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研究述评
臧豪杰 张笑言
[摘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形成的政治文明建设新思想、新论断。本文在分析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研究范式与理路的基础上，重点阐述相关研究的几个中心议题，进而进行研究评价与展望。现有研究已取得丰厚成果，但存在多侧重政策解读、政治行为主体单一和现实关照度不足等问题，未来应进一步增强研究的学理性、系统性和实效性。
[关键词]习近平;政治生态;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1）06—0010—06
[作者简介]臧豪杰，男，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哲学、政治现代化研究;张笑言，女，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党内政治生态建设。
2013年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指出“改进工作作风，就是要净化政治生态”，首次提出了政治生态一词。此后政治生态作为高频词在党和政府的各级会议上频繁出现，形成了从“净化”到“重构”再到“营造”这一层层递进的逻辑理路。2020年7月，习近平在吉林考察时进一步指出“把政治生态建设作为基础性、经常性工作，实现正气充盈、政治清明”，表征着政治生态建设的常态化要求。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意蕴深厚的完整理论体系，对加强清明政治建设、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学者们对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本文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概述，并对其做出评价和前景展望，以期望为深刻把握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增强政治生态建设成效提供参考。
一、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研究的范式与理路构建
（一）我国政治生态学的发展奠定研究范式
20世纪中期，西方学者受社会科学的科学主义现象影响，将生态学的原理与研究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领域，政治生态学的研究由此展开。20世纪80年代，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尝试用政治生态学的研究范式分析我国的政治活动与现象，沿着“从政治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中研究政治现象产生和发展”这一思路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代表学者有王沪宁、王邦佐、刘京希等人，他们先后借用系统分析理论和生态学研究方法对我国行政发展、政党制度和政治体系进行研究，结合中国实际分析我国政治生态系统的价值导向与基本构成，为学界后来对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的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此外，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不断发展，我国政治实践获得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郝宇青认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实践使得当代中国从权威政治走向了日常政治”[1]，政治发展成果与现实社会政治矛盾都切实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直面现实、改造现实成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动力。此时政治生态化作为政治发展的目标取向得到了学者们广泛认同，并从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反腐倡廉、社会管理等多个视角推动了理论的深化，政治生态理论与我国政治现实进一步贴合。
（二） 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引导研究理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着眼于“四个全面”整体战略布局，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在正风、肃纪、惩贪的进程中，一些领域和部门查处出了系统性、塌方式的腐败案件，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关键性和紧迫性愈加凸显。习近平将全面从严治党与建设清明政治生态紧密联系，强调了政治生态建设的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学界正是以此为逻辑起点展开对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的研究，并形成了由基础性研究向具体性研究扩展的研究理路。
首先是基础性的研究。戴长征指出政治生态不仅是政治系统要素相互关系的总和，也是政治发展环节的内在机制和发生机理，以此为依据对腐败问题进行探讨[2]。孔云峰于2014年第一个以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为题进行著述，指出了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中的政治发展环境意蕴，并进一步评析其价值要素和内容构成[3]。2015年，李斌雄、姜向红首次区分党内政治生态与党外政治生态，探索我国政治生态建设的问题与对策[4]。此外還有郝宇青、刘京希、陈朋、黄相怀等一批学者对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的语境、内涵、价值、实践路径进行了基础性的分析，此时的研究成果理论性较强，为后来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具体性研究的问题阈相对缩小，现实针对性进一步增强。如2017年，冯留建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生态建设的基本路径，以民主法制建设为基调对党内生态、行政生态与社会生态建设路径进行总结。[5]2018年，杨平结合党建理论与政治实践，论述党内民主是良好政治生态构建的根本途径，并从党内民主文化、权力、选举、决策与监督等具体环节给出对策[6]。2020年，田长生以系统论为依据探讨政治生态建设中“关键少数”作用的系统发挥[7]，使优良政治生态的营造与政治体系运行相结合。此外，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相关研究中还出现了基层、党建、脱贫、新时代、网络、大众传媒等关键词，具体化、针对性的研究得到了学界进一步关注。
总体来看，随着党风廉政建设深入推进以及净化政治生态取得显著成效，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的研究呈现出从基础走向具体、从分散走向集中的研究进程。同时也要看到，这里的基础性与具体性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种研究思路相辅相成，随着我国政治生态建设的实践发展不断完善。
