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传播和汉赋塑造：论刘安及其《淮南子》的辞赋史地位
徐昌盛
[摘 要] 在汉初楚辞的传播与散体大赋的塑造上，淮南王刘安及其《淮南子》起到了重要作用。楚辞早已流行，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身边汇聚了一批楚辞作家，但刘安推动了楚辞由藩国向宫廷的传播，主要原因是刘安擅长辞赋创作，又值即位不久的汉武帝“爱好艺文”，两者一拍即合。刘安是叛王之子，为朝廷所警惕和防范，在献《淮南子》時所作的《离骚传》，对屈原进行了黄老化的评论，再联系《淮南子》反复提及智伯的命运，能够理解刘安的处境和心态。淮南王文学集团以辞赋著称，《淮南子》与散体大赋同时形成，且具有散体大赋的基本特征，它与《七发》《子虚赋》等共同塑造了汉大赋的文体样式。
[关键词] 刘安;《淮南子》;辞赋;文学地位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21）03—0097—06
Abstract：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Liu An and his Huainanzi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pread of Chu Ci and the shaping of Fu. Liu Bi and Liu Wu， who are royal family members， have gathered a group of creators of Chu Ci. However， Liu An， who is a writer， has promoted the spread of Chu Ci from Huainan state to the court.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Liu An is good at composing Ci and Fu， which made him get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who is fond of art and literature. Liu An， whose father died of revolt， was alert and guarded by the imperial court.Liu An commented on Qu Yuan in the notes of Lisao， and repeatedly mentioned the fate of Zhibo in Huainanzi， which reflected the ideological motivation of compiling Huainanzi. Liu An"s literature group is famous for Ci and Fu.Huainanzi and Da Fu were formed at the same time， reflecting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Han Fu. Together with Qifa and Zixu Fu， Huainanzi shaped the style of Fu in the Han Dynasty.
Key words：
Liu An; Huainanzi; ci and fu;literature status
