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视角下乡村文化振兴：实践困境与应对策略
摘要：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文化自信不仅是农民重构自我与乡村文化关系的有效路径，更是乡村文化赢得生存空间、走向未来、实现振兴之道。农民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主体，其文化自信程度必然影响到乡村文化振兴的进程与结果。受乡村文化生存环境改变、农民文化自觉意识缺失、文化主体意识薄弱、文化情感淡化、文化认同危机等因素的影响，农民的乡村文化自信日益缺失。构建乡村文化自信应从重塑乡村文化生存环境、增强农民文化自觉意识和主体意识、培养和提升农民文化认同感等方面着手。
关键词：文化自信;乡村文化;困境;策略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1）04-0071-14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给乡村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和信心。在如火如荼的乡村振兴实践中，必须把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出发点，这不仅因为乡村振兴必然包含乡村文化振兴，更重要的是乡村文化振兴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良好的人文环境。乡村文化振兴不是通过一句口号、一个标语、一场文化演出就能实现的，它需要在农民对乡村文化构建起强大的文化自信基础上实现。
一、为何树立乡村文化自信：自信意义视角解读
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在对自我文化充分了解、认知的基础上，对自我文化产生、演变过程、表现形式、价值观念、存在价值及发展前途的高度肯定，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坚守、传承与发展自我文化的坚定态度和立场，展现了文化主体在面对异质文化时所持有的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心理和态度。
乡村文化自信并不是纯粹农民个体化意义上的文化自信，也不是对乡村文化强迫性集体认同后所形成的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更加强调与异质文化之间的关系构建，而非个体化的去强调一种孤立无援或者孤芳自赏的“我”的唯一性的存在。[1]它要求农民以文化自觉为前提，能够以科学、理性、辩证的方法看待乡村文化。通过对乡村文化的反思与批判，深刻理解乡村文化存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坚定自己的文化选择与态度，为自己参与乡村文化建设找到情感和心理的支撑。
当下，乡村文化正经历着现代性的巨大冲击。如何使农民从文化转型的阵痛中走出，重新唤起农民的乡村文化意识和情感，推动优秀的乡村文化回归，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在开放、多元、现代的文化环境下，农民以何种姿态和方式面对异质文化的冲击与挑战，决定着乡村文化的未来走向和前途。能否对乡村文化形成坚定的自信，不仅是关乎农民心中的乡愁何处安放的情感问题，更关乎乡村文化的兴衰。只有建立在文化自信基础上，才能使农民从内心构建起更深沉、更从容、更坚定的文化情感，才能激发其主体意识、自觉意识，增强其责任感、使命感，为乡村文化注入强大的持久的发展动力，为乡村文化找到可行的发展路径，使乡村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和希望，以强大的内生力量实现乡村文化的振兴。可以说，乡村文化振兴的意义远远超越了文化本身的意义，而是与农民、乡村、国家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文化兴乡村兴，文化强乡村盛。只有实现了乡村文化振兴，才能最终实现乡村的振兴。
二、乡村文化何以能自信：乡村文化自身视角解读
乡村文化是包含着丰富历史人文信息，具有传递情感和指导生产生活实践价值的一种文化样态，是一方水土表达人文情怀、抒发乡土情结、展现地域特色的精神载体，是农耕文明的集中体现，是促进乡村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因素。[2]
（一）历史的厚重性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产生的起点和历史。在5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恢弘的中华文化。乡村文化是延绵不绝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与根脉。从历史角度看，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就是乡村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乡村文化以其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独特的文化品质和价值体系推动了乡村社会的延续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说：“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3]在乡村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农民以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创造了乡村文化，使乡村文化成為支撑与推动农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漫长的农耕时代，农民不断地创造出具有浓郁地域性、乡土性的文化形式，每一种文化形式都能折射出社会的发展步伐、经济的发展程度、农民的生活态度与美好期盼。这些多种多样的文化形式清晰地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演进、文化基因和集体记忆，铸就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底色，赋予了乡村文化自信的底气与底蕴。
