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争论及建议
许明 张立光
摘 要：为应对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财政部有关人士提出“财政赤字货币化”，引起财政金融学界激烈争论。从理论基础、国外实践经验、必要性、风险与困境等方面对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进行研究，认为现阶段我国并无必要进行财政赤字货币化，提高财政政策效率才是关键。建议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强化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和优化融资平台。
关 键 词：财政赤字货币化;现代货币理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恶性通胀
中图分类号：F830;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2517（2021）02-0011-09
DOI：10.16620/j.cnki.jrjy.2021.02.002
一、引言
为应对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中共中央政治局2020年5月15日召开会议指出， 积極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协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刘尚希（2020）提出“财政赤字货币化”，在财政金融学界引起激烈争论[1-2]。其实，许多经济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各种形式的赤字货币化，认为其是特殊时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同模式之一。近年来，许多学者对美日欧大量赤字货币化实践的效果评价也是结论迥异，因此，有必要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概念出发，对其理论背景、国外实践、我国适用性、风险与困境等进行研究，以此作为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配合路径的参考。
二、相关理论
（一）赤字货币化的相关概念与辨析
对于赤字货币化（债务货币化）的定义，存在一定的争议。
有学者从政策执行程序的角度分析，认为狭义赤字货币化的本质是财政当局以增发国债为核心的积极财政政策导致的经济体系中货币供应量的增加[3-4]。尹铭显（2019）认为赤字货币化主要指各国央行通过发行货币方式为政府债务融资，其主要方式包括现金转移国库、 一级市场购买国债、债务减记、债务转化[5]。但是，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在相关法律中禁止狭义的赤字货币化，如美国的《联邦储备法案》、欧盟的《欧洲联盟条约》、日本的《日本银行法》、我国的《中国人民银行法（2003年修订版）》中都有相关明确禁止的条文。部分学者从政策施行的结果分析，认为央行负债表中政府债券的增减才是关键。孟祥娟（2015）、郭玮（2018）、尹铭显（2019）、杨昱（2016）等认为，量化宽松指的是央行通过购买久期较长的资产（尤其是政府债券）而注入超出常态所需规模的基础货币的行为[3-6]，虽然央行并未承诺永久持有，但从实际来看，政府还债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可将该情形下的量化宽松归类为广义的赤字货币化。张雪莹等（2017）认为，央行在二级市场买卖长期政府债券，虽然不属于狭义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从本质上来看也是为政府债务提供融资，可看作广义形式的财政赤字货币化[7]。
除此之外， 财政赤字货币化还包括一种情况， 即央行直接向个人发行货币， 不增加政府债务，又称为“直升机撒钱”，方式有支票、银行转账、提高养老金比例等[7]。还有学者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定义与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周革平（2001）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未必导致通货膨胀， 只有在货币供给大于经济增长对货币的需求时，才会导致通货膨胀[8]。陆挺（2020）提出，赤字货币化的本质是政府通过通货膨胀来减少政府实际债务负担[9]。
综上所述，关于赤字货币化的概念本质上均为央行（货币政策）为政府（财政政策）融资，但从政策执行方式上来看有直接和间接区别，学者们将此区别与赤字货币化的狭义概念和广义概念相对应。具体而言，狭义的赤字货币化（或直接的赤字货币化）本质是央行直接为政府提供债务支持，直接为财政赤字融资;广义的赤字货币化则侧重于央行与财政的政策配合， 央行通过提供流动性支持为财政融资，后者是否称为赤字货币化尚有争议。
（二）赤字货币化的理论基础：现代货币理论
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理论依据， 张晓晶等（2019）和周春生等（2020）认为现代货币理论为赤字货币化提供了逻辑合理证明[10-11]。20世纪90年代，现代货币理论作为后凯恩斯主义的分支被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提出，主张打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边界，通过货币融资解决财政赤字问题。
1.现代货币理论
孙国峰（2019）认为现代货币理论吸收了主权货币论或货币国定论、内生货币理论、功能性财政、金融不稳定假说、存流量一致模型与三部门均衡等理论[12]。张晓晶等（2019）和李黎力（2019）认为现代货币理论有主权货币论、功能性财政与就业保障三大核心观点[10，13]。
一是主权货币论。货币是政府债务凭证，只与未来税收债权相对应。经济活动中各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是货币存量和流动相互作用的结果。国际收支平衡时，本国私人部门净储蓄的变动来源于本国政府部门赤字规模的变动。二是财政平衡没有意义。政府发行主权货币，能创造货币履约，永远不会违约;当政府增加支出时，私营部门获得大量货币供给，货币需求却基本稳定，利率下降;在充分就业之前并不会出现通胀问题。三是就业保障。只有政府能协调个体与公司目标的冲突、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冲突，因此由财政代替央行承担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通胀的职能。扩大政府支出的主要措施是通过调节统一基本工资标准，并将其作为宏观经济稳定器。
