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纳切威：我的照片就是战争证词
朱丽娟
他在战地拍摄31年，出生入死，却很少提及照片背后的故事。他相信，照片是他唯一的“武器”。他的一组照片曾挽救了非洲150万名难民;他在荷赛拿过25个奖，获得过5次战地摄影最高奖。
“从我打算做摄影师那天起，就决心做个战地摄影师，因为我坚信，只要能揭露战争的真实面目，我所拍的照片就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反战照片。”纳切威说。
就这样，这个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的美国男人背上黑色背包，脖子挂上相机，走进最沉重的新闻现场。曾做过纳切威图片编辑的汉斯 赫尔曼·克莱尔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纳切威还留着20世纪嬉皮士最流行的中分发型，穿着脏兮兮的牛仔裤，衬衣却是出人意料地一尘不染，“在一片嘈杂混乱之中，跟那些在现场慌张无措的记者相比，纳切威保持着一定的镇定”。
纳切威做了31年的战地摄影师，31年来，他获得过5次战地摄影最高奖罗伯特·卡帕金奖，还捧得2次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以他为主角拍摄的纪录片《战地摄影师》曾获奥斯卡提名;2007年，著名演讲机构TED还把年度大奖颁给他。
领奖的时候，这个见识过无数战火的美国男人低着头，像第一次上台发言的小学生，紧张得双手握着自己的讲稿说：“对一个花一辈子想要保持隐身状态的人来说，站在这么多人面前有种灵魂出窍的感觉，像是让人在头条新闻里发现了自己。请原谅我不得不违反你们的演讲规定，我得看着稿子演讲。”
关于战争，他的叙述里除了最基本的事实，找不出战地小说家那样的精彩故事。每次他在前线，编辑克莱尔都会迫不及待地跟他联系，“你看到什么，跟我讲讲”，但大多数时候，这个编辑得到的答案都是同一句话， “我不想说”。
“作为摄影师，我最大的痛苦在于知道自己的一切名声和利益都建立在别人的苦难之上，这让我每天挣扎煎熬。如果有一天，我的野心超越了我的同情心，那时的我就失去了灵魂。”纳切威说。
跟纳切威一同采访过新闻的路透社记者德斯·怀特回忆，有次在印尼，一群挥舞着木棍和匕首的暴徒在窄巷里追打着一个已经满头是血的人， “就像小孩在玩弄自己的玩具”。绝大多数摄影师都躲在街对面的大楼里用长焦镜头拍照，只有纳切威跑到现场，这个摄影师并没有打开相机，一贯内敛的他少有地展现出激烈的情感，他跪在地上，大声哀求着“请不要杀死他，你們没有必要杀死他”。
但这些话显然没有起到作用，因为现场照片留下了当时的情形：围成一圈的男人用力把棍子挥向瘫倒在地的人身上，仅仅因为他们拥有不同的观念，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一只手掐着那个男人的脖子，另一只手用匕首抵住他的喉咙，而地上的人已经闭上了眼睛。
2003年，纳切威参与伊拉克战争报道。他跟同事迈克·韦斯科夫坐在车里，在炮火追击中前进。路上，一颗手榴弹被扔进他们所在的车厢里。韦斯科夫果断地抓起导火线还在燃烧着的手榴弹，想要迅速扔出去，可他显然输给了时间，手榴弹在他右手里爆炸。
营救他们的直升机在一片混乱中冲到前线，抢救负伤的记者。近距离的爆炸让纳切威的两条腿和胃部被弹片击中，但他依然举着相机，用尽自己的力气坚持着为正在抢救韦斯科夫的战地医生拍照，一直拍到自己昏厥过去。
有些记者会拿着自己在战地死里逃生的经历翻来覆去说个不停，但是你很难让纳切威跟你讲这些九死一生的故事。克莱尔说。“你必须求着他跟你讲讲这些事，即便如此，他也会极力回避。”
纳切威知道，他唯一的武器是照片。于是，在车臣战争中，他跟着回家的母亲走进被炸毁的房间，拍下她悲伤的哭泣;在印尼的铁道旁边，他跟住在铁路边的穷人聊天，看着只剩一只手和一条腿的男人拄着拐棍在公路上乞讨;在中东战场，他跟着投掷石块的年轻人奔跑，跟他们一起被催泪瓦斯呛到双手捂脸，用力搓揉睁不开的眼睛。
“我希望在照片中，摄影师能够隐身，我不希望人们看到我的照片后说‘瞧这构图多棒，我所使用的技巧完全服从于我的工作，去表达我想表达的意思。如果我的照片能让人们感到不安，如果这些画面能够毁掉他们的一天，那我就完成了我的工作任务。”纳切威说。
在美国举办展览的时候，人们向纳切威提问：“看着这些悲伤的场面，你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呢？”“我不得不这样做。如果我到急诊室做医生，一定会搞得七零八落，在那里我毫无用处。我要把我的情绪通过照片传递出去，我在现场感到愤怒、悲伤、怀疑或者同情，我希望把它们体现在照片里，不仅如此，我还希望它们能继续传递到看到照片的人那里。”纳切威的回答赢得了人们的掌声。