（二）样态的独特性
每种文化都有其产生的土壤和条件。构建在土地之上的乡村文化，造就了其独特的乡土本色。乡村文化不仅体现在由青山绿水、农家小院、农耕生产生活所构成的田园画卷之中，也体现在由乡规民约、民间信仰、宗族文化、家风家训、礼俗制度等构成的人文图景之中。[4]从土地里生长出的乡村文化，在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的基础上，形成了包含伦理秩序、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在内的稳定的人际结构、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每一个农民都能在乡村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角色，并且在核心价值的指导下保持着家庭与乡村社会的稳定。[5]各种价值追求、生活态度和情感表达等在日积月累的岁月沉淀下成为思想观念、伦理道德与行为方式的重要内容，成为农民所遵循、敬畏、推崇的价值取向、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最终使形成于乡土的价值观念成为中华文化价值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起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乡村文化以其独特的形成条件，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散发着浓浓乡土气息和色彩的一种文化样态。
（三）内容的丰富性
文化是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是对同一群体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映和表现。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地理环境与生产生活方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这造就了乡村文化表现形式和内容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乡村文化包括剪纸、柳编、刺绣、木雕等传统手工技艺，秧歌、腰鼓、踩高跷、地方戏曲等民间文化活动，饮食、服饰、节日、礼仪等风俗习惯，村落古民居建筑、农田水利工程、农耕生产工具、二十四节气等文化遗产。[6]不管是有形的文化还是无形的文化，不论产生于何时何地，这些文化符号与内容都是农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淀的知识、经验与智慧的呈现，承载着农民对自然、生命、情感的感性认识与深邃理解，记录了斗转星移的时代变迁，汇集起中华民族磅礴的文化力量。
（四）价值的时代性
对乡村文化的保护、传承与振兴绝不仅仅因其古老，而是其作为一种文化样态所具有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漫长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民始终秉承着从自然中获取收获，又回馈自然的发展理念。在生产劳动中，农民把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以平等的观念和态度，重视、协调、平衡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达到人与自然之间共生共存的和谐状态。可以说，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农民通过对天、地、人、物的审视，形成了顺应时节、因地而种、合理开发、绿色生产、循环利用的农业生产思想，并在实践中总结出顺应自然、敬畏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观。这种生态观不仅源于农民对农业生产实践的深刻理解与认知，更反映出农民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感恩之情。在当下生态问题日益成为全球问题时，质朴的生态观对工业时代的发展仍然有参考借鉴的价值和重要启示。[7]传统的风俗习惯、质朴的民风家风、精湛的手工技艺、丰富的民俗活动等传递出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伦理道德、审美意识等，教育、规范和引导着农民的思想、观念与行为，起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教化功能，成为维护乡村社会和谐、提高乡村文明和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可以说，乡村文化跨越了时空的界限，在纷繁喧嚣的现代文化氛围中展现出历久弥新的文化生命力。
三、乡村文化自信何以缺失：乡村文化生存和发展困境视角解读
