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日本汉文教育研究回眸
宋时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旅日学者王敏在《汉魂与和魂：中日文化比较》中写道“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是‘同文同种的兄弟关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启言曾言“中日文化同根异株，根深叶茂、相映成辉方显伟大文化之本色”。目前有史记载的中日交流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中，对日本的语言文字乃至文化、文明发展产生最深刻影响的莫过于汉字的传入。虽然日本人借助汉字之形发明了本民族的语言——日语，但日本对中国古代文学典籍的解读却并未止步，早在奈良时期，就有日本贵族用特有的方法解读“汉文”，尝试理解我国古典书籍的原意了。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汉文教育依然是当代日本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的日本中学生在课堂上仍然要接受较为系统的汉文教育。
汉文教育是日本国语（语文）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本质是中华古典文化教育。正是因为汉文教育的历史沿革和特殊地位，在日本，不但设有全国汉文教育协会等专门研究机构，更有大批学者和一线教师进行相关研究，且成果丰硕。它们分别从汉文教育史、汉文教育地位、汉文教育内容、汉文教育现状、汉文教育指导等多角度进行论述分析。如石毛慎一的《日本近代汉文教育的谱系》、富安慎吾的《战后汉文教育史研究》、小金井的《关于现代日本中学教科书中中国认识形成的研究》、浜本纯逸的《汉文教育的成立过程——1850～1920》等。
而中国国内语文教育界对此关注极少，缺乏基本的介绍、评述与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学者与部分一线教师开始关注日本国语教育情况，其中极少数关注到了“汉文教育”这一独有的教育板块，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面对当下“汉语热”“传统文化热”，对日本汉文教育相关研究有利于拓宽我国语文教育视野，培养国际眼光，吸纳海外母语教育先进经验。本文将从日本汉文教育历史沿革与课程标准、教材与教科书、教学与课例、考试与评价四个方面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日本汉文教育的文献进行分析，以期促进我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理性开展及语文本体价值的有效呈现。
一、研究概况与概念界定
（一）研究概况
海外母语比较研究是国内语文教育研究中较少有人关注的一个方向，日本国语教育中的汉文教育在我国则更为冷门。本文对1978年以来有关日本汉文教育有关成果进行了文献检索，并按时间顺序统计如图。经统计，我国目前尚无有关日本汉文教育的专著。相关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共有26篇。其中，1978～1983年的期刊论文有2篇，1984～1993年十年间有2篇，1994～1998年有2篇，1999～2003年有1篇，2004～2008年有2篇，2009～2013年有5篇，2014～2020年有8篇。4篇硕士论文全部集中于2014～2020年间。由图表可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关日本汉文教育成果较少，自新世纪以来逐步增多，且主要成果集中于近十年的研究。
（二）概念界定
“汉文”不等于“语文”“国语”，日本的汉文教育是隶属于国语（语文）教育的一个分支。日本汉文教育研究专家长谷川滋成（1979）曾对“汉文”定义如下：“汉文是指用中国的古典语（中国称为文言）所写的诗文，以及日本人借用这种形式而创作的诗文总称[1]。”此外，日本文部科学省于1951年颁布的《初、高中学习指导要领国语编（试案）》中对汉诗文学习范围进行界定的同时也对“汉文”作了解释：“①由汉民族创作的文言诗文;②日本人模仿此类文体而创作的诗文;③广义上来说，包括混杂日语的汉诗文。”我国学者徐丽丽等（2020）均采用长谷川氏的定义[2]。
