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信息素养培育的内卷化倾向及对策研究
张小茜 尤江东
关键词：高等院校;信息素养培育;内卷化
摘 要：文章基于内卷的理论内涵，剖析了高校在信息素养培育过程中的价值目标紊乱、实践贯彻不力、教育效果差、专业教育脱节等内卷化问题，提出了统筹政策导向、重塑价值取向、重构培育模式、倡导实践路径、完善评价体系等措施，以期高校重塑信息素养教育新业态，突破内卷化危机的规律性桎梏，实现信息素养教育工作的转型优化。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21）05-0063-04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与社会信息生态的演变，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新技术已深度融入高等教育的各个环节，推动了我国的教育变革，促进了学科的融合。目前，高等教育呈现出信息化的趋势，培养人才的适应力、创造力和竞争力成为高校的重要任务之一。2015年，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强调，信息素养培育应与其他课程教育相融合，注重批判性思维及参与能力[1]。2018年，教育部发布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将信息素养全面提升行动列为八大行动计划之一[2]。信息化人才决定着国家建设及未来发展的制高点，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是实现未来优秀人才培养目标的突破口。但是，高校信息素养培育工作正处于机遇和挑战并存的瓶颈期，存在教育目标模糊、教育模式同质、教育发展滞缓等问题，相对固化的局部锁定模式及难以突破的内部壁垒障碍，导致了内卷化问题的产生，具体表现为动力有余而实效不足。如何有效突破信息素养培育过程中的内部壁垒，消除“无发展的增长”危机，已成为教育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1 内卷化的理论内涵
内卷化（Involution）是一种系统性退化，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提出，用于描述社会文化变迁规律与分析经济发展阶段问题。在目前的互联网语境下，内卷化的具体内涵不断发生嬗变，各行各业对于内卷化的讨论逐渐激烈，如经济内卷、职业内卷、教育内卷、城市治理内卷、政治生态内卷等，内卷化研究的强大范式持续外溢。根据克利福德·吉尔茨、黄宗智、杜赞奇等人的理论，内卷化可定义为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缺乏催生增长的原创力而进入内部复杂化、精细化、循环往复的维持运行机制，呈现出无休止的自我消耗、停滞不前的状态，无法转化为新形态或实质性的增长模式。从微观的角度讲，内卷化指个体在学习、工作、生活等特定领域或某一事项中，投入精力和成本并获得显著回报，但在一定时间的持续投入后，相应的回报减少甚至消失，处于“没有结果的付出”状态。从宏观的角度讲，内卷化指社会或行业围绕特定目标投入更多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前提下，整体效率走低，实际效益下降，出现“没有发展的增长”现象。内卷化现象具有增加投入而无产出、重复原有路径而无新的发展、处于固化状态而无变革创新等特征。因此，信息素养培育的内卷化可概括为：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信息素养培育在认知、投入、机制等方面的潜力被持续挖掘，并恒定发展至今，其培育理念、培育模式逐渐固化，缺乏创新、扩张与再生的原动力和执行机制，可持续发展张力受限，既没有突变式的发展，也没有渐进式的增长，陷入绩效障碍和内卷化困境。
2 信息素养培育的内卷化倾向
信息素养培育作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及解决问题、终身学习和创造的能力。近年来，政府部门的引导力度加大、高校的重视程度提高、经费投入比例增加，信息素养培育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顶层设计缺乏、主体不明晰、教育形式雷同、教育过程散点化等问题的存在，导致高校的信息素养培育对学生的吸引力不强，培育效果不明显，出现内卷化倾向。详见图1。
2.1 信息素养培育体制对价值目标实现的助推力不强
目前，社会公众对高校开展信息素养教育的呼声很高，很多教育机构、社会组织都在积极探寻开展信息素养培育的新路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顶层设计，高校的信息素养教育存在一定的悬浮化问题，即行政化的培育体制和运行机制缺乏贯彻的现实感，悬浮于信息素养教育“元场域”的上空，不能充分实现基层教育主体性场域在资源配置、结构优化、实践举措等方面的支配性作用。各高校在信息素养培育的价值目标、内容落实、开展模式和实践方式等方面缺乏统一的规范标准，对于信息素养培育过程中的问题缺乏指导性解决路径，缺乏末端评价体系，培养目标模糊，难以客观评价培养效果。
2.2 信息素养培育导向与实践贯彻的契合度不够
笔者查阅了我国近年来发布的信息素养相关指导性文件，发现相关政策的数量不断增加，对于信息素养教育指导的针对性不断增强。相关政策的落实既是信息素养培育工作健康持续开展的内在动力，也是信息素养培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高校是推进和落实大学生信息素养培育工作的主体，国家政策的支持和群众重视程度的提高，成为高校信息素养培育工作持续高質量开展的推动力。但是，很多高校对信息素养培育的地位和功能认知不足、相关政策文件的操作性不强、信息素养培育长效机制尚未形成等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校信息素养培育工作的高质量开展，出现了内卷化危机。
2.3 信息素养培育的内生动力对教育效果的影响力不足
新媒体环境下，公众在信息传播中的角色由接受者向创造者转变，学生在信息素养教育中的主体性日益凸显。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教师演，学生看”的单向推送课堂教学模式，长期将学生置于被动接纳知识的境地，限制了他们主动学习意识、批判性思维能力、元认知能力的提升[3]，以及主动性的发挥。
2.4 信息素养培育模式与学科专业教育脱节
全媒体时代，高校的信息素养培育不再是一门孤立的辅助性学科，而是与各专业学科内容融合交织，贯穿于高等教育全过程的一门学科。目前，高校信息素养培育仍以传统的新生入馆教育、信息检索课程、数据库利用讲座、学术搜索培训为主，仅作为一门阶段性的课程或偶发性的培训，与其他专业课程的教学相互独立，且并没有被列入高校主体教学规划。这种缺乏创新的固化培育模式使高校信息素养培育的内容不够丰富、形式不够灵活、连续性不足、学生认可度较低，存在教育目的敷衍、内容碎片化、过程形式化等问题，培育效果不佳。
