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张锦池先生的治学思想与方法
林宪亮
[摘 要]张锦池先生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界的著名学者，在其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笔耕不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张先生的治学思想与方法深受其业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吴组缃先生的影响，但又有自己的心得，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学贵有疑”的治学思想，即不迷信学术权威，敢于大胆怀疑，勇于发现问题;“考论结合”的治学方法，即不空发议论，不尚空谈，主张论必有据，论必有考，考中有论，论求深刻;“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的治学路径，即从小的问题去着手，最终实现宏观的目标。张先生治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耗尽生命的最后一点力气，成就了其学术丰厚的一生，尤其是完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中国四大名著考论”——《红楼梦考论》《西游记考论》《三国演义考论》《水浒传考论》，这四部学术专著也是张先生对恩师吴组缃先生当年的承诺。
[关键词]张锦池;治学方法;学贵有疑;考论结合;小处着手，大处着眼
[中图分类号]I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308（2021）05-0073-06
一、引言
张锦池先生于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所有成绩均为五分（五分制）。吴小如先生在谈及张先生时说：“张君锦池，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六三年毕业之高材生也。”[1]张先生的第一篇论文是在吴组缃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大学三年级学年论文——《论薛宝钗的性格及其时代烙印》;第二篇学术论文是在林庚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大学五年级毕业论文——《论庾信在南北文风交流中的作用及其对唐诗的影响》，这是张先生学术生涯的初始，二位业师的精细指导，对张先生的治学思想与治学方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1963年，张先生大学毕业，赴哈尔滨师范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前身）任教，直至2020年去世，其学术生涯长达半个世纪，一直笔耕不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专著主要有：《红楼十二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初版，1986年再版，1995年第三版），《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华艺出版社1993初版，1995年再版），《西游记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初版，2003年再版），《紅楼梦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漫说西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2001年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海外发行），《西游记导读》（中华书局2002年出版），《水浒传考论》（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三国演义考论》（人民出版社2016年出版），以及论文数十篇，产生了广泛且极高的学术影响力。张先生的治学思想与方法深受吴组缃先生影响，但又有自己的心得，归纳起来，张先生的治学思想与方法，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学贵有疑”“考论结合”“小处着手，大处着眼”。
二、“学贵有疑”的治学思想
“学贵有疑”是张先生最为重视的治学思想。张先生一直把“识从疑处得，慧向拙中求”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也是强调一个“疑”字，可以说“疑”贯穿了张先生的整个学术生涯，在其著作或论文中，都体现了这一点。所谓“学贵有疑”，就是不迷信学术权威，敢于大胆怀疑，勇于发现问题，尤其是在那些习以为常的问题上具有非常的洞察力。冯其庸先生评价说：“（张锦池）读书精细，目光四射，烛照无遗。所以往往能见人之所不能见，于别人不经意处发现问题，提出新的见解，新的思路。”[2]
无论是读书还是治学，张先生均具有敢于大胆怀疑的精神和实践。