综上所述，“汉文”最初是指中国的古典文学，但在传入日本之后，被日本民族接受、模仿、改造，并成为自己民族文学（语文）的一部分。而汉文教育则是对中国的古诗文以及日本的汉诗文进行学习。它和日本古典文学被一同纳入古典教育，也是日本国语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需要注意的是，现行日本中学国语教材中的“汉文”绝大部分为中国的古诗文。本文所述研究内容中的“汉文”，也均以日本国语教育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为研究对象。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我国的研究成果”，即在我国公开出版物上出版的内容，由于涉及到比较教育研究，有个别成果是外国学者在我国登发的论文，或我国学者对日本教学内容的翻译，本文也一并算入。
二、历史沿革与课程标准研究
改革开放之初，相关研究者最开始关注到日本汉文教育这一现象时，是从它的历史沿革与理论指导文件入手的。關于历史沿革，主要涉及到汉文教育在近代日本的发展史，以及当代汉文教育的因袭与传承，以理论梳理为主，成果不多。关于课程标准，在日本，由政府正式颁布的课程标准被称为《学习指导要领》，其地位相当于我国2002年以前沿用的《教学大纲》，即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后颁布的《课程标准（实验稿）》。日本《学习指导要领》由文部科学省颁布，对国语教育中汉文教育的学习目的、课时、课程设置、教科书、教学目标等作了较为具体的说明。我国对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历版《学习指导要领》的译介上。
在对“日本汉文教育”进行历史梳理时，实际是对该教育现象的概念进行阐释与绍介。如宋再新（2003）由日本大学入学考试中的汉文试题切入，对汉文教育的训读法及其历史进行了回顾，指出汉文训读法最早在三国时期就出现了萌芽。随后对汉文教育在日本近现代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脉络梳理，指出其战后国语教育中一直保持“半壁江山”的地位，并稍提及日本高中生的汉文学习状况与考试情况，以日本高中汉文课本《香炉峰下新卜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白居易作）为例进行了论述[3]。宋再新的研究主要是绍介性质为主，对日本汉文教育的多个方面予以综合译介与阐述，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但其将重心主要放在日本古代至近代的汉文教育发展史上，对当代汉文教育触及不多，对汉文的教科书、考试等情况未进行深入论述。
杨红（2010）以“汉诗教育”为研究对象，对汉诗在日本社会语言中的地位，汉诗教育的内容、媒介、对象等进行了介绍，并首次提及了日本学校各个教育阶段的汉诗教育，对日本初中、高中阶段的汉诗教育做了现状概述，对学习篇目、教学方式、考试与升学都进行了较为具体的介绍，并对日本当代汉文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4]。杨红虽在研究中未提及“汉文教育”一词，但根据前文定义，汉诗教育的本质是汉文教育，杨红将研究重心置于日本当代，尤其是中学阶段的汉文教育，现实关照与借鉴价值都较之前有提升。
叶琼（2014）则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汉字东渐以来汉文教育的发展史，在论及汉文阅读时，提及了日本高中的汉文教育要教授汉文训读技能，并转引日本白井千彰的研究，指出日本文科高考多数学校设有训读技能的考察，国立大学的理科统考也必考汉文，汉文教育几乎覆盖日本所有高中[5]。叶琼在宋再新的基础上对日本古代至近代汉文教育发展历史进行了更为详细的介绍，尤其是从汉字汉文的传入与受容这一角度专门论述，使得我国对日本汉文教育的学习内容与意义更为清晰。但其研究依然以教育史为本位，对当代教育情况略有提及，关照不多。
在课程标准研究方面，相关研究者几乎均是以对日本历版本《学习指导纲要》的译介为主，兼述日本汉文教育在《纲要》中的基本情况，极少有学者以汉文教育为专门的研究对象，从课程标准的有关维度进行研究。战后日本的中学教学大纲大约10年修订一次，至今已发布了9个版本。鲁宝元（1980）对1978年（昭和53年）版的《纲要》进行了翻译，并在古文教学中指出了日本古文教学包括本国古文与中国古文，此处中国古文实际就是汉文。同时点明了日本现代国语与古文采取的是分课教学方法，对有兴趣的学生开展选修制度[6]。赵北柯（1995）对1989年（昭和64年）版的《纲要》进行了翻译与评介，将此次修订的重点进行了分条归纳论述，其中谈及“重视古典和民族文化传统学习”时提及了日本高中古典学习的课程设置由三部分组成，但未点明具体课程内容中实际有汉文教学内容的存在[7]。同时，赵北柯还对日本战后以来至1989年历次《纲要》的修订进行了梳理，但未对汉文教育进行专门关注[8]。石贤彬（1997）对1989版《纲要》从中日对比的视角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解读，并在赵北柯的基础上指出了日本的古典文化包括古文和汉文两种，汉文指的是中国的古典文学[9]。赵亚夫（2000）对1999年版《纲要》（平成11年）进行了译介，对国语“古典”模块的学习目标明确提及“在养成阅读经典古文和汉文能力的同時”“能够运用古文或汉文中的语句意思”，将古文与汉文分开，不再统称“古典”，注意到了汉文教育的特殊性。另外，明确了“古典讲读”版块中古文与汉文的选修制度[10]。此后，对平成21年及之后颁布的《纲要》，未有研究者进行国语或汉文视域维度的专门研究。
