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现实功能·党的领导
李海青
〔中图分类号〕B0—0;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1）06—0001—07
什么是社会主义，无论是对于社会主义理论还是社会主义实践都是最为基础的前提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搞不清楚，理论不可能是科学的，实践不可能是有效的。而解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要探究社会主义的本质，因为本质决定了一个事物为什么是其所是。对于以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为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同样存在一个对这一问题如何理解与把握的问题。纵观我们党的百年历程，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先后经历了经济制度论、现实功能论、党的领导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认识并非截然断裂，而是既有反思、也有继承，既有检视、也有发展，其中之经验需要总结提升，教训需要分析汲取。本文试就这一认识过程的演进逻辑进行浅析，以期推动对相关问题的争鸣研究。
一、经济制度论的社会主义本质观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纯粹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制度结构理解为社会主义本质。即使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本出一源又分道扬镳的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很多政党，由于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在很长时期内也持这种观点。尽管其在实践中主张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渐进改良，并据此调整自己的理论与之相适应，但在思维的根底处仍视公有制与计划调节为理想社会之本质，认为这种制度结构虽在现实中尚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但作为一种未来的理想范型是不能被否认的。比如作为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主要代表的英国工党直到1995年才修改了其党章著名的第四条即公有制条款。
这种将纯粹公有制与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本质的普遍性认识之所以存在，有其理论支撑与现实背景。就理论支撑而言，资本主义早期的共产主义思潮与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尽管并不科学，但其产生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与自由市场引发的各种问题的批判性回应，都主张某种形式的公有制与计划调节。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或者说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继承了这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并予以彻底化、系统化，在借鉴、扬弃与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关系制度进行了科学描绘。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就應该“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资本论》第一卷二十四章最后也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由于马克思主义将生产关系的彻底变革视为资本主义与理想社会的根本区别之一，并且运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对之进行了深刻论证，所以其观点的逻辑力量极强，影响广泛，公有制与计划调节的理念由之被牢牢地与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就现实背景而言，尽管自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迄今，资本主义仍有生命力与巨大发展空间，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发表时资本主义尚处于早期阶段，但严重的危机、激烈的对抗、失序的冲突一直存在，特别是高度破坏性的经济危机和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及生命力产生严重质疑，甚至滋生出对资本主义的绝望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对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的经济制度与社会形态的憧憬与呼唤就成为自然。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现实愿望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生产关系上的革命性理论相结合，生产关系上的公有制与经济计划自然就被人们认为是现实社会主义应该具有的最本质特征和最明显标识。不仅马克思主义者这样认识，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群体这样认识，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也这样认识，将社会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上的对立物。
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将纯粹公有制和经济计划视为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从而在革命成功之后不久就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经济制度以努力跨越资本之恶，而且认为，一旦这种制度得以建立，经济就可以获得迅速发展，不仅现代化任务不在话下，而且共产主义的实现也指日可待。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未来社会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扬弃的基础上，是一个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需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尤其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在现实中，社会主义则成为了与资本主义相并存并且对立的一种制度模式，马克思社会形态更替意义上的借鉴、利用、扬弃自然也就不可能实现。进而言之，在这样一种紧张对立、互不信任，内在认定为仇敌，甚至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情况下，作为正常国家之间的学习、借鉴、利用、吸收也难度极大。当然，以往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国家迫于经济社会的现实需要也尝试过向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制度学习与借鉴，比如列宁搞过新经济政策，主张要乐于汲取国外的好东西，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以前也在国外引进过一些工业设备材料，但这都并非主流。当时主导性的观点是认为，即使相对孤立封闭发展，只要加于生产力的束缚被打破，实现生产关系上的破旧立新，人们的劳动热情与创造能力就会被充分激发调动，生产力水平就可以一日千里，理想社会也就是一个历史的近景事业而非远景理想。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之所以最终被斯大林模式所取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所以过急过快，生产关系上之所以追求一大二公、纯之又纯，原因当然很多，但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原因不容忽视。在这种思维方式下，生产力的落后状况不仅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并将之视为政策制定的前提，发展的低起点以及与先进国家水平的巨大差距反而激发了发展上的激进浪漫主义。比如，就苏联而言，1936年斯大林就宣布已建成社会主义，1939年和1952年两次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赫鲁晓夫1957年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15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1959年在苏共二十一大上宣布苏联进入全面建设共产主义时期，1961年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又宣布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则发动了“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跑步进人共产主义。
在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被过度放大，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了生产关系决定论，而生产关系又是在上层建筑的主导下推动建构的，生产关系决定论又体现了上层建筑决定论，而上层建筑很大程度上又是由领导者的意志所主导，上层建筑决定论由之又展现出唯意志论的内涵。不管对社会主义传统经济制度做何种评价，正面也好，消极也罢，同情式理解也好，辩证性分析也罢，其确实某种程度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此所谓历史，就是历史阶段、历史条件、历史思维，所谓唯物，就是客观规律特别是物质生产力标准。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水平，不考虑历史阶段的现实条件，缺乏历史的过程思维，夸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急于求成，必然陷入主观主义。正如邓小平总结的：“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这也说明，要想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非易事，决不是仅仅通过阅读原著、研究理论就可以做到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很多事情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逐步深化认识。本本与理论当然重要，但绝不是政策制定的出发点。
二、现实功能论的社会主义本质观