二、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研究的几个中心议题
（一）有关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的内涵解读
关于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学术界在研究中使用概念不一，除“政治生态思想”以外，还有“政治生态观”“有关政治生态的重要论述”等相似用法。政治生态一词内在包含着系统性、整体性、有机性、平衡性、主体性等规定性，学界一般将其看作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政治系统和其他系统相互作用、影响、制约的生态联动。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有科学的内在机理可寻，其内涵解读也是相关学界研究的基本点，相关研究可分为三类。
1.基于习近平对如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论述把握主要内容。陈东冬认为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培育积极向上的政治文化以及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是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主要内容的五个组成部分[8]，并对其进行价值排序。王海霞总结党的十九大以来的新要求，认为理想信念、政治生活、选人用人、法规制度，“关键少数”五方面是习近平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新思想中的意蕴[9]。
2.在第一类基础上，有学者把习近平论述有关什么是良好政治生态或为什么要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内容也纳入到了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中。如黄蓉生认为坚持广大人民利益和宪法法律至上是构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本质要义，以建设廉洁政治为目标，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10]。孙照红将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党面临的各种考验与风险作为重要性和紧迫性也纳入到了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中[11]。
3.此外有学者运用系统性思维在理论上进行归纳升华。邓志宏认为党风和政风是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的两条主线，并解析权力运行生态、非权力运行交往秩序、监督惩戒生态为构成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的三个维度[12]。唐海潇从系统构成要素的角度出发，指出习近平对政治生态建设的系列重要论述可划分成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13]。宏观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世界新形势在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中分别起着承载、驱动与协调的作用。此外中观系统和微观系统涉及改革、发展、党建以及党群关系、政治权力、政治纪律等发展要素，表明了政治生态建设的全局作用与要求。杜和平、吕峰认为从系统高度把握政治生态思想，应当看到政治生态之于经济生态、文化生态、自然生态等自然系统的重要地位和两种方向的发展可能，需要不断涵养，一经污染则需执政党发挥自身治理功能系统治理、综合施策[14]。
（二）有关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的理论特色及时代价值研究
学界主要从理论效用和内容两个角度切入分析习近平政治生態思想的理论特色。从效用上看，齐高龙、郑曙村抓住习近平“环境—系统”式政治生态思想的创新点，指出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为民族复兴提供了有效的实践原则和发展路径[15]。孙雪、解红辉指出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符合现阶段政治经济的发展规律，具有全面性、深刻性、针对性和全局性的特点[16]。从内容上看，段勇、何莹认为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执政党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聚焦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思想，且尤其注重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和工作作风，具有继承性和创新性、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17]。
关于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的时代价值，学界一般从政治生态良性发展对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民族复兴伟大任务等时代命题的意义进行探讨。张瑞认为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包含丰富的哲学方法论，例如比较分析法、辩证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和依法而治的方法，[18]能够合规律地增强政治生态建设实效。刘吉发、何梦焕着眼于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的生态思维与生态方式，认为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顺应人类社会政治实践的发展规律，继承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思想，从而引领政治文化发展和政治生活生态化。[19]
（三）有关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的形成背景研究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是一个包括政治变迁在内的社会整体进步进程”[20]，政治发展实践突出表现为国家治理的重大进步与存在严峻挑战并存。学界主要从政治发展问题、党的历史担当以及理论积淀分析了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形成的背景。
1.政治发展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廉洁政治建设的制度化与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政治生态建设的机制创新与净化能力显著增强。但由于制度改革衔接不当、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等原因，出现了一些政治生态问题。多数学者探讨了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蕴含的问题导向，一般涉及理想信念滑坡、党内政治生活失范、党员干部作风问题与腐败等现象。例如陈晓燕从权力结构与政商关系视角分析以山西省为例的矿产资源丰裕地区的政治生态恶化现象及净化机制构建[21]。高祖林指出分散主义、“圈子文化”与“四风”问题是党内政治生态建设须彻底解决的现象。[22]杨平则认为，政治生态出了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党内民主出了问题，是党的肌体的健康和活力出了问题。