严明、黄晟育（2014）是目前唯一对战后历版《学习指导纲要》中汉文部分说明进行专门梳理的，他们整理了自1951年（昭和26年）至2009年（平成21年）共8个版本的《纲要》，对其中汉文教学的目标与要求等进行了纵向罗列，并指出“教材的选择要符合学生的发展阶段”[11]。
三、教材与选文研究
教材研究是我国对日本汉文教育研究中的重点，也是相关成果最为集中的领域。由于教科书是最为直观的教学材料，对日本高中国语教科书中相关汉文篇目与教学内容的研究便成了方法上的主流。
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对日本高中教材产生关注的是吴鸿基（1985），其对日本高中国语教材体系进行了基本的概述，其中提及了《汉文》（古典）教材，对其单元与选文情况进行了简单描述[12];青野英美（2005）对日本中学国语教材做了更详细的介绍，并指出了“一纲多本”的现实情况[13];孟宪实（2011）对日本某一《古典综合》教材进行了目录式的扫描，分别从“中国的诗”“中国思想”“中国散文”“中国历史”四部分对其选文进行了概述[14]。但是，他们都未从系统的角度对教材整体进行统计，具体描述的是哪一版本教材也没有说明。张海青（2014）从比较的视野对中日两国高中语文教材中的文学作品进行了概观和分析，其中也包含了日本《国语综合》中的汉诗和汉文[15]。王群（2014）以古典诗歌教育为切入点，对中日两国中小学教材中的古典诗歌进行了介绍统计，并对认知方式的异同及选编特点进行了分析[16]。但他们都是以比较教育的角度入手，以某一部教材作为案例，总体依然缺乏系统性与代表性。
在此之后，逐渐有学者对这一现象给予充分的关注，并系统地着手相关研究。具体来看，汉文教育中的教材研究可分为选篇统计研究、选文分析研究、特定篇目题材研究三大类。
在选篇统计方面，黄晟育（2015）做了系统且详细的统计梳理。其搜集了日本文部科学省于2012年检定通过、2013年投入教学使用的9家出版社的23种高中《国语综合》教材，从文类、时代内容等多个角度对汉文与汉诗的选篇进行分类统计。同时，选取了“史传·史话”类选篇重要出处——《十八史略》为重点描述对象，梳理其在教材发展中的演变过程。具体来看，其首先对汉文课文的文类及其选录情况进行统计，将其分为“成语故事·寓言”“史传·史话”“文章·小说”“思想”“日本汉文”五类，通过统计发现“思想”类汉文被选录的篇数和次数均最多，汉文来源于《孟子》《论语》等先秦诸子散文;其次，黄晟育对所选汉文的朝代进行了统计，发现“思想”类选篇均出自先秦两汉，“文章·小说”类选篇都出自唐宋及其以前，“史传·史话”则多数选自明清时期;最后，其还将选篇从内容上划分为社会生活，人物历史，政治战争，其他四类。在汉诗统计方面，其首先对汉文选篇的诗体进行了统计，发现七言绝句所占比重最高;在对诗人选篇数量进行统计时，其分析了教材中18位唐代诗人的38首汉诗，发现日本教材中选篇次数的前三名分别是李白、杜甫和王维;从汉诗内容上看，其将这些作品分为了思乡、怀人、山水、送别等7类，通过统计发现山水诗所占比重最高[17]。黄晟育的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对日本汉文教科书着力最深的，其对日本主流的教科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已经可以基本反映日本高中汉文教育的基本面貌。
然而，由于日本教科书“一纲多本”的特点，所有出版社都有自编教材的权利，只用交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后就可发行，导致黄晟育的研究对象并未穷尽日本全国高中教材的版本。在此基础上，徐丽丽（2020）进一步以2013年4月以后正式投入使用的全部日本高中国语教科书作为考察对象，对10家出版單位所编辑的95部高中国语教材进行了重新统计，将研究篇目拓展到了93篇。并指出了黄晟育研究中认为汉诗来源均为唐诗的不一致情况，即汉诗选篇中依然存在魏晋、宋代与汉代的作品。另外，从诗人作品的选录次数统计上，她认为仅次于李白与杜甫的诗人应为白居易，其次才为王维;在内容题材方面，其将分类法改为了自然、旅情、友情/爱情、人生感悟等五类[18]。徐丽丽对黄晟育的统计内容进一步完善，使得该部分的统计研究已基本达到成熟。