历史地看，传统经济制度论本质观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实践有其积极作用，但长期不可持续，最终导致了发展趋缓甚至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也难以有效改善。现实的经验教训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难道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纯粹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制度结构吗？为什么这种制度结构没有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发挥作用？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张力为什么如此巨大？改革开放前后的一段时间，邓小平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密集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他指出，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既然如此，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呢？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他指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有两个：一个是发展生产，一个是共同富裕。随着实践的推进与认识的深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基本原则被进一步发展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明确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换言之，本质就是社会主义应该具有的功能，应该实现的价值，这表明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本质观上实际秉持的是一种“现实功能论”思维。在此意义上，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凡是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优化、社会和谐、国富民强的，凡是能够增加老百姓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的，什么样的制度我们都可以采用。由之，制度问题上的实践标准也就确立了起来。这种功能论的本质观确实解放思想，这是因为，如果在社会主义本质观问题上不能解放思想，而是固守陈规，把传统的经济制度视为本质，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步也推不动。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起步并不断深化，首先得益于在社会主义本质观问题上开始打破教条，解放思想。归根结底，要按照社会主义应该具有的现实功能来推动制度结构的变革，推进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制度固然重要，但制度的建构不是目的本身，制度最终服务于要实现的功能，应该根据功能推进相关制度机制的立、改、废。“只要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只要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只要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就要大胆试、大胆闯，就要坚决破、坚决改。”确实，只有体现出相应的功能，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名实相符。邓小平众所周知的“猫论”不过是这种功能论本质观的形象说法而已。“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根据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推动生产关系领域的变革，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推动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所谓“现实功能论”的本质观不过是唯物史观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另一种学理化表达而已。
邓小平从功能角度理解社会主义本质影响极为深远。此后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提出的“以人为本”“社会和谐”，习近平提出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所指向的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具有的功能。当然，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功能的认识还限于经济领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功能的认识愈益全面、愈益系统、愈益深人，特别是把物的尺度和人本身的尺度、經济的尺度和社会本身的尺度、客观尺度和主体感受尺度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功能论思维的指导意义也愈益明显。分析至此，可能依然会有疑问：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观尽管指导意义重大，但其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逻辑呢？完全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之所以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追求建立公有制和实行计划调节，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一种制度结构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社会正常发展功能受到极大限制。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不是为制度而制度，更没有把任何制度神圣化，制度的变革最终还是为了实现科学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功能。“马克思、恩格斯从不抽象地推崇任何结构性质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人的各种需要及其满足，这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发现的历史规律也表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的制度性、规范性的东西，并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真正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实际是人的需要及其满足，以及为满足这些需要所必修的各种物质、社会生活条件的创造。因此，一切属于制度性、规范性的东西都不是独立自在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归根到底，它们的去留取舍都要取决于它们的社会功能，即取决于它们能否适应为满足人的需要所必修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是否真正具有满足人的需要的实际功能。”就此而言，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观正本清源，返本开新，比以往主要从抽象经济制度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与社会主义的真义。这也启示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不必沉溺于抽象概念与理论思辨，只要生产持续有效发展、社会安定和谐、人民幸福满意，就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就可以说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正所谓反朴归真、大道至简、极高明而道中庸。
三、领导力量论的社会主义本质观
功能论本质观指导下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释放了全体民众的活力，持续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日益错综复杂。就国内而言，改革、发展、稳定、安全任务繁重，贫富差距、利益冲突、思想分化等各种问题、挑战层出不穷，转型与变迁中的社会本身日益复杂化，民族复兴使命光荣但任务艰巨;就国际而言，形势风云变幻，西方国家在各领域各方面以各种形式对中国遏制打压，风险时代各种不可测因素明显增多，各种风险因素传导性明显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持续凸显。作为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和唯一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如何，特别是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扩开放、防风险、保安全的能力如何，决定性地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能否顺利推进。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复兴进人关键期，改革进人攻坚期，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社会主要矛盾也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国际上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力度也明显加大。“改革开放越往纵深发展，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后的问题、一般矛盾和深层次矛盾、有待完成的任务和新提出的任务越交织叠加、错综复杂。同时，今天的国际国内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开放所面对的问题也有很大不同，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也有了更多期待和更高要求。”“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更是成为我们能否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接续创造辉煌，中国社会主义功能能否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能否持续体现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才提出新时代要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正所谓事在人为，事要靠人为！
以下从三个方面对“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这一判断进行分析。