《淮南子》与楚辞汉赋的关系，已经有较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既揭示了刘安在《楚辞》继承、传播和研究上的贡献，又注意到《淮南子》在时代风气影响下具备了一定的赋体特征在《淮南子》对《楚辞》的继承方面，学者指出刘安是屈原作品的最早整理者，刘安《离骚传》虽然亡佚，但班固《离骚序》保存了只言片语，《淮南子》和《楚辞》具有共同的道家思想、神仙思想、神话系统、天文历法、方言词语、神话地理、神话人物、历史人物评价、地域特点和政治理想等（陈广忠：《论〈楚辞〉、刘安与〈淮南子〉》，《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冬之卷）;又有学者从昆仑神话的角度进一步考察《淮南子》与《楚辞》的关系，指出两者都是楚文化的产物，《淮南子》的昆仑神话多源自《楚辞》，比如昆仑“三层九重”结构，神灵的职能、名号，山川地理位置等（宋小克：《〈淮南子〉昆仑神话源自〈离骚〉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在《淮南子》对《楚辞》的传播方面，学者指出屈原逝后，因为政治原因，作品只能在楚国民间流传，贾谊最早接触到屈原作品，但未能带到北方，淮南国国都寿春是楚国晚期都城，刘安献《离骚》、编《楚辞》，最早将屈原作品由沅、湘一带传至楚国其他地方;汉景帝、武帝时，《楚辞》主要流传在故楚之地，因此严助、朱买臣是最早的传习者，经过刘安、朱买臣等人的努力，《楚辞》才传播到朝廷（傅刚：《论赋的起源和赋文体的成立》，《北京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至于《淮南子》与汉赋的关系，学者指出《淮南子》是由大量形式完美的散体大赋组成，比如排比对偶等铺陈手法的使用、声律的讲求、文辞的华美、曲终奏雅的注重等（曹晋：《〈淮南子〉的赋笔特征》，《文史知识》1997年第8期;应克荣、方川：《〈淮南子〉赋笔特征论略》，《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但目前的研究尚有深入探讨的空间，本文着重讨论三点：一是考察刘安的著述才能在汉初藩王中的独特性及其《离骚传》在楚辞传播中的作用;二是联系《离骚传》的屈原评论来讨论刘安编纂和进献《淮南子》的复杂心理;三是发掘《淮南子》在塑造散体大赋过程中的特殊作用。
一 刘安与楚辞由藩国向宫廷的传播
战国后期，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和齐国的孟尝君等四公子，以善于养士著名。他们的门客虽有学术著述，比如信陵君的《魏公子兵法》，但主要在政治上出谋划策。吕不韦意识到强秦的文化弱势，招致食客三千人，试图在文化上与六国争衡，因此撰有《吕氏春秋》。学者指出：“吕不韦著书前后，战国四大公子还有信陵君和春申君在世。信陵君为魏公子，春申君为楚公子。一南一北，占据文化上的优势，依然对于士人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吕不韦要想真正实现他灭周以后统一中国的政治雄心，就必须扭转秦人不文的局面，将天下人才笼络到三辅地区。”[1]59因此，战国以来的公子或相国宾客，主要是政治集团，虽然进行了一定的文化创造，但主要还是为政治服务。
及至汉代初年，诸侯王宾客的文学或学术作用进一步凸显。汉初诸侯王在各自的封地内享有衣食租税权，甚至能铸造钱币，可以任命除丞相以外的官吏。他们受到战国养士风气的感召，也纷纷豢养宾客。比如，围绕刘濞形成的吴王文学集团，是汉初的第一个诸侯王文学团体。刘濞“招致四方游士”[2]2338，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人庄忌皆以文辩著名，是吴王文学集团的核心。刘濞谋反的意向暴露后，邹阳和枚乘上书劝阻未遂而出走梁国，留下了著名作品（后人题为邹阳《上书吴王》、枚乘《上书谏吴王》），成为吴王文学集团的代表作，但吴王本人没有从事文学活动的记载。又如，围绕刘德形成的河间王学术集团。刘德“筑日华宫。置客馆二十余区，以待学士。自奉养不逾宾客”[3]184，“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2]2410。河间王宾客以学术为主，未闻有文学作品传世，史书批评刘安“所招致率多浮辩”，是为了突出刘德的宾客主要是儒家学者。汉初最具文学色彩的是梁孝王刘武和淮南王刘安两个文学集团。刘武主要活跃于文帝末和景帝时，刘安活跃于文帝末至武帝初。刘武是文帝嫡次子，景帝同母弟，受封要冲之地，阻挡七国之乱有功。刘安是叛王刘长之子，自然不如刘武更得恩宠，显名也在刘武之后。