张先生不囿于学界各家之成说，敢于怀疑他们的观点，并发现他们存在的问题，取所当取，舍所当舍，融会贯通，最终解决问题。例如，关于《儒林外史》的结构问题，学界已经有了多种比较权威的说法，如“连环短篇”说、“功名富贵”说、“时间顺序”说、“单体多彩”说，对于这些观点，张先生没有迷信权威，而是综合分析诸家观点，并指出他们的不足，最后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儒林外史》以“人物传”为主要框架，吴敬梓笔下的“人物传”又是按照时间顺序展开的，因此，他将这种结构称之为“纪传性结构”[3]。
这篇文章观点的提出，是由“疑”众家之说而发，进而进行详细论证，得出更为合乎实际的结论，这就是张先生“学贵有疑”在学术研究中发挥作用的生动体现。
在具体的学术问题上，张先生常常能看出别人不易看出的问题，这其实也是由“疑”而来，即对文本大胆提出“质疑”。例如，张先生思考孙悟空与宋江待遇的悬殊问题。
孙悟空两次接受招安，一次当“弼马温”，嫌官小，一次封“齐天大圣”，嫌无实权;“摩顶受戒”后，当他“奋起千钧棒”时，打的就有他的“结义哥哥”牛魔王在内。宋江只接受了一次招安，其所以接受招安，又是为了“平虏保民安国”;且他与梁山好汉们的关系，又始终可谓“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一个被看成了不起的大英雄，一个被看成地地道道的投降派。这是怎么回事呢？公平吗？
此种“疑”直接促成了张先生关于《水浒传》的相关研究，他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大力论证《水浒传》的“忠义”说，提出《水浒传》是“乱世忠义的悲歌”，宋江是“忠义之烈”的典型等论断，直至最终结集为《水浒传考论》，这些都起源于对宋江看法而产生的“疑”。[4]
“学贵有疑，疑则思，思则学，学必有悟，是谓得之。”这段话是张先生印在《西游记考论》（1997年初版）封底的格言，可见他对“学贵有疑”的崇信，事实上，他也因此在学术上获益。“学贵有疑”的治学思想不仅是他始终奉行的学术理念，而且也成为日后他对自己学生的一种学术要求。张先生经常在课堂上讲自己百思而难解的问题，并说明何以百思不得其解，他还鼓励学生提问，多年来，他常留给学生一道题：“听课和读书后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不得其解？”以便激发同学们的求知欲望以及培养他们质疑精神。
三、“考论结合”的治学方法
张先生朴学功底深厚，其科学研究遵循“考论结合”的治学方法，不空发议论，不尚空谈，反对捕风捉影，主张论必有据，论必有考，考中有论，论求深刻。其代表著作《西游记考论》《红楼梦考论》《三国演义考论》《水浒传考论》皆有“考论”二字，这不仅代表了书中的内容有考有论，还代表着张先生对于“考论结合”这一治学方法的重视。
程毅中先生说：“这部《西游记考论》，考和论结合，的确是考证和义理兼长，属于‘论从史出’的写法。”[5]陈洪先生对于这种治学方法有更深刻的认识，他说：“（《红楼梦考论》）所‘考’，重点不在于发掘新材料，而在旧材料的梳理和辨析。作者的梳理工作相当细致，前辈及今人的成果多在视野之内，从而为辨析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而其辨析工作则思路清晰，充分显示出逻辑的力量，使旧曲翻出了新调。”[6]
确实如此，张先生的考证论文，新材料并不多，使用的多为旧材料旧文献，但他往往能在旧材料旧文献中发现新的问题，从而在某些学术问题上实现新的发现与突破，这当然靠的是一双慧眼。
关于《水浒传》中“征辽”的问题。宋江“征田虎、王庆”系后人所加，这已是学界的共识，但“征辽”故事是原本所有还是后人所加，学界还有一些争议，但一般认为是施耐庵的原著，而不是后人所加。张先生在吸收鲁迅、郑振铎等人观点的基础上，又从六个方面：蓟州的国家归属，鲁智深的偈语，宋江为什么在五台山参禅，梁山泊与蓼儿洼的地理位置，征辽后一百单八将的完整性，若将征辽、征田虎、征王庆去掉，不影响全书的逻辑性和故事的完整性，经过多个方面详细论证，最后认为《水浒传》中“征辽乃是伪墨”[7]，也就是征辽故事不是施耐庵的原创，与“征田虎、王庆”一样，也是后人所妄加。虽然“征辽”故事系后人所加，这一观点并非新颖，但张先生的论证却是新颖的，也就是他使用的佐证材料是新颖的。此外，既然证明“征辽”并非施耐庵的原著，这势必涉及到《水浒传》原著的回数问题，张先生又根据《易经》的数理文化，提出《水浒传》原著的回数当为九十五回。在这篇文章中，有考有论，考论结合，最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关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的年代，学界有多种说法，如“晚唐五代”说、“南宋”说、“宋末元初”说，张先生对这些观点一一加以辨析，进而指出它们在事理、逻辑等方面的缺乏。张先生通过内证的方法，确定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的上限和下限，也参考了其他的旁证，提出了比较确切的时间，最后认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应是北宋中后期的作品，今见《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非初刻本。其结论虽然不能完全确定《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成书年代，但就目前所见的文献来看，这种说法已经是极为精审和确切了。
