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的文化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提 要]李达从唯物史观出发对文化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他在强调文化及其发展变化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同时，特别重视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及其能动作用。李达指出，不同形态的社会有不同形态的文化与之相匹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而无产阶级在获得国家政权后要立即进行文化的根本改造，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在这一过程中，要重视文化发展的继承性与连续性，还要结合民族文化并注重借助民族的形式。李达的文化思想为我们新时代的文化建设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推进新时代的文化建设，要明确方向———坚持正确发展道路，要做好自己———坚守文化的民族性，还要学人优长———借鉴优秀文化成果。
[关键词]李达；
文化思想；
唯物史观；
传统文化；
社会主义新文化
[作者简介]董祥宾：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
1 8 4 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断了中华文化自主发展的历史进程。在西方列强一次次的入侵下，在一次次侵略战争的打击下，中华民族遭受重创，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面对民族存亡危机，国人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图强之路，但不管是学习西方的器物还是学习西方的制度，都没能带来一个理想的社会，人们开始将寻求自救的目光转向思想文化。近代以来，西方思想文化如潮水般涌入国门大开的中国，在各种理论学说纷纷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身影也逐渐显现。2 0世纪初，唯物史观开始传入中国，但在五四运动之前只是被零星地介绍。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在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作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李达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他从唯物史观出发对文化问题进行了分析，对文化的发展变化、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等都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并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 对文化及其发展变化的阐释
李达对唯物史观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新阐释，推进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他坚持用唯物史观解释社会现象，强调生产力、经济生活对人类社会的根本决定作用，并依据唯物史观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对文化的发展变化问题进行了分析。
（一）对文化概念的理解
在其著述中，李达并没有就“文化”这一概念进行明确界定，但从其诸多论述以及对“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精神文化”“文化”等概念的前后使用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主要是从中观与微观两个角度使用“文化”这一概念：一是将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均囊括进文化中，二是将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要素作为文化的主要内容。
1.中观意义上的使用
李达在此种意义上所指称的“文化”外延很大，包含了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等上层建筑的所有内容。1 9 2 6年，李达出版了《现代社会学》一书，对唯物史观做了系统而深入的新阐释，着重分析了社会的本质、结构、起源以及发展变革等问题，辩证地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李达指出：“吾人假定社会为一建筑物。研究建筑物之构造时，可分建筑物为基础及上层建筑两部”①，“经济关系为构成社会之基础，政治法律科学艺术道德宗教哲学等为社会之上层建筑”②。他从“社会建筑物”这一假定出发，将社会结构划分为“社会之基础”与“社会之上层建筑”两部分，其中政治、法律、科学、艺术、道德、宗教、哲学等均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他进一步指出：“物质的生产关系构成社会之基础，与此基础相适应之精神文化之体系，构成社会之上层建筑。”③很显然，在这里他是用“精神文化”一词来指代整个社会上层建筑的，与上层建筑的概念等同使用。在《社会之基础知识》中，他也提到“我们要理解现代的政治、法律、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一切文化，唯有从现代市民社会的经济结构中去探求”④，更是明确将政治、法律、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归为文化之列，称之为“一切文化”。
2.微观意义上的使用
在这一层面上，李达将“文化”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等同使用，且在大多数时候将“文化”视为与政治相并列的部分。在李达的著作中，上层建筑被划分为“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两部分，除政治、法律之外，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等均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在《社会学大纲》中，李达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就要进行文化革命，并借用列宁的论述强调：“‘当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变革的任务解决后，提高文化的任务，就是当前最紧要的任务之一’。”⑤在这里，他显然是将政治变革与文化建设区分开的。1 9 5 0年，在一篇名为《一切优秀勇敢的青年们投身到国防建设前线去》的报告中，他更是明确指出：“我们新国家的建设，分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⑥，将文化与政治、经济相并列。由以上论述可看出，他从这个角度所使用的“文化”是剔除了政治而以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等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要素为主要内容的。
（二）强调经济基础对文化的决定性影响