2.对现代货币理论的评价
现代货币理论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与主流经济学格格不入，自然招致了大量质疑。其中很多批评直指现代货币理论的不足之处，也有很多只是错误解读。具体而言：
在理论支持与基础逻辑方面，首先，现代货币理论是否支持赤字货币化存疑。梁捷等（2020）认为，完全货币主权的国家总是以创造货币的方式进行支出， 财政赤字就不该被主权货币税收收入限制，这为赤字货币化提供了理论基础[14]。而贾根良等（2020）持相反意见，认为国债是否会转化为货币取决于私人部门的选择， 而非政府部门的选择，因此现代货币理论不等于财政赤字货币化[15]。其次，货币国定论存疑。梁捷等（2020）认为将税费作为货币起源和发展的惟一原因过于片面，没有考虑市场创造货币的能力[14]。孙国峰（2019）也认为，现代货币理论在货币创造主体、货币创造层次、货币创造制度三方面有缺陷[12]。
在央行独立性与货币政策有效性方面，部分专家认为央行独立性是伪命题。贾根良等（2018）认为，在中央银行独立的情况下，财政政策仍会影响货币市场，作用与货币政策相似;主权货币国家总是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从央行融资，这与中央银行不独立的情况没有本质区别[16]。但上述论调也遭到质疑，Lavoie（2013）认为，现代货币理论将央行和财政部门简化合并，政府通过征税来调节基础货币规模基本不可能[17]。孙国峰（2019）认为，禁止央行向财政透支的制度安排是现代银行信用货币体系的基石[12]。
在政策实行效果方面，贾根良等（2020）认为积极的政府赤字支出能够在实现就业的同时保持物价稳定[15]。梁捷等（2020）认为，基于货币内生性假设，央行不能控制货币供给或银行准备金，利率促进金融稳定的效果有限[14]。但部分专家持否定态度，认为现代货币理论支持的无上限政府债务会产生通货膨胀，引发金融风险、汇率崩盘等一系列系统性风险[18-20]。现代货币理论主张名义利率为零，会导致实际利率为负。很多专家认为，零利率政策往往无法退出，非常规政策失去效果，甚至引发流动性陷阱。Dell‘Ariccia等（2018）认为非常规货币政策在通缩压力根深蒂固时有效性变差[21]。孙国峰等（2018）认为存款利率零下限严重阻碍了负利率的传导，导致负利率政策效果不佳[22]。
综上所述，虽然不能说现代货币理论等同于财政赤字货币化，但其确实为财政赤字货币化提供了部分理论支持。现代货币理论在当今国际经济环境下很有吸引力， 很多核心观点也有其可取之处，比如切实分析了现行货币政策的不足，主张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要进行紧密配合，这是应对全球债务高企、通货紧缩以及经济衰退的良药，但其完全忽视货币政策作用的逻辑是片面的，并且对政策失控的危害估计过于乐观，在这方面遭受多数经济学家的批评也是理所当然。
三、赤字货币化的国外实践
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 由于兼具积极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工具的特征，财政赤字货币化成为主流的调控手段[4]。史锦华等（2013）发现，各国通过央行购入大量中长期国债解决财政融资问题，实施货币政策[23]。尤其是为应对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停滞甚至是衰退， 各国政府采取包括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QE）在内的大规模刺激经济计划。据IMF报告，2020年全球财政支出高达9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12%， 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已达到全球GDP的128%①。
（一）美国
高玉伟等（2012）、周宇霞等（2018）发现，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美国先后三次大规模施行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增持包括中长期政府债券在内的各种证券， 导致美国的赤字货币化风险很高，可能削弱各国对美元的信心[24-25]。2020年3月中旬美联储启动无限量QE措施与零利率政策，其资产负债表规模骤增至7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QE资金都用于购买政府债券， 支持美国经济刺激计划。2021年3月拜登政府通过1.9万亿美元刺激计划，美联储也保证货币政策维持宽松，此举抬高美国十年期国债利率，并一度对股市造成冲击。美国财长耶伦认为疫情之前美国通胀水平过低，刺激计划不会造成通胀激增。但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认为过强的刺激政策会带来过大的财政赤字和通胀压力，影响美元价值和金融稳定。瑞银、华尔街日报等机构也持相似观点。
对冲基金Axiom负责人Gordon Johnso认为， 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弊端日益显现，美国货币政策走向被巨额资产负债表规模绑架，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美国的金融市场更关注其对货币政策独立性造成的影响。不少金融机构认为，一旦美联储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影响，会彻底改变美国金融市场规则，可能导致资产剧烈波动与实体经济衰退。
（二）欧洲和英国
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欧盟启动了新冠紧急采购计划（PEPP），此后两次扩大总规模至1.85万亿欧元，延长期限至2022年3月。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认为，2021年市场利率大幅上升，不继续“放水”会导致融资条件过早收紧， 拖累欧洲经济复苏速度。