2.党的历史担当。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的形成与党中央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高远的政治眼光密不可分，其演变可分为十八大以前的孕育积累阶段和十八大以后的正式提出和形成阶段。王辉、王让新认为习近平面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现实、新环境，深刻认识并不断强调要重构一个良性循环的政治发展环境和社会环境，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民族复兴。[23]汤俊峰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在全面从严治党上坚持标本兼治、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使党内政治生活和政治生态明显优化。[24]基于十八大以来取得的显著成效和面临的挑战，王海霞指出党的十九大强调要“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工作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提升。
3.相关理论积淀。多数学者认为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人管党治党经验的继承和发展。张亚东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观的概念，分析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党和国家历代领导人思想的一脉相承以及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批判吸收。[25]此外，我国政治生态学的发展成果也为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准备。
（四）有关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的实践路径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建设的历史性与具体性，学界深入探讨了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净化政治生态的分析框架，即我国政治生态实际，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体实践路径。
有关我国政治生态发展实际，学界总体从基本环境、内在结构和生成运行机理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关于基本环境。王辉、王让新基于人民观视域指出，一个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制度构成了中国政治生态的基本资源。政治生态建设与党的战略资源以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也有学者论述了大众传媒、大数据技术以及互联网等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政治生态建设环境的影响。第二，关于内在结构。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赋予政治生态以新内涵，柳宝军将我国政治生态划为党内党外两个圈层，并指出党内政治生态由生命系统、环境系统、价值系统和行为系统构成[26]。刘少东提出我国政治生态三重结构说，并说明其核心层是党内政治生态、关键层是国家政治生态、基础层是社会政治生态[27]，为解析政治生态构成开辟新视角。第三，关于生成运行机理。政治生态是动态要素和静态要素的耦合体，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刘少东认为我国政治生态的特殊运行规律表现为党风带动政风，从而推动社会风气发展，反过来社会风气的逆向作用也会通过政风影响党风。马华、冀鹏运用“长时段”理论考察基层政治生态的生成与发展，认为自然地理环境、文化、制度、政策四要素以动态圈层结构的形式在各个阶段对政治生态进行塑造，并着重强调了政治文化的影响[28]。王希鹏、宫铭认为政治生态的发展过程表现为政治主体、政治环境和政治关系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过程[29]，为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与实践相结合指明了具体着力点。
同时学界主要从精神文化层面、制度与法治层面、技术手段层面对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的具体实践路径进行提炼。
1.精神文化层面。刘京希认为只有民主和以之为前提的政治与法律制度设计，才能够在制度层面一揽子解决权力的来源和制约这两个关涉政权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根本性问题，为孕育良好政治生态提供前提。首先，要以党内民主带动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杨平指出党内民主是构建良好政治生态的根本途径，并具体分析了民主文化、民主权利、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各个环节的具体措施。其次，对政治文化激浊扬清，构建积极健康的政治文化。刘吉发、何梦焕提出要培养生态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文化层面稳固习近平政治生态观。习近平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问题，思想层面是习近平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阵地。黄蓉生强调理想信念教育的根本性地位，要用党的科学理论为指导，解决党性观念淡薄、政治立场不稳、理念信念动摇等问题，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徐志栋认为应把理想信念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抓好，推进理想信念教育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30]