在《现代社会学》中，李达对“契约的”“生物的”“心理的”三大社会学说所存在的谬误及其阶级本质进行了有力批判，并旗帜鲜明地主张“唯物史观社会学说”，提出“应用唯物史观说明社会之本质”。他说：“统观人类之历史，各时代有各时代之政教风俗及思想，各时代有各时代之经济制度及特殊之社会与国家之形式，又各有其接触战争及迁徙之事变，人类此种纷纠错杂之思想及行为果何自而来乎？换言之，此种精神的社会的现象内容及形式之变化，果何自而来乎？此其中盖有一种原动力在也。人类感觉思想及意识之所以发生变化，社会制度及社会冲突之所以异其形式者，皆此原动力之作用也。此原动力非由思想观念理性或精神而生，乃由物质生活关系发出者也。……社会进化之原动力即此生产力是也。”⑦李达从社会生产、经济基础的角度分析了文化的产生及其发展变化，并强调文化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他进一步指出：“社會生活之历程，即物质的生产历程，而物质的生产历程，完全受生产技术及生产力之支配。在物质的生产历程中，所谓精神文化，皆由物质的生产关系中产出，随生产力之发达而发达，随生产关系之变迁而变迁。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⑧“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都是树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并受这个基础所规定的”⑨，“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以及意识形态，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的变化而变化的”？？。在系统分析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不同形态社会中社会意识形态的特征后，他进一步指出：“在人类的历史上，社会经济形态，经历了原始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的各个顺次的发展阶段，因而就有与之相适应的各发展阶段的意识形态”①，阐明了不同形态的社会有不同形态的文化与之相匹配、与之相适应。
（三）重视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及能动作用
在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后，李达又指出：“一切意识形态一旦发生以后，便获得一定的相对的独立性……意识形态虽适应于社会的经济构造，但一定的社会经济构造发展到另一较高的阶段时，那从前与他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不能即时随而改变。”②社会经济虽然更新了，但旧的意识形态、旧的文化仍会在一定时期内残存着，并会与新的意识形态相对立。“从这一点说，意识形态显现得是不与社会经济同时变革，而是独立地发展的。但是这种意识形态，到了与现存的社会经济发生冲突时，结局仍由新意识形态所克服，从前的旧意识形态就转变为遗物了。”③意识形态、文化在形成后就会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只是相对的，当旧的意识形态、旧的文化与现有社会经济产生对立、发生冲突时，它最终还是会被新的意识形态、新的文化所取代。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整个上层建筑会或早或晚地变革，也就是说，文化现象及其发展变化最终还是要从经济变化中去寻找根因。
与此同时，李达还强调指出，文化并不是完全依附、完全被动的经济的纯粹“附属物”，它在形成后也会对经济基础、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社会意识或上层建筑，也可以影响于社会的存在即经济基础。……社会的存在规定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也影响于社会的存在，这就是两者辩证法的统一。”④他分析道，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精神上之反映”，又为“精神之结果”，“社会之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皆依据经济关系而成立，复有维持经济关系之作用”⑤，“上层建筑又有维持其基础之力，并促进其发展”⑥的功能。但这种功能的发挥并不是无条件的。李达进一步强调说，宗教、道德、哲学、艺术等意识形态虽有“维持社会秩序之功能，足以佐法律之不逮”⑦，但“要皆不外适应社会基础而成立者也”⑧。也就是说，无论是上层建筑还是意识形态，其积极作用的发挥都必须建立在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前提之下。除此之外，“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也是李达所重视和强调的问题。他说：“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不单是受动的社会现象；
两者互生作用，并影响于经济构造的发展而成为能动的社会现象。”⑨
总的来看，李达从唯物史观角度对文化问题进行了极具科学性与合理性的阐释，既指出了文化作为社会上层建筑（或其构件） ，只有在清晰认识其背后的社会支撑、社会基础之后，才能被现实地把握、科学地理解；
又指出了对文化的认识不应仅停留在机械地被决定层面，还应重视其相对独立性及其反作用，并要充分发挥其自身的积极效应，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
二 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剖析
在对文化的基本问题进行阐释的基础上，李达又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关系的角度对儒家学说、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进行了剖析。
（一）儒家学说是与中国古代封建经济社会相适应的意识形态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生产者自给自足，生产关系主要是土地所有者与直接农业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李达指出，“在这种自然经济中，直接的农业生产者，使用者手工的劳动手段，利用地主的土地，经营自然的农业，一面自己又经营家内的工业，在其小规模的生产上，去生产出必要的生产物与剩余的生产物。这必要的生产物，留在他们自己的手中，作为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那剩余的生产物，流入土地所有者的手中，采取实物地租的形态。他们是与市场相隔离的，他们自身以外的社会部分之生产的及历史的运动，也与他们无缘”①，这导致生产技术停顿于手工劳动领域，使得经济生活具有明显的保守性或守旧性。在中国古代，整个社会都是围绕着这种经济形态而形成的，“适合于这种经济形态的政治组织，是封建君主的专政制；
适应于这种经济的政治的生活之意识形态，是孔子的学说。封建经济保存了数千年，孔子的学说也支配了数千年。清代学术思想，虽有所谓汉学与宋学的区别，但穷其究竟，仍必归着于六经，折中于孔子。”②而封建统治者之所以尊崇孔子学说，就是“因为这学说能成为封建政治的理论体系，可利用为精神的统治的最优良的工具”③，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实际上就是“巩固封建秩序的精神的支柱”。在李达看来，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占据至上地位后，中国的学术、精神文化就始终停顿于儒家学说的范围而不能更进一步了。
（二）向内心做功夫的精神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之一