3 信息素养培育的内卷化应对策略
3.1 统筹政策导向
新兴技术对信息素养教育领域的多维渗透，引发了世界各国对于宏观政策的顶层设计与调控。美国的Sharon Weine认为，信息素养政策的制定有助于应对全球挑战。欧盟建立了相關的门户网站，收录了20余个国家的MIL政策[4]。我国的《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和《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明确了信息素养教育的目标。教育部于1984年、1985年和1992年相继发布了专门的文献检索课程指导文件，为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的实践提供了政策依据和规范准则，但在实现途径和保障措施的具体化、评估标准的一致性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信息素养教育的实施效果。2018年，教育部高校图工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信息素养教育的指导意见》，阐释了信息素养教育的内容、形式、评估及实施建议。笔者认为，教育部应牵头制定具有可衡量性、可操作性及规范性的信息素养教育政策（包括目标、主体、内容、方式、评价及措施等），加强整体性顶层设计，为高校信息素养培育体系的构建提供科学指导。
3.2 重构培育模式
高校信息素养培育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化过程，基于育人与受教育者知识构建的双重视角重构信息素养培育模式，是信息素养教育发展的趋势和方向。高校应将信息素养课程嵌入高等教育课程体系，消除学生专业、学历和年龄的限制，客观认识学生在不同学习阶段的需求;改变传统的由教师主动灌输、学生被动接受的培育模式，基于用户思维设计教学内容、开展教学实践、优化教学模式，有针对性地开展基础性、专业性、实践性的层阶式信息素养培育，以解决信息素养培育内卷化的问题。
3.3 倡导实践路径
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于2015年正式批准通过了《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指出信息创造在信息素养中的突出地位[5]。信息创造力是一种推动信息转化的能力，实践应用是高校培养学生信息创造力的有效方式。高校信息素养培育应突破单一的课堂讲授模式，注重多元化培育方式的协同运用，开展层次化、模块化的实验和实践教学活动，构建较为完善的实践创新能力培育体系[6]，如打造信息素养实训基地、创设虚拟实验室抛锚式场景教学、开展各类竞赛活动等，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转化中提高信息素养培育的成效。
3.4 完善评价体系
目前，信息化发展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新常态，化解信息素养培育内卷化的危机，需要有关部门建立多维、分层、多元的信息素养评价体系，将评价结果与培育过程挂钩，真正落实信息素养教育政策。武汉大学的司莉在“2019年教育部高校图工委信息素质培训研讨会”报告中指出，好的评价体系是开展创造性教学的重要依据，是教育决策的有效参考[7]。《北京地区高校信息素质能力指标体系》是我国首个较为完整的信息素质评价指标体系[8]。2008年，教育部图工委牵头发布了《高校大学生信息素质指标体系（讨论稿）》[9]。但是，相关的评价体系政策都没有得到普适性的推广应用，我国目前仍然没有建立统一的通行标准和权威的评测机制。高校应结合信息化的时代特征，构建大数据环境下动态多元的信息素养评价体系，采用标准化测试、自陈式列表与情景任务过程性数据有机融合的多维度测评模式，开展常态化的功能评测、数据统计与结果分析，实现数据驱动的学生信息素养精准评价，推动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的科学发展。
4 结语
目前，信息技术驱动下的教育改革正在进行宏观转向，信息素养培育工作成为现代化教育事业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在信息素养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同时，高校不得不应对信息素养培育内卷化的挑战。高校应基于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导向，剖析信息素养培育中具有代表性、时代性、警示性的矛盾问题，突破固化的教育理念和体制框架，重新审视信息素养教育的功能和价值，改进传统的授课形态、教学范式和评价机制，重塑信息素养教育新业态，以实现新时代信息素养教育的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 杨晓雯.《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下的数字人文教育探讨[J].图书馆论坛，2018（12）：61-69.
[2] 杨光武，刘兰平.高职院校信息素养教育现状与展望：“首届全国高职院校信息素养大赛”述评[J].图书馆论坛，2021（3）：128-135.
[3] 焦海霞.用户赋能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的内生动力机制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20（22）：74-81.
[4] 黄如花，冯婕，黄雨婷，等.公众信息素养教育：全球进展及我国的对策[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3）：50-72.
[5] 刘桂宾.在情境中理解信息素养：《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探析[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9（4）：88-94.
[6] 储节旺，孙梅，郭春侠.面向一流本科教育的高校图书馆服务框架重构研究[J].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20（3）：3-9，72.
[7] 王雪莲，陈红岩，孙波，等.“2019年教育部高校图工委信息素质培训研讨会”综述[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0（1）：13-17.
[8] 尤江东，夏素敏.信息素养：“信息疫情”现象下的反思[J].竞争情报，2020（6）：41-44.
[9] 赵飞，肖珑.大学生信息素养评测研究[J].图书馆论坛，2016（2）：106-113，135.
（编校：冯 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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