再如，《曹雪芹生年考》一文，关于曹雪芹生卒年的問题，目前仅有两种曹雪芹年龄的文献记载，即“年未五旬”和“四十年华”，而这两种记载都不是准确的数字，文献还记载了曹雪芹的卒年——壬午年。因此，对曹雪芹生年的算法，学界基本都是由曹雪芹的卒年壬午年（乾隆二十七年）减去曹雪芹的年龄，这就是上推法，但“年未五旬”和“四十年华”均不是准确的数字，由约数上推的数字，自然不能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果。张先生摒弃了这种上推生年的方法而独辟蹊径，在脂评本第十三回的三条脂批上有了新的发现：一是“‘树倒猢狲散’之语，今犹在耳，屈指三十五年矣。哀哉伤哉，宁不痛杀！”（庚辰本第十三回眉批）二是“旧族后辈受此五病者颇多，余家更甚，三十年前事见书于三十年后，今余想恸血泪盈。”（甲戌本十三回眉批）三是“读五件事未完，余不禁失声大哭，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耶？”（庚辰本第十三回眉批）张先生对这三条脂批做了详细的分析，认为曹雪芹应生于康熙五十年戊戌（1718年）。虽然这一结论能否作为定论，还需要有更直接的文献资料证明，但从目前情况来看，这已是非常接近真实情况的，论证过程也是符合逻辑推理的。除了深入的考证，这篇论文还有精细的论述，层层深入，鞭辟入里，甚至还能结合生活经验。根据敦诚的《挽曹雪芹》诗小注：“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张先生对这段话有精到的分析，也就是相当于“考论结合”中“论”的部分，他说：“我的疑惑也就产生在这里。因为，照旧时中国人的约定俗成的说法，一过正月初一，便称不日前为‘年前’。若雪芹卒于甲申一二月或春分之际，则对‘前数月’将何以解？若雪芹死于某年‘除夕’，则如此写，倒‘正合榫’。”[8]56-57总体来说，这篇论文做到了有考有论，考论结合。
除了“考论结合”，张先生还进一步实践了对“三位一体”的探索，即“文本、文献、文化”相结合的研究路径，这比“考论结合”更进一步，实为后学之津梁。李希凡先生在1999年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说：“本次学术研讨会《通知》上的主题是‘面向21世纪，红楼梦研究文献、文本、文化的融通和创新’，包孕很丰富。这是一种整合研究的想法，是要在红学‘门槛’上有所突破。自然不能说过去的红学没有整合的研究，我看近年来陆续问世的张锦池的四部古典名著的《考论》，就是想走整合一体的研究路子。”[9]确实如此，张先生的许多文章，如《论唐僧形象的演化》《论孙悟空形象的演化》《论猪八戒的形象演化》《论沙和尚形象的演化》《再谈曹雪芹的结构学——〈红楼梦〉的均衡美及其数理文化论纲》等，都实现了“文本、文献、文化”三者相结合的研究。
四、“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的治学路径
张先生还非常重视本科生的教学，常年坚持为本科生上课。他说：“作为教师搞科研本身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目的是以科研促教学。”[10]他始终认为自己的第一身份是教师，其次才是研究者。他的论文大部分来自课堂上的讲稿，往往在课堂上讲述多轮，不断收纳学生的反馈意见，集腋成裘，最后才成文并发表。张先生在课堂上不讲大问题，而是专从小问题入手，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深受学生的喜欢和欢迎。张先生将他的教学方法也贯穿到了科研当中，这实际上也是他的研究路径——“小处着手，大处着眼”，即从小的问题去着手，逐步深入，最终实现宏观的目标。
张先生经常问学生一个问题，林黛玉是大脚还是小脚？这是一个小问题，但又涉及许多宏观的问题。要想回答好这一问题，一是需要熟读、细读《红楼梦》文本，要有一双善于发现问题的慧眼。二是需要进行合理的推测，《红楼梦》没有关于女性脚部的直接描写，当然也包括林黛玉，却有林黛玉走路姿势的描写，《红楼梦》第八回“比通灵金莺微露意，探宝钗黛玉半含酸”：“一语未了，忽听外面人说：‘林姑娘来了。’话犹未了，林黛玉已摇摇的走了进来。”林黛玉“摇摇的走了进来”，这种走路姿势说明什么问题，能否证明林黛玉的脚是小脚，这可以进行合理的推测。三是需要思考曹雪芹为什么这样描写，又如何从宏观上论证这一问题。例如，从社会学的角度、从曹雪芹对女性态度的角度、从满汉民族习俗的角度等。这一问题其实就很好地体现了张先生提出的“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的研究路径，由小问题入手，最终展现的是一个宏观的大问题。“从其论证的出发点来说，作者是胆大心细的，就其论证过程来说，作者又是极为耐心、面面俱到的。他赖以说服读者不仅是靠在一粒沙中见世界这样惊人的识见，同时也是靠身当绝顶，俯视众山这样开阔的眼光。”[11]
也即是张先生在其论文中，能够以小见大、触类旁通，从常被人忽视的细节作为切入点，然后层层展开，步步推进，最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例如，关于《红楼梦》的结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张先生的《〈红楼梦〉的结构学》一文，首先从“芳官的耳环”说起，进而对五个小问题（“人物安排”“章回布局”“重大关目”“情节线索”“通部格局”）加以探讨，层层推进，最后得出一个较为重要的结论：“它的总体特点是对称中有不对称、不对称中有对称，从而形成的均衡美。这种均衡美表现于人物安排、章回布局、重大关目、情节线索、通部格局，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但‘一主三从’、‘三正一闰’、‘四’、‘三’其数，则是其基本构架。”[8]353
