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学习生活应当如何度过？
摘 要：通过对《新亚学规》的考察可知，该学规主要探讨了“职业”与“事业”、“知识”与“人格”、“课程”与“师长”、“求学”与“做人”、“专门”与“博通”这五对概念之间的关系，分别涉及大学学习的目标、内容、资源、原则、方法五个方面。上述探讨蕴含着一种独特的大学学习理念，即大学生应该以成就“事业”作为自己进大学的目标，故而其在大学期间应该既要求取“知识”，又要修养“人格”;既要重视“课程”，又要重视“师长”;既要注重“求学”，又要注重“做人”;既要注重“专门”，又要注重“博通”。《新亚学规》所推崇的学习理念值得大学生们参考，对于高校推进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模式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钱穆;新亚书院;《新亚学规》;大学学习生活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1）03-0008-08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1.03.002
新亚书院，一所既传统而又现代的大学，1949年由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人创立于香港。经过短短十余年的时间，新亚书院即迅速发展成为“海内外中国文化之重镇”[1]。1953年3月，新亚书院发布了《新亚学规》[2]。新亚书院之所以借鉴中国古代书院普遍采用“学规”这样的教育形式和手段，其用意正如其前言所说，希望新亚书院学生能够“随时诵览，就事研玩”，并由此深切了解“新亚书院之精神”。可见，《新亚学规》乃新亚书院的一个纲领性文献，当中寄托着以钱穆为首的新亚书院创校先贤们对于新亚学子如何度过自己宝贵的大学生活的深切期望。
综观《新亚学规》全部24条可知，此学规主要涉及职业与事业、知识与人格、课程与师长、求学与做人、专门与博通等与大学生活密切相关的五对关系。就其实质而言，此五对关系主要讨论的是大学生的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学习资源、学习原则、学习方法这五个方面。本文主要通过对《新亚学规》所蕴含的上述五对关系及五个方面的探讨，希望能够给当今中国的大学生们顺利而又充实地度过自己的大学生活提供一些参考。
一、学习目标：“立志成功事业，不怕没有职业”
作为现实世界当中的人，不管是为了养活自己还是服务社会，大家都离不开一定的“职业”。也正因此，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进大学学习，自然是希望将来离开大学之后，能够凭借其大学“资历”以及在大学中学到的知识与技能顺利地找到某种“职业”。在现代社会，仅仅追求“职业”与“资历”，只要没有损害别人的利益，没有违法犯罪，此种追求客观上说也应当是允许的。
我们固然不能要求人人都是圣人，但人活在尘世间，总还有境界高低之不同。“小我”与“功利”无疑都是重要的，谋“职业”与谋“资历”也都是应该的。作为一名大学生，如果专为这些“打算”，自己的视野、气魄未免太低，自己将来的贡献也必将为其所限，此一情况实际上正是孔子所说的“画地自限”（《论语·雍也》）。但非常遗憾的是，从中小学到大学，整个校园，甚至整个社会，几乎到处都弥漫着“画地自限”这样的“浅薄观念”。也正因此，钱穆才忧心忡忡地提出，作為大学生，一定要“祛除小我功利计算，打破专为谋职业、谋资历而进学校之浅薄观念”（《新亚学规·四》）。
既然大学生不应该拥有这样的“浅薄观念”，那么，他们在大学里甚至在人生中到底应该追求什么？对此，钱穆的回答非常明确：“事业”。在钱穆看来，“事业”不同于“职业”的地方在于：“职业仅为个人，事业则为大众”（《新亚学规·五》）。可见，“事业”与“职业”的区别在于两者的出发点与归宿的不同。而为了号召大家追求自己的“事业”，钱穆进一步鼓励大家：“立志成功事业，不怕没有职业。专心谋求职业，不一定能成事业。”（《新亚学规·五》）钱穆这样说，显然并非不重视“职业”，而是认为，作为一名大学生，一定要志存高远，一定要“先立乎其大者”（《孟子·告子上》），一定要有大气魄、大视野、大担当！之所以应当如此，其原因正如他基于自己的人生阅历与历史视野所说的：“只见人有大志而小成，却不见有人仅小志而大成的。更不见有人乃无志而有成的。”[3]可见，追求“事业”，则“职业”自在其中。因为“事业”是为大众的，大众自然不会亏待那些为其着想的人。相反，若仅追求“职业”，不仅不一定能成“事业”，有时甚至连“职业”也未必能追求得到。目标低，则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必然随之降低;自己对自己的要求降低了，即使有所成就，最后的成就也必然有限。
对于大学生来说，伟大的“事业”从哪里来？自然是“先有伟大的学业，才能有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事业”不会平白无故地从天而降，伟大的“事业”只能产生于伟大的“学业”。