李达认为，在从西周初年起到清代鸦片战争止长达约三千年的时期内，中国社会虽有很多成就，但却长期停顿于封建阶段，社会是“发展迟滞”的，这种“发展迟滞”导致了中华民族成为落后民族、变成帝国主义侵略的对象。李达在这里所说的“中国社会发展迟滞”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封建社會没有任何的进步，而是指“中国社会长期停顿于封建阶段”，迟迟没有迎来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他看来，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除了“战乱之频繁”“封建的力役”“封建的剥削”“宗法遗制下聚族而居的村落公社”“封建的政治机构”“农民阶级不能担负新生产方法”“地理环境的影响”等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科学的不发达与儒家学说的影响”。李达认为，中国人并不缺乏科学头脑，中国人的智力也不劣于欧洲人，如果把封建时代的中国和封建时代的欧洲相比较，中国人的科学头脑甚至比欧洲人的还要高明。但为什么中国的科学却不发达呢？“一般地说来，科学在封建时代是很难发展的。因为封建经济本身并不要求科学，即使有一些科学上的发明，也不易传承或发达。这在中世纪的欧洲是这样，在封建时代的中国也是这样。可是中国科学之所以未能发达，也还另有其精神上的原因”④，这就是儒家文化的影响。他分析指出，自从汉武帝运用政治权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学术界就统一于“一尊”，人们的知识与思想囿于儒家学说，失去了自由发展的机会，一切与儒家学说相抵触或无关的学说都会被摈斥，而儒家学说本身又不是引导人们从事外物研究的学说。孔子学说的基本部分是“性理哲学”，它属于引导人们向内心做功夫的精神文化或“内圣外王之学”，对象是“为人之道”，而要合乎“为人之道”就要诚意正心、明心见性，就要做一番“内省”功夫以修养人格。“统治者以儒家学说取士，而所谓士人便只能研习儒家学说，把自己造成为统治者所要拔取的人才。所以一切知识分子，自童年至皓首，都向着四书五经之中去钻研，希望在故纸堆中寻取‘千钟粟’、‘黄金屋’与‘颜如玉’。”⑤在这种学说的统治、支配下，知识分子只顾钻研“四书”“五经”，向着自己的内心去做“存、养、省、察”的功夫，对心外的客观世界熟视无睹，更不会向外物方面去做研究，使“人们的科学的头脑就变成无用的长物”，从而导致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科学的不发达。
（三）儒家学说的这种影响是与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联系在一起的
李达强调这种“精神文化”虽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科学不发达、“社会发展迟滞”的重要原因，但却并不是根本原因。科学是适应社会经济要求而发展的，“中国的精神文化（如儒家学说）虽然锢蔽着科学的研究，因而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但科学的不发达还有其根本的原因，即封建的政治与经济并不需要科学。假设生产力不受封建生产关系所束缚而得到发展，科学自必适应于经济要求而发达起来。人们科学的头脑虽受那种向内心做工夫的精神文化所障碍，但科学的头脑本身，却不因那种精神文化的障碍而毁灭，一旦取得适宜的机会（即社会经济的要求） ，自必向着这一方面发展，创造出科学的知识。所以那种阻碍科学发达的精神文化，只有在它适应于封建的政治经济之时，才能成为阻碍科学发达，阻碍社会进步的助力。”①也就是说，儒家学说对科学发展的影响、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与封建政治经济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科学不发达、“社会发展迟滞”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形态本身。
三 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探讨
李达十分关注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问题，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与探讨。
（一）无产阶级在获得国家政权后要对文化进行根本改造
李达指出：“新阶级战胜旧阶级之后，则新阶级夺得政治权力，必根据其新思想，确立新政治法制以改造经济组织；
同时另创新意识形态以变更旧上层建筑之全部。”②他强调，无产阶级所建立的国家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无产阶级在获得国家政权后，必须进行一场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对文化进行彻底改造。他对进行文化革命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
第一，进行文化革命是消除旧社会影响的必然要求。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新社会建立后，旧社会的“遗产”并不能完全肃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新社会中经济、政治、道德、意识等仍摆脱不了“旧社会的影响”，仍会带有旧社会的痕迹。“所以在过渡期中，即在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就需要人类大量的改造，需要人们对于劳动的态度、道德观、世界观以及生活等等的改造，换句话说，就是文化的根本的改造。”③李达认为，在政治变革任务完成后，文化建设的任务就成了最紧要的任务之一。
第二，进行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要求。“国家只有对广大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工作，才能使他们脱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④在李达看来，社会主义建设是与大众的再教育即文化革命紧密结合着的。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劳动大众思想文化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建设过程所要求的劳动生产性、劳动技术以及大众的创造性、积极性等的提高，国家机构的有效运作，官僚主义的克服，等等，这些都是与大众的思想文化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劳动群众进行改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培养他们的社会主义意识。反过来说，社会主义建设本身也为劳动大众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的提高提供了有效途径。劳动大众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的提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实现的，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也就是无产阶级自身再教育的过程，只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才能培育出“新社会建设者的质”。另一方面，经济组织工作与文化教育工作是相辅相成的。“经济组织工作的发展能够促进文化教育工作的发展，反之，文化教育工作的发展又能加速经济组织工作的发展。在过渡时期中，国家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根本目的是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与精神条件。”⑤李达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时代，我们不仅要改造客观世界、创造物质条件，还要改造主观世界、创造精神条件。但我国国民的文化是落后的，科学研究事业也不发达，“并且新国家成立不久，大多数人带着旧时代的非工人阶级思想进到新时代来。为要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全国人民进行普遍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必须进行扫除文盲的工作，逐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
