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东方

包慧怡

“至爱的恩师，您是我除了母亲和姐妹外最亲密的友人……我想给您写信，谈谈那宏伟的印度之国，关于那儿天空的脾性，还有无数各色各样的毒蛇、奇人、猛兽……我希望您知晓我的赫赫战功，知晓那些您尚未目睹、我却在印度亲见的事物—我与希腊军队多次并肩作战、经历了千难万险后才看见的一切。

这是古英语散文体《亚历山大致亚里士多德书信》的开篇，没有人相信它真的出自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笔下，或真的抵达过他一度的希腊导师亚里士多德之手。这封信由匿名氏写于盎格鲁- 撒克逊晚期的英国，是对更早的同名拉丁文作品的俗语翻译和改写，一些素材可以追溯到希腊化时期和古代晚期的多种“亚历山大传奇”文本。然而，古英语《亚历山大致亚里士多德书信》依然是一部独树一帜的早期中世纪作品，不仅因为其作者鲜明的文风和毫不掩饰的基督教视角，也因为保存它的物质载体：《贝奥武甫》手稿（Beowulf Manuscript）。

《贝奥武甫》手稿中《亚历山大致亚里士多德书信》首页

《贝奥武甫》手稿或许是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最著名的古英语文学手稿，除了长达三千多行的脍炙人口的史诗《贝奥武甫》外，这部别名“诺威尔抄本”（CodexNowell）的羊皮手稿还包括《圣克里斯托弗受难记》《东方奇谭》《亚历山大致亚里士多德书信》《犹滴传》四部作品。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聚焦于怪兽与奇人、异域和远游，《贝奥武甫》手稿因而被称作“（古）英语各色志怪书”。手稿由两位缮写士以工整的岛屿小写体合力抄录，约成书于公元十世纪晚期至十一世纪早期之间，时值“仓促王”埃塞尔雷德（AethelredtheUnready）在位。十七世纪时，手稿由杰出的中世纪手稿藏家罗伯特·柯顿（RobertCotton）爵士亲手装订，与若干十二世纪古英语作品合订成“维特利乌斯抄本”（CottonMSVitelliusA.xv.），是史称“黑暗年代”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国的文学瑰宝。

正如我们在《亚历山大致亚里士多德书信》（以下简称《书信》）启信语中被告知的，这是一部关于“毒蛇、奇人、猛兽”的志怪集。与一般欧洲中世纪博物志、“奇观之书”或动物寓言集不同，《书信》是从虚构的亲历者视角以第一人称“口述”的历险志，其对异域地理和物种图谱的呈现是透过“亚历山大大帝”这块滤镜折射给我们的。鉴于叙事滤镜本身处于持续的行动和漫游中，《书信》邀请读者参观的是一座花车上的玻璃动物园。这一移动的视角也赋予这部早期中世纪作品与“古典的”亚历山大传奇（以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为代表）迥然相异的风格。

这种风格在论及那些遍布“东方”的珍禽异兽时最为显著。比如以下这段亚历山大率军勇斗印度蝙蝠和犀牛的自述：“接着又来了形状大小堪比鸽子的蝙蝠，抓扯我们的脸，那些蝙蝠有着人类般的牙齿，用它们的大牙撕裂或伤害人类……接着来了一头比其他猛兽都庞大的巨兽，它的前额生着三只角，威风凛凛，印度人管那兽叫‘暴君的牙齿[ 犀牛]，它的头与马相似，浑身漆黑……它不怕[ 我们] 沿途点燃的熊熊火焰，直冲过来，践踏一切。我召集起希腊军队，试图自卫，它迅速在单次冲锋中屠杀了我的二十六名武士，并踩踏了五十二名武士，让他们沦为对我毫无用处的跛脚汉。我们众志成城地向它射出箭与长矛，终于杀死了它。”或是关于在印度湿沼边对战鳄鱼的记录：“接下来我们经过的土地干而多沼，遍生甘蔗和芦苇，从沼泽里突然冒出一头野兽，野兽的脊背像束发网那样嵌满了钉子，头像满月一样混圆，这野兽名叫‘月亮头[ 鳄鱼]，它的胸脯如同海兽，有硕大坚固的利牙武装，它杀死了我的两名武士。我们用长矛或任何武器都没法伤害那头野兽，最后铆足全力用铁棒和大锤揍它，才把它降伏。

《貝奥武甫》手稿中的双头蛇、鳄鱼、双角驴

无论是对印度大蝙蝠、“暴君的牙齿”犀牛还是“月亮头”鳄鱼的描述，比起拉丁文原材料，《书信》的古英语作者都增添了更多栩栩如生的白描细节，着重突出了这些不属于希腊世界的动物的他者性，它们的奇形怪状、凶悍残暴、对亚历山大军的敌意都暗示一个异域风情总是同潜在危险相连的陌生世界—“东方”充满与亚历山大过往的敌人截然不同的新物种，希腊军以往熟悉的战术随时可能失效，战斗的结果在最后时刻到来前总是悬而未决。《书信》的作者如一个老练的说书人，在一个个紧锣密鼓的“接下来”或“接着”之间，精彩地捕捉到了那种令人屏息的在场感，借助第一人称叙事者的眼睛，读者犹如身临其境地与“亚历山大”共同漫游在那片被不确定性所定义的东方大地上。