其一，“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表达了一个事实判断。纵向而言，不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形成，还是推进完善，中国共产党都以重任在肩的使命意识和舍我其谁的担当觉悟发挥着领导之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在1979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邓小平就明确指出：“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由之可见，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之初就将党的领导视为其内在的核心性要素，现在提出这一判断不过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将这种长期以来客观存在的内在关系进一步突出、强调，用规范的文件语言正式予以明确化而已。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才能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横向而论，党的领导贯穿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方方面面，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需要四梁八柱来支撑，党是贯穿其中的总的骨架，党中央是顶梁柱。”综合以上两个方面，党的领导已经完全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的、不可或缺的决定性因素、关键性力量和本质性维度。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甚至可以说，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无法区分。
当然，这样强调是以认可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具有的领导能力为前提的：如果没有相应的领导能力，也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領导也不会成为其最本质的特征。正是卓越的领导能力将本质观上的功能论思维在实践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使得社会主义应该具有的价值得到了实现，应该具有的功能得到了发挥，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迄今为止的巨大成功，决定了党的领导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性维度。就此而言，党的领导作为最本质特征是以能配位、因能配位。
在此，作为思维方式的本质观和作为领导力量的本质观也形成了很有意思的关系：党要发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作用，首先需要深刻领悟这种功能论思维并将之有效落实到实践中，功能论本质观尽管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观的正本清源与返本开新，但如果不上升到党的领导与执政理念层面，也发挥不了巨大作用，因为徒有观念不足以自行，观念要发挥作用必须有接受并落实观念的人。就此而言，有效的党的领导本身就包含着对功能论本质观的接受与落实，就要求实践的功能论思维内化为全党共识。
其二，“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体现了一种应然预期。事实判断主要着眼于党客观上所具有的领导能力及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体现出来的重要作用，价值预期则着眼于党的领导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所具有的关键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尽管中华民族开始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但要在未来三十年的时间内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终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真正走到世界舞台中心、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我们还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可谓时间紧、问题多、挑战大、阻力强。“夺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进展，……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完成既定的宏伟蓝图，关键还是要依靠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相信并且期待：党的领导必将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未来发展中获得进一步成功，其作为最本质特征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应具有的意义将会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更大程度上体现出优越性，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图一定能够实现。就此而言，“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这一重大判断的提出，实际上意味着党本身一种庄严的公开宣示：作为最本质特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有责任使命、有信心能力带领全国人民再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华章，再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辉煌，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也会始终坚守初心、不辱使命。“我们坚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国发展道路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正是基于这种面向未来的信心能力，我们才能够并敢于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而四个自信的基础则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自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其三，“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彰显了一种治党决心。既然党的领导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此重要，党的领导本身如何加强和改善就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正所谓打铁必须自身硬，明确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深刻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如果不全面从严治党，不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就无法进行伟大斗争，无法实现伟大梦想，更无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对于这一点，我们党有着非常清醒的认知与非常明确的意识。“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结语
以上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本质认知的三个阶段或者说三个维度。如上所述，这三个阶段的认知并非截然断开、毫无关联，而是存在一个继承扬弃的关系：现实功能论的本质观尽管深刻批判了传统经济制度论的本质观，彻底解构了纯粹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但探索与中国现代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努力并没有停止，我们要否定的不是公有制本身，而是过去那种特定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应确立与中国国情与阶段相适应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我们否定了作为一种体制的计划经济，但并不否定对于经济的合理计划调节。换言之，传统经济制度中诸多可资利用或具有积极功能的因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获得了现实生命力与新的实现机制。领导力量论的本质观本身则要求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要确立起面向实践的现实功能思维，注重求实、务实、落实、实在、实际、实效、实绩。可以说，在实践基础上我们党百年来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化，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反思、总结、继承、发展的扬弃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得以开创并持续推进，成就輝煌，前景光明！
就这样一个三阶段的认识演进过程而言，我们党最初对社会主义完全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来理解的，把理想与现实、本本与实践未做实质性区分。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个问题上一开始颇有点照本宣科的味道。而到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特别是社会主义本质观之后，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已经变成了中国的现实和实际，因为政策制定要具有问题意识，政策落实要发挥现实功能。明确的现实功能思维本身就是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产物。而到新时代，领导力量论的本质观提出后，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已经形成了非常明确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带有鲜明中国特色、具有根本指导意义的体系化理论。社会主义从书本真正走到了中国大地上，从理论真正转化为中国的成功实践，从普遍理念真正成为中国自己的产物。这样一个认识逐步演进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越来越深人的过程，就是我们党对“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精髓理解越来越深入的过程，就是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越来越接中国地气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与中国现代化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越来越成功结合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在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逐步证明自己的优越性从而进一步展示必然性的过程。
责任编辑：王晓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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