梁孝王文學集团是西汉初期最著名的文学性团体[4]。梁国素有辞赋创作和传播的传统。梁孝王的前任梁怀王刘揖，史载“好《诗》《书》”[2]2212。文帝前元七年（前173），贾谊任梁怀王太傅，直到前元十一年（前169），梁怀王堕马死，贾谊在梁国有三四年之久。贾谊先在长沙撰有骚体赋《服鸟鸟赋》和《吊屈原赋》，后到梁国传播《楚辞》，如贾谊回答梁怀王的问题，提到“故曰先醒，辟犹俱醉而独先发也”[5]261应是来自《楚辞·渔父》的“众人皆醉我独醒”。梁孝王文学集团以辞赋著名，史载 “梁客皆善属辞赋，（枚）乘尤高”[2]2365，汇聚了邹阳、庄忌、枚乘、司马相如等西汉早期最重要的作家，涌现了《狱中上书自明》《梁王菟园赋》《子虚赋》等著名作品，代表了西汉初年的文学面貌，成为后代文人津津乐道的文学意象。葛洪《西京杂记》记载了梁孝王在忘忧馆雅集而宾客作“七赋”[3]169-181，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序》说“梁孝王时有邹、枚、严、马，游者美矣，而其主不文”[6]199，谢惠连《雪赋》假托梁孝王兔园赏雪，说“乃置旨酒，命宾友，召邹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7]194。但无论是传说还是文献记载，都未闻梁孝王参与创作或有作品流传，因此梁孝王“不文”是事实，他主要以敬惜贤才、啸聚风雅的贤王身份名世。在梁孝王的宾客中，庄忌是楚辞作家，《汉书·艺文志》载有“庄夫子赋二十四篇”[2]1747，今所存《哀时命》乃吊屈原之作，遣词多仿屈原《九章》，属于楚辞。据上可知，梁国本是楚辞流传的沃土，梁怀王时有贾谊，梁孝王时又有庄忌，梁孝王本人虽不以文学才能见长，但毕竟爱好辞赋作品。又梁孝王与景帝关系密切，多次前往朝廷，史载“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2]2529，梁孝王君臣与景帝君臣谈及辞赋作品，吸引了不得志的景帝郎官司马相如的加盟。但梁国却没有成为楚辞从藩国到宫廷的桥梁，应是“景帝不好辞赋”[2]2529的缘故。
淮南王刘安的情况和遭遇与梁孝王恰恰不同。他本人擅长辞赋，又值汉武帝爱好辞赋，两者一拍即合，推动了楚辞从藩国向宫廷的传播。
刘安以深厚的文学修养留下了光辉篇章。《汉书·艺文志》“屈原赋”记载“《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2]1747。《汉书·艺文志》将《淮南王赋》和《淮南王群臣赋》分别著录，是有意区分了淮南王与宾客的作品，可知刘安本人创作了大量辞赋。这也能从史传中得到印证：如《汉书》本传说“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2]2145，刘安能够在宴席之间谈论赋颂，文思敏捷自不待言;又如《汉书·严助传》载“闽越复兴兵击南越。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而上书以闻。上多其义，大为发兴，遣两将军将兵诛闽越。淮南王上书谏曰”[2]2777，此即著名的《谏伐南越书》。《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出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2]1711，则刘安著有《琴颂》，又载“《淮南歌诗》四篇” [2]1754，其中很可能有刘安的歌诗。另外，《古文苑》载有刘安的《屏风赋》。《汉书·艺文志》来源于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的《别录》《七略》，反映了西汉末年的藏书情况，也是现存东汉以前文献的唯一记录。刘向开始校经传诸子诗赋，是在成帝河平三年（前26），已距刘安去世近一百年，尚能保存刘安的八十二篇赋，说明刘安的作品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一般认为，《楚辞》是由西汉后期的刘向整理的，但学者已经指出，刘安不仅是《楚辞》的最早编纂者，而且是最早的研究者[8]。史载“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2]2145，刘安能够在短时间内为《离骚》作传，说明他修习楚辞已久，学养深厚。刘安作《离骚传》是楚辞史上的大事，为后代学者所津津乐道，如东汉王逸《楚辞章句》说“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后世雄俊，莫不瞻仰，摅舒妙思，缵述其词”[9]38，南朝梁刘勰说“淮南终朝而赋骚”（《文心雕龙·神思》），“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文心雕龙·辨骚》）等。
