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酬壮志，敦煌情缘深
辛丑年2月9日，年味渐浓，耸立在兰州西津西路的甘肃省博物馆迎来了新年的第一展——“情系敦煌——段文杰、段兼善父子书画作品展”。这次展出，是由甘肃省文旅厅、甘肃省文联、甘肃省文物局、敦煌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一次大型画展，是为甘肃乃至海内外嘉宾奉送的一次春节“文化大餐”。二月的兰州，寒潮未退，朔风在吹，防疫不松。这次画展，尽管未举办开幕式，但展厅内137幅书画作品却以最热烈、最隆重、最温馨的礼仪迎接了众多观众。它们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和性格特征，释放着段氏父子强烈的敦煌情怀，发人深思，给人启迪，激人奋进。我们沿着段文杰、段兼善父子的敦煌人生和艺术之路走上一遭，定会对这两位敦煌学艺术家有所感悟和认识！
段文杰的敦煌人生
举世瞩目的敦煌莫高窟，自百年前藏经洞被发现，四万余件稀世珍宝便震动了世界，牵动了世界人民的心。随之而来的，是这批珍物多次被劫掠。所以敦煌的发现史，同时又是文物的流失史，中国的耻辱史。于是，大批痛心不已的有志之士，纷纷前往敦煌，打响了一场持久的保卫战役。曾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甘肃省敦煌学会会长，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社科聯副主席、甘肃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的段文杰便是这场战役中一位杰出的指挥员和战斗员，他是国内外公认的敦煌保护和研究的功臣及资深艺术家。
其实，段文杰能和敦煌结下不解之缘，完全是因一种合力。段文杰1917年8月23日生于烟笼柳绿、地沃物丰的四川绵阳松桠乡。7岁时就随在盐务局当小职员的父亲离开家乡，辗转蓬溪、遂宁等地。生活虽不稳定，但具有中学学历的父亲，深知知识的重要，每到一地，都要设法让段文杰上学。当时蓬溪、遂宁一带是抗日救亡活动区，素怀报国之志的段文杰在勤奋学习之余，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带领同学写诗文、唱歌曲、演话剧、画宣传画，将抗日教亡活动搞得蓬蓬勃勃，如火如荼。特别是他画的宣传画，清新自然，柔美鲜活，深得人们的喜爱。不久，年仅21岁的段文杰被聘为美术教师，先后在蓬溪县管乐小学和遂宁县永兴小学执教。
一
1940年，酷爱艺术的段文杰便报考了国立艺术专科国画系，师从吕凤子、潘天寿、林风眠、陈之佛、傅抱石、李可染、黎雄才、丰子恺、朱光潜、邓白等大师，这些大师个个都是身怀绝技、怀瑾握玉的巨擘名宿。段文杰白天认真听讲，课余登门求教，虚心问道，学识画艺蒸蒸日上，所以，画作常令同窗砚兄刮目相看，赞赏推崇。上苍要成全一个杰出的人才，是会安排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机遇的。1942年至1944年，王子云和张大千先后在重庆举办了“敦煌艺术及西北风俗写生画展”“张大千临摹壁画展”。段文杰一连数天徘徊在画厅里，对展出的画作看了又看，敦煌艺术的独特风韵深深震撼了段文杰，于是，画境和心境融合，使他产生了到敦煌实地考察的念头。他的想法得到了吕凤子、林风眠、潘天寿、陈之佛等恩师的支持。陈之佛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已有不少画家和学者到敦煌去，常书鸿、董希文、史岩、李浴、苏莹辉、乌密风、潘洁滋都在那里，你去正是时候。对敦煌艺术深人研究，学以致用，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林风眠也高兴地说：“我看过几幅敦煌早期壁画的照片，虽然很古老，却很有现代感，以后有机会我也要到敦煌看一看，你立志到敦煌去这是很正确的选择，我在国外多年研究西方绘画，觉得仍然不能把中国的优秀传统丢掉，所以始终做中西方艺术融合的尝试。”潘天寿先生兴奋地铺纸提写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八个大字，赠予段文杰，以示鼓励。
1945年夏天，段文杰从国立艺专毕业，带着恩师的嘱托和重望，激情澎湃地踏上了奔赴敦煌的旅途。当时的交通十分落后，从四川到敦煌不通火车，也没有直达的公共汽车，段文杰只好到一个地方，再设法购下一站的票，购不到票时，或徒步行路、或搭乘货车。为了赶路，他常常是尚未安顿，又要出发，一块干粮一杯白水就可打发一餐。段文杰7月初从重庆出发，一站转一站，一地一地辗，一直到8月中旬，才到达兰州，途中还遭遇过车祸，所幸上苍保佑，有惊无险。
到兰州后，段文杰正准备奔赴敦煌，碰见了刚从敦煌回来的常书鸿、董希文等人，他们告诉段文杰，国民党教育部要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他们准备到教育部疏通，力争将敦煌艺术研究所继续办下去。看到衣服破旧，疲倦不堪，心急如焚的段文杰，常书鸿非常感动，他叮嘱段文杰在兰州等候，待他回来后一起到敦煌。
在等候常书鸿的过程中，为求生计，他四处打工。当过文秘，办过墙报，画过插图;住的大通铺，吃饭自己做，用水河边挑。每当夜深人静，倦极了的同屋人都沉沉睡去，段文杰还要挑灯夜绘，画一些宣传画，这样，既夯实了基础，又磨炼了意志，还解决了生计。这一段生活的历练，为段文杰在敦煌施展才干作了坚实的铺垫。
