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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电影,,百年党史

2021-10-17 13:26:22党史学习
一、红色电影的历史演进此处所意指的“红色记忆”,特指电影故事片中客观或正面言说的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一、红色电影的历史演进

此处所意指的“红色记忆”,特指电影故事片中客观或正面言说的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有关的内容。它们大多存在于两类电影中;战争电影(含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与抗日战争题材影片)、主旋律电影(主旋律片,泛指凸现主流意识形态,倡导国家认同、民族团结、社会进步,讴歌积极人生,弘扬主流价值观,主要服务于宣传、教育和认知目的的电影)。为表述方便,对明确承载“红色记忆”的电影,我们有时笼统地称其为“红色电影”;它们基本可以划归受苏联电影传统影响颇深的宣教片(与艺术片、娱乐片平行的概念)这一大类。

(一)电影创作的视角(以“红色电影”为中心)

1.左翼电影与国防电影的开拓(1931-1949):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端到土地革命、抗战时期,中国电影直面国族危难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现实,主要创作反映民众抗战激情的故事片(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电影运动的成果,泛称左翼电影);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随着1936年1月上海电影界救国会的成立,国防电影运动进入高潮,一批反映帝国主义侵略和抗战英雄事迹的故事片纷纷问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风云儿女》(许幸之,1935)、《狼山喋血记》(费穆,1936)、《中华兒女》(沈西苓,1939)、《塞上风云》(应云卫,1942)、《八千里路云和月》(史东山,1947)等。

2.新时期革命战争电影的发展(1949-1958):适值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不少新建立不久的电影制片机构(如东北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等)陆续创作出不少展示战后变化形势及反思战争的故事片。有些电影则再现了民族团结抗战及抗日战争复杂多样性的形态。在风格上,作品深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现实主义色彩和时下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向性。总体说来,“十七年”电影的前期涌现出众多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历史的优秀作品。它们强调文艺的宣教作用,讴歌共和国的成立,“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成为此期电影的主创原则;当然,在此前提下的适度艺术性探索,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导演的代际(第三代的崛起)特征开始显现。代表作有《赵一曼》(沙蒙,1950)、《刘胡兰》(冯白鲁,1950)、《南征北战》(成荫、汤晓丹,1952)、《鸡毛信》(石挥,1954)、《智取华山》(郭维,1954)、《渡江侦察记》(汤晓丹,1954)、《董存瑞》(郭维,1955)、《平原游击队》(苏里、武兆堤,1955)、《铁道游击队》(赵明,1956)、《上甘岭》(沙蒙、林杉,1956)、《柳堡的故事》(王苹)、《羊城暗哨》(卢珏,1957)、《狼牙山五壮士》(史文炽,1958)、《永不消逝的电波》(王苹,1958)等。

3.爱国主义电影的艰难前行(1958-1977):这一时期(含“十七”电影的后期:1958-1966)爱国主义电影中的人物多带有“高、大、全”的印记,尤其是《智取威虎山》(谢铁骊,1970)、《沙家浜》(吴兆堤,1971)等样板戏更是如此,强调阶级斗争和对敌(尤其是日本侵略者)斗争。不少电影控诉战争的残酷,有的电影高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体现出绝对臣服主流意识形态的倾向。代表作有《党的女儿》(林农,1958)、《英雄虎胆》(严寄洲、郝光,1958)、《青春之歌》(崔嵬、陈怀皑,1959)、《林海雪原》(刘沛然,1960)、《红色娘子军》(谢晋,1960)、《洪湖赤卫队》(谢添、陈方千、徐枫,1961)、《地雷战》(唐英奇、徐达、吴健海,1962)、《野火春风斗古城》(严寄洲,1963)、《小兵张嘎》(崔嵬、欧阳红樱,1963)、《红日》(汤晓丹,1963)、《英雄儿女》(吴兆堤,1964)、《霓虹灯下的哨兵》(王苹、葛鑫,1964)、《烈火中永生》(水华,1965)、《地道战》(任旭东,1965)、《打击侵略者》(华纯,1965)、《白求恩大夫》(张骏祥、李舒田、高正,1965)、《奇袭白虎团》(王炎、苏里,1972)、《闪闪的红星》(李昂、李俊,1974)等。

4.改革大潮下爱国电影的多样化(1977-1989):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爱国电影的创作视野、观念、元素等都得到了思想解放;不少战争电影在反思战争的同时,流露出对人道主义的肯定,因而呈现出一种新风格,导演的代际(第三代与第四代,乃至第五代的同堂共舞)特征愈加明显。在叙事层面上,爱国电影渐将国族宏大叙事模式细化为个人化的家国叙事;而在美学层面,不少作品的电影语言实现了承前启后的现代化变革,题旨表达更加温情,领袖伟人形象日渐平民化、俗常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小花》(张铮,1979)、《保密局的枪声》(常彦,1979)、《归心似箭》(李俊,1979)、《今夜星光灿烂》(谢铁骊,1980)、《南昌起义》(汤晓丹,1981)、《风雨下钟山》(袁先、韦林玉、里坡,1982)、《四渡赤水》(蔡继渭、谷德显,1983)、《一个和八个》(张军钊,1983)、《巍巍昆仑》(郝光、景慕奎,1989)、《百色起义》(陈家林,1989)、《开国大典》(李前宽、肖桂云,1989)等。