随着乡村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在农民生产生活方式越来越非乡村化的同时，乡村文化变得越来越非乡土化。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带给农民物质生活富足的同时，农民的精神生活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满足。那些曾经让农民为之骄傲的乡村文化却因落后的生产方式无法给予相对应的精神支撑与回应。这样的结果，需要我们在文化自信的缺失中进行理性分析与深刻反思。[8]
（一）生存困境：鄉村文化生存环境的变化
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文化环境和背景，文化环境和背景构成了文化生存与发展要素，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造就了乡村文化特定的表现形式和特质。[9]随着乡村社会的快速发展，乡村文化面临文化环境多元化、文化资本市场化、文化传播手段现代化等因素的挑战，乡村文化生存的文化环境与存在场域发生了巨大变化。
文化生态环境改变。千百年来，农民聚居在一个封闭、固定，缺少人口流动、有明显自然边界的空间内，这样的空间结构、地理位置、人员构成、生产生活方式构成了乡村文化的原始生态环境。随着乡村社会的发展，人口流动的增强，异质文化的流入，后乡土时代的到来，乡村文化的生态环境变得开放、流动、现代、多元。[10]文化环境的变化为农民打开了一扇窗，使其看到、触摸到不同于乡土气息的文化样态，一个不同于自己熟悉的乡村生活的世界呈现在农民面前，大量非乡村生活的事物进入其精神世界。面对乡村社会所出现的一些新的文化现象和价值追求，农民很难解释眼前所发生的文化行为，很难从过去自己所熟悉的乡村文化中找到答案，很难以自己的方式去书写自己的精神世界，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宿。
文化载体空心化。村庄不仅是村庄成员生产生活的空间和地域，也是成员所认同的文化形成场所。村庄的存在使成员所认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交往规则、道德规范、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礼俗制度、人文精神等有了实践和展示的空间范围，在村庄的场域内形成了成员所认可的文化情感、表现形式、价值取向，产生了识别自我的文化身份和标志。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民流出，一些村庄出现了人去屋空、杂草丛生的破败悲凉景象，甚至一些村庄走向终结。住建部发布的2019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的村庄数量为251.3万个，较2009年的271.4万个减少了7.4%。[11]村庄的消失不仅是一种地理和空间意义上村庄的消失，更重要的是在以村庄为物质载体基础上所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追求、文化表达、行为规范的消失，作为农民精神家园的文化语境和场域的消失。[10]
文化建设主体流失与缺失。在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流动与留守已成为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标志。大量农民的流动造成乡村社会建设主体的流失，进而造成乡村文化建设参与主体的缺失。流动在改变农民生活方式的同时，使流向城市的农民，在面对与乡村文化迥异的文化语境与场域时，内心展现出对乡村文化的否定与远离，对现代、开放、活力的城市文化的无限向往与追求。农民流动动摇和改变了乡村文化存在与建设的主体根基，特别是一些接受过教育、有思想、有抱负的青年人离开乡村，抽离了乡村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主体的流失与缺失使乡村公共文化活动难以组织开展，公共文化空间日益萎缩，传统手工技艺面临失传的困境。[6]农民流动也导致了乡村文化建设精英的流失，文化建设精英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其流失造成了乡村文化引领者的空缺，使乡村文化失去了发展与传承的方向，甚至使乡村文化失去了特质，变得粗俗、媚俗、低俗。[9]失去强有力的主体支撑和保障，乡村文化未来之路变得困难、艰辛。
文化资本强力介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大量资本进入乡村。资本推动乡村文化发展的同时，改变了农民对乡村文化的原有认知，改变了乡村文化传播与发展方式。资本以巨大的力量冲击着乡村文化市场，不断地压缩乡村文化生存空间，乡村文化被赋予了浓郁的商业色彩。资本与乡村文化的捆绑，使乡村文化原有的韵味、特色、价值与功能等都遭到了破坏。当农民以资本逻辑推动乡村文化建设，把乡村文化作为获取经济效益的手段，使乡村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副产品时，经济利益至上的畸形发展导致乡村文化失去了发展方向。资本带来的破坏结果和风险，使乡村文化不再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表达方式、人与自然之间遵循的价值导向，乡村文化不再具有简单、质朴、自然的文化品质和价值意蕴。资本的进入，不断地蚕食和消解着农民对乡村文化核心价值观念的认知，导致农民价值观的嬗变、乡村社会传统价值体系的断裂，利己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观弥漫乡村社会，极大地影响着乡村文化再生产的进行，成为乡村文化价值观重塑的障碍。