一年后，段文杰终于等来了敦煌艺术研究院还要办的消息，他和常书鸿一起搭乘一辆破旧的大卡车，过武威，穿张掖，越酒泉，涉过野兽出没的巴丹吉林沙漠，经过渴死骆驼的雅丹“魔鬼城”，经过7天的跋涉，终于到达了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那时，段文杰刚29岁，正是人生的最好年华，从此，他在敦煌一干就是60多年，为敦煌贡献了毕生。
二
敦煌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位于甘肃敦煌市东南25公里的大泉河西岸，介于三危山和鸣沙山之间。它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传说有个叫乐傅的和尚云游到此，忽然看到东边的三危山金光闪闪，迎着夕阳，仿佛有成千上万佛在金光中显现，便认为这里是佛家圣地，遂募钱开凿了第一个石窟。消息传开，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商旅、官员纷纷在此修建佛窟，祈求路途平安。后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不断建造和修建，保留了各代石窟、壁画、彩塑，是世界上历史最久、内容最丰、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文化艺术宝库。
当时的莫高窟树木繁盛，河水清澈，但建筑破败，窟前杂草丛生，由于没有办公和生活用房，段文杰被安排到寺院去住。所谓寺院也不过是用土坯垒起的几座平房而已。粮食和蔬菜也很少，购买要到县城，来回最少要用两天的时间，还有随时遇到野狼的危险。夜晚没电，看书作画只有靠油灯……然而，敦煌艺术的魅力使段文杰进人了禅境，净化了灵魂，忽略了生活的艰辛。他整天穿行于各个洞窟之中，那绚丽多彩的壁画、精美绝伦的雕塑，令他陶醉，使他神迷，给他激情，催他奋进。为了对敦煌艺术有一个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段文杰和同人们以亢奋的激情，又风尘仆仆地奔赴安西榆林窟和敦煌东千佛洞、西千佛洞进行考察观摩。
榆林窟位于安西县西南68公里的祁连山谷中，洞窟开凿在榆林河两岸砾岩上，东岩32窟，西岩10窟。东、西千佛洞，分别位于安西县城98公里和距敦煌市区35公里处，分别保存有洞窟23处和16处，均系敦煌艺术的组成部分，和莫高窟一道被称为丝绸之路上的姊妹窟。三座石窟距莫高窟较远，当时又没有汽车，窟区也没有住房，段文杰到三个窟区全靠搭乘马车或徒步跋涉，饥啃干馍，渴饮溪水，倦宿洞窟。三座石窟考察结束时，生龙活虎的段文杰变成了又黑又的“木乃伊”。条件虽艰苦，但收获甚丰，段文杰经过分析比较，认为榆林的壁画特点场面宏大，构图饱满，人物众多，线描精湛，形象生动，特别是西夏窟中供养人画像真实地反映了西夏人的民风民俗。补充了莫高窟内容上的不足。东千佛25窟的唐代壁画及2窟的西夏壁画中水月观音及第3窟的玄装取经图，西千佛洞中北魏时期的《啖子本生》故事，都具有极其珍贵的艺术价值。考察观摩，开阔了段文杰审视敦煌的视野，对比分析，升华了段文杰认识敦煌的思维。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情喷涌而出，一个将石窟编号、内容调查、石窟测量和壁画临摹结合在一起的想法油然而生，这个想法得到了常書鸿的支持，先后任命段文杰为考古组代组长、美术组组长。从此，一身豪气的段文杰便带领他的同仁们沉溺于一种创新的状态。
此刻要写段文杰，就只能让他的出色工作和一系列创新来说话了。在石窟内容调查中，段文杰将壁画内容分为七类，即佛像画、故事画、传统神话、经变画、佛教史迹画、供养人画像、装饰图案。其发展也分为三个阶段，即两魏、隋唐、晚唐至宋。因各个阶段有其不同的神话世界，所以表现手法，面貌风格也各异。两魏壁画以佛、菩萨为主，题材大多是佛祖释迦牟尼的一生故事。隋代壁画除佛、菩萨与佛传故事外，已出现以佛经为依据的经变图。唐代壁画大多是极乐世界佛国景象，即“净土变”。特别是唐代飞天，飘带轻软，绵长自如，姿态舒展，完全不同于古希腊只有插上翅膀才能飞翔的小天使，晚唐至宋的壁画，天人已完全合一，神（菩萨）的形象小了，人（供养人）的形象大了。莫高窟石窟编号，始于20世纪初，是法国人伯希和为拍摄照片的需要而编的号，共计171号，杂乱无序。40年代初，王子云、谢稚柳到敦煌编了一次号，共305号，但标记大多脱落。40年代张大千到莫高窟又编了一次号，共309号，后来史岩、李浴又在张大千的基础上编号，共437号。经段文杰和他同人们的查验，这些编号标准不一，差异较大，遗漏较多。段文杰和史苇湘、欧阳林、万庚育、李其琼等同人，补充遗漏，核实内容，提议根据年代、内容等依序编号，将莫高窟编为492窟。这个编号科学、完整，得到了同人的公认，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在壁画临摹中，为了保护壁画，忠于原作，突出特点，表现神韵，段文杰和美术所的同人们创造了“写生法”“借光法”“参透法”等新方法。
“写生法”是针对“印稿法”而创出的新法，因为以前画家临摹壁画时，都采用将透明纸蒙在壁画临摹，这种“印稿法”对壁画损害较大，段文杰和同人们采用写生的办法，这样虽然费时费力，但既忠于了原作，又保护了壁画。“借光法”是为解决临摹光线问题而创出的方法，莫高窟的洞窟朝向基本都是东向，上午阳光射到崖面，一些小而浅的洞窟光线较好，而那些大而深的洞窟光线就很暗，于是，段文杰和他的同人们创出了一个“借光法”，即用镜子在洞外把阳光反射到洞里的白纸板上，而且还要不断随太阳的光线转移而移动镜子，有些无法采用“借光法”的洞窟，就只好秉烛作画了。有的高处看不清，就只能架起人字梯，爬上去看看，再下来画画，临摹低处的壁画必须在地上铺上毡或布，爬卧在地上作画。每天画下来，腰酸腿痛，手脚浮肿，工作虽然艰辛，但创作的激情令他和同人们乐在其中。