怎样的“学业”与“事业”才堪称伟大？毋庸置疑，任何“学业”与“事业”，必因其“敬爱自然，敬爱社会，敬爱人类的历史与文化”（《新亚学规·七》）而堪称伟大。也正因此，所有相关的知识，传授相关知识的师友，及立志担当上述相关知识的自身人格皆堪称伟大，皆值得我辈敬爱。此处所谓“敬爱人类的历史与文化”，敬爱的对象不仅应包括异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也应包括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但近代以来，直至今天，我们很多中国人都把自己的敬爱奉献给了异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而对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却满怀鄙夷、不屑甚至憎恨。试问：作为一名中国人，不了解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又如何能真正了解异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即使有所了解，其了解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与此同时，现今有些人不是“敬爱”其“自身人格”，而是恰恰相反，在想方设法糟践自身人格。平庸甚至低贱的人格，如何承担得起伟大的“学业”与“事业”？
伟大之“学业”与“事业”，自然是“敬爱自然，敬爱社会，敬爱人类的历史与文化”之“学业”与“事业”。但对于个体来说，自然、社会、历史、文化等，其范围太广，个体只能选择其中的某一个方面进行研究，由此，则必然涉及个体的兴趣问题。可见，对于个体大学生来说，伟大之“学业”与“事业”必然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自然、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敬爱”，另一方面则是自己的“兴趣”。无“敬爱”，则无由称之为伟大;而无“兴趣”，则与个体无涉，伟大的目标靠谁去达成？
二、学习内容：“你须在寻求智识中来完成你自己的人格”
进大学求学，固然要求“知识”。此处所谓的“知识”，不仅包括“知识”本身，还包括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而是一种广义的“知识”。但一方面，“知识”不是学生所应追求的全部;另一方面，对于学生来说，“知识”其实也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应该是决定如何运用“知识”的学生自身之“人格”。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钱穆才寄希望于学生：“你须在寻求智识中来完成你自己的人格，你莫忘失了自己的人格来专为智识而求智识。”（《新亚学规·一六》）相反，如果身为学生，却“忘失了自己的人格”，“专为智识而求智识”，其结果必然如陶行知先生在育才学校三周年纪念晚会上发表的著名演讲“每天四问”中所说的：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即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为非作恶愈大[4]241。
无论是钱穆的正面劝导，还是陶行知的反面警告，似乎都是老生常谈。正因为是老生常谈，很多人似乎都已习以为常，故而并不会引起他们真正的重视。但历史已经一再昭示我们：不重视这一问题的后果将会有多么严重！
一位曾在德国纳粹集中营中遭受过非人折磨的幸存者，战后辗转至美国，最后做了一所中学的校长。每当有新教师来到学校，他都会交给新来的教师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老师，我是一名纳粹集中营中的幸存者，我亲眼看到了人类不应当看到的情境：毒气室由学有专长的工程师建造;儿童被学识渊博的医生毒死;幼儿被训练有素的护士杀害;妇女和婴儿被受到高中或大学教育的士兵枪杀。看到这一切，我疑惑了：教育究竟是为了什么？我的请求是：请你帮助学生成长为具有人性的人。你们的努力决不应当被用于创造学识渊博的怪物，多才多艺的变态狂，受过高等教育的屠夫。只有在使我们的孩子具有人性的情况下，读写算的能力才有其价值。”[5]
这名校长的信虽然是写给中学老师的，但对于大学老师来说其实同样适用。集中营里建造毒气室的“学有专长的工程师”、毒死儿童的“学识渊博的医生”、枪杀妇女与儿童的“士兵”等很多人，不都是出自大学老师的“培养”吗？因此，和中学老師一样，大学老师也应当“帮助学生成长为具有人性的人”，而非批量地创造“学识渊博的怪物”“多才多艺的变态狂”“受过高等教育的屠夫”。学生自己则须明白：只有在自己具有“人性”的情况下，自己“读写算的能力”才可能有其“价值”;只有在自己具有“人格”的情况下，自己的“知识”才可能有其“价值”。相反，若丧失了“人性”与“人格”，则自己必将堕落为“学识渊博的怪物”等非人存在。
“人格”既然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到底应当如何提升自己的“人格”？无疑，大学校园文化的熏陶与教师人格的感召都是非常重要的途径，但上述两者都只是外因，最主要的还是要靠内因，靠学生自己的修养。
修养什么？当然主要是修养自己的心。因为每个人的心中不仅有意志，还有性情，因此，修养主要包括意志的磨练与性情的反省。如何修养？由于大学生主要生活在校园当中，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起居作息的磨练是事业，喜怒哀乐的反省是学业”（《新亚学规·二二》），你的意志磨练到什么程度，你的性情反省到什么程度，你的学业就会深入到什么程度，你将来的事业就会发展到什么程度。由此，钱穆告诫大家：“以磨练来坚定你的意志，以反省来修养你的性情，你的意志与性情将会决定你将来学业与事业之一切。”（《新亚学规·二三》）