文化传播手段现代化。网络和手机不仅是文化传播的媒介，也是影响和改变农民文化观念认知和判断的重要渠道。截至2020年12月，我国乡村地区网民数量为3.0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5.9%。[12]通过网络和手机，农民更便捷迅速地了解到文化信息，更容易地感受到现代文明，更直观地触摸到城市文化。借助现代技术，大量的现代信息进入农民的精神世界。以电视、电影及网络为代表的传播媒介对城市文化广泛地宣传，对乡村文化的冷落和边缘化，也影响着农民对乡村文化的认知与态度。科技进入乡村，在给农民提供丰富文化大餐的同时，也成为城市文化进入乡村社会和农民视野的工具和媒介。科技带给农民的不仅仅是感官上的新鲜与震撼，更使农民文化情感和心理受到冲击与挑战。在庞杂、跨越时空边界的网络文化场域内，农民极其容易受到不良的错误的文化信息影响和左右，造成其在文化认识、观念上的判断偏差与错误。[13]241当大量的现代文化通过现代媒介充斥着乡村社会时，带来的结果就是农民对自我文化的否定。这种否定表面上表现为对文化形式和内容的排斥，对乡土情怀的割裂与淡化，但其深层次上是对乡村文化所反映的价值取向与观念的否定。当乡村文化所蕴含的“忠孝仁义礼智信”价值观念被农民所抛弃，乡村文化不再被农民看作其生活的一部分，不再作为其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时，乡村文化本身具有的价值和功能大大降低了。
（二）主体困境：文化自觉意识缺失、文化主体意识薄弱、文化情感淡化
“文化即人之精神活动之表现或创造。”[14]乡村文化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殊性在于文化主体的特定性，农民始终是乡村文化的创造者、建设者和传承者，是乡村文化变迁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农民对乡村文化的认识、理解与态度直接决定着乡村文化的未来。
文化自觉意識缺失。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形成的前提。农民虽然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但其普遍缺乏文化自觉意识，缺少对乡村文化进行自我认知、自我评价、自我反思、自我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显示，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中，小学程度的比重为37%，初中程度的比重为48.4%。[15]受教育年限和文化水平的影响，农民往往不会以文化主体的身份和视角，自觉地去关注和了解乡村文化产生的历史缘由、演变过程、表现形式及其蕴含的核心价值观念，无法完全正确地理解在多元文化共存的文化语境下乡村文化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无法准确地知晓乡村文化的优点与缺点，坚守乡村文化的特质，明确乡村文化的发展前景，以传承者的身份自觉地传承优秀的乡村文化，辩证地看待城市文化。另外，乡村文化的现状与生存环境，改变了农民的文化认知与态度，进一步弱化了农民的文化自觉意识。文化自觉意识的缺失，使得农民难以形成理性、正确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和行为，难以通过文化自觉实现对乡村文化核心价值观念深层上的文化认同，难以通过文化自觉形成的强大内生性力量实现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理想路径。[16]
文化主体意识薄弱。文化主体意识是文化主体在文化建设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积极、主动参与的意识。尽管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民主体意识的提升，但农民自身的局限性、固有思想观念的束缚，导致其缺少独立思考精神和批判意识，极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内心易产生盲从、跟从的文化心理和行为。农民往往以固有的思想观念审视、剖析乡村文化，很难以辩证思维、现代视角评判乡村文化，在看待自我文化时易得出片面、甚至是错误的结论。很难在与异质文化的相互比较中，保持清晰的认知，做出理性的表达，透过乡村文化外在的表现形式，看到其内在的深层次的价值和意义。[17]在文化建设中，农民缺少作为主体所应有的文化诉求和表达，无法为乡村文化自信的树立找到强有力的支点，很难从内心对乡村文化产生情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无法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参与到乡村文化的建设之中，无法以文化建设主体的身份和姿态引领、谋划、推动乡村文化的发展，为乡村文化勾勒出美好的未来图景。
文化情感淡化。千百年来，农民耕作于土地之上，守护心灵般地守护脚下的土地。在与自然的抗争过程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存意识和精神力量。在为生命个体创造出维持生命存在所需的各种物质条件的同时，形成、发展了与农耕生产生活相关联的种种文化形式。基于乡土，乡村文化有了自己特定的形成语境、存在场域、文化主体、价值观念等。在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并把它融入到自己的生产生活之中，成为其生活的一种方式和一部分。[18]乡村文化的特质在于其文化之根牢牢地扎根于乡土，失去乡土气息，便失去了乡村文化的独特韵味。过去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建构在土地之上，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随着“离乡”“离农”“离土”成为农民日常生活的常态，以及土地流转的自由进行，土地不再是农民唯一的生产资料和经济来源。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由紧密变得松动，依附于土地而形成的乡土情结日益淡化，构建在土地上的文化形式和内容不再成为农民的情感和精神寄托。
（三）认同困境：文化认同危机的产生、表现与后果