刘安擅长辞赋创作，又是楚辞研究专家，正值新即位的汉武帝爱好辞赋，促成了楚辞由藩国向朝廷的传播。汉武帝钦慕辞赋家枚乘，《汉书·枚乘传》载“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2]2365，武帝久闻枚乘大名，但景帝不好辞赋，时为太子的武帝不敢轻举妄动，及即位后，纵使枚乘年老难行，也想召来一见。武帝读到司马相如《子虚赋》而发出“独不得与此人同时”[13]3640的感叹，狗监杨得意因此促成司马相如的进京。可知景帝时期，武帝特意压抑了自己的爱好，即位后毫不掩饰对辞赋的重视，现在尚流传的《悼李夫人赋》即武帝创作的骚体赋。刘安与汉武帝的文学交流频繁，史载“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2]2145。据“辩博善为文辞”知汉武帝欣赏的主要是刘安的辞赋，而“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是说每次回复和赏赐都令赋家司马相如等起草诏谕。刘安还将《淮南子》（原名《鸿烈》）献给汉武帝，足见他对此书的满意和重视。一般认为，《淮南子》是刘安及其宾客共同创作的，但刘安身为文学家，应当亲自参与了《淮南子》的编纂。
总之，梁孝王刘武和淮南王刘安在楚辞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不同，既取决于景帝和武帝对待辞赋的态度差异，又与梁孝王和淮南王的文学才能有关。
二 屈原黄老化与《淮南子》的创作心态
刘安的《离骚传》“是楚辞学史上最早阐释《离骚》的文字”[10]，也是目前所见的第一篇研究屈原的文章。刘安对《楚辞》文本进行了加工，章太炎《訄书·官统中》指出“《楚辞》传自淮南，以父讳更‘長曰‘修”[11]259，又说“《楚辞》传本非一，然淮南王安为《离骚传》，则知定本出于淮南”[11]259。章太炎说刘安将“令长”改为“灵修”，考虑到现存《离骚》颇多用“长”，似不可信[10]，但刘安整理《楚辞》应是事实。又有学者指出，《楚辞·远游》的上半部分应该来源于《淮南子》，说“《远游》（上）的主体思想几乎全部出自于《淮南子》，主要体现在《原道训》《俶真训》和《精神训》中”[12]，此说尚待进一步验证，但从侧面揭示了刘安与《楚辞》的密切关系。
史书记载刘安献《淮南子》又受命作《离骚传》，则《离骚传》作于献《淮南子》的同时，是理解《淮南子》创作心态的重要文献。
刘安《离骚传》的遗文尚可钩稽。《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离骚》：
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3]3010
班固《离骚序》说：
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其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斯论似过其真。[14]73
班固说“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叙《离骚传》”，明确了刘安作《离骚传》的事实，其引用的“《国风》好色而不淫”至“虽与日月争光可也”部分，也指明了刘安《离骚传》的具体遗文。为什么司马迁引用了《离骚传》原文而不明言出自刘安，却为班固所提及呢？这是因为刘安谋反案是当时的大案要案，负责办案的丞相公孙弘、廷尉张汤权势煊赫，司马迁亲历了这场案件，知道其中的利害，其作《屈原列传》时不好明言采自刘安《离骚传》。因为刘安的《离骚传》还潜藏着这样一种心理，即借屈原的事迹表明自己的志向。