三、学习资源：“不要仅注意一门门的课程，应该先注意一个个的师长”
说起师生关系和师生感情，很多熟悉中国教育史的人恐怕都会不由自主地转向中国古代书院并对其频频回眸。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书院当中，师生双方因为共同的兴趣与追求而走到了一起，同吃住、同学习、同交游，天长日久中，师生关系自然变得融洽起来，师生之间的感情通常也会变得越来越深厚。书院名师不仅通过自己渊博的学识来教育学生，其品德气节在不经意间也会给与其朝夕相处的学生带来莫大的感染。“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6]梅贻琦的这段话虽然表达的是他对理想校园生活的一种向往，实际上完全可以用来说明中国古代书院中的学习生活。
无独有偶的是，在师生关系的建立与师生感情的维系上，英国剑桥大学的学院制（Collegiate system）可以说非常类似于中国古代的书院。剑桥大学不像一般的大学，绝不只是一大群“学部”（Faculty）的组合（如文、法、理、工等），而是一大群“学院”（College）的结合（如三一、基督、国王、卡文迪什等）。剑桥以其学院制闻名于世，以至于剑桥被称为“学院式的剑桥”（Collegiate Cambridge）。在剑桥，所有的课程都是大学主持的，学位的考试与授予也是大学的事。学院只是宿舍，是吃饭、睡觉、谈天、讨论的地方。对于剑桥大学的这一特色，曾在剑桥大学就读，后来成为新亚书院院长的金耀基有过这样的总结：“大学的建筑虽然不少，但泰半是上课、研究的场所，比较是‘智性的;而学院却是老者安之、少者来之的居息论‘道之所，比较是‘感性的。”[7]23
剑桥大学学院制的核心是导师制。剑桥的学生一入学院之后，院里就会给他指定一位老师做导师（supervisor）。导师与学生有一定时间的接触，在一种面对面的情形下不拘形式地对话——此有“言教”的成分，但更有“身教”的成分。
不仅剑桥大学的学院制与导师制值得我们学习，英国人对待自己传统的态度同样值得我们学习。剑桥大学在其漫长的发展生涯当中虽然有过多方面的改革，但对学院的重视可谓一以贯之，对居息一堂的价值也可谓从未有过怀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英国人相信，在大学当中，“师生之不拘形式的接触以及学生们共食同宿，具有道德教育之效果，此为养成领导群伦及保护文化遗产之人物的正途。”[7]25英国教育家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曾经说过：“假使给我两个大学：一个是没有住院生活和导师制度而只凭考试授予学位的，一个是没有教授和考试而只聚集着几辈少年过三四个年头的学院生活的，假使要我选择其一，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8]纽曼的这段话鲜明地表达了英国人对待自己的学院制与导师制的情感。
有学者指出，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基本上是一种“横向的移植”，而非“纵向的继承”[9]。就前者来说，鉴于剑桥大学的学院制与导师制以及英国人对待自己传统的态度没有被横向移植过来，因此，其“横向的移植”实际上是颇不谨慎的移植;而就后者来说，因为对本土文化的全盘否定，这就导致包括书院制度及其精神在内的很多中国大学教育的优良传统只能沦落为“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上述两种情况结合在一起，致使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基本上变成了“课程中心”的教育，而非“人物中心”的教育。这样的教育比较重视课程知识的学习，但对于师生人格之间的碰撞却着意较少。对此情况，有着丰富教学经验与深刻历史视野的钱穆颇不以为然，故而提醒学生注意“师长人格”当更甚于“课程学分”，因为“课程学分是死的，分裂的。师长人格是活的，完整的。你应该转移自己目光，不要仅注意一门门课程，应该先注意一个个师长”（《新亚学规·一三》）。
新亚书院《招生简章》当中曾经开门见山地谈到，新亚书院之创办，既要“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又要“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10]。“宋明书院讲学精神”与“西欧大学导师制度”包容甚广，但两者无疑都十分注重良好师生关系的构建与维系，这应该是新亚书院立意向此两者学习的重点所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新亚书院在此方面的确取得了成功。也正因此，余英时在为新亚书院成立六十周年所撰的纪念碑铭中说：“新亚学规揭橥以人物为中心之教法，即重人师尤过于经师之意。桂林街时期师生不过数十人，名为学校，实等家庭。师如北辰，弟子则众星环拱。故经师人师合一，言教身教并施。”[11]
无可讳言，现代大学教育太过重视课程，重视所修课程之学分。课程及其学分固然要重视，但切莫忘记，具有一定学分之课程乃由活生生的师长所开设。如果说课程内容指的是显性课程的话，那么，开设课程之师长的人格、作风等则为隐性课程。钱穆在此实际上是提醒新亚学子去做“会学”的学生，即在注重显性课程之外，还要注重隐性课程。但在学校规模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制度性建构，将“宋明书院讲学精神”与“西欧大学导师制度”的精髓落实到学校日常生活当中，这是大学主事者必须重点思考的地方，也是其工作的难点所在。