文化认同是文化建设的条件，缺少文化认同必然带来文化自信的缺失与丧失。乡村社会的变化，乡村文化的衰落，使农民对根在何处，我从哪里来的身份认同产生了认知的偏差与错误，更无法确定去向何方，内心无法对自我文化树立起强大而坚定的自信。[19]
文化认同危机的产生。文化认同是文化共同体对共同文化的确认与接受。文化认同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下形成和确立的，文化语境的变化必然引起文化认同的改变。在农耕时代，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封闭、活动形式单一、人际交往范围狭小和固定，在共有的生产生活空间里容易对共同的文化产生情感上、价值观上的共鸣，形成成员共同认可的文化认同感、满足感和自豪感。在封闭的环境下，文化交流很少，很少有大的文化冲突和文化认同危机，但随着乡村社会的快速变化，乡村文化环境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传统走向现代。城乡文化交流互动日益频繁，价值观念冲突日益加剧，自我文化认知困难日益凸显，这些因素使乡村文化认同危机的产生成为一种必然。[20]
文化认同危机的表现。在乡村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现代性不仅改变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引发了乡村文化认同危机，使得应对乡村文化危机成为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前提条件。这种危机表现在：首先，农民割裂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关系，将传统与现代绝对地对立起来。对传统乡村文化的主动远离与丢弃，对现代城市文化的盲目渴望与追逐，成为当下大多数农民的普遍共识和行为导向。[20]其次，在多元文化共存与激荡的语境下，由于农民缺乏对自我和他者的辨别能力，其内心会产生文化自卑心理，主观上认定乡村文化是落后保守的文化，城市文化则是先进开放的文化，城市文化理应成为其文化选择的对象和发展目标。最后，“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地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它们所带的价值”[21]，价值观念认同是文化认同的核心内容。在城市文化强势冲击、文化认同感弱化、缺少正确价值观念引领的背景下，农民在价值观念的认知与选择上日益地陷入自我迷茫的困境，乡村文化价值观念认同遭遇到巨大的挑战。
文化认同危机的后果。文化认同危机的发生改变了农民对乡村文化的原有认知和深厚情感，不仅使乡村文化与农民渐行渐远，更使乡村文化在缺少坚定而从容的文化自信语境下失去了强大而广泛的主体基础，其发展与繁荣的内在动力遭到破坏和消解，面临着被城市文化同化、甚至异化的危险，这必然影响到乡村文化的未来发展前景，使乡村文化振兴面临极其严峻的考验。
四、乡村文化如何做到自信：乡村文化自信构建的策略选择
文化自信的形成就是从“乡村文化根柢”寻根的意义上培养农民文化认同感，满足其文化诉求和表达，展现自信的文化心理和行为。从乡村文化本身中寻找到为农民所认可、共知、共有、共享的文化情感和价值观念，这是构建起乡村文化自信的土壤和内容。[19]
（一）重塑乡村文化生存环境
只有改变乡村社会衰落的局面，实现乡村振兴，重塑乡村文化生存环境，增强乡村文化对农民的吸引力、影响力与感召力，才能让农民对根植于乡土的文化，从内心深处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乡村吸引力的提升是重塑乡村文化生存环境的重要条件。乡村社会的发展可以激活乡村文化内在的发展动力，促使乡村吸引力的形成，推动乡村文化的振兴。发展经济可以解决农民生活贫困问题，因此，乡村经济的发展是乡村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是提升乡村吸引力的重要和直接因素。发展乡村经济要立足于乡村社会，结合本地实际，精准制定经济发展规划，着力发展与农业相关的第三产业。这样既可以带动当地农民的就业、提高其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又可以改变乡村社会萧条的现状，增强乡村对流出农民的吸引力，带动其回流。发展乡村经济不仅要依靠留守农民，也要支持、鼓励流出农民回乡创业，兴办企业，带动留守农民增收。乡村应挖掘和利用好乡村独特的文化资源，依托乡村旅游，振兴乡村传统手工技艺，打造独具乡土特色的文化产业，构建起乡村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人民文化需求有机结合方式。如重庆涪陵大顺乡依托中药材种植，将产业发展、康养示范、文化體验、乡村旅游融为一体，打造了中药材康养小镇;威海界石镇在樱桃种植基础上，结合当地剪纸、刺绣、柳编等传统技艺建成了樱桃谷小镇。[22]在实现文化资源向经济效益转变的同时，达到增强农民文化认同感的目的。当然，乡村吸引力的形成还依赖于乡村交通条件改善的程度、生态环境治理的力度、公共基础设施完善的进度、医疗条件和养老水平提高的幅度、以及城乡发展差距缩小的速度。这样才能使农民重拾乡村社会的信心，变失望的田野为希望的田野。通过乡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让生活在乡村的人舒心，愿意留在乡村发展的年轻人安心，回乡的人顺心。使乡村不再是农民逃离的场所，而是向往和留恋之地。形成乡村社会发展—乡村吸引力提升—人口不再外流和人口回流—乡村文化生存环境改变的路径。
