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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非公有制经济认知的初心使命研究

2022-04-08 10:56:55不忘初心
[摘要]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窘境,如何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当务之急,而非

[摘要]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窘境,如何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当务之急,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成为重要选择。然而,中国共产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知经历了由浅入深的曲折发展过程。但无论处于哪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时刻以“人民中心”的初心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不同条件下为民谋福利的政策选择,即通过发挥非公有制经济优势,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彰显其使命担当。

[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认知变化;人民中心;使命担当

[中图分类号]F121.23;D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1)06—0084—07

[作者简介]牛文浩,男,天津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伦理学。

由于长期以来实行单一公有制形式,经济整体上停滞不前,缺乏活力,竞争性差,效率不高,社会普遍缺乏生产生活资料,诸多经济关系失衡,平均主义大行其道,群众无生产积极主动性,这些情况与我国先进的制度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面对经济领域出现的严峻局面,我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中国共产党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为世人解开了这一疑问。

一、改革开放后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陆续恢复和发展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外资经济三种非公有制经济形式。这既反映了非公有制经济的特有优势,也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所决定的。

一方面,我国非公有制经济重生有着理论必然性。马克思基于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状况,提出了其对个体生产以及私有制的认识,即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必然是对小生产形式的否定。因此,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的社会主义也必然将消灭私有制写在其旗帜上,以此厘清私有与公有间的关系。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的利益决不在于维护个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因为个人占有还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为不可能。”1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完全消灭私有制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呢?”,“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现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2列宁也指出,“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那它就在干蠢事,就是自杀。说它在干蠢事,是因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行不通;说它在自杀,是因为实行这类政策的政党,必然会遭到失败。”1这就是说,废除私有制需要逐步完成,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尤其需要更長的时间。只有社会主义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完全废除私有制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换句话说,私有经济存在与否和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直接相关。在现实中,社会主义都产生于经济不发达甚至十分落后的国家,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根本没有达到完全废除私有制的条件,公有与私有长期并存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在我国,改革开放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落后的现实凸显了其与理想社会的巨大矛盾,这决定了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长期意义。对此,中国共产党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契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全党要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私有制理论进行再学习,再反思,这为非公有制经济重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我国非公有制经济重生有着现实必然性。总的来看,长期以来的单一所有制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造成诸多经济关系的失衡,影响了人们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当时,人民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问题呈现出规模小、个性强、分散化的特点,而具有公有性质的国营经济难以全面满足人们的需要。相反,个体经济正好弥补了此方面的不足。更为重要的是,个体经济亦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之初,一方面制度优势所释放的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另一方面,大量知识青年返城叠加适龄劳动人口增加使得就业矛盾凸显。从1974年至1979年,失业人口增加了130.46万人,达到140.66万人。国营经济有限的吸纳能力根本不能满足就业需要,发展个体经济就成为满足社会需求的必然之举。而个体经济的存在不会停滞不前,它一定会扩大再生产,不断增加经济效益。这种各生产要素的二次组合为私营经济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从国际上来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发展速度与质量,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引进外资的质量与效益。因此,外商投资中国办企业亦成为改革开放的必然选择。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认知变化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九大,中国共产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看法,无论是从“必要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还是从“允许存在”到“共同发展”,无不体现了其认知愈发深刻。

(一)中国共产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重新认识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作用重新认识的历史进程。1979年2月,国家召开了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会议,会上首次提出各地要批准部分具有正式户籍的手工业者从事个体劳动,但不允许雇工,这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首个允许个体经营的报告。同年9月,叶剑英指出,“目前在有限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2在党中央认知转变的影响下,1979年底我国个体从业者人数激增至31万人。

1981年中央放松了对雇工的限制,指出,“对个体工商户,应当允许经营者请两个以内的帮手,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5个以内的学徒。”3这样,至1981年底,全国个体经济从业者比1980年增加一倍多,达到227万人。党的十二大关于个体经济的论述标志着国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基本形成。1984年中共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中进一步指出,“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国长期的方针,是社会主义前进的需要。”4我们要允许多种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随着我国个体经济的快速发展,私营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外资经济在这一时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势头十分明显。此时,邓小平曾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任何对其有利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在内的诸多方法都要尝试。“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补充。”11984年我国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对前来投资的外商给予一系列优惠政策。1992年,广大内地,沿边、沿江、内陆城市进一步开放。我国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大规模的外资进入极大的助推了地方经济增长。如在福建、广东的投资结构中,外资来源能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在引进与竞争中,我国产品的技术水平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如,具有外资背景的上海大众汽车公司仅用几年的时间就助力国产轿车工业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