“参透法”是段文杰和同人们为表现壁画神韵而创出的又一个新法。壁画临摹的艰辛段文杰并不在意，坚实的绘画功力也使段文杰临摹时游刃有余，但如何表现壁画的神韵，则是段文杰用心最多的问题。为此，每临一幅壁画，段文杰都要翻阅大量资料，参透其来龙去脉，思想内涵，风格特征，线描技法等。所以段文杰临摹的壁画，不但各代风格鲜明，而且色薄味厚，鲜活传神;不但形似，更贵神似。至今，段文杰和同人们创造的“三法”，还在敦煌广泛应用，成为后学临摹壁画的必学之法。据不完全统计，段文杰和他的同人临摹壁画千余幅，仅段文杰的临摹的壁画就有380幅，其中《尸毗王本生》《各国王子举哀图》《都督夫人礼佛图》《张议潮出行图》《天请问经变》《帝王图》《伎乐菩萨》《西方净土变》《供养菩萨》《天宫伎乐》《乘虎赴会比丘》《宋国夫人出行图》《各国王子图》等临摹巨图，都是公认的精品，先后在日本、法国、美国、加拿大、印度、俄罗斯等国及北京、上海、西安、新疆、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展出。50年代，段文杰还创作了数十幅人物山水画，其中水粉山水画《莫高窟下寺》《九层楼大殿》《大泉河畔》《榆林窟风情》，人物画《榆林窟道士郭元亨》《莫高窟喇嘛易昌恕》《蒙古牧民》《蒙族少年》《蒙族妇女》《敦煌老农》《敦煌民工》《敦煌青年》《解放军战士》等，均以造型优美、神情生动、笔墨精到、意趣高雅而被人推崇。读他的敦煌摹品，如同读敦煌的历史，读他的山水作品，宛若身临其境，读他的人物作品，能深悟到人生的沧桑。
汗溉沃壤，春华秋实，蓄之既厚，其发也速。如今，打下段氏印记的敦煌摹画和人物山水，不仅大行神州，且已漂洋过海，远赴世界，有些画作还被各级领导人作为礼品馈赠贵宾。
三
段文杰早在30年代就追随中共地下党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46年担任敦煌艺术研究所考古组代组长，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组长，1980年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1982年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1984年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其间，“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倾，受到错误的批判，十年动乱中又被下放到敦煌农村劳动。不论是人生的疾风苦雨，还是春江花月，段文杰都能理智对待，泰然处之，挚爱敦煌的意志不移，爱国爱民之心不灭。特别在他主持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以后，他的鸿鹄之志得以充分展示。主政后的段文杰，思考最多的是如何搞好敦煌的保护和研究，从根本上改变“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说法，提起这个说法还有一段让人痛心的历史。
早在百年前，敦煌珍物多次被劫掠后，世界各国就出现了敦煌研究热潮。先是日本成立了众多的教煌学术团体。进行集团式研究，出版了《敦煌佛教资料》《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讲座敦煌》等重要著述。继而法国又相继出版了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马伯乐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谢和耐和昊其昱的《敦煌汉文写本目录》、韩百诗的《集美博物馆所藏敦煌绢幡绘画图板》等著作，此外，俄、英、美等国也都有一定的敦煌学著述问世。中国除台湾潘重规、香港饶宗颐等学者开展一些敦煌研究外，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大陆著述甚少，所以一位日本学者发出了“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感言，这个感言多年来一直深深刺痛着段文杰的心，于是，一个振兴敦煌大业的计划，在他心中酝酿成熟。
为了实施振兴计划，身为敦煌学专家，资深画家的段文杰，又成了出色的指挥员、稳健的外交家、热情的活动家。他重点抓了三项工程，即敦煌环境改善工程，敦煌保护研究弘扬工程，联合海内外力量工程。
我们只有一个敦煌，在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危及人类生存的态势下，改善敦煌环境，谛造绿色生态文明，已是敦煌研究院神圣的历史任务，所以敦煌环境改造工程是段文杰首抓的工程。段文杰带领敦煌研究院的同人们，制定了环境质量标准，进行了环境监测，开展了工程固沙，生物固沙，化学固沙等先进技术。为了建立最佳保护环境，他将敦煌莫高窟分为洞窟保护、公共活动、旅游接待、工作、生活等五个小区、每个小区都根据不同的特点采取不同的环境改善措施。洞窟保护区位于大泉河西岸，为了减少窟前污染，有效地保护石窟，他扩大了窟区面积，新筑河沿防护堤，将窟前的防风林带向东推移，使窟区的视野更加开阔。窟前的明渠灌溉也改为滴灌或着喷灌，这样既可节水也有利于窟前草地的培植。