四、学习原则：“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
钱穆认为，学问主要有“人统”“事统”“学统”三大不同的系统[12]。“人统”的中心自然是人，“学者所以学为人也”即为此系统所主张;“事统”的中心为事业，“学以致用”即为此系统所倡导;“学统”的中心乃学问本身，“为学问而学问”即为此系统之论点。《左传》中所谓“立德”“立功”“立言”大致与此三大系统分别对应。传统中国社会，学问重“人统”。在“人统”当中，“求学”与“做人”，两者是“融通合一”的：“求学”之目的主要在“做人”，“做人”之基础主要在“求学”。发展至现代，“学统”在中国社会则取“人统”之地位而代之。由此，原本融合在一起的“求学”与“做人”，现在却日趋分离，且在分离的两者当中，“求学”渐有超越、凌驾“做人”之上的趋势：“求学”主要是求学问，求知识，而“做人”则在客观理性与价值中立的喧嚣当中被很多人置诸不顾不问之列。
事实上，无论是在传统中国社会，还是在现代中国社会，人来到世上，“做人”无论如何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任何事情皆由人做出，什么样的人必然做出什么样的事。当然，此处所说的“做人”，并非做那种空有理想与抱负却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可见，“做人”应为“求学”提供方向与保证，而“求学”则为“做人”提供手段与工具。“求学”无“做人”则“盲”，“做人”无“求学”则“空”。从这个角度来说，“求学”与“做人”，两者无疑应当“齐头并进”，这应当是两者之间最为基本的关系。
“做人”虽然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却绝不是天生就会的，故而需要“学”。“学”有不同的途径：或通过生活实践来“学”，或通过书本知识来“学”。但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我们似乎越加重视书本知识，而轻视甚至遗忘了生活实践这一更加原始、更为本原的学习途径。“尧舜之前何书可读”[13]491，陆九渊的这一质问可看作是针对这一情况的纠偏，而并非否定书本知识之学习在成“人”过程中的重要性，否则，“某何尝不教人读书”[13]470这样的话就不会出自陆九渊之口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求学”乃“做人”之基础，“做人”乃“求学”之目的。可见，“求学”与“做人”两者不僅要“齐头并进”，更要能“融通合一”（《新亚学规·一》）。
进而言之，学有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分。若所求为自然科学，则求者必须具备“无我”与“忘我”之精神，踏踏实实与耐心等待之精神，服善精神、牺牲与孤往精神等;若所求为人文科学，则求者必须既要“无我”又要“有我”，要实事求是，要有积累功夫，要有服善精神，要有相信自己、不求人知之精神，要分工合作等[14]。可见，无论是求自然科学，还是求人文科学，“求学”即“做人”，“做人”即“求学”。换言之，“为学、做人，乃是一事之两面。若做人条件不够，则彼所做之学问，仍不能到达一种最高境界。但另一面言，训练他做学问，也即是训练他做人。”[15]可见，即使在现代社会，在“学统”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求学”与“做人”两者也要能“融通合一”。
当然，此处说两者当“融通合一”，并非说“求学”的唯一目的在于“做人”，而“做人”的唯一基础在于“求学”，而是认为“做人”乃“求学”众多目的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求学”乃“做人”众多基础当中最根本的一个。简言之，即“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求学之最高旨趣在做人”（《新亚学规·二》）。
把“求学”作为“做人”的“最高基础”，这样做出来的人因为有古今中外文化的熏陶，故而其天赋通常能够比自然成长的人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掘。“不识一个字”固然也能“堂堂地做个人”[13]447，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其生命的视野与厚度必将因为“不识一个字”而受到极大的局限。正是基于此一原因，当子路提出“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论语·先进》）的观点时，立即遭到了孔子的严词斥责。与此同时，若将“做人”作为“求学”之“最高旨趣”，则这样的“求学”才不会是盲目的、危险的，这样求出来的学问才可能充满了对生命的浓郁关怀，而非患有“温情不足”之病之学术[16]。
在日益专业化的现代社会当中，“求学”的目的无疑有很多，“做人”也只能是众多“求学”目的当中的一个，但“做人”这一目的十分特殊，它不是与其他目的并列的一个目的，而是任何其他目的都必须包含“做人”这一目的，任何其他目的都不能离此目的而单独存在。无“做人”这一目的，任何其他目的都可能是有害的、危险的;有此目的，则任何目的都是安全的、有保障的。也正是在此意義上，我们说“做人”是最根本的目的。社会不断在变，而在变化了的社会当中，“做人”的方式自然也在变，但无论如何，讲究“做人”的精神不能变。