(二)中国共产党对非公有制经济认知深化时期

中国共产党对蓬勃发展着的非公有制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作出了客观科学的决策:“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应以公有制为主体。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很不够。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在不同的经济领域、不同的地区,各种所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应当允许有所不同。”“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2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非公有制经济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下来。“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3这样,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至1988年全国私营企业超过9万户,注册资本达到84亿元,从业人数约160万人。1989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思想,提出既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家许可范围内发展,也要对其加强管理与引导,达到发挥积极作用,限制消极作用的目标。

(三)中国共产党对非公有制经济认知重大进展时期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結构进行了进一步探索,第一次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格局。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非公有制经济认知的重大进展,为我党形成成熟的非公有制经济认知奠定了基础。

1991年,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重申了“必须坚持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和鼓励其他经济成分适当发展,既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搞单一的公有制,又不能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能搞私有化。”4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进一步加深了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从政治的高度确认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联合经营的所有制结构与格局,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认知的演变成熟奠定了政治基础。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及十四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在某些领域占优势,并明确了各类市场主体间的平等关系。这样,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到1997年底,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公有制经济占76%,非公有制经济24%;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占28.8%,集体占40.4%,非公有制经济占30.8%;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经济27.6%,集体经济占19%,非公有制经济占53.4%;在城镇从业员中,国有经济单位占64%,集体经济单位占17%,非公有制经济单位占19%。1998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进出口额已经达到187.8亿美元,其中出口比上一年度增长4.8%,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比上一年度增加20%,达到2021万户。

21世纪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愈发明显。据统计,2001年全国仅个体私营经济创造产值20000亿元,出口创汇超960亿元人民币,吸纳社会就业超7400万人。如2000年北京市的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已达336. 7万人,占全市从业人员总数的53. 5% 。2000年,全国个体、私营经济共缴纳工商税收1177亿元,比1999年净增343亿元,增长了41%,在个体私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2001年私营经济的税收总量首次超过了国有经济,成为第一大税源。1党的十六大正值我国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新阶段,党中央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也进行了布置,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要求将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3此后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延续了十六大提出的“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的战略部署,首提“大力发展”,注重“积极引导”,说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四)中国共产党对非公有制经济认知成熟时期

党的十七大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深刻阐述了其内涵和历史地位,科学发展观也在此次大会上被提出并写入党章。科学发展观成为指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之一。十七大报告不仅强调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方针,而且进一步指出要“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4“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5这样,非公有制经济的平等地位被更加突出出来。与此同时,报告强调要“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6

进入新时代后,我国非公有制经济面临着经济新常态和世界经济低迷的内外环境新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新论述,系统地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非公有制经济认知走向成熟。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巩固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基础上开始更多地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度来考虑国有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问题,在关心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各自转型升级问题的基础上,聚焦如何使二者实现良好互动;更多地关注非公有制经济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号召新时代义利兼顾的企业家精神;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上升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高度来思考,力图从政治与经济的良性互动找到非公有制经济的变革动力。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更加关注如何帮扶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企业积极“走出去”,以参与“一带一路”为抓手,不断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国际化进程。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发展的过程。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全面稳定发展阶段,中央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法规愈发完善,经商环境愈发优良,扶持力度也越来越大,法律服务愈发健全。目前,非公有制經济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力量和重要组成部分,扮演着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非公有制经济认知的“初心”

(一)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不变“初心”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就是在实践中探索,在理论中总结如何追求及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判断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之中。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在于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解放全人类,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中外马克思主义者都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就在于,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利益的根本性和整体性。”1列宁也指出∶“大多数人的意志永远是必须执行的,违背这种意志就等于背叛革命。”2

毛泽东同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首次将“人民利益至上”思想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高度。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3作为第二代党中央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人民利益主张,更加强调维护人民利益的重要性。“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高兴不高兴”始终是邓小平同志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多次强调,只有符合人民需要,满足人民利益需求的政策才是“为人民服务”的好政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我们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4

江泽民同志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下,从党的建设视角更加强调了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是我们最大的政治”。5“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6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历史。无论时空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会变化,这就是“初心”所在。胡锦涛同志也一直将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他在很多场合都提出要将人民群众利益与社会建设紧密结合,要通过社会建设力量的不断增强来解决事关人民群众最直接和最现实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他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是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7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在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鲜明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点,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8“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通过深化改革、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精神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要全面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各行各方面的劳动者、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创造发挥作用的舞台和环境。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