而英国央行将重点放在逆周期缓冲和降息上，认为量化宽松政策不能解决实体经济流动性和融资问题，因此新出台的政策组合并没有量化宽松和资产购买计划。
（三）日本
英国金融专家Turner（2018）称日本政府能够在不引发通胀的情况下提振财政支出，并认为这种债务水平可持续，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日本政策与现代货币理论有共同之处[26]。早在2016年，日本央行就表示继续推进货币宽松， 大举买入国债，令日本财政赤字持续扩张。目前日本政府债券占GDP的比重高达250%， 但并没有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状况。而郭玮（2018）认为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并没有起到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低效的[4]。周子炜等（2016）认为日本央行逐渐丧失了独立性[27]。
并且现代货币理论尚未获得日本主流政界和经济学家的支持，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否认了日本是现代货币理论成功模型的观点， 并声明一旦物价接近目标，日本央行就会讨论退出宽松政策。事与愿违，为应对新冠疫情， 日本央行进一步加大放宽货币政策力度，允许央行无限量购债，不断扩大经济抗疫注资计划（已扩大至110万亿日元），无上限提供充足外汇资金。但2020年日本经济收缩4.8%，显示量化宽松政策并未起到期望效果。
综上所述，虽然理论界还在讨论赤字货币化是否可行，但广义的赤字货币化已经悄然在美日等主要经济体中出现。为应对新冠疫情的冲击，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和日本央行2020年在量化宽松政策上就投入了5.6万亿美元①。据摩根士丹利策略师Matthew Hornbach预测， 这西方四大央行在接下来2年内将至少再印钞5万亿美元，致使其资产负债表之和达到30万亿美元②。
从效果来看，其缓解了财政政策的融资难题，似乎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的现象， 但副作用也较为显著，包括催生资产价格泡沫、积累债务风险、政策依赖性大、难以退出、未来政策空间显著缩小等。因此，财政赤字货币化可作为紧急情况下宏观调控的工具，解决短期财政支出支持不足的问题，长期使用可能带来较大危害。
四、 我国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必要性讨论
（一）我国的宏观经济环境
在疫情冲击下， 我国面临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但是否已经严峻到必须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来刺激经济的程度， 学者们存在不同意见。
刘尚希等（2020）认为，财政实际上到了非常困难的地步[2]。一是中央对形势的判断十分严重。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的两个“前所未有”：“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对冲疫情影响，财政政策必须更加积极有为。二是地方债到了偿债高峰，风险并没有真正化解。各地的税收大幅度下滑，半数以上省份的地方财政收入下降幅度超过10%，同时又有大量的刚性支出，如抗击疫情、救助企业和贫困家庭， 部分地区为了恢复经济发放消费券等。而专项债不能用于抗疫的刚性支出，只能用于有一定现金流的项目。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偿还过度依靠土地财政[28]，随着土地制度改革，以及“住房不炒”等政策的出台，地方债构成了金融风险。但也有经济学家认为我国经济形势和金融市场恢复情况较好。徐高（2020）认为，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我国经济已经开始明显复苏，国内总需求已经有明显扩张迹象，经济增速也呈现回升态势[29]。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
1.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Kiovu（2009）、盛朝晖（2006）、盛松成等（2008）、战明华等（2015）认为，由于金融市场政策性约束多、利率市场化改革还有深化空间、股票市场不够完善等因素限制，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以信贷渠道为主[31-34]。但是，世界上发达经济体多采用利率渠道传导[35]。盛松成（2012）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由于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波幅较大，信贷渠道对经济的影响有限[36]。陈奕丹（2019）认为货币渠道在我国还是主要方式，但也由此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整体较弱[37]。刘尚希等（2020）认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对小微企業和个体经营者来说是不畅通的，无论怎样扩大货币供应，也很难到达实体企业[2]。但吴晓灵（2020）持相反意见，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正常的，虽然中国的银行体系在信贷的公平性上存在问题，但央行可通过再贷款调整信贷结构[38-39]。周小川（2020）认为，我国金融机构和基层紧密联系，因此金融体系可以更好地服务于防控疫情[40]。
2.财政政策传导机制
多数学者认为财政政策在疫情救助方面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 但也有学者认为财政政策传导机制存在问题。杨荣（2020）认为， 在附加社会救济社会扶持性的信贷投放上，财政政策更有效，手段更多，期限也更加长[41]。程实（2020）认为，当前中国仍以间接融资为主，依然是财政决定金融，财政扩张的乘数作用短期内对重启实体经济的作用更明显[42]。但周小川（2020）认为， 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和顺畅程度有限，原因是将财政资金层层分解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生一些截留、挪用[40]。