五、学习方法：“你须先求为一通人，再求成为一专家”
大学生进校“求学”，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求得一门专家之学。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有学术与职业两个方面的原因。就学术而言，专业化是成为一名学者的必由之路，其原因正如怀海德所说：“我确信在教育中，如果你排除专精（specialism），则你必将摧毁了生命。”[17]而就职业言，是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专业化的社会，专业分工十分明确。如果自己没有学得一门专业，想在这样的社会里谋得某种职业，势必十分困难。而进大学读书，每个人都投入了大量的金钱、时间与精力，投入之后要求回报，这也是合乎情理的事情。
正是因为存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现在很多大学生都把成为专家当作自己的理想，而现在很多大学也只希望能够培养出越来越多的专家。应该说，这样的想法，在知识爆炸的当今时代是无可厚非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也是应该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成为一名专家。有很多人认为，博通太过浪费时间与精力，是成为专家的阻碍。于是，为了能够快速高效地培养专家，有些大学甚至在学生进校之初就迫不及待地开启了他们的专业化学习之路。
殊不知，无论是对大学还是对大学生来说，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都无异于缘木求鱼，自己越努力，反而离目标越遥远。为什么会这样呢？道理很简单：不博通，则不知自己才性之所近;不知自己才性之所近，则如何作最适合自己的专门之进修？而不能作最适合自己的专门之进修，则如何成长为真正的专家？可见，博通不是目的，博通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才性之所近。正因为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才性之所近颇不容易，故而大学最基础、最根本的任务不是专业教育，而应当是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应该是通识教育之后水到渠成的发展结果。也正因为这一原因，钱穆才告诫大家：“于博通的智识上，再就自己才性所近作专门之进修;你须先求为一通人，再求成为一专家。”（《新亚学规·九》）相反，如果认为博通会影响自己成为一名专家，在此情况下，即使能够成为专家，那也是运气使然。可见，不重视博通的大学教育实际上是凭偶然来培养人的，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国家对民族前途来说，这样的大学都不是负责任的大学。
因此，作为大学生，在“求学”的初始阶段，我们一定要努力开放自己的心胸，开阔自己的视野，将“人类文化之整体”当作我们“学业事业之广大对象”（《新亚学规·十》）。这样做，实际上并不只是让我们向外看，而是在向外看的同时又向内看，看自己内在的“天才与个性”究竟何在。但非常遗憾的是，很多大学都只重视外在的对象，致使学生内在的天才与个性受到忽视，因而基本上处于无人问津的自生自灭状态。与此同时，很多学生也只关心什么专业最能挣钱，最容易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很少甚至从不问自己的兴趣所在。所学非所乐，这样的学生怎能成就自己的学业与事业？事实上，一个人在其天才与个性遭到轻忽的情况下，他也只能随波逐流，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在此风气之下，不知有多少天才被浪费了，有多少个性被泯灭了！如此，则社会的活力与创造性从何而来？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样的事情更可惜？要说浪费的话，这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浪费，最令人痛心的浪费。
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所说的天才，并非仅指那些伟大人物的内在天赋，“其实天才人人均有，且每一人可不止仅有一项天才。只是有时各人将自己的天才埋没了，或者我们太看重现实功利，以致忽略了。”[18]正是痛心于天才的浪费与埋没，钱穆才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自己的天才与个性，为一切学业事业之最后根源。”（《新亚学规·十》）人的“天才”与“个性”是“本”，是“源”，而“学业”与“事业”则是从“本”上生出来的“枝”，是从“源”里发出来的“流”。假如“本”受到了培植，“源”受到了疏浚，则“学业”与“事业”必将日新而月异。此一情况正如朱熹所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19]相反，如果“本”被拔掉了，“源”被堵塞了，则“学业”与“事业”就失去了“本”和“源”，而失去了“本”和“源”的“学业”与“事业”将如何发展？