在选文分析研究方面，严明等人（2014）在诗人及汉诗数量、选录次数分布进行统计的基础上，对所选诗人作品数量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其指出了日本高中汉诗选篇中从白居易到李白的影响消长，对两人的地位变化轨迹进行勾勒，认为李白后来居上这一现象受日本社会审美观的变化影响，同时当代对李白作品的尊崇也与日本人的人情观有关;另外，他们也尝试对影响日本高中教材中汉文选文的因素进行分析，概况为作家作品的经典性、中日文学的关联性与降低阅读理解难度[19]。黄晟育在其硕士论文（2015）中进一步对汉诗文选篇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纳，概括出文学历史的关联性、作家作品的经典性、阅读理解的难易度、教材编制的参照性四个维度，并结合历版《学习指导纲要》中汉文学习的要求进行具体分析[20]。严明与黄晟育在对选篇进行详细统计的基础上得出选文因素分析的结论，其论证逻辑是比较严密的，也基本反映了战后日本汉文教育选篇的变动轨迹。田怡（2020）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日本的汉文教育承担了一定的文学史功能，因此，教材所列诗文在日本文学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并以白居易《香炉峰下新卜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与《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为例，指出了其与《枕草子》与《源氏物语》的文化传承关系[21]，这一论断解释了此前选文统计中经常出现的“名家冷篇”现象，具有创新性与合理性。
另外，有个别研究者以特定篇目题材角度切入，对教材中的汉文选篇进行研究。张铁英（2011）从日本高中教材中的爱情题材入手，对日本高中国语教材中的涉及爱情篇目进行了总体概括[22]，将现代文、古文、汉文并谈，相关论述较为浅显。范文（2016）将《聊斋志异》作为研究对象，统计了其在日本战后五十年的高中汉文教科书中的变迁情况。对日本战后50年间的244册汉文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发现有24个版本的教材在“小说”类别中选取了《聊斋志异》，并结合高频篇目《竹青》《绿衣女》《酒虫》等文本，兼谈及其文章课后附后的习题，具有教学价值。最后，对日本教材选取这些篇目的原因进行归纳，总结出被日本文学家改编易于接受、主题和内容的趣味性、篇幅短小适合选入教材三个原因[23]。范文以《聊斋志异》这一特定作品入手，以小见大，由表及里，在前人进行宏观统计分析的同时以作品为经，展现了更为深刻的汉文教育研究前景。宋时雨（2019）以《马说》课文为例，对比了我国初中统编本教材与日本东京书籍教材中课文助读系统的异同，从教材编排的微观视角入手，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科书的编写意图与教学定位[24]。
四、教学与课例研究
教材终究是以静止的形态呈现在教师与学生的面前，面对教材，如何上出每一堂具体的课则取决于多种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日本汉文教育的关注与研究也涉及到了具体课文教学与案例的研究。但整体来看，受制于时空场合所限，普通的研究者难以亲临日本的中学一线目睹教学现场，只能借助日本方所提供的教学实录及相关资料。另外，我国对日本所著有关汉文教学的研究成果译介非常有限，就更加导致了该研究领域的薄弱甚至空白。总体来看，我国学者对于宏观学段的教学与汉诗教学特点的分析稍有触及，均依赖于日本的相关论著，缺乏一手材料。对于汉文（文言文）相关的教学与课例研究基本是空白。
在课例研究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对日本汉文课例的关注是沈教（1981），他翻译了日本岩手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远藤哲夫的《桃花源记》教学设计与《登岳阳楼》教学设计[25]，但这两篇的设计都相对简略，没有课堂实录与师生对话，译者也未对其进行评述。随后，赵北柯（1981）对沈教翻译的《桃花源记》教学设计进行简评，指出日本中学的汉文教学设计并不使用串讲法，而重视指名阅读和提出具体问题，把要讲的知识尽量从不同角度编成有价值的思考题，用讨论法进行教学。同时他指出“日本教学中成绩考察贯彻始终并注意通过写感想文和整理笔记等方式检查学生的理解水平，克服教学上的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这也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26]”沈教、赵北柯二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关注到了日本中学的汉文教学情况，并进行了初步的译介，这种教育视野值得继承与学习。
