执委会写了一封长信，声明退党。1924年秋，在对其无法挽救的情况下，党中央为纯洁党组织，准其脱党。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延续了二大党章中“纪律”一章，共9条（第18条至第26条）。更重要的是同年11月下旬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按照党章对一批党员违纪问题集中进行了严肃处理。对于完全丧失共产党员立场、严重违反党纪的郭平伯、郭寄生、周无为、张子余4人，给予开除党籍;对于公开登报脱离党组织的党员张绍康、陈天均，也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中共三大首创在正式场合开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政治报告首先对党的教育工作、宣传工作和党内个别同志进行了批评，指出“我们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员往往不完全依赖党”。直接点名批评了张国焘和邓中夏的思想问题及所犯错误。陈独秀对中央委员会和他自己进行了自我批评，说中央委员会“缺乏知识……政治主张不明确”。“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
保持自我革命的精神，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和弱化党的纯洁性的现象作坚决斗争，才能永葆党的肌体健康和生机活力。1924年11月1日，由中共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联名签发《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指出近来“有的地方许久没有报告，有的虽寄报告，不是漫无系统，便是失之简略，不能看出工作的进步，这样散漫的精神如果继续下去，影响是很坏的”。明确“小组及地方会应照例举行，不得间断”;“委员会或组长，至少一星期应向中央作报告—次报告一星期内所做工作”。随着党的事业的发展，纪检监察已经呼之欲出，即将提上党的建设的议事日程。
中国共产党是在协同推进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互动中，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
学习与研究党的初心与使命是学习党史的第一课，可使大家不断感悟党是怎么来的。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从本质上说就是立党为公。要实现党的初心与使命，开拓创新是根本动力;艰苦奋斗是唯一途径;自我革命是重要环节。其中，立党为公事关政治建设，具有伟大的感召力;开拓创新事关思想建设，蕴含巨大的创造力;艰苦奋斗事关作风建设，产生强大的战斗力;自我革命事关组织建设，具有宏大的影响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能汲取智慧、继续前行、开辟未来。在当今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以及在今后的接续奋斗中，我们将面对许多可以预料的和难以预料的问题、矛盾和挑战。越是时局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是风险挑战前所未有，越是要坚持党的初心与使命，坚持立党为公、开拓创新、艰苦奋斗和自我革命。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刘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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