旅游接待区位于大泉河东岸，这是莫高窟的对外宣传窗口。段文杰采取增植防风林带，更新树种等措施，除种植果木之外，也间植一些针叶乔木、灌木及草木花卉。工作区、生活区、活动区均位于大泉河东西岸的中间地带，段文杰带领职工广植四时花卉，巧筑花坛甬道。如今，一进入莫高窟，映入眼帘的是满目花红树绿，门楼高耸，石窟鲜亮，河水碧清，道路洁净，空气清新，文化艺术宝库莫高窟已成为沙漠中一块引人胜的绿色宝石。与此同时，在中央和甘肃省的支持下，段文杰和班子成员们还带领全体职工，在风景如画的兰州滨河路建立了敦煌研究院兰州分部，这座外观酷似敦煌九层楼的建筑，不仅是敦煌研究院在兰州的工作生活基地、来兰贵宾的接待站，还是滨河路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凡来兰州观光的游客，都会在敦煌研究院兰州分部门前驻足，或观赏或拍照。敦煌研究院兰州分部已成为兰州黄河风情线上的一道亮丽景观。“保护为主，抢救第一，重在研究”是段文杰推行敦煌保护研究弘扬工程的方针和原则，在这项工程的实施中，段文杰首先组织人力完成了莫高窟石窟的分期断代，壁画校勘，内容考证，文物清理，艺术分析，建筑研究，彩塑修复等工作，并以高科技手段研究了壁画酥碱、起甲、变色等机理，修复了病害壁画，加固了危崖，安装了玻璃屏风，建立了警卫队，成立了陈列中心，分散了人流等，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保护机制。
在敦煌研究方面，段文杰组织撰写和编辑各种敦煌著述、画册，普及性小丛书等50余种，其中由日本平凡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中国文物出版社、上海美术出版社、江苏美术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的《敦煌研究文集》《敦煌艺术丛书》《敦煌石窟全集》《中国美术全集·敦煌十卷夲》《中国壁画全集·敦煌十卷本》《敦煌摹本选集》《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辞典》《敦煌遗书》《敦煌图案》《敦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著作，都是联合国内外研究力量完成的，是国内外公认的影响极大的巨著，其中《中国美术全集·敦煌十卷夲》获首届中国优秀美术图书金奖，《敦煌藝术丛书》被评为第二届“金钥匙”全国通俗读物畅销书。段文杰不但担任这些著作的主编，还亲自撰稿60余篇，近百万字，结集出版了两本文集。日本平凡出版社还将段文杰在日本的多篇讲演稿以《美丽的敦煌》为名编译出版;印度甘地国立艺术中心也将段文杰在印度的讲演稿编译出版了《段文杰眼中的敦煌艺术》。这两书至今还在世界广为传阅，成为敦煌迷的珍藏本。同时，段文杰还组织创办了《敦煌研究》学术刊物，《敦煌研究》不仅是甘肃省的优秀学术期刊，也是国内外最具学术价值、最有权威的核心期刊。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行，有力地证明了“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鉴于段文杰和他的同人们在敦煌保护和研究中的出色成绩，1998年，敦煌研究院被建设部、国家文物局、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授予了“中国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先进单位”称号，当时，获此殊荣的全国只有五个单位，而敦煌研究院则名列榜首。
联合海内外力量，是段文杰用力最多的工程。他深知振兴敦煌必须要唤起世界民众的参与，于是他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胸怀，投入到海外联络工作中。他先后率团到日本、法国、印度、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及香港、台湾等地，开办各种讲座，举办各类展览，洽谈合作项目，成立基金会，团结和吸引了大批敦煌学专家和艺术家，这些文化精英的加盟，促进了敦煌保护研究弘扬事业的蒸蒸日上。
日本和中国一衣带水，中日文化渊远流长，敦煌艺术深入民心，研究敦煌、关注敦煌已是日本的一种文化时尚。段文杰曾率团8次到日本，足迹遍及日本的东京、大阪、奈良、福岗、长野、静冈等地。在鱼来燕往的频繁交往中，段文杰和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校长平山郁夫、藤本能道，美术学院院长中根宽，著名作家井上靖，成城大学教授东山健吾，富士美术馆馆长角田，平凡社社长下中，三井株式会社社长水上达三，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所长滨田，经新闻社顾问圆城寺次郎，文化财保护振兴财团理事长石川六郎，日中友好会馆理事长伴正一，日本协会全国总部理事长清水正夫，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等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中层根康弘和竹下登首相也数次和段文杰会晤。