乡贤是重塑乡村文化生存环境的重要群体和力量。人才是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动力，由退休干部、教师、返乡创业人员等构成的乡贤是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乡贤的知识、见识、经验、专业、技能等，带领农民挖掘、整合民间文化资源，组织开展公共文化活动，扩展公共文化空间，在保护与传承传统公共文化的同时，赋予其现代形式和意义，形成文化共同体，培育公共精神，扭转乡村公共文化日益式微的局面。乡贤以自己的言行规范乡村文化价值导向，纠正与引导农民在追逐城市文化时出现的心理失衡、行为失范的不良情形，重建乡村文化建设秩序，强化、践行正确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保证乡村文化正确的发展方向。乡贤身上所体现的守望乡土的真挚情感，强烈的文化认同感，泽被乡里、反哺桑梓、崇德尚善的道德品质等，无形之中也会成为影响农民文化认知，形成良好民风村风乡风的因素。[23]乡贤已成为农民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一方面，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将国家的文化政策及时有效地传达给农民;另一方面，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将农民对文化的所需所要所想反映给国家，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方式的有机结合提升了乡村文化建设有效性和针对性。通过乡贤在乡村文化内容上的挖掘、价值观念上的引领、行为方式上的示范，筑牢农民文化情感，有效解决农民在参与文化建设时角色不清、主体意识薄弱、地位边缘化的问题，为乡村文化自信心的形成创造出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环境和氛围。
传播手段现代化和路径多样化是重塑乡村文化生存环境的重要方式。网络化、信息化带来乡村文化发展和传播的大变革，也成为农民了解乡村文化，参与文化建设的新渠道。利用网络在传播文化时不受时空限制的优势，营造虚拟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运用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表现形式，推进数字化乡村文化建设。借助数字化乡村文化馆、体验馆、博物馆等，使农民更便捷、更直观地找到乡村文化的历史、现在及未来的连接点，更精准地知晓、理解乡村文化，在传播—认知的因果关系中形成共同的文化情感和价值共识。通过网络法律法规的制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规范与引导农民在信息世界里寻找有意义、有价值的文化信息，使其做出正确的价值观念判断与选择，进而形成健康向上的乡村文化传播环境。同时，拓宽乡村文化传播路径，一些涉农类的电影、电视剧、纪录片、戏曲、综艺等都应成为传播乡村文化的载体，如电视剧《喜耕田的故事》、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1》、综艺《向往的生活》等。通过播放一些与乡村、农业、农民、土地等相关的节目，让农民感受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及情感表达如何在自己脚下的乡土中生长出来，让带有乡土气息的文化元素和内容走进农民的内心，使其自觉地关注、反思乡村文化，唤起文化记忆，重新审视自我与乡土的关系，以文化情感和心理的重构推动乡村文化自信心的树立。[24]
（二）增强农民文化自觉意识和主体意识
在变化的乡村社会里，农民应勇敢地面对乡村社会的变化，积极适应社会变化对自身的要求，不断增强自身的文化自觉意识和主体意识，努力实现角色和心理的转换与融入，快速投入到乡村文化建设之中，在实现自身精神世界丰盈的同时，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主体力量和能量。
参与式是增强农民文化自觉意识和主体意识的主要手段。自我文化认知是文化自信树立的基础。通过农民的参与，在与乡村文化的触碰与认知过程中发现、挖掘出农民所认可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文化意义，找到维系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精神纽带，强化农民对乡村文化的价值共识，做出对乡村文化的正确判断与评价，最终形成理性的文化态度和文化认同，在此基础上树立起乡村文化自信。[13]224为此，政府应通过财政投入和社会融资等途径，新建、扩建一些图书室、文化广场、文化大礼堂等，给农民提供参与文化活动所需的硬件设施和条件。借助公共文化场所，开展文艺表演、民俗展示、手工技艺竞赛、文化交流等活动。以公共文化活动为载体，在乡村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和特定的公共文化空间，为农民参与乡村文化活动创造出相应的语境和情境。[6]当下，以网络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已成为乡村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因此，在推动乡村文化自信树立时，应鼓励、支持、引导农民拍摄一些展现乡村社会风貌、农民生产生活方式与乡村公共文化活动的短视频，借助以快手、抖音、西瓜等为代表的自媒体，以文化主体者的身份，记录与传播乡村文化，表达与传递农民内心真实的文化情感，使农民不再是被动的文化接受者，而是乡村文化的参与者、建设者和传播者。同时，建立乡村文化网站、微信公众号、微信群、QQ群等，通过网络定期地将与乡村文化相关的文化信息推送给农民，充分发挥乡村文化所具有的生产生活指引和价值引领等方面的作用，增强农民对乡村文化的情感认同，强化对乡村文化符号和文化身份的认知。使农民都能在参与中重温乡村文化的过往，重建自己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家园。