(二)中国共产党对非公有制经济认知的不变“初心”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所有制结构经历了从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到单一公有制经济模式的转变,非公有制经济在此过程中逐渐被取消。然而,单一公有制经济结构基础上的效率低下及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导致了国民经济逾发困难。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反思我国经济结构。“文化大革命”结束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带领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抉择。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思想的禁锢,为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实现党和国家历史性转折的思想先导,由此拉开了全国性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逐步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推进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经济体制改革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2而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科学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与经验,并明确回答了困扰和束缚国人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3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思考重新引入多种所有制来提高经济效率,但受制于长期以来僵化思想以及苏联模式的影响,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关系必然需要经历一个逐步深化认知的过程。此时,中国共产党需要首先突破单一所有制格局,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从个体经营入手,引进外资,检验多元化经济结构的效果,这对于从以阶级斗争为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社会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亦是符合当时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诉求,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随着我国逐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公有制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也在快速发展变化以适应时代诉求,这都为非公有制经济的成长提供了更好的支持。然而,在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过程中所显现的意识形态歧视及制度性障碍,对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对此,在新的改革环境中,中国共产党牢记“为民”的初心,及时调整对非公有制经济认知,不断尝试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新的适应与创新。一方面,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引进现代企业治理体制;另一方面,通过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扶持力度,形成二者既相竞争又相合作的互动发展模式,倒逼公有制经济进一步提高效率,践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所以,中国共产党在政策上必然表现为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同时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引导和管理,发挥其在解决就业矛盾,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生活需要方面的优势,回应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诉求。

进入21世纪后,我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及时安排了更开放,更具活力的经济体系建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为适应新时代新的“为人民服务”初心,中国共产党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性乃至决定性作用,持续增加各类型经济的创造力。因此,一方面,继续毫不动摇的保障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凸显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另一方面,更多从发展全局的高度考虑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关系,推动二者融合发展,进一步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力。这就要求,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更多关注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做新时代义利兼顾的企业,形成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共同为民服务的局面。可以看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已经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高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高度来思考,这亦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提供了强有力环境保障和动力支持。

四、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进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

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认知不仅时刻贯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主线,而且彰显了其以发挥非公有制经济优势为抓手,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使命担当。

首先,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证明,多元化的市场产权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前提和重点。而非公有制经济是兼具内在激励及外在约束的天然市场主体,各类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使得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逐步在各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市场交易关系得以真正明确。这在很大程度上扶持了产品与要素市场的价格化变革,进而推动了较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

其次,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国有经济不断进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非公有制经济越是发展,国有经济改革、发展越是顺利。如,国营企业在重组兼并的过程中,必然会面对职工再就业问题,这些则需要众多的非公有制企业加以解决。第一,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崛起使市场环境变得愈发复杂,激烈的竞争倒逼国有经济不断改革,进而发展壮大。第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助力国民收入的快速增加,这为国有经济的改革发展创造了稳定的财税支持。第三,非公有制经济面对内外环境的“硬约束”所摸索出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模式,为公有制经济提供了“示范”。第四,非公有制经济还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参与到公有制经济战略性调整之中,帮助实现其产权多元化的改革目标。

再次,非公有制经济的显著贡献。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與国民经济一直保持着良性互动。无论是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还是中高速增长,非公有制经济都在其中起到了拉动作用。如,非公有制经济的税源贡献率已从1978年的一个百分点上涨到25%,且增加的趋势仍在延续;对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超过60%,等。另一方面,庞大的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又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可持续发展所需的市场条件,这又将为国民收入的增加提供可能。第二,非公有制经济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渠道。我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就业问题事关民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我国目前每年新增待就业劳动力达几百万。与此同时,社会需求的变化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用工和人事制度的改革又使得相当规模的人口处于待业状态。面对上述情况,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就在于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而公有制经济吸纳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有限,非公有制经济必然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主力军。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超过90%。如,劳动密集型产业中非公有制经济比公有制经济多吸纳了4.5亿人。

最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培养了大量本土企业家。由于非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的天然联系,其已成为培育企业家和大批管理人才的重要摇篮,而以创新为内核的企业家精神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是无形的社会财富,将为造就大批高素质人才建立环境保障。

回顾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实践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其认知经历了从“只是有一个相对于经济市场较为有益的补充”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方面反映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包容性,另一方面也向世人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政党,只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所有制模式,只要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所有制结构,都可以被中国共产党所接受并大力扶持,这既体现了一个百年大党的使命担当,更是新时代赋予其初心所在。

责任编辑:彭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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