其后，严明、黄晟育（2014）译介了日本溪水出版社出版的《汉文教材研究·汉诗篇》中的指导案例（教学设计），对汉诗教学设计的特点进行了归纳。指出汉诗篇目教学中，善用吟诵法、情境创设法，同时注重文实地相结合，注重对自然风光的感受。具体来看，吟诵法的运用体现在所有的汉诗教学都安排了应用朗诵的环节，其形式包括范读、指名朗读、个别朗读、齐声朗读、分组朗读等。另外指出这样的环节贯穿于教学的开始、中间与结尾部分。并以《峨眉山月歌》与《静夜思》的教学为例作了分析。情境创设法主要体现在引导学生在汉诗学习中发挥联想与想象，并以《送友人》与《登岳阳楼》为例，指出“这不仅将阅读、思考、写作等多种形式有机结合起来，还有利于加深对汉诗内容的理解与把握”。注重文实地结合主要是指将古代地图、中国史的知识代入教学环节，例如《峨眉山月歌》中将地图引导至板书上，《凉州词》《早发白帝城》课例中借助地图将诗中具体地点的位置与大致距离标出，让学生对诗人身处之地有更直观的理解。注重对自然风光的感受主要指的是强调引导学生对诗歌中有关色彩词汇的分析，如《江南春》中的“千里莺啼‘绿映‘红”等[27]。严、黄两人借助大量日本中学一线的案例入手，总结出了四点具有代表性的教学特色，并辅以生动的教学案例进行解说，对认识日本汉文课堂教学具有独特的意义。
在宏观学段的教学方法上，杨红（2010）结合汉诗选篇的案例，在对日本中学汉文教学专著的翻译基础上指出：在实际教学中，初中阶段的汉文教学重点多以朗读为主，解析为辅，主要是感受汉诗的独特韵律。而高中阶段的汉诗教育则在初中阶段的基础上有所拓展，高一阶段强调诗歌的吟誦，朗读，高二强调的是如何区分诗中汉语词汇的顺序问题，高三阶段要求学生更多地掌握诗歌的形式、对偶、色彩表现、心情表现等细微之处，或引用英文翻译对比理解[28]。
五、考试与评价研究
考试评价与测量学是我国语文教育中起步较晚，发展比较薄弱的一环，相应地，我国对日本汉文教育考试与评价方面的研究也较为单薄。总体来看，我国缺乏专门研究汉文教育考试与评价的成果，即便是对基本考试制度与试题的分析，21世纪以前都未见到任何研究材料，直到2003年才有第一份试题译介。
此外，目前对该方面的研究主要借助于部分学者对日本大学入学中心考试（相当于我国高考）国语试题的研究，在此该试题中有四分之一比例的试题为汉文阅读题。同时，日本各高校在入学时也有各自的单独命题，相当多数高校的国语试题中也有较大比例的汉文试题。目前国内主要从应试的角度从试题解答切入，但也未专门涉及汉文阅读。另外，对于中心考试之外的课堂教学设计评价，教师评价，日常测验评价等更是缺乏关注，反映出该领域依然具有较广阔的研究空间。
宋再新（2003）较早指出了日本大学入学考试中的国语试题包括汉文内容，指出汉文试题主要考察汉语词汇的读音、汉文句法、把汉文写成日本古文和对汉文的理解等，另外提及汉文试题的出题来源主要出自《大唐新语》《列女传》等，此外，他以东京大学2002年入学考试文科国语汉文试题《病梅馆记》，理科汉文题《风俗通义》为例，对日本高校入学考试中的汉文考法进行了基本介绍[29]。宋再新是目前已知最早对日本汉文试题进行关注的研究者。
青野英美（2005）则进一步对日本全国高考统一考试概况进行绍介，在对国语考试试卷结构特点进行详细说明时现代文、古文、汉文三个部分进行了分别论述，在汉文部分，青野以2001年入学试题《唐临为大理寺卿》的原文与习题为例，对试题进行了评述，最后对近年来国语试卷的出题格局进行了总结[30]。青野在宋再新的基础上对试题结构与考查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
卢明、王国均（2008）从中日语文高考命题的比较研究入手，进一步对日本大学入学中心考试国语试题进行解读，其结合2008年的考试真题案例，认为日本方命题的主要特征是基础性与专业性相统一、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第二阶段考试命题特别体现了语文学科工具性[31]。
郑坛建（2020）在对日本2020年大学入学中心考试进行翻译的基础上，对该年度汉文试题《田南树园激流植楥》（谢灵运作）的各小题进行了译介，认为日本汉文试题主要涉及三项考点：一是汉字、返点与书下文等基础知识，二是诗歌的对偶押韵，三是诗歌内容的理解，并指出作为大学招生考试，中心考试只考察基本的汉文阅读能力，较少涉及到鉴赏评价层级的题型，如果不考虑诗歌篇幅，它与我国大部分地区的中考古诗词试题有许多相同之处[32]。郑坛建是首次从试题考查的层级角度对汉文试题进行评析的，但主要立足于个案。
六、当下研究的主要问题与展望