2.制度与法治层面。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党中央应持续发挥政治生态建设的顶层设计功能，最终营造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政治生态环境。徐志栋强调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是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方向保证。第一，以制度建设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其原则性，常武显认为要发挥党内政治生活在构建政治生态中的基础功能，通过作风建设增强执政能力，营造干群良性互动[31]。陈朋强调要从制度体系的质量着手，政治生态结构功能的发挥，离不开制度结构的支撑。[32]夏美武从系统平衡视角指出要重视加强政治权力结构、利益结构、制度结构和阶层结构的调整和完善[33]。政治生态评估体系的建设也得到了学界关注，徐华平、孙艳春等学者有针对性地探讨了完备评估体系的构建路径。反腐败是我国政治生态建设的切入点和有效契机，学界对其在制度层面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孙关宏认为反腐败应对用制度对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利进行调整。[34]邓志宏强调党内监督和政治巡视在反腐败斗争中的重要作用，指出要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方面增强监督实效。第二，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完善法律体系，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是社会各界的共识。蔡娟从纪法协同视角强调要注重党纪与国法的有效协同，为政治生态建设培育良好的法治环境、政务环境和社会环境。[35]
3.技术手段层面。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政治生态建设开辟了更为广泛的路径，“互联网+大数据+政治生态建设”成为学界研究的关注热点。杨慧、许欢分析了大数据在营造和修复清廉政治生态时的功能，认为应通过建立大数据技术、政治生态系统和权利运行相结合的生态价值链，实现生态与权利的和谐发展。[36]李明德、黄安强调大众传媒在政治过程各方面效果突出，提出应在坚持主旋律的前提下增强网络监督。[37]此外，另有学者对实践路径的国际合作进行探索，如刘吉发、何梦焕认为要以全球化视域践行习近平生态政治观，开展国际社会的生态合作，构建人类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责任共同体。
三、对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研究的评价与展望
（一）對现有研究的评价
学界以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的相关论述为逻辑起点，以中国政治发展实际为立足点，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进行了多层次、多方面的解读。这些研究通过对内涵、时代价值、形成背景与实践路径四个中心议题的解读取得了丰硕成果。理论研究应当处理好把握理论与面向实践二者之间的张力，这也是以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为对象的研究活动的永恒旨向。现有研究在理论把握和理论与实践的呼应度上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多侧重政策解读，学理性研究不足。学界偏向于对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的相关讲话、报告、政策的表层解读，基础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内涵界定多直接指向如何让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这一层面，很少有学者会综合何为良好政治生态以及何以建设良好政治生态进行提炼概括。此外，学理性研究有待提高，对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的内在机理与发展规律认识不够。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运用生态学的系统思维为解决我国政治生态领域的失范问题提供有力指导，体现着我国政治深入发展的诉求。作为一个体系完备的独立理论，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中“政治生态”的内涵与原有含义是否存在差异？如何借助政治生态学理论探讨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内蕴的政治生态建设规律？仍需学界结合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进一步厘清。
2.多侧重党内政治生态，系统性研究不足。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不仅指明我国政治研究的新思路也回应了近代哲学从线性到系统的思维方式转向。习近平多次强调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联动，相关论述涵括着党、政府、社会三层范畴。目前学界的研究主体偏重党内政治生态和政府政治生态，以人民群众为行为主体研究不够充分。研究党内政治生态的文章占多数，并在具体实践路径上就理想信念、党内政治生活、选人用人导向、党内法规制度和党内政治文化等方面基本达成了共识，以此为突破口推进对我国政治生态研究走向深入。社会政治生态是我国政治生态圈层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如何提高人民群众政治参与效能，增强政治生态系统活力，是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实践效能研究中的短板，需要加以补充。
3.多侧重理论分析，现实关照不足。从发展政治民主到构建政治生态评价体系，从严肃政治生活到发展积极健康的政治文化，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的实践路径得到了广泛探讨。但在理论与实践呼应过程中，具体化、实效化的案例分析缺乏，从而导致理论指导效能打折扣的现象。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我国政治发展实际息息相关，学界在进行宏观设计和微观对策的研究中，不仅要注重理论高度与深度，还要紧密关注鲜活政治现实，思考理论落实的效用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做到制度法治的强制性与政治行为主体心理认同等软约束相结合，最大程度发挥出相关举施的作用。
（二）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研究还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为进一步增强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研究的学理性、系统性和实效性，未来研究应着重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理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以及政治生态建设经验，探寻其学理论据。第二，以系统性思维对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的内在结构和逻辑进一步凝练，对我国政治发展条件和资源进一步把握。第三，增强问题导向意识，关注我国政治生态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增加实证性研究，提升实践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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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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