“博通”的重要性已如前述，“专门”是不是就不重要了？如果这样理解的话，我们就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事实上，正如钱穆所提醒的：“博通仍自专门之学来，并非离开了专门，别有所谓博通。”[20]钱穆之所以特别重视“博通”，主要是针对“只知专门，不求通学”的时代风气有感而发并药治其偏枯的。简言之，“专门”乃纵向上的挖掘，“博通”乃横向上的拓展。“专门”与“博通”两者似相反而实相成，实际上谁也离不开谁：没有“博通”的“专门”一定是盲目的“专门”，而没有“专门”的“博通”一定是空洞的“博通”。
举例来说，如专读《论语·学而》篇，这显然是“专门”。《论语·学而》篇读完之后，接下来再读《论语·为政》篇，这就从“专门”变成了“博通”。但因为读的都是《论语》，因此，从总体上看，又可以说是“专门”。以如此方式读完《论语》之后，接下来如果再读《孟子》的话，这又从“专门”变成了“博通”。而因为《论语》与《孟子》同属儒家学派，因此，这实际上仍可看作“专门”。读完儒家之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去读道家，这又是一种“专门”。而从儒家跨入道家，显然是更大的“博通”。可见，“专门”与“博通”两者实际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对于学者来说，“专门”与“博通”就是他的两条腿，两腿都健全，他才能走得更快，更远！
六、结语
综上可知，《新亚学规》主要讨论了“职业”与“事业””、“知识”与“人格”、“课程”与“师长、“求学”与“做人”、“专门”与“博通”这五对关系。其中包含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大学学习理念：一种是以专心谋求“职业”作为自己进大学的目标，故而其在大学期间必然努力求“知识”，重视“课程”，注重“专门”之学。另一种则是以成就“事业”作为自己进大学的目标，这样的大学生在大学期间既注重“知识”，又注重“人格”;既关注“课程”，又关注“师长”;既注重“求学”，又注重“做人”;既注重“专门”，又注重“博通”。上述两种大学学习理念，前者在现实当中为很多学生所遵循，后者则为以钱穆为首的新亚书院创校先贤们通过《新亚学规》所倡导。新亚书院办学的成功固然是多方面原因所致，《新亚学规》自然也是与有功焉。因此，新亚书院的成功，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新亚学规》的成功，是《新亚学规》所提倡的学习理念的成功。
说起这种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的学习理念，在中国我们不能不提陶行知先生。1917年，陶行知应郭秉文之邀，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刚刚回到国内的陶行知非常敏锐地发现了一个严重的中国教育问题：“我自回国之后，看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之必要。这种情形以大学为最坏。”[4]101-102基于此一发现，陶行知在1918年南高师召开的一次校务会议上提出以“教学法”来代替“教授法”的主张。1919年，陶行知应蒋梦麟之约，撰《教学合一》一文，針对上述问题说道：“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好像是学的事体，都被教的事体打消掉了。论起名字来，居然是学校;讲起实在来，却又像教校。这都是因为重教太过，所以不知不觉地就将它和学分离了。然而教学两者，实在是不能分离的，实在是应当合一的。”[4]17
时至今日，陶行知先生当年所关注的问题究竟解决了没有？从主体（性）教育、生命（化）教育、教育人学等理论近些年在中国的相继登场可以看出，在中国的学校里，“先生只管教”的情形依然很严重，因为在“只管教”的“先生”那里，学生绝不是鲜活的、具有独特个性与主观能动性的主体、生命和人，而只是一个个等待被填满的容器而已。可见，理论上的纷呈，折射出的是实践中的贫困。一百年弹指一挥间，中国教育的面貌在此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因为教育系统内外的原因，“重教太过”的问题至今依然存在。
不言而喻，“重教太过”的教育必然会忽视学生的兴趣，而学生一旦丧失了内在的学习兴趣，发展至大学，则很可能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第一，虽然也在学，但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懵懵懂懂地处在“只管受教”的状态;第二，浑浑噩噩地“混日子”，而最常见的现象就是在网络游戏中挥霍着自己宝贵的青春岁月;第三，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与迷茫，有些人则很容易也很自然地将自己的时间与精力转向外在的名利。懵懵懂懂地“只管受教”和浑浑噩噩地“混日子”的人，自然很难成长为钱学森所期待的“杰出的人才”[21]，而一个全力关注外在名利的人，长此以往，恐怕很容易变成钱理群所忧虑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22]。