（三）挤出效应与地方债的可持续影响
1.挤出效应
临时性突破传统的赤字率等财政约束指标是中国应对非常形势的非常之举，但如何进行赤字融资仍是讨论的焦点。刘尚希（2020）建议央行直接从一级市场买入，原因是应对疫情支出，政府发行更多国债，社会资金恐不能完全消化，或产生挤出效应，抬高市场利率;央行直接提供零成本的融资，也可减少政府债务成本[1-2]。
相对于刘尚希提出的“挤出效应”，管涛（2020）认为，市场对政府债券有较强吸收能力[43]。截至2020年4月末，其他存款类机构政府债券持有占比65.8%。而2014年末，商业银行与信用社持有合计占70.5%。政府债券持有占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可以增加约3万亿元国债持有。吴晓灵（2020）预计银行与其他机构可持有国债约5.8万亿元，只要央行和财政密切配合，政府债券市场发行是可行的[39]。而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20年财政赤字规模仅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 抗疫特别国债也仅发行1万亿。曹远征（2020）认为，国债一直是中国居民首选的金融资产，国民抢购热情高涨，不存在国债难以融资的问题[44]。王永利（2020）认为，只要企业、个人、金融机构愿意购买国债，央行最好不要直接购买国债[45]。
2. 财政赤字货币化对中国债务的可持续性影响
在债务总量方面，中国政府在主要经济体中债务负担较轻。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截至2019年末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为54.2%，低于国际警戒标准（60%），而发达国家该比例平均为100.6%，二十国集团平均为84.4%。
即便下一阶段赤字有所增加，中国政府债务负担仍应在可承受范围内。在债务成本方面，一是中国政府利息支出平均仅相当于名义GDP的0.4%，低于美国1.5%的水平;二是央行持有国债，财政付息也可通过央行利润上缴的方式回收。
在地方债的可持续性方面，徐洋（2019）认为虽然地方债数额庞大，但是尚可控[28]。地方债务需求增大的根本原因是财政分权导致地方资金缺口加大[46-51];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举债约束力较小[52]。因此，若不根据问题根源解决地方债问题，只是一味通过赤字货币化这样的政策缓解，无异于饮鸩止渴。曹远征（2020）认为，地方政府债务本质上是财政问题，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关系、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只有理顺这些关系才能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单纯靠财政赤字货币化无法解决[44]。
综上所述， 对我国宏观经济环境的争论中，悲观者主要是从中央会议和地方债情况来判断， 而乐观者的主要依据是我国迅速控制住疫情，经济形势好转趋势非常明显。2020年，我国成为全球惟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抗疫成果显著，但疫情的冲击对我国产业链和出口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对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分析，主要争论点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的效率和有效性高低。其实，争论孰优孰劣和主次之分对于应对疫情冲击而言不是那么重要，两者各自的不足之处更说明了两者协同的必要性。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我国总体债务较轻，但地方政府债务数额庞大。
学者们没有考虑隐性债务的问题，并且对于地方债问题而言，财政赤字货币化只能缓解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五、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风险与困境
财政赤字货币化历来被视为货币政策的禁忌，可能会导致一系列问题，如破坏财政纪律，造成恶性通胀等。但是，很多学者认为，财政赤字货币化是有边界的，只要对政府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就能避免赤字货币化的负面影响。
财政赤字货币化可能破坏财政纪律。
纪敏等（2017）认为，地方政府和其地方融资平台扩张债务意愿十分强烈[53]，而疫情又缩减地方政府收入并增加了抗疫支出。若开启财政货币赤字化，现有的政策措施难以精准调控地方政府举债等债务扩张行为[54]。郭江宁（2011）、Bayoumi（2014）、刘涛（2017）认为政府的惯性会破坏长期改革成型的稳健财政货币纪律， 导致货币政策被财政巨额发债所绑架，若长期施行，会加重通货膨胀的压力[55-57]，降低货币政策传导的效率[58-59]。在此基础上，杨子晖等（2014）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较弱的现实增大了财政驱动的通货膨胀风险[60]。桥水基金创始人Dalio（2019）认为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将创造和分配货币、信贷和支出的权力全部交给政府，很难相信这种系统能够正常运转[61]。但贾根良等（2018）认为，央行独立性是伪命题[16]。陈道富（2020）认为，财政对财政赤字货币化肯定有自我约束，比如高通胀与债务可持续性和有效管理等方面的考虑，这些维护长期利益的考虑给予了必要的自我约束[62]。
财政赤字货币化可能造成恶性通胀。Auerbach等（2005）认为，财政赤字货币化下的量化宽松政策会提高人们的通胀预期[63]，引发实际利率水平下降，总需求增加，产出和通胀水平上升。对于我国来说，胡爱华（2011）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我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和货币供应量[64]。何慧刚（2003）、张明（2020）认为，赤字货币化本质上是货币投放，增加基础货币，产生创造货币的效应，可能引起恶性通货膨胀[65-66]。但李成威（2021）认为，赤字货币化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率急速上升[67]，刘尚希等（2020）认为货币是非同质的，而且货币不只是用作交易的支付手段， 仅看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并不能得出通货膨胀的结论[2]。只要适当控制赤字货币化的规模，短期内不必过分担忧赤字货币化会引发恶性通货膨胀。