这些日本政要和文化精英都对敦煌一往情深，在段文杰的多方奔走呼吁下，他们各尽所能，或援赠物资，或捐献资金，纷纷加盟。在日本政要和文化精英的援助下，敦煌石窟保护研究陈列中心隆重竣工落成。平山郁夫还将个人举办画展所得的2亿日元捐赠给敦煌研究院作为研究基金，为感谢平山郁夫对敦煌的突出贡献和筹集更多的资金。段文杰发起和成立了“平山郁夫敦煌学学会基金会”，后又发展为“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日本人民对振兴敦煌的热情也非常高涨，一个名叫山口节子的日本老太太，不顾高龄专程来敦煌，亲自向敦煌研究院捐献了1000万日元。札幌市一位女大学生越智佳识，曾立志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留学，不幸遇车祸罹难，她的父母为圆其生前遗愿，将其积攒的200万日元留学费用尽数捐赠敦煌研究院……日本的《圣教新闻》和NHK电视台等众多新闻媒体对此都作了大篇幅的报道，日本东京大学聘段文杰为名誉教授，创价大学授予段文杰为荣誉博士，东京富士美术馆授予段文杰最高荣誉奖，东洋哲学研究院授予段文杰研究奖，段文杰和他的振兴敦煌计划，已深入日本人心，载入中日友好的史册。
法国是世界著名的艺术之国，对敦煌艺术更加崇拜，对振兴敦煌的事业非常关注。1983年2月，段文杰率团赴法国，在巴黎自然博物馆举办“敦煌艺术摹品展”。法国文化部和中国驻法大使馆等政界要员，各界名流参观者络绎不绝，观赏者达万余人次。法国《世界报》《震旦报》《科学与娱乐》《回声报》《解放的巴黎人》《生活周刊》《历史月刊》《科学与未来》《人道报》《法兰西晚报》《学术研究》《认识艺术》《新观察家》《费加罗》《V.A.D》等报刊均整版报道了这一盛况，认为这次展览是“墙上的图书馆，古代宗教生活的连环画”“它代表中国十个世纪的文化和艺术”“代表了中国艺术家三十年工作的成绩”“是从沙漠中保全下来的博物馆”“是毋庸置疑的艺术宝库和名副其实的世界奇迹”。展览期间，段文杰参加了由法国圣加·波利亚克基金会主办的“法中敦煌学学术报告会”。他在报告会上详细介绍了敦煌艺术和他的振兴计划，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反响。就连美国对敦煌艺术也十分热心。1992年3月，段文杰率团在华盛顿、纽约、旧金山、洛杉矶进行了为时40多天的学术研讨，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匹兹堡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贝克莱大学、史密斯学院等作了10多场讲演，每次讲演，会场座无虚席，听者如云，掌声不绝，盛况空前，他们深深为段文杰振兴敦煌的计划而感动。美国盖蒂基金会决定，投资50万美元，用于敦煌莫高窟的防沙治沙工程。陪同的美国专家发现段文杰患有白内障，特意请资深专家为段文杰免费做了晶体移植手术，表达了对段文杰的崇敬之情。
为了用好这些凝聚着世界各国人民心血的资金，段文杰明确规定，外援资金全部用于振兴敦煌工程，每一笔开支，都公开账目，向投资者有一个详细的交代，不得有丝毫苟且和疏忽。
在联合海内外力量的过程中，段文杰深深觉得，仅有走出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请进来，即将世界各国敦煌学专家请到敦煌来，共商敦煌保护和研究的大事。于是，段文杰从1987年开始多次在敦煌莫高窟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印度、加拿大、意大利、俄罗斯、新加坡等国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地近千名专家学者云集敦煌，宣读了上千篇论文，提出了数百条建议，洽谈了一批合作项目，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台湾东吴大学潘重规等，既是大会的倡导者，也是重点论文的宜读者。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还尽其所有，为敦煌研究院捐资赠物。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捐赠了1000万日元作为会议经费，香港邵逸夫先生捐资1000万港币，用于敦煌莫高窟的科学保护，日本平山郁夫和中西善一与敦煌研究院签著了“募集敦煌艺术国际研修中心建设基金”和“中日双方人才培养计划”等协议。为了感谢这些专家学者对敦煌的贡献，段文杰提议将平山郁夫、池田大作、邵逸夫、饶宗颐、潘重规等人聘为敦煌研究院名誉研究员，并为平山郁夫和邵逸夫修建了纪念幢。早在20世纪50年代，段文杰就利用一切机会呼吁敦煌珍物回归，虽得到众多的国际友人支持，但成效甚微。1997年，日本的青山庆示在段文杰的感召下，将他父亲——日本书法大师青山杉雨用重金购得并珍藏多年的8件敦煌写经捐赠敦煌研究院，段文杰认为这是敦煌珍物回归的一个良好开端，他为青山庆示举行了隆重的捐赠仪式，并设置了专柜，在敦煌中心展厅向来往客人展示，目的是吸引更多的敦煌珍物回归。