再如，在《从“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解读诸葛亮艺术形象》一文中，张先生通过对“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三个小故事的详细解读，在一般认为“诸葛一生唯谨慎”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诸葛亮的谨慎是以大智大勇大德为其内涵的，是大智大勇大德的圆融，所以也就使之成为如同孔子所说的‘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的典范”[12]。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张先生从小问题入手，最后展现的是一个大问题，即对诸葛亮这一人物形象的重新认识。
又如，在《从〈金瓶梅词话〉的命名说开去——〈金瓶梅〉主体结构和主题思想论纲》一文中，从《金瓶梅》的书名这一小问题入手，最后展现的是一个大问题，即《金瓶梅》的改主体结构和主题思想，见地十分深刻，“《金瓶梅》的题名，……是富贵的象征，是所谓‘香焚古鼎，梅插金瓶’;分而言之，以‘金’指财富，以‘瓶’喻指权势，以‘梅’喻指女色。谓该书主要是写破落户西门庆，是如何以发了几笔横财而‘兴’，又如何以金钱换得权势而‘盛’。又如何凭钱权贪淫纵欲而‘亡’，至‘树倒猢狲散’”[13]。其最后认为《金瓶梅》并不是旨在诠释‘女子祸水’，而是在控诉钱权交易及其造成的罪恶。这个问题是由小问题而发，经过层层深入的论证，最终探讨的问题又是宏大的，这是典型的“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的研究方法。
五、结语
张先生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其中又以“四大名著”研究为重点。他通过孜孜不倦的五十余年的学术研究，实践并建构了自己的治学思想与方法：“学贵有疑”“考论结合”“小处着手，大处着眼”，通过张先生的实践证明，这些治学思想与方法是卓有成效的。当然，张先生的治学思想与方法也不局限于以上三点，这三点只是笔者对他治学思想与方法的粗浅总结，并不是张先生的全部。张先生治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耗尽生命的最后一点力气，成就了其学术丰厚的一生，尤其是完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中国四大名著考论”——《红楼梦考论》《西游记考论》《三国演义考论》《水浒传考论》，这四部学术专著也是张先生对恩师吴组缃先生当年的承诺。
[参 考 文 献]
[1] 张锦池.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序[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3.
[2] 张锦池.红楼梦考论·序[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3] 张锦池.论《儒林外史》的纪传性结构形态[J].文学遗产，1998（5）：97.
[4] 张锦池.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后记[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365.
[5] 張锦池.西游记考论·序[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
[6] 陈洪.材料为根，思辨为翼[J].文学遗产，1998（6）：108.
[7] 张锦池.《水浒传》原本无征辽故事考——兼说《水浒传》原本的回数[J].明清小说研究，2014（1）：81.
[8] 张锦池.红楼梦考论[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9] 李希凡.有感于“文献·文本·文化”的命题——由99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引起的联想[J].红楼梦学刊，2000（1）：4.
[10] 张锦池.三国演义考论·前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
[11] 晓问.导人探幽 别开佳景——评张锦池教授《红楼梦考论》[J].红楼梦学刊.2000（2）：297.
[12]张锦池.红楼梦考论[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353.
[12] 张锦池.从“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解读诸葛亮艺术形象[J].社会科学辑刊，2001（4）：145.
[13] 张锦池.从《金瓶梅词话》的命名说开去——《金瓶梅》主体结构和主题思想论纲[J].北方论丛，1999（5）：9.
〔责任编辑：屈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