综上所述，对于财政赤字货币化风险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财政纪律和恶性通胀上，支持者主要的观点是央行独立性不是完全的，并且财政也有自我约束能力，但是财政自我约束能力不足就会进一步加深财政收支的脆弱性。即使央行独立性有限，也能起到强化赤字风险管理的作用。赤字货币化是无最优政策情况下的次优选择，到达不得不实施该政策的经济状态时，对其实施时段和规模管理是规避恶性通胀等风险的重要手段，央行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替代。
六、结论与建议
赤字货币化是应对非常时期非常情况的非常措施选项之一。新冠疫情对全球的冲击已经影响公共部门债务的可持续性。
在当下这种经济阶段，对部分国家而言， 采用赤字货币化政策是无奈之举。但从我国国内情况来看，中国是全球率先控制住疫情并实现经济复苏的国家， 传统政策空间依然充裕，没有采用赤字货币化的必要。但是对我国面临的形势也不能过于乐观，供应链断裂、转移，经济下行和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已经对我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要畅通传导渠道，协调配合，各司其职。在货币政策方面，完善货币政策框架，健全利率传导通道，发挥利率政策工具的结构性调节作用，提高信贷渠道传导效率。在财政政策方面，健全转移支付机制，做好事中事后监督，保证资金层层到位。在此基础上，动态比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对空间和边际效用，适应经济实际不断优化政策搭配和协调机制，将更有助于务实地走出政策困境。
二是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第一，财政应当从紧安排财政支出，用财政担保和财政贴息的方式引导金融资金的投入，用少量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金，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维护财政纪律，维护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第二，建立健全宏观调控类财政支出制度，完善突发事件财政刺激的程序安排，确保中小企业及时有效得到财政支持，保住就业、保住复工复产的基本盘，同时避免以前大刺激的后遗症。
三是更好地发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积极作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行为是隐性赤字货币化，其投资行为有“准财政”的属性，融资又来自金融市场，因而正是结合了财政和货币来创造总需求的有效工具。要更好地利用这个创造需求的有效工具，减轻经济的下行压力。但是也应当注意，地方政府要完善融资平台管理制度， 控制债务融资规模，提高债务自偿能力，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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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ate and Comment on Current Monetization of Fiscal Deficit
Xu Ming1， Zhang Liguang2
（1. Payment and Settlement Office， Jinan Branch of Peoples Bank of China， Jinan 250021， China;
2. Financial Research Office， Jinan Branch of Peoples Bank of China， Jinan 250021， China）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economic impact caused by the COVID-19， experts in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proposed Monetization of Financial Deficit， which aroused fierce debates in financial academia. After studying the theoretical basis， experience of other countries， necessity， risks and difficulties， the paper believes that it is not necessary to monetize fiscal deficits at this stage.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fiscal policy is the key. So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ordination of fiscal policy and monetary policy， and strengthen the leverage of fiscal funds and optimize financing platforms.
Key words：
monetization of fiscal deficit; modern monetary theory; fiscal policy; monetary policy; hyperinflation
（責任编辑：李丹;校对：卢艳茹）
收稿日期：2021-01-18
作者简介：许明，男，山东东营人，硕士，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张立光，男，山东沂南人，博士，研究方向为货币政策与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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