除了战争现场，纳切威还拍摄过饥荒、疾病等世界性问题。他在索马里饥荒的中心地带待了几个星期，拍摄了一组照片，刊登在《纽约时报》的封面。照片发表后的星期一早上，《纽约时报》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许多人打电话来问他们能做什么。照片发表17年后，国际红十字会的一名负责人告诉他，正是这些照片实现了二战以来红十字会最大的一次行动，挽回了150万人的生命。
离开战场，纳切威的日子好过很多。这个美国男人生活在纽约，他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里面摆满了书，闲下来的时候他喜欢看看小说，看看展览，喝瓶可乐，只是很少拍照片。
“许多年前，我觉得我看够了这个世界的悲剧，我再也不想看更多的悲剧了。但不幸的是，历史还在继续产生着悲剧。我感到我有责任将它们记录下来。”纳切威说。“但请相信我，我比任伺人都更希望这些悲剧从没发生过，我愿意去拍与之完全不同的照片，或者干脆不拍照片都可以，我真希望一切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但是，世界还是老样子。纳切威准备第二次报道索马里饥荒时，没有一家杂志社对这个故事感兴趣，他不得不独自前往索马里。在出发前一晚，他做了一个“恐怖的噩梦”，“浑身颤抖，从梦中惊醒”。
“我知道饥荒是什么样的，我不想再做噩梦了”，被噩梦惊醒的纳切威决定抛开这一切悲剧，打包准备回家。可没过一会儿，他又平复下来，再一次背上他的黑色背包，搭上了红十字会飞往摩加迪沙的运输机。
在他很少更新过的个人网站上，贴满了照片，连自我介绍都只有寥寥数语，这个沉默的战地摄影师只用灰色的字体在漆黑的页面上写下这么一句话：
“我是一个见证者，我的照片就是我的证词。我所记下的事件不该被遗忘，更不该重蹈覆辙。”
青年时代的詹姆斯·纳切威自学摄影，并租用暗房以便掌握扎实的冲印技术，几年里孜孜不倦地向前辈学习积累。随着摄影专题论文的发表，他对摄影的兴趣与日俱增。他做过图片编辑，也当过卡车司机。每一项工作都潜移默化地增长着他的阅历。
对平常人来讲，战地摄影师充满了太多戏剧性的元素，詹姆斯·纳切威的平实与简约超出人们的想象。白衬衫、牛仔裤加双肩摄影包就是他的全部装备，没有头盔，也没有防弹衣。他更不会钻进装甲车之类，而是静静伏进战壕，听流弹从耳边飞过，等待快门时机，仿佛天佑其命。他从不说话，也从不轻易按下快门，其他记者飞快地拍摄时，纳切威往往只是等待，因为他明白需要的影像何时到来。
纳切威多年使用佳能胶片单反相机，大多搭配广角变焦镜头，主机备机各一台，近年开始使用佳能数码单反相机。胶片主要以彩色反转片和Tri-X等黑白胶片为主，拍摄完成的胶卷被直接寄至《时代》杂志或带回他在纽约的工作室冲印。纳切威的彩色摄影以夸张而又不失真的色彩对比来表达战争的惨烈、环境的萧条或人的精神状态。他善于在复杂的光线下快速按经验和心算确定曝光，使反转片曝光精准，明暗独到，具有极强的视觉张力与场景纵深，使影像主体与背景环境紧密融合。黑白片则不拘于前辈的套路，各种夸张视角和独特构图，再如阴影和景深等元素极大地充实和活跃了画面，使信息量扩大、感染力增强。而这一切正是报道图片的制胜所在。
对于图片而言，完美的思路带来的结构形态都不因其本身的存在而愈显重要，更大的优势在于这些帮助表现了图片的主题。想要放弃精心设计的预想构图转而抓住一个直白表达的瞬间，对每一个摄影师而言，恐怕都是一场心理的恶战。然而詹姆斯·纳切威清楚，观者更关心图片的主人公，而不会浪费更多的时间夸耀拍摄者的技巧与构思。
詹姆斯·纳切威的作品风格，成型于他对待人与事物的独特观点与方式。如他所述，他在拍摄中安静而缓慢，以敬意对待他人，以尊重接觸他人。他以语言和手势与人交流，人们因而参与到拍摄中来。他的作品不应被归类于所谓“抓拍”，而是充满关注与精确判断的具有预见性的人性化拍摄。他的拍摄接近被摄人，同样把这种近距离的感受传递给观看者。用广角镜头近距离拍摄，以此营造身临其境并与环境互动的感觉，从而打破长焦镜头产生的距离感和带给观看人的冷漠态度。这种透视效果截取并再现了真实的感受，以独特的视角让人不仅简单地知晓画面信息，而是进一步深入领会拍摄者与被摄者的所处环境。
战地摄影师罗伯·卡帕曾说过：“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还不够近”。詹姆斯·纳切威就是站得太近的摄影师。他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总是能穿透人的灵魂，让人震撼，流泪……颓壁残垣中的老者、冰冷墓园中的母亲、火光冲天中的奔跑者、饥饿笼罩下的尊严……人类在这里被呈现得软弱无助，他们在恐惧和死亡间蠕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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