司马迁引用刘安《离骚传》来赞扬屈原，说明在汉初黄老道家思想占据主流的情况下，屈原得到了刘安、司马迁等人的肯定性评价。但褚斌杰认为，刘安对《离骚》思想的评价是“好色不淫”“怨诽不乱”，显然不符合《离骚》的实际，是刘安故意把屈原“道家化”了[15]。褚斌杰指出，刘安有意识地对屈原进行了改造，发人深思。刘安说《离骚》“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又说“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暗示了《淮南子》的编纂具有同样的心理。刘安推崇屈原说“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指出屈原志向高洁、行为正直、忠君事上却遭到奸人的诽谤，这正是刘安自我心迹的剖露。尤其是刘安说“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认为屈原明哲保身、超尘出世。这说法既不符合屈原的思想，又不同于司马迁的屈原观，实质上是刘安本人处境的映射。朱东润鲜明地指出《离骚》是淮南王处境的证明：“‘众女谣诼的‘众女，直指贾谊为首的一群，以及类似中山靖王胜闻乐对中‘谗言之徒蜂生的‘谗言之徒。‘求索不厌底首领是到霸上迎接淮南王安的太尉武安侯田蚡：‘受淮南王金，与语言，见《史记·武安侯传》，可证。至于‘榘矱所同，当然是指的武帝，那时武帝初即位，这位饱经忧患的从叔，对于十九岁的青年，还不无寄与少许的希望” [16]649-650。徐复观亦指出刘安的《离骚传》是：“借屈原之冤，以明自己之志。其叙述中所流露出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烦冤悲愤之情，不仅是表白屈原，亦实际是表明他自己。这正是把他处境的困惑，及心理的危机感，向一位新即位的青年皇帝的投诉。这一投诉，也收到相应效果，使他的王位，安定了十余年之久。他的这种迫切心情，不能不以某种形式反映在《淮南子》的书里面去。”[17]167
刘安的情绪亦见于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招隐士》被收入《楚辞》，王逸《序》说“《招隐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小山之徒闵伤屈原……故作《招隐士》之赋，以章其志也”[9]244，则认为作者是淮南小山，但《文选》收录《招隐士》却认为作者是刘安，说明《招隐士》的作者尚有歧见，但与刘安关系密切无疑。《招隐士》是楚辞体，句中用“兮”字，形式上属于《九歌》的余脉，不同于屈原《离骚》的直抒胸臆，而其对深山荒谷的幽暗险峻和虎啸猿悲的凄厉描写，更接近《山鬼》。淮南小山用楚辞的形式来哀怜伤悼屈原，与刘安借助屈原来表明心迹相适应，反映了淮南王文学集团的现实处境和共同情绪。
《淮南子》的编纂也体现了刘安身为叛王之子战战兢兢的心情。刘长曾有觊觎皇位的动机，平定诸吕后，刘邦八子中，唯存淮南王刘长和汉文帝刘恒。刘恒得到了手握京师兵权、能左右局势的周勃的支持，最终在竞争中胜出。刘长争位失败后，很是不满，又自恃是文帝长兄，因此骄横目无法纪，史书说他“自以为最亲，骄蹇，数不奉法” [13]3740，以至“不用汉法，出入称警跸，称制，自为法令，拟于天子”[13]3740。文帝六年（前174年）刘长因谋反被废，被发配到遥远的蜀中，在雍地（今陕西凤翔南）死于绝食。文帝怀有愧疚，在经过了十年之久后，封刘长的三子为王，分别是刘安为淮南王、刘勃为衡山王、刘赐为庐江王，时刘良已死。刘安作为叛王之子，自然而然地成为朝廷猜忌和防范的对象。景帝三年（前154），吴楚七国之乱，刘安准备响应起事，被国相制止。直到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刘安入朝献《淮南子》和作《离骚传》，太尉田蚡还怂恿说他将来能继皇位，于是刘安回国后暗中勾结宾客，安抚百姓，伺机造反。田蚡敢于促变，说明他知道刘安有所不满，田蚡尚且知道刘安的心结，武帝更不容不知了。
结合刘长、刘安时期的淮南国历史，再征之《淮南子》中的具体篇章。《俶真训》先是极力铺陈真人之道，说“若夫神无所掩，心无所载，通洞条达，恬漠无事，无所凝滞，虚寂以待，势利不能诱也，辩者不能说也，声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滥也，智者不能动也，勇者不能恐也，此真人之道也”[18]149，只有不受世间形形色色的欲望干扰，才能通于真人之道，“神经于骊山、太行而不能难，入于四海、九江而不能濡” [18]150，不为世俗的高山大水所束缚，才能达到庄子逍遥游的境界。《俶真训》最后称：