真实存在的猛兽之外，《书信》中描绘的东方还是一片充满“神奇动物”和“奇人”的群魔乱舞之地。由这位匿名盎格鲁- 撒克逊作者虚构或扩充的幻想动物包括：仰面爬行、吐息滚烫的双头蛇和三头蛇，大小形状如狐狸的印度鼠，将人拖入河底撕碎的水怪等。而“奇人”（《书信》作者低调地使用了与表示“人”同样的古英语单词）既包括“亚历山大”眼中奇风异俗的当地人，比如毛发浓郁、赤身露体的“食鲸人”（Ictifafonas），也包括在《东方奇谭》《圣克里斯托弗受难记》中出现过的“类人怪”或“异形人”（humanoid），比如住在树林中的“狗头人”（Cynocephali）。“亚历山大”向食鲸人投去猎奇的探索家式的目光，吓坏了这群手无寸铁的男女：“当我想要看得更仔细些，好好观察这些人，他们立刻逃进水中，藏进了石洞”;对狗头人则投去真实的箭矢：“他们想要伤害我们，我们于是拉弓射箭，很快他们就逃之夭夭，躲回树林中。”

《贝奥武甫》手稿中的“狗头人”

無论是否面对真实的敌意，亚历山大及其军队对这些土著“奇人”都展现出明显的侵略性，“他们”在“我们”眼中若非被审视的客体就是有待被征服的对象。在对待当地向导时，亚历山大同样表现出武断和残酷，往往不经查证就假定自己和军队陷入险境是向导有意为之，从而将向导冷漠地处死：“我下令把一百五十名向导推下了河……水怪很快拖走了他们”;“次日天亮时分，我下令捆住所有这些把我们引入危险的向导，打断他们的腿和骨头，好让当晚过来找水的巨蛇吞噬他们。我还下令砍断他们的手，好让他们备受折磨……”在《书信》作者笔下，即使那些顺从并配合亚历山大一行的印度人也随时可能遭遇灭顶之灾，第一人称叙事者“亚历山大”虽然自诩英雄、勇士、屠象者、怪物克星，塑造他的古英语作者却巧妙地通过他自己的声音，不动声色地揭示了这位“东方征服者”形象的暗面：暴君、自大狂、种族主义者。

在对《书信》及其拉丁文素材进行细致的语文学对比后，盎格鲁-撒克逊学家道格拉斯·柏特福（Douglass Butturff）和安迪·奥切德（AndyOrchard）都认为，古英语作者有意从基督徒视角出发，将这位希腊化的马其顿异教徒君主塑造成七宗罪之“骄傲”的示例。譬如，拉丁文中亚历山大对自己将士的自豪（“看到这么一支装备不输任何国家的军队……我自忖好运，由衷喜悦”）到了古英语中被改写成了俗世君主的令人厌烦的自夸：“我那支军队的荣耀与壮观远胜世界上任何强大的国王……当我看见自己的昌盛、荣光、年纪轻轻立下的战功、一生的兴旺，我心中喜不自胜。”当然，两个语种的文本都提到亚历山大的军队因为披挂大量黄金而耀眼如星辰和闪电，但古英语作者通过大量使用成对出现的叠词（doublet， 奥切德总共数出了近两百处），形成了比拉丁文素材更华丽和详尽的文风。这种风格更适于藻绘东方大陆的异域风情，也更有力地凸显了亚历山大性格中的暴虐、自私、实用至上。

《贝奥武甫》手稿中的扇耳人

有时，古英语作者会直接通过颠倒拉丁文的组序来塑造这些性格，比如将“我首先担忧的是军队的安危，而不是我自身”赤裸裸地改写成“首先我操心自己的需求，其次还有兵士们的需求”;有时则通过增添拉丁原文中没有的细节来彰显他的自我中心，比如将一处亚历山大找到淡水后让士兵和随军动物畅饮的平淡场景，戏剧化地改写成“我看见这干净的淡水，不禁心花怒放，我立刻痛饮平息了自己的干渴，然后命士兵们止渴，然后下令为所有的马匹和随军动物止渴”。简朴的拉丁原文中与士兵同甘共苦的将领变成了古英语中等级意识分明的世俗君主，在这位异教君主身上，自我优先与傲慢之罪永远密不可分，而古英语作者将他塑造成“骄傲”之示例人物的意图也一直贯彻至《书信》的末尾。在全文最末的结信语中，“亚历山大”最后一次向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致意，即便这致意听起来也更像典型中世纪武功歌中的自夸辞：“我写信告诉您这些事，亲爱的老师，首先是为了您能因我一生的成功与荣耀感到欢欣振奋，其次是为了人们能千秋万代地铭记我，让我作为其他尘世君主的楷模永垂不朽，让他们更清楚地了解，我的权力和名声远远胜过这个世界上居住过的每一位君王。”