必须发展科学、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⑥
第三，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过程。李达指出，无产阶级文化最早是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之前、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诞生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是经济上的被榨取阶级、政治上的被压迫阶级、文化上的被支配阶级，无产阶级文化的诸要素只能在劳动阶级中的先进分子那里发展。而“完全的大众的文化革命”必须是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才有可能，获得政权是无产阶级进行完全的大众的文化革命的必要前提。在獲得政权后，无产阶级是新社会的建设者，也是文化革命的主导者。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无产阶级起主导作用，也必然要成为文化革命的指导者、把持者。在他看来，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创造出“阶级的内容丰富的普罗列达里亚文化”，其实质是创造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
（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要批判继承旧文化
李达十分强调文化发展的继承性与连续性。他认为，新旧文化虽很不相同，但二者却并不是决然对立的。旧文化是建立在精神劳动与肉体劳动相分离的基础之上的，而社会主义新文化则是在克服精神劳动与肉体劳动的差别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可以说社会主义新文化是对旧文化的一种超越，更是对旧文化弊端的一种克服。但这种新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在旧文化的胎胞里孕育出来的，是在旧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强调，无产阶级文化“绝不是从天上飞来的，也绝不是想象出来的，它是在人类全发展的文化基础上建设起来的”，“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官吏社会的压迫之下所创造的储蓄的知识之合法则的发展’”①，但“普罗列达里亚文化，必须改造布尔乔亚的文化，才能建设起来。不过这不是单纯地占有，而是批判地占有，换句话说，即是要加以改造。普罗列达里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改造布尔乔亚的文化，同时建设了自己的文化———普罗列达里亚的文化，并且因而建设了社会主义的文化即一般人类文化的基础。”②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是一个“改造旧文化”与“创造新文化”并举的过程，即改造资产阶级文化与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并举的过程。而“改造旧文化”实际上就是运用马列主义“对于那些旧的文化成果加以批判、抉择、扬弃和吸纳，并不断地创造新的文化”③的过程，它是为“创造新文化”服务的。
（三）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要与民族文化相结合并借助民族的形式
李达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民族性。他认为，无产阶级文化或社会主义新文化“绝不是没有民族形式的文化。普罗列达里亚文化，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民族中，采取了各种不同的形式和表现方法。”④无产阶级文化或社会主义新文化与民族文化绝不是冲突的，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无产阶级文化赋予了民族文化新内容，而民族文化則给予了无产阶级文化发展形式。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意味着要废除民族文化，而是“只有在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地盘上，才能产出一般人类的文化”⑤。社会主义新文化是社会主义内容与民族形式的结合与统一，从内容上看它是社会主义的，而从形式上看它是民族的。
四 李达文化思想的现实启示
李达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对文化发展、建设问题提出了许多具有积极意义的理论观点，留下了众多宝贵的思想资源，为我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
（一）明方向：坚持正确文化发展道路
文化性质问题、文化发展方向问题至关重要。李达一再强调有什么形态的社会就要有什么形态的文化与之相匹配，文化一定要与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相适应。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我们当今时代的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不是其他什么文化。它是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体现时代特征、反映时代方向的先进文化，也是与我们的经济基础与国家制度相适应、相匹配的崭新文化。在新时代，建设和发展我们的文化就必须要走与之相适应的路、走属于我们自己的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
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⑥“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①“走自己的路”是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也是党在百年奋斗中得出的经验结论，更是我们取得成功、走向胜利的重要原因。经过长期实践和探索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路，是适合我们自身特点、具有鲜明民族性的发展之路。正是沿着这条路，中华民族绽放出了新的生机，中华文化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坚持正确文化发展道路，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就是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保障人民的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就是要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二）做自己：坚守文化的民族性
李达强调，在文化建设中要处理好社会主义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使社会主义内容与民族形式相结合，使社会主义新文化体现民族性。我们文化的建设不能脱离民族文化，更不能丢失民族特性。任何民族都有着自己特定的精神脉络和文化根基，而任何民族的文化也都会烙上自己民族的印记、成为自己民族的标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更要保持自己的秉性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②它是符合我们自己，更是能体现我们自己的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属性、鲜亮的民族特色。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坚守好“文化自我”、坚守好中华文化的立场，坚持将社会主义内容与民族形式相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今时代相协调、与社会实践相适应、与发展需要相契合，自觉传承好、发展好民族文化，守护好民族的精神命脉。