非有其世，孰能济焉？有其人，不遇其时，身犹不能脱，又况无道乎？……夫忧患之来撄人心也，非直蜂虿之螫毒而蚊虻之惨怛也，而欲静漠虚无，奈之何哉？……人神易浊而难清，犹盆水之类也，况一世而挠滑之，曷得须臾平乎？古者至德之世，贾便其肆，农乐其业，大夫安其职，而处士修其道……何则？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乐其间……逮至夏桀、殷纣，燔生人，辜谏者，为炮烙，铸金柱，剖贤人之心，析才士之胫，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骸。当此之时，峣山崩，三川涸，飞鸟铩翼，走兽挤脚。当此之时，岂独无圣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夫鸟飞千仞之上，兽走丛薄之中，祸犹及之，又况编户齐民乎？由此观之，体道者不专在于我，亦有系于世矣……故世治则愚者不能独乱，世乱则智者不能独治。身蹈于浊世之中，而责道之不行也，是犹两绊骐骥而求其致千里也……今矰缴机而在上，罟张而在下，虽欲翱翔，其势焉得？故《诗》云：“采采卷耳，不盈倾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以言慕远世也。[18]152-163
这一段话，是对前文夸张的反转，作者将庄子的逍遥游斥为梦想，隐隐透露出来自朝廷的压迫感和深沉的危机感。吴楚七国之乱后，诸侯王失去了朝廷的信任，而刘安是叛王之子，占据膏腴之地，又以招聚人才和文才突出而著名，其心理压力可想而知。《淮南子》传递的情绪正是刘安作《离骚传》的深层动因。
值得注意的是，《淮南子》尤其注重对智伯的描写，特别是《人间训》写张武教智伯夺韩魏之地、最终导致智伯被杀。汪春泓《论〈淮南子〉与“智伯”其人》指出，这是以智伯的悲剧命运来暗示晁错、贾谊推行削藩之策的后果，提醒当时的皇帝不要重蹈覆辙[19]，又说《人间训》“反映淮南王处境微妙，其忧患、愤懑及幻想，在其间暴露无遗，犹如绝望之时，发出最后的抗争”[19]397。刘安身为叛王之子，深刻地意識到自己的艰难处境，如果说《淮南子》突出“智伯”是刘安对朝廷政策的警告，那么《离骚传》解读“屈原”则是刘安本人心情的诉说。[20]
三 《淮南子》：楚辞向汉赋转变时期的重要文本
淮南王文学集团擅长辞赋创作，所编纂的《淮南子》不仅受到了楚辞体的深刻影响，而且构成了楚辞向汉赋转变的组成部分。
刘安是楚辞学家，其《淮南子》自然受到了楚辞体的影响。汤炳正说：“如果说《淮南子》的内容多由屈赋演绎而成，有时《淮南子》可径作屈赋之注脚看，则未为过也。因为淮南及其宾客皆习屈赋，故《淮南子》之命意、造句，多袭屈赋”[21]81。汤炳正随后列举了多个实例，已足以说明问题;我们还可以补充“兮”字句使用的实例。《原道训》的“忽兮恍兮，不可为象兮;恍兮忽兮，用不屈兮。幽兮冥兮，应无形兮;遂兮洞兮，不虚动兮。与刚柔卷舒兮，与阴阳俯仰兮”[18]11，固然是对《道德经》“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第二十一章）的借鉴和沿袭，但双句的句末用“兮”字，则受到楚辞体的影响。
刘安君臣创作了大量的赋作，因此《淮南子》具有鲜明的赋体特征，典型的是铺陈手法的使用。纵横家擅长铺陈来说明道理。淮南王的门客颇多纵横家，如刘安见彗星而心怪，门客说“先吴军起时，彗星出，长数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当大起”[13]3746，显系纵横家的习惯语气，而纵横家的反复铺陈正是散体大赋的来源之一。《淮南子》是杂家，纵横家也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淮南子》注重通过言辞的铺陈来说明道理。《淮南子·要略》说“总要举凡，而语不剖判纯朴，靡散大宗，则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为之辞，博为之说” [18]1438-1439，又说“夫道论至深，故多为之辞以抒其情;万物至众，故博为之说以通其意” [18]1455。刘安多次强调“多为之辞”“博为之说”，则有意识地铺陈言辞来解释道论的深意、表达万物的道理，因此高诱说“其义也著，其文也富” [18]5（《淮南鸿烈叙目》），强调了《淮南子》文章的繁富风格。
《淮南子》也善于通过物象的铺陈来说明道理。如，《本经训》论祸乱的产生，皆在于国君的放荡淫逸，分别从木、水、土、金、火五个方面铺叙：