如果说《书信》中亚历山大对战功和荣誉的执著彰显了他的俗世性，它也同样昭示了他作为凡胎肉身命中注定的死亡。或者说，在《书信》的基督徒作者眼中，亚历山大对死后不朽之名的追寻恰恰植根于其生命的必朽，植根于其异教信仰缺乏对来世前景的可靠保证而导致的深深焦虑。关于亚历山大之死的神谕或许是古英语《书信》中最富有悲剧力量的一节。在印度征程接近尾声时，亚历山大在当地祭司的陪伴下前往“太阳树和月亮树”求取神谕—这名印度祭司本身也被描绘成一位“奇人”，身高十尺而全身黝黑，穿兽皮佩珠宝，年纪已有三百岁。这位早期中世纪英国人想象中的典型“东方智者”告诉亚历山大，每逢日食或月食，直入云霄的双圣树都会悲伤地哭泣，“害怕神圣之力被夺走”，并且只有不近女色之人才能走进神圣的树林。当亚历山大按照希腊习俗准备宰杀动物向双圣树献祭，祭司告诉他此处严禁血祭，唯有在日出日落（或月升月落）时分向圣树祈祷，心中默默提出问题，“太阳树和月亮树就会给出真实不虚的回答”。

亚历山大的第一次提问仍然起于骄傲：“我是否能让整个世界对我的强力低头？”圣树用当地语言给出回答，印度祭司为他做了翻译：“战无不胜的亚历山大，你会成为全世界的帝王和主人，但你将永远无法返乡，此乃刻入你命中之事，也必将实现。”亚历山大的第二次提问事关自己将在何处死去，当月光初次洒落树冠时，圣树再度开口回答：“亚历山大，你已穷尽了生命的周期，明年五月，你将死在巴比伦，死于你最料想不到背叛的源头。”亚历山大闻言心中忧戚，却不得不等到第二天日出再去请示神谕，这一次，他求问自己会死于何人之手、死后母亲和姐妹将何去何从。太阳树转而用希腊语做了回答，却只揭示了一半真相：“如果我回答你这个问题，你就能轻易翻转命运，阻止死亡。我只能告诉你这一事实：一年又八个月后，你将死于巴比伦，不是如你预期的那样死于铁器，却是死于毒药。你的母亲将以卑贱可耻的方式离世，她会曝尸街头，成为飞禽野兽的食物;你的姐妹将会长寿幸福……但是回去吧，不要再向我们提问了，因为我们说出的已经超出了极限。”

于是我们看到，在这古希腊人和古盎格鲁- 撒克逊人所知世界的边缘，在这封古英语“书信”即将收尾之处，东方不仅成了亚历山大世俗雄心和漫游癖的终点，也是凡人能被允许获得的尘世知识的终极来源。具有神谕之力的日月双树所在处被看作人居世界的尽头，越过此地便是凡人不得叩问或涉足的“未知之地”。

与《亚历山大致亚里士多德书信》写作时间接近的一系列八至十世纪古英语文学文本中（以同样辑录于《贝奥武甫》手稿的《东方奇谭》为代表），“东方”常被描述为地大物博的富庶之土，那里的君王富可敌国，但其财富往往同骄傲之罪联系在一起，尼尼微和巴比伦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两座“示例”之城。无独有偶，史家笔下亚历山大的骄傲也常与东方相连，其东征之旅是一路沿袭波斯旧制、擢用东方谋臣并将降兵编入部队、与巴克特里亚及波斯和亲（并鼓励手下兵士效仿）、采用东方繁奢礼仪排场的“东方化”之路。后人眼中促进东西文化交融、颇具人文主义理想的亚历山大大帝，在游离于志怪文学、旅行志、虚构历史、训谕文等多种文体间的古英语《书信》的作者笔下，却是用来警示“傲慢”之危害的反面示例。成也东方败也东方，亚历山大的东征止步于印度，他本人将死于巴比伦（历史上的确如此），《书信》虽然写到请示神谕就戛然而止，过渡到上文所引的致亚里士多德的结信语，但作者没有忘记添上一笔亚历山大知悉神谕后的内心感受，一句依然深深植根于骄傲的自白：“对我而言，生命很快就要终结所带来的痛苦，赶不上无法建立我心中渴望的那么多功勋所带来的痛苦。”这位不知名姓的早期中世纪英国作家对一千多年前的“伟人”亚历山大的态度，至此可谓尘埃落定。

（本文中《贝奥武甫》手稿引文均由作者从古英语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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