（三）学优长：借鉴优秀文化成果
李达指出，无产阶级文化是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批判改造“旧文化”，并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各种优秀文化成果。“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③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推动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不能自我封闭、不能搞“关门主义”，而是要以自信开放的姿态、海纳百川的胸怀理性对待其他文明，充分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善于识人之长、取人之长，积极学习和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但需要明确的是，我们学习他人不是要成为他人，而是要做更好的自己。因而，在学习和借鉴各种优秀文化成果时，崇洋媚外、妄自菲薄、丢失自我是绝对要不得的，必须坚守文化主体性、坚定自我立场、坚持“洋为中用”的原则，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择善而从、取长补短、为我所用，要避免盲目的“迷恋推崇”，更要避免轻率的“拿来主义”。
*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项目（ 2 0 2 0 GN 0 8 5）的阶段性成果。
①李达.李达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2 3.
②李达.李达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2 3.
③李达.李达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9 5.
④李达.李达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3 1 5.
⑤李达.李达全集：第1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4 6 5.
⑥李达.李达全集：第1 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2 1 7.
⑦李达.李达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9 5.
⑧李達.李达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2 2.
⑨李达.李达全集：第1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2 2 3.
？？李达.李达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3 1 2.
①李达.李达全集：第1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4 3 9.
②李达.李达全集：第1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4 3 9.
③李达.李达全集：第1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4 4 0.
④李达.李达全集：第1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4 3 7.
⑤李达.李达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2 5.
⑥李达.李达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9 5.
⑦李达.李达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2 8.
⑧李达.李达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2 8.
⑨李达.李达全集：第1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2 2 3.
①李达.李达全集：第1 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3 0 9 - 3 1 0.
②李达.李达全集：第1 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3 3 1.
③李达.李达全集：第1 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1 4 9.
④李达.李达全集：第1 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1 4 7.
⑤李达.李达全集：第1 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1 4 9.
①李达.李达全集：第1 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1 5 1.
②李达.李达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8 9.
③李达.李达全集：第1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4 6 5.
④李达.李达全集：第1 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2 2 4.
⑤李达.李达全集：第1 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2 2 3.
⑥李达.李达全集：第1 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2 2 3.
①李达.李达全集：第1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4 6 6.
②李达.李达全集：第1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4 6 6.
③李达.李达全集：第1 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4 4.
④李达.李达全集：第1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4 6 7.
⑤李达.李达全集：第1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4 6 8.
⑥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 2 0 1 8：
1 5 5.
①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 2 0 1 8：
1 5 6.
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 2 0 2 0：
3 2.
③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 2 0 1 8：
2 5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