针对上述现象，为了全面提高高校人才培养的能力，切实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2018年6月21日，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成都召开的“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严正指出，“高校要以学生为中心办教育”[23];而教育部随后在9月17日出台的《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中，则把“学生中心，全面发展”作为办学的基本原则之一，认为不仅要注重“教得好”，更要注重“学得好”[24]。由此可见，长期盘踞在中国教育界的漠视学生的主体地位，不尊重学生的学习兴趣的问题绝不能再存在下去了。为了根除此一顽疾，切实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原则，国外固然有很多做法可资参考，钱穆在《新亚学规》当中所提出来的，植根于儒家教育思想和书院办学传统的[25]，且被实践证明确实行之有效的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的学习理念，应该更加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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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Spend Academic Life in College：
Center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Academic Code of New Asia College
—— Center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Academic Code of New Asia College
WEI Zhaofeng
（School of Education，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Xianyang， Shaanxi， China， 712082）
Abstract：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cademic Code of New Asia College， we can see that it mainly discusses the five pairs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ofession” and “career”， “knowledge” and “personality”， “curriculum” and “teacher”， “learning” and “being a person”， “specialty” and “general knowledge”， which covers the idea of college learning from the five dimensions of learning goals， learning content， learning resources， learning principles， and learning methods. It contains the unique academic ideal that college students should take the a successful career as their goal of entering college， so they emphasize on both “knowledge” and “personality”， pay attention to“curriculum” and “teacher”， focus on “learning” and “being a person”，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learning of “specialty” and “general knowledge”. The idea of college learning contained in the Academic Code of New Asia College is not only worthy of refere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but also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promotion of student-centered educational model in colleges.
Key words：Qian Mu; New Asia College; the Academic Code of New Asia College; the academic life in college
（責任编辑：杨 波 钟昭会）
收稿日期：2021-02-24
作者简介：
魏兆锋，男，安徽当涂人，博士，西藏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教育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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