新世纪以来，海外母语教育与比较教育逐渐受到了国内语文教育工作者的关注，相关研究也方兴未艾。纵观我国四十多年的日本汉文教育研究，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反映出较大的缺口与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研究内容集中于教材研究，对教学、课例、评价等领域关注不够。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国对日本汉文教育的译介与研究最初始于教材，后期依然着力于教材，这是较好理解的。因为研究者只需通过语言关，顺利对教材中的内容进行翻译便可以开展研究。尤其对汉诗文的统计研究，更是无需太大的语言功底即可操作。目前，对于日本教科书的汉诗文统计分析已基本完备，即便后期《学习指导纲要》再进行修订，文部科学省批准新一批通汉文教材，根据日本战后几十年来的汉文教学趋势来看，其基本篇目不会有较大改变，因此，部分研究者还拘泥于对教材中统计分析便意义不大。此外，在统计之上的选文变动因素研究尚有一定的空间，主要集中于对汉文（文言文）变动的分析与典型篇目或题材的研究。此外，我国对汉文教育的教学研究、课例研究、考试与评价研究总体关注都十分有限。在教学方面，仅有的几例研究均是参考《汉文教材研究·汉诗篇》中的案例得出的结论，未免稍显陈旧且静态。我国目前尚缺少有关日本汉文课堂乃至国语课堂教学实录与教学设计方面的研究与译介。在课例方面，目前已知的完整课例不到5例，难以构成课例分析的系统。在考试与评价方面，目前的研究均依赖于日本大学中心考试中的汉文试题部分，没有形成专门的汉文教育测量与评价研究方向。
（二）以译介为主的研究方法陈旧，相关本土化理论建树较少。
在研究方法上，我国教育工作者对此依然不可避免地以译介为主。尤其是新世纪以前的相关研究，部分研究人员仅仅将最新一度发布的《学习指导纲要》翻译过后就发表，缺乏自己的评述与主张。此外，在翻译基础上的其他研究方法也无非统计梳理、文献法或比较研究几种，对其他研究方法的运用十分有限。不少成果甚至称不上是研究性质，仅仅是绍介与科普性质。同时，现有的研究结论中本土化的理论建树极少，部分研究者直接将日文文献中的成果一起翻译过来，未考虑在我国教育环境下的适应性问题。另外，即便是现有的研究结论也存在不够深入，常浮于表面等问题，除黄晟育、徐丽丽等人在统计了汉诗的分布后还继续追溯背后的社会历史原因外，大多人研究中均只罗列现象，未尝试探寻其中的本质。当然现阶段也必须认识到，在研究的起步阶段这样的现象是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与合理性，亦不能对此做出苛求，只是希望随着未来研究的不断进步，我国对汉文教育在研究方法上能更加多元，并能逐步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建树。
（三）尚未有结合具体情境的行动研究，研究的现实关照意义不够。
从本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即便是日本的相关研究也只停留在理论与经验的总结上，我国的不少研究试图通过一系列汉诗的教学或教材案例提供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结论或教学模式。事实上，一线课堂的教学千差万别，且不说两国的文化差异，单纯就日本一国而言，其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班级的中学生差别也是较大的，因此，不可能寄希望于纸上谈兵，脱离实际情景的理论研究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在对日本汉文教育的研究中，缺少像付宜红教授一样赴日进行实地观摩研究的相关成果。付宜红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赴日留学，为研究日本小学语文教育相关问题，她深入一线课堂，研究了大量课例、教材，以行动者的身份参与到了教育活动的整个过程中[33]。然而，对于日本高中阶段的相关类似研究目前还处于空白阶段。此外，目前研究者所得出的结论往往就事论事，最终缺乏一定的现实关照，即为什么而研究的问题，如果仅仅是开拓一种新视野，介绍一种新教材，对我国的语文教学与研究无法起到借鉴作用，那研究本身的针对性与价值便大打折扣了。
“跨国、跨语言、跨文化”是比较教育研究中不得不面對的三个难题。即便在已有研究成果中，我国对于“日本语文”的关注远远不及“美国语文”“新加坡语文”，然而邻国日本却在千年之间始终修习我国古代的汉文化，未曾中断。随着时代不断向前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日本国语中汉文这一独特的教育现象，并通过各种方法尝试揭开它神秘的面纱。在2020年“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佳话下，随着当下教育工作者研究素质的不断提高，我国对日本汉文教育的关注也会逐步清晰明朗，最终反哺本国传统文化教育，增添汉语言的文化本色。
参考文献：
[1]长古川滋成.汉文教育序说[M].广岛：第一学习社，1979：19.