敦煌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的兴衰都深深牵动着中国各级领导人的心。建国以来，我国众多的领导人都先后来過敦煌，仅段文杰接待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有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李瑞环、杨尚昆、李铁映、李岚清、尉健行、姜春云、朱镕基等。每逢此时，段文杰都会不失时机汇报敦煌保护和研究项目，均得到了这些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他们不仅为敦煌研究院列项出资，还派人赠物，凡敦煌研究院提出的申请，都以极快的速度批准实施，甘肃省委、省政府不但及时给予配套支持，还多次拨专款用于敦煌保护、研究和奖励。所以，段文杰实施的振兴敦煌计划，最有力的支持者还是党和国家及甘肃省委、省政府。
振兴敦煌的计划，一一得到实施，段文杰在收获成果的同时，又获得了许多殊荣，他先后被评为甘肃省优秀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获“造型艺术研究成就奖”“敦煌文物和艺术保护终身成就奖”“敦煌石窟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其中，特殊贡献奖的含金量很高，是国际级奖项，荣获此奖的国内外专家只有7人。所以各种采访、报道、邀请、评论总是一浪高过一浪地朝他涌来，国内外知名记者，出版商，资深评论家，都毫不吝啬地把赞美给了他，段文杰真乃饮誉海内外了。
四
“品治众人心”是段文杰的人品追求，也是他的做人品质。在段文杰献身敦煌的人生历程中，他将工作与处世相融，散发出特有的光彩。段文杰在敦煌长期担任领导，不论班子成员如何变动，都能将一班人团结得很好，使班子成员人人心情舒畅，个个发挥特长。段文杰为人质朴谦和，平易近人，宽厚而不失精明，自信却不矫狂，言必行、行必果，他心中蓄满温暖的阳光，在下级特别是年轻人面前，温和善良得近乎敦煌壁画中的菩萨，所以全体职工尤其是年轻人对他特别敬重。
春风化雨，蒙以正养。段文杰主持工作以来，特别重视各种人才的培养，他每年都要挑选可造人才，送到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的美术学院、语言学院和一些综合大学学习研修或攻读学位。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以来，段文杰已送出培训深造的人员达50多人次，其中有3人已获博士学位。学成回来的人员不但成了敦煌研究院的骨干，有些已成为名扬中外的敦煌学家和美术家。每当回忆自己的成长历程，都忘不了段文杰的培育之恩，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曾在日本学习过的孙秀珍、樊再轩、王军虎等人给段文杰写信说：“在我们的成长中，正因为有了您这样的引路人，才取得今日可喜的成果。”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宁强和杨薇也在信中说：“能在您的关心爱护下学习和工作，深感荣幸。”
人生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1998年，年事已高的段文杰辞去敦煌研究院院长职务，担任名誉院长和“敦惶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名誉副理事长，摆脱了诸多行政事务的段文杰，并不清闲，前来看望他的政界要员和国内外专家仍然不少，他既要为敦煌的发展建言献策，还要出席重要学术交流活动，还要关心派出留学人员的成长，还要回复各种信件，还要为“敦煌之梦”回忆录撰稿，还要……还要……
但是这一系列“还要”，还未来得及完全实施，段文杰先生就于2011年1月21日17时在兰州逝世，享年95岁。先生的逝世，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震动，25日省委、省政府在华林山殡仪馆，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省委书记、省长等领导同志，社会各界人士及生前友好300余人泪送先生，我更是难忘师恩，特赋一词来祭奠先生的英灵。
鹧鸪天·哭段文杰先生
哀信传来顿失容，一声断肠哭先生。驾鹤西去诸仙迎，飞霞漫舞辉天门。
敦煌情，领军人。万众虔诚祭英灵。功绩卓越垂青史，高风亮节风骨存。
段兼善的艺术创新
书画之艺，贵在出新。世之所贵，其贵必难。出新难在既要合乎法度，又要具有高深的艺术，既要充盈美感形式，又要达到传统与创新的和谐。一级美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甘肃省美术家协会原副主席、甘肃省政协常委、现甘肃省政府文史馆员、甘肃省政协书画研究院顾问、甘肃省老科协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段兼善，根植传统，研究敦煌，刻意出新，心慕手追，寒暑不辍，在画坛上创出了一条只属于自己风格的艺术道路。
一
段兼善生于1943年3月，系段文杰的独子。得父亲之身教，听名家之指点，观古今之佳作，再加上天赋，自幼就与音乐和书画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14岁移居敦煌后，又得到了常书鸿、史苇湘等名流的指导，专修素描、水彩。高中毕业后考入兰州艺术学院美术系（后和西北师大合并），师从刘文清、陈兴华、韩天眷、张阶平、肖树惇、汪岳云、洪毅然、于衍堂、陈克健等先生专攻国画。在此期间，即1964年，段兼善的一幅《迎丰收》中国画，被选入参加第四届全国美展，是西北师大在校生中唯一的人选者。当时他只有21岁，可以说年方弱冠，即二十初度之际，就攀上了艺术道路上第一个令人瞩目的峰峦。