凡乱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大构驾，兴宫室，延楼栈道，鸡栖井干，标枺欂栌，以相支持，木巧之饰，盘纡刻俨，赢镂雕琢，诡文回波，淌游瀷淢，菱杼紾抱，芒繁乱泽，巧伪纷挐，以相摧错，此遁于木也;凿污池之深，肆畛崖之远，来溪谷之流，饰曲崖之际，积牒旋石，以纯修碕，抑淢怒濑，以扬激波，曲拂邅回，以像湡浯，益树莲菱，以食鳖鱼，鸿鹄鹔鷞，稻粱饶余，龙舟鹢首，浮吹以娱，此遁于水也;高筑城郭，设树险阻，此遁于土也;大钟鼎，美重器，华虫疏镂，以相缪紾，寝兕伏虎，蟠龙连组，焜昱错眩，照耀辉煌，偃蹇寥纠，曲成文章，雕琢之饰，锻锡文铙，乍晦乍明，抑微灭瑕，霜文沈居，若簟籧篨，缠锦经冗，似数而疏，此遁于金也;煎熬焚炙，调齐和之适，以穷荆吴甘酸之变，焚林而猎，烧燎大木，鼓橐吹埵，以销铜铁，靡流坚锻，无厌足日，山无峻干，林无柘梓，燎木以为炭，燔草而为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时，上掩天光，下殄地财，此遁于火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18]589-596
诸如此类事象铺排的方式，与当时的散体大赋如枚乘《七发》的“龙门之桐”和“曲江观涛”等、司马相如《子虚赋》的“云梦”之大和“上林”山水等的铺陈手法相似。在描述句式的使用上，《淮南子》主要是四言句，也与《七发》《子虚赋》相同，因此说《淮南子》呈现的表达手法，无疑是对汉初散体大赋的推波助澜。本段的句首是“凡乱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句尾是“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两相呼应，点明主题，说明铺陈五行是支持说理的手段，形式上类似于大赋的“曲终奏雅”“劝百讽一”。
《淮南子》的铺陈手法也表现在对偶、排比等艺术手法使用和骈散结合的文章体式呈现。前述“旋县而不可究，纤微而不可勤。累之而不高，堕之而不下，益之而不众，损之而不寡，斵之而不薄，杀之而不残，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浅”句典型地体现了对偶特点。《原道训》开篇通过散文的方式说理，行文当中既有整齐的排比，如“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麟以之游，凤以之翔”[18]4等，又有连续的押韵，如“包裹天地，禀授无形。原流泉浡，冲而徐盈。混混汩汩，浊而徐清”[18]2，“约而能张，幽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横四维而含阴阳，纮宇宙而章三光”[18]3-4等，呈现出骈散不拘、韵否不定的面貌，使用了大肆排比、反复说理的繁缛笔法。
刘安于建元二年（前139）十月献《淮南子》给武帝。司马相如于汉景帝七年（前150）从梁王游，居数岁而有《子虚赋》，枚乘创作了《七发》，应在梁孝王死前（前144）。梁孝王死后，枚乘回到淮阴老家。司马相如也回到成都老家，家贫无以自业，直到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因同郡杨得意的推荐，得以入京赋《上林赋》。司马相如的大赋深受武帝的欢迎，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品。《淮南子》虽然直到前139年才献给武帝，但此前有数年的编纂之功，编纂时间基本与《七发》《子虚赋》同时，俱属于大赋形成期的作品，因此刘安及其《淮南子》与枚乘及其《七发》、司马相如及其《子虚赋》共同塑造了汉赋文体的样式。后来司马相如献《大人赋》，多处采用了《淮南子》的材料[12]，更能证成《淮南子》在汉代大赋形成史上的作用。
《淮南子》既是黄老道家的殿军，又是杂家著作的双璧之一。刘安编纂《淮南子》，正是政治和学术变革的前夜，因此带有旧思想和旧学术的根基。刘安及其宾客擅长辞赋，推动了《楚辞》由藩国转向宫廷的传播。《淮南子》既属于学术新旧交替期的重要作品，又是辞赋转变的里程碑作品。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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