5.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等主旋律电影的继承与创新(1989-2010):自1987年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正式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之后,如何在新形势下弥合主导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缝隙,以及肯定电影的娱乐功能和对外国优秀电影的借鉴,都引为国产电影时下与未来创作之必须。基于此,“主旋律电影”顺理成章地成为国产宣教类电影的代名词。1990年代至世纪之交,伴随着电影发行体制的改革,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主旋律电影在强调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同时,在创作手法與风格建构上也慢慢呈现出与娱乐片、艺术片适度融合的倾向。代表作有《开天辟地》(李歇浦,1991)、《大决战1:辽沈战役》(李俊、杨光远,1991)、《大决战2:淮海战役》(李俊、蔡继渭,1991)、《大决战3:平津战役》(李俊、韦廉,1992)、《长征》(翟俊杰,1996)、《大转折:鏖战鲁西南》(韦廉,1996)、《大转折:挺进大别山》(韦廉,1996)、《大进军:解放大西北》(韦林玉,1996)、《大进军:南线大追歼》(赵继烈,1997)、《大进军:席卷大西南》(杨光远,1998)、《大进军:大战宁沪杭》(韦廉、石伟、和小江,1999)、《横空出世》(陈国星,1999)、《冲天飞豹》(王瑞,1999)、《太行山上》(韦廉、沈东、陈健,2005)、《建国大业》(韩三平、黄建新,2009)、《铁人》(尹力,2009)等。

6.军事题材等新主旋律电影的升级换代(2010-2021):审慎考察,这一时期军事题材等新主旋律电影与娱乐片、艺术片的融合态势更明显(尤其是类型化倾向)。它们显然借鉴了《拯救大兵瑞恩》(史蒂文·斯皮尔伯格,1998)、《拆弹部队》(凯瑟琳·毕格罗,2008)、《血战钢锯岭》(梅尔·吉布森,2016)等好莱坞战争电影类型化的有益经验,进行了本土化语境下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实践;在将主流意识形态自然流露的前提下赢得广大受众认可的同时,也悄然呈示出类型化了的主旋律电影的艺术化提升倾向。代表作有《建党伟业》(韩三平、黄建新,2011)、《飞天》(王珈、沈东,2011)、《智取威虎山》(徐克,2014)、《百团大战》(宁海强、张玉中,2015)、《湄公河行动》(林超贤,2016)、《建军大业》(刘伟强,2017)、《血战湘江》(陈力,2017)、《战狼2》(吴京,2017)、《红海行动》(林超贤,2018)、《红星照耀中国》(王冀邢,2019)、《我和我的祖国》(陈凯歌、张一白、管虎、薛晓路、徐峥、宁浩、文牧野,2019)、《攀登者》(李仁港,2019)、《金刚川》(管虎、郭帆、路阳,2020)、《我和我的家乡》(宁浩、徐峥、陈思诚、闫非、彭大魔、邓超、俞白眉,2020)、《悬崖之上》(张艺谋,2021)等。

(二)革命历史的视角(以“历史/红色记忆”为中心)

1.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讲述这段历史的优秀影片有《开天辟地》 《建党伟业》《南昌起义》《建军大业》等。它们或描述中国共产党初创时的艰难,中国道路的必然选择(推翻专制腐败政府,建立民主政权),或展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正确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红军)的正式创建(践行党指挥军队的原则,“支部建在连上”),让人看到并深刻感受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及初心为民、无私奉献的伟大情操。

2.土地革命。涉及这一历史阶段的优秀影片有《党的女儿》 《红色娘子军》 《洪湖赤卫队》《闪闪的红星》《小花》《百色起义》等。它们或描述个体参加红军闹革命的经历、信念,或展示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彻底觉醒、投身革命,对翻身得解放的渴望与胆识。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明示了之于中国革命,基于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性;而这显然也是对“耕者有其田”,劳动者有占有自己劳动成果权利的公平意识的正向趋同。

3.长征。描述这段历史的影片不是太多,但《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长征》等片也展现出不俗的艺术魅力。它们让人看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保留革命的火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的艰辛历程;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为千千万万劳苦大众谋幸福的钢铁意志坚定不移、与天齐高。

4.抗战。展示这段历史的优秀影片颇多,其中又以直接书写中国共产党率领的八路军、新四军团结人民誓死抗战故事的影片为主导,如《风云儿女》《中华儿女》《塞上风云》 《八千里路云和月》 《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 《柳堡的故事》 《狼牙山五壮士》《鸡毛信》《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野火春风斗古城》《太行山上》《百团大战》等。此外,书写抗战初期延安红色政权的有《红星照耀中国》,写与敌伪斗争的有《刘胡兰》,写东北抗联对敌殊死战斗的有《赵一曼》《归心似箭》,写对敌(兼及国民党右派投降主义、伪满政府等)谍战的有《永不消逝的电波》《青春之歌》《悬崖之上》,写国际友人支援中国抗战的有《白求恩大夫》。这些影片不管聚焦英雄个体,还是聚焦英雄群像,都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打击日本侵略者 ,“救国于危亡,救民于水火”的坚定决心和视死如归的壮怀激烈,感天动地、可歌可泣。