段兼善对西方绘画有过深入的研究，谈起精品津津乐道;对中国传统画作过刻苦的探索，观起佳作膜拜难已。但他学画绝不愿因循守旧，步人后尘，而是“借他人酒杯，浇我胸中块垒”“十分学七要抛三、各有灵苗各自探”，将东西方各家的长处，融会贯通于自家的画笔之中，使笔下的人物山水花鸟达到了清逸明丽，灵动飞扬，秀润丰腴，淋漓酣畅的境地。
段兼善作画以来，秃笔虽未成冢，成画倒有数百。他虽常叹笔墨未尽人意，但被世人推崇的作品就有100多幅，其中有10多幅参加了由文化部和中国美协主办的全国美展，100多幅被选入到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泰国等国和台湾等地展出，还有10多幅被国内外重要博物馆收藏，4幅被载入《中国新文艺大系美术集》《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壁画集》《中国壁画百年》《当代中国画院》等国家级史册性画册，100多幅被全国各种报刊刊登。得到了吴作人、王朝闻、叶浅予、平山郁夫等国内外著名书画家的好评。段兼善的事迹被选入10多种画家传记和美术家名人录中。
二
段兼善曾在敦煌生活过8个春秋。8年里，一有余暇，或临摹敦煌历代遗存的壁画，或研习敦煌彩塑，甚至终日徘徊在洞窟内，为之废寝忘食，心醉神迷。
段兼善画敦煌，心有灵犀，内外交融，一点即通，不仅画出了敦煌之形而且画出了敦煌之韵，敦煌之魂。敦煌成了他艺术生涯中相随相依的伴侣，也是他对话抒情的知己。但是，千年的敦煌壁画，其成就如高峰耸峙，既是段兼善学之不尽的宝贵财富，又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如何在高手环伺之下脱颖破壳，冲出樊篱，依托传统，走向现代，则是段兼善面临的重大课题。
所谓出新，不仅仅是画了别人未曾画过的题材，更主要的是寻求合适的语言载体，通过对语言载体独特的感受，写出自己的情，画出自己的意来。在艺术实践中，段兼善选择了敦煌故事、甘肃丝路、民族风情等作为敦煌艺术创新的语言载体，从中获得艺术创作的灵感，在造化和心源的统一和感应中升华出艺术意向，用最能体现创作灵感的新的绘画语言和表现技法，创造出新的境界。《丝路友谊》《敦煌乐舞》《丝路群英》《汉唐女杰》《六月花儿会》《丝路新篇》等作品便是这种实践的代表。《丝路友谊》系段兼善1982年为人民大会堂甘肃厅绘制的大型壁画。在长9.2米、宽4.5米的画面上，荟萃了张骞出使西域、唐僧西天取经、乌孙公和亲、27国交易会、马可·波罗东游等丝路友谊篇章。画面有历代各式人物近60人，表情生动，衣纹流畅，有明显的敦煌北魏壁画“舍身饲虎”的章法程式。人物的姿态，亭阁的布局，车马的风格，皆统一在素雅的黄绿色调中。色彩自然和谐，用笔豪拓，纵横挥洒，气势宏伟，起伏跌宕，似有一根不断张弛、起伏变化着的感情线贯穿始终。虽故事各自独立，合在一起却引导着读者在古丝绸路上历代各国人民鱼来雁往、共敦修好的历史长河中遨游溯源。画稿不但参加了第六届全国美展，还被载入《中国新文艺大系美术集》和《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壁画集》中。和《丝路友谊》同时代的还有《敦煌乐舞》《丝路新篇》。这两幅壁画是段兼善1985年为兰州饭店绘制的。在长7米、宽2米的画面上，表现了唐代各种乐器和舞蹈及改革开放后的丝路新貌。绘画借鉴了敦煌唐代壁画的造型和线描手法。色彩以淡蓝、浅绿、粉降为主调，将乐舞和新貌的意境衬托的无限生动，表现了段兼善博大精深的画学修养，独到的意匠和情思。
段兼善注重敦煌艺术，又不泥于古人笔墨。重视块面构筑，讲充力度，擅长巨幛大幅的营构，在《丝路群英》《汉唐女杰》《六月花儿会》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丝路群英》和《汉唐女杰》是段兼善创作的姊妹篇，在长1.8米、寬1.5米的画面上《丝路群英》绘制了历代为丝绸之路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60余位杰出人物。而《汉唐女杰》则表现了汉唐14位巾帼英雄的风采。构图采用了敦煌壁画中群像式章法结构，省略了背景和环境的描写，突出了人物的刻画，这些人物的汇集，打通了时空的壁障，让历史的长河一泻千里，飞毫喷墨，磅礴淋漓。画幅一展，声势扑面而来，表现出一种独创的意向和成熟的思维。《丝路群英》于1993年被选入全国首届中国画画展，并刊入《国画家杂志》。《汉唐女杰》也于2000年被选入文化部典籍性画册《当代中国画院》中。
《六月花儿会》是一幅表现回族民族文化生活的大型工笔画。在长1.5米、宽1.2米的画面上，有回、藏、汉等人物50余人，三五成群，或引吭高歌，或翩翩起舞，个个潇洒，人人快活。树木山水也似没有人间烟火，摆脱了人的烦恼，处处显示出一种人情人趣人性的力量，一种淡淡的敦煌西魏壁画婉柔之美，将人体美、人情美、自然美、形式美融为一体。此画不仅被选参加了全国第一届少数民族美展，而且还由中国民族文化官收藏。