文化自治是增强农民文化自觉意识和主体意识的重要途径。乡村文化自治组织是在农民自己作为文化建设主体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自我决策、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群众性文化组织。文化自治组织以开展乡村文化活动、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为目的，是农民能够较好地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平台。通过腰鼓队、歌舞队、书画社、戏曲社、手工技艺社等文化自治组织将农民组织起来，以农民自编、自导、自演的方式，开展一些农民所喜欢、所需要，贴近生产生活，反映新时代乡村社会发展和农民精神风貌的公共文化活动。这样不仅可以丰富农民的日常文化生活，也可以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向农民传递积极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和方式，有效地遏制不良文化在乡村社会的传播。文化自治组织不仅为农民参与乡村文化提供和创造了公共文化空间，也使每一个农民在自治组织中明确自己的身份和角色，积极地关注自我文化，以主体身份为文化活动的组织与开展集思广益、献言献策。让农民在参与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中施展其才华与能力，体现农民的主体地位，最大化地发挥个体的力量和智慧，实现以农民自己的视角关注、解读与书写乡村文化，描绘自己的文化生活，推动乡村文化发展的目的。在农民参与文化自治组织的过程中，实现文化诉求的满足和自我价值的肯定，拉近农民与乡村文化的距离，强化文化在其生产生活中的作用与价值。依托文化自治组织，以农民的参与为起点，实现由参与走向自我认知、自我觉醒、自我评判，由感性体验上升为理性认知，由文化认同到文化自信的转变。
日常化融入是增强农民文化自觉意识和主体意识的有效方法。作为符号象征和身份认同的乡村文化体现在农民日常的生产生活与行为表现之中，以农民的视角展现乡村文化本真面目，以乡村文化存在的语境与场域体现乡村文化的独特性，以文化主体日常化的方式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等，这些都是文化自觉意识和主体意识得以树立的重要条件。换言之，只有让农民回归乡村，将真实的鲜活的多彩的乡村生产生活展现在农民面前，才能使乡村文化走进、融入农民的精神世界，才能使农民懂得乡村文化的存在不仅体现在田园风光、村落建筑、人文景观和手工技艺之中，更体现在农民日常的生产劳作、言行举止、节庆仪式之中。在乡村生产生活具象化的世界与现实里，通过农民的亲身体验，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乡村文化的力量，将浸润于心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达到认同自我文化的目的。如发展低碳、绿色、循环的农业生产，让农民感受“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开展“好邻居、好儿媳、好家风”评比活动，让农民重温乡村文化中的礼俗秩序、孝道观、家庭观;以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为载体，举办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活动，让农民体会乡村文化的魅力。[6]乡村文化与生产生活的有效连接，使农民在了解与认识乡村文化的过程中，形成对乡村文化的归属感、親近感，坚定自我精神世界的文化之根，以此获取支撑其树立起乡村文化自信的情感基础、文化身份与文化心理。
（三）培养和提升农民文化认同感
乡村文化认同是农民对乡村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念所持有的肯定态度，是其内心对乡村文化认可的情感表达和理性立场。文化认同感的培养与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文化主体对自我文化的认知和理解中形成，一切影响和改变文化主体的因素都可能影响到文化认同感的形成。
1.立足农民主体性，培养文化认同感
人是文化认同的主体，人自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文化认同的程度和结果。树立文化认同，要求农民成为有文化的人，成为城市文明体系下的有“市民意识”的人。[25]提高文化主体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是促使其拥有文化意识和市民意识的有效路径。
留守群体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力量。由于乡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留守群体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力军。为此，利用乡村学校、文化大礼堂、文化活动室、村史馆等公共场所，让留守群体走进课堂，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为其提供学习、了解乡村文化的空间和语境。利用农闲时间，组织开展舞龙舞狮、龙舟赛、戏曲比赛等赋有乡土气息的群众性公共文化活动，将文化活动与文化知识结合起来，在寓教于乐中增强农民对乡村文化的了解与认知，培养自己的文化认同感。文化教育的目的和意义不仅在于让留守群体获取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教育唤起农民的文化自觉，提高其辨别不同文化的能力和意识，理性地看待多元、喧嚣的文化世界，清楚地知晓自己作为乡村文化主体应具有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肯定由生态观、道德观、伦理观等构成的乡村文化价值体系，认可乡村文化中所包含的知识、道德、风俗、信仰等对个人生产生活、价值观念、处世原则等方面的影响，认识到乡村文化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克服文化自卑，重拾文化自信。[26]在参与乡村文化的学习过程中，在对乡村文化的历史回望和现实观照中承认、赞同乡村文化的品质和价值，以及自己作为乡村文化主体的身份，并将这种认同意识转化为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具体行动。