5.解放战争。与书写抗战的影片相似,再现解放战争的优秀影片数量亦多。当然,写正面战场的在数量上占有多数,如《南征北战》《智取华山》《渡江侦察记》《董存瑞》《红日》《烈火中永生》《今夜星光灿烂》《风雨下钟山》《巍巍昆仑》《大决战1:辽沈战役》《大决战2:淮海战役》《大决战3:平津战役》《大转折:鏖战鲁西南》《大转折:挺进大别山》《大进军:解放大西北》《大进军:南线大追歼》《大进军:席卷大西南》《大进军:大战宁沪杭》等。另外,写清剿国民党反动派余匪的有《林海雪原》《智取威虎山》等,写对敌谍战的有《羊城暗哨》《英雄虎胆》《保密局的枪声》等,全面把握解放战争及共和国建立的有《开国大典》《建国大业》等。在整体层面上,这些影片大都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大众推翻腐朽政权,还政于民的烈烈赤诚与建设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宏伟愿景。

6.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再现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丰功伟绩的优秀影片大致有两类:一是再现异常惨烈的抗美援朝战争,如《上甘岭》《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奇袭白虎团》《金刚川》等;二是写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如讲述我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横空出世》,描述国产飞豹战机试飞成功的《冲天飞豹》,抒写我国能源战线取得重大突破的《铁人》,颂扬中国登山队取得历史性记录的《攀登者》,全面把握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重大创举的《我和我的祖国》等。这些影片大多体现出国族誓死捍卫革命果实的伟大决心及新中国党和人民大干快上,力争国富民强的赤诚情怀。

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抒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壮举的优秀故事片虽不是很多,但再现神舟七号载人飞船成功上天的《飞天》,书写中国勇士在异域维护祖国尊严,或积极保护中国侨民的《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抒写新时代脱贫攻坚伟大战略终于实现的《我和我的家乡》等,都让人非常震撼。它们揭示了独立自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得到众多实惠的全国人民的幸福与喜悦。

二、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与艺术化

(一)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

毋庸置疑,2010年以降,《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悬崖之上》等片,以令人耳目一新的视听实践“突破历史——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相统一的类型化的主旋律电影赢得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的创作态势”(曹峻冰:《中国主旋律电影类型化的有益探索与启示》,《艺术百家》2017年第5期)。可以说,拓宽边界、跨类融合是这些类型化了的主旋律电影的制胜路径。在当下突破边界、类型融合的大趋势、大背景下,主旋律电影及主旋律元素已经呈现出可喜的新趋向,“两种原本相去甚远的电影样式(主旋律影片和类型片)日渐体现出惊人的同构性,即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和类型电影的主旋律化”(峻冰、杨伊:《主导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缝合:新主旋律大片的意識形态策略——以<战狼2><红海行动>等为例》,《文化艺术研究》2018年第3期)。

(二)类型化了的主旋律电影的艺术化提升

在某种程度上,《血战湘江》《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悬崖之上》等片或多或少地体现出类型化了的主旋律电影的艺术化提升趋向。如果说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是由经典、主流、宏大向娱乐、类型、商业的借鉴,那么类型化了的主旋律电影的艺术化则又进一步,将类型进行了形式化、精英化、艺术化改造。诚然,类型化了的主旋律电影完全能够借鉴艺术电影的有益经验。在适度照顾娱乐功能的同时,将审美功能生动有趣、自然而然地编织进叙事编码,从而既能赢得较高的经济效益,亦能引导和提高大众欣赏品味,增强自身艺术价值,进而成为 “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5日)。

三、百年电影的红色基因之根本

(一)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取得成就的影像化

纵观中国百年电影史,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在中国电影中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红色记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百年中国电影史既是中国电影从稚嫩走向成熟,从弱小走向壮大的艺术发展史,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半封建、半殖民的国族沧桑中走出,为中华民族争取民主、独立、解放及富强的革命斗争史。

(二)不同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所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策略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无疑,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革命和建设时期所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策略,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完善党的基层建设)等,对今天的现实仍具积极意义。显然,脱贫攻坚战略的最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抗击新冠疫情的决定性胜利等都说明了这一点。没有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号召,没有成千上万的解放军将士和白衣卫士的勇敢逆行,没有众多基层共产党员长期的辛勤付出,这些成就的取得显然是不可能的。同样,这些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智慧结晶,对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仍将具有切实的推动作用。

(三)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

回顾百年红色电影的历史演进,缅怀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的光辉瞬间,在深感“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同时,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军民一家,民主集中制。夫子云:“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能够说,只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践行科学发展观,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这艘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就能行稳致远,与全国人民一道,驶向更加美好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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