“庚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从2000年起，段兼善的艺术创作进入了硕果期。他创造的《邓小平视察莫高窟》《段文杰临摹都督夫子礼佛图》《敦煌奉献者》《飞天》等作品，一面世，就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引起了关注。《敦煌奉献者》是段兼善绘于2000年的作品。画面中的常书鸿、段文杰、季羡林、饶宗颐、邵逸夫、潘重规、平山郁夫等七个人物均系荣获“敦煌石窟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的巨擎名宿。人物酷似真人，朴实纯厚，稳健生动，气质高雅，互相呼应;一气贯成，表现出一种撼人的生命气息，一种绵延有序的历史渊源，一种形神俱辉的时代光彩。欣赏这幅画，如同读一部敦煌保护研究的功勋史，给人一种昂扬的张力，而这恰恰在众多的敦煌创新画里难见其踪，所以有人说这幅画是段兼善艺术创新的扛鼎之作。和《敦煌奉献者》有同工异曲之妙的还有《飞天》，这幅创造于2004年，主体是登上月球的杨利伟、聂海胜等三位航天员。背景的艺术处理，则突出了婀娜多姿的飞天，主体人物和背景飞天互映互补，融为一体，取舍哪一部都难成佳作。作品人物生动，格调典雅，色彩柔和，笔触细腻，特别是人物舞蹈化的技法，使作品在阳刚之气中充满了音乐感和美感，表现出一种不同凡俗的新鲜和神韵。飞天的魅力也由此可见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段兼善和段文杰的合作作品。这些作品大多取材于民族地区。在居住敦煌的日日夜夜里，段氏父子接触了众多的少数民族，这些民族的憨厚笃实，草原风光的奇异独特，劳动生活的欢乐愉快，都使他们五内俱热，情满怀，立意要用全身心的爱，用最美的艺术语言来描绘他们。于是，就有了《弹起我的冬不拉》《新疆舞蹈》《蒙族舞蹈》《放歌图》《家园》等画。这些组画朴实无华，造型生动，笔触灵活，生活气息浓郁，不但显露着段氏父子深厚的艺术功底和捕捉生活的高超本领，更重要的是显示了他们对底层百姓深入骨髓的挚爱和构思的智慧。
《敦煌古市》《唐韵悠然》《花儿歌手》《采花节》《香浪节》《小骑手》《桃花会》《品茶》《溪畔》等是不同于以上巨幅大幛的四尺整张或斗方小品。这些作品在人物写意的技法上，适当的融进了工笔重彩，构思新颖，意境深远，既有敦煌壁画中唐画的精深，魏画的清秀，宋画的巧瞻，更有段兼善超逸洒脱的创新风格，观之令人余味悠长，爱不释手，有一种特有的艺术感染力。《采花节》和《敦煌古市》分别被选参加第八届和第九届全国美展。《香浪节》参加了首届全国体育美展。《小骑手》《桃花会品茶》《溪畔》《惜别》等参加了第三届全国新人新作展，如果只谈段兼善创作的人物画，而不谈将山水花鸟动物融人物的作品是不完整的。创作这类作品时，段兼善是将山水花鸟动物当作人物来画的，有的高大、有的坚强、有的则柔美。他笔下的群山丽水，牧区乡村，绝无浮嚣之气，相反，有一种酣畅淋漓，情景交融之感。欣赏他的《草原牧趣》，如同读一个民族地区沧桑岁月;欣赏他的《古道行者》仿佛看到玄奘在取经路上不畏艰辛的壮举;欣赏他的《玉女河的传说》，宛若与玉女进行对话……段兼善的这类作品画得非常轻松自如。浓浓淡淡随心所欲，高低深浅随意而出，行笔如走马时缓时急，泼墨似风雷呼风唤雨，此时此景，画者痛快，观者也痛快，无怪乎有人说，观段兼善作画，本身就是一种美的享受。
三
衡量一个画家在画坛上的地位，除了独特的绘画艺术才能外，还要看作品在世人心中的影响和崇高的人格。
1996年2月至10月，段兼善画展在台湾的台北、台中、台南、屏东等地巡回展出，130多幅作品，从敦煌壁画，历史人物到少数民族骑手、采花姑娘等，一幅一种新意，一幅一种神韵，这是段兼善精心雕琢的精华，也是段兼善卓越才华的喷发。展厅里人头攒动，名流云集，台湾美术界显贵为之剪彩，画坛名宿为之解说，《时代杂志》《雄狮美术》《艺术家》等报刊均以显著位置，醒目标题予以宣传。台湾一出版社还出版了由郎静山大师题写书名的《段兼善画选》。
1998年，段兼善受邀赴日本东京三越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展出的100余幅作品全是借鉴敦煌的创新之作，非常受日本人民的欢迎和推崇。故日中友好协会会长、日本著名画家平山郁夫，日本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著名美术评论家山根有三等不但为画展撰写了前言和文章，还称段兼善是“在佛遗迹中成长起来的画家”，是极有名望的“画伯”。日本东京堂还出版了《段兼善创作画集》，掀起了一股段兼善敦煌画热。
当人们为段兼善的绘画艺术痴迷和倾倒时，段兼善并没有利用自己的名声，去赚取可以属于自己的利益，在他身上，既继承了父亲淡泊名利，只求技艺的遗风，更流动着热爱祖国，服务民族的热血。
段兼善的父亲曾收藏了一些珍贵书籍，为了支持敦煌艺术研究，段兼善支持父亲，将家中珍藏的书籍及有关资料捐献给敦煌研究院。
世路杳杳，艺海无涯。段兼善一生粗茶淡饭，不嗜烟不酒，不恋娱乐，惜时如金，无论是在职或者退休，都将艺术创新放在首位。他没有让时光流逝在应酬上，流淌在酒杯里，故而他不但有时间绘画读书，还将父亲的百余件遗稿书信建档归类、整理注释、汇集成册。在艺术日益功利化的今天，段兼善能始终如一地根植传统以求变，借助敦煌勇出新，实属不易。所以人们都敬重他，推崇他，对他期待值很高，期望他繼续继承父志，在敦煌艺术的创新上攀登顶峰。为此，我特地吟诗一首，以示期待：
继承父志年复年，情系敦煌沥寸丹。
艺术创新征途远，壮志未酬自扬鞭。
作者简介：
马天彩，女，甘肃省政府文史馆原巡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美协会员。出版有《甘肃旅游》《天水史话》《天水畅游》《陇原丝路的民俗与旅游》《甘肃名土特产古今谈》《陇原芳华》《红尘琐记》《逸踪心吟》《翰墨缘》《妙笔生花》《诗画情缘》《丹青雅韵》等专著和诗画选集。
责任编辑/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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