[2]徐丽丽，龙慧星，金香梅.日本近代初期的汉文教育研究——对《明治汉文教科书集成》考察[J].教育教学论坛，2020（37）.
[3]宋再新.日语里的“汉文”[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3（2）.
[4][29]杨红.当代日本汉诗教育的发展趋势研究[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10（7）.
[5]叶琼.从“汉文”学习到日本近代中国语教育的成立[J].对外汉语研究，2014（1）.
[6]鲁宝元.日本中学国语教学大纲简介[J].中学语文，1980（6）.
[7]赵北柯.日本中学国语科新教学大纲评介[J].语文学习，1995（2）.
[8]赵北柯.战后日本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的修订情况介绍[J].语文学习，1984（9）.
[9]石贤彬.中日高中语文新大纲比较谈[J].语文教学通讯，1997（11）.
[10]赵亚夫.日本高中最新国语学习指导要领[J].中学语文教学，2000（7）.
[11]严明，黄晟育.日本汉文教育及国语教科书选文分析[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4（7）.
[12]吴鸿基.日本高中《国语》课本简介[J].语文教学与研究，1985（12）.
[13][30]青野英美.日本高中国语课程设置情况和背景及教材情况[J].语文建设，2005（11）.
[14]孟宪实.日本高中课文中的中国内容[J].黑龙江教育（中学教学案例与研究），2012（3）.
[15]张海青.语文教科书中的文学作品研究：以中日两国高中阶段为例[D].山东师范大学，2014.
[16]王群.学校古典诗歌教育之中日比较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2014.
[17][20]黄晟育.现行日本高中《国语综合》中的汉诗文[D].上海师范大学，2015.
[18]徐丽丽.东亚视阈下的文化接触与文化认同——以对日本高中国语教科书中汉诗选材及其影响因素的考察为例[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
[19][27]严明，黄晟育.日本高中汉诗教学现状分析[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6（1）.
[21]田怡.日本高中国语教材选编汉诗文分析[J].国际公关，2020（7）.
[22]张铁英.日本高中教材中的爱情题材[J].科技信息，2011（23）.
[23]范文.《聊斋志异》的教材化——以日本战后五十年的汉文教科书为例[J].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16（2）.
[24]宋时雨.基于中日教材助读系统视域下的《马说》比较分析——以初中部编本《语文》、东京书籍《国语综合》为例[J].语文教学与研究，2019（19）.
[25]王松泉主编.日本国语科教育论译介[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10）.
[26]赵北柯.《桃花源记》的教学——日本高中国语科（汉文）教学设计译介[J].语文教学通讯，1981（11）.
[31]卢明，王国均.中日语文高考命题的比较与启示[J].语文学习，2008（4）.
[32]郑坛建.风月同天：日本高中国语课程中的中国古典诗文[J].语文学习，2020（6）.
[33]付宜红著.日本语文教育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9）.
猜你喜欢 国语教材日本 我多想……作文周刊·小学一年级版(2020年4期)2020-04-26两岸小学语文教材文言文注释对比研究——兼谈与初中教材的衔接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19年9期)2019-05-28怎样提高少数民族初中学生学习国语的积极性魅力中国(2017年38期)2017-09-18容祖儿《一百个我 国语新曲+精选》时尚北京(2017年1期)2017-02-21源于教材，高于教材福建中学数学(2016年7期)2016-12-03日本：入住书舍，与书共眠新高考·英语进阶（高二高三）(2016年1期)2016-03-05日本神社Coco薇(2015年12期)2015-12-10日本混乱中迎接希拉里环球时报(2009-02-18)2009-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