青少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参与者。乡村文化衰落现状和乡村文化教育的缺失，极大地影响和改变着乡村青少年对乡村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对此，乡村学校应在乡村文化教育中承担起主要职责，把乡村文化教育作为教学内容之一。通过乡村文化教育课程编排、教材编写、教师课堂讲解与田野实践，以直观化、感性化、生活化的形式将乡村社会展现在青少年面前，让青少年对乡村社会风貌、风土人情、民间手工技艺等文化资源有一个更加直观、清晰、全面的了解与认识。同时，积极引导青少年科学、理性地与城市文化进行对比，深刻把握乡村文化的特质。在乡村文化教育融入日常教学过程中，营造出一个认知乡村文化的人文环境，为青少年树立乡村文化自信找到一个强有力的支点。[27]乡村文化教育“进课堂、进头脑、进心灵”的方式，不仅使青少年获得乡土知识，也能实现从“远离”到“亲近”的态度转变，从“知乡村”到“爱乡村”的情感转变，从“否定”到“肯定”的认知转变。让青少年在学习过程中知晓乡村文化的内涵，及其所蕴含和传递出的价值观念，理解乡村文化在生命个体精神世界中存在的意义，激发其了解、走进乡村文化的兴趣，使其能以辩证的方法明确自我文化和他者文化的异同，坚定自己的价值认同、文化判断与文化选择。
2.发挥政府主导性，提升文化认同感
文化认同感的形成，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行为活动，社会性行为活动的开展需要在一定的空间、环境和条件下进行。[13]226为此，应充分发挥好政府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主导性作用，借助政府的行政力量，为文化认同感的提升创造一定的文化空间、环境和条件。
作为乡村文化活动的组织者，政府应将政府的主导性和农民的主体性结合起来，将国家的文化意识和农民的个性化文化需要结合起来，使农民不再徘徊在乡村文化活动之外，不再是乡村文化活动的看客。[28]通过访谈、座谈、网络问卷调查等形式，及时了解农民的文化需求，以此提高乡村文化活动组织的有效性和农民的参与度。乡村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要求地方政府坚持一地一村一特色的原则，组织开展地域性、民族性、乡土性的文化活动。如甘肃省西和县石堡镇包集村的乞巧民俗文化活动，湖南省新化县正龙古村的九曲回龙系列联欢活动等。[29]乡村文化活动的开展应依托乡村现有的文化设施和人员进行，如针对老年人，可以开展地方戏曲、传统手工技艺、民俗活动等;针对青年人，可以将传统的乡村文化内容以现代歌舞、曲艺、戏剧等形式加以演绎。不管何种文化形式，在组织文化活动的过程中，都应将乡村文化中所蕴含的讲仁爱、崇礼仪、重秩序的伦理观，重情义、讲和睦、敬父母的美德观，善良、朴实、厚道的人格观，诚实、守信、互助的道德观，坚韧、坚强、乐观的生活观等优秀的价值观融入到文化活动中，以此重构农民的文化情感和价值体系。
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执行者，政府应理顺、平衡、协调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消除二者之间的张力，构建起政府与农民之间互信合作的良性关系，以二者的合力推动良好的乡村文化建设秩序的建立。首先，地方政府要构建起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农民反馈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方式。将文化资源、人才、资本等向乡村倾斜，通过乡村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的有效供给，解决乡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失衡的问题，提高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为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文化生活愿景的实现创造条件。其次，地方政府应运用行政的力量、法律的手段，制定保障农民参与文化的法律法规，构建起农民文化权益的表达机制和诉求机制，及时回应农民的文化诉求和需要，维护好、实现好农民的文化话语权、表达权、参与权，尊重与落实农民的主体性。以农民主体地位的充分保障与彰显，激发起农民参与乡村文化的热情与动力，增强乡村文化的内生性。[30]最后，地方政府要采取逐级考核的方式，监督乡村文化活动的具体落实，将乡村文化活动的开展落实到具体人员上，制定乡镇、村两级基层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考核办法和细则，明确职责和任务，促使其抓好文化建设，切实保证文化活动有效、有序地开展。避免流于形式，真正地将文化建设落到实处，有所成效，达到文化为农、惠农、乐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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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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