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开甲：“两弹一星”的开拓者
赵展慧
著名物理学家、我国核试验科学技术的创建者程开甲院士
千古荒漠，死亡之海，罗布泊，这片干涸的戈壁沉默神秘。而在1964年10月16日，它经历了自己有史以来最雄壮的时刻：一声惊天巨响后，巨大的火球和蘑菇云腾起，新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这东方巨响穿越至如今的和平年代，仍然雷霆万钧。正如年逾九旬的“两弹元勋”程开甲，站在科技的最高领奖台上，依然传递着非凡的精神力量。
弃教从戎，两度转型——为国铸盾，一入戈壁二十载
在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极不寻常的时期。当时，为了打破大国的核讹诈、核垄断，增强我国国防实力，党中央果断决定研制“两弹一星”。
1960年夏，经钱三强亲自点将，当时还是南京大学教授的程开甲成为我国核武器研制队伍中的一员。原子弹研制初期，程开甲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他第一个估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力和温度，为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计算提供依据。
1962年上半年，我国原子弹研制工作现出希望曙光。中央作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
为加快进程，钱三强等二机部领导决定，另外组织队伍，进行核试验准备和技术攻关，程开甲被任命为我国核试验技术总负责人。又一次面对全新领域，他仍二话没说，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此后，程开甲参加制定我国原子弹研制、试验工作最早的一份纲领性文献，设计了第一颗原子弹百米高铁塔爆炸方案，前瞻性地谋划了核武器试验研究所的任务、机构等。
1964年10月16日，融入程开甲万千心血的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更难得的是，我国首次核试验中，1700多台（套）仪器全部拿到测试数据，并且97%的测试仪器记录数据完整准确。
据悉，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国、英国、苏联也只拿到很少一部分数据。
为国铸盾，程开甲两度转型，从1963年第一次踏入罗布泊后，就如同戈壁上耸立的盐峭般坚守在此，工作生活了20多年。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30多次核试验，每次实地看了才觉踏实
程开甲曾在文章中写道：提起在罗布泊艰苦创业的岁月，许多同志都会回忆起搓板路、住帐篷、喝苦水、战风沙。“但对于我们科技人员来说，真正折磨人、考验人的却是工作上的难点和技术的难关。我们艰苦奋斗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刻苦学习、顽强攻关、勇攀高峰的拼搏精神，是新观点、新思想的提出和实现，是不断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
艰苦奋斗、勇于拼搏，作为我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程开甲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两弹结合以及地面、首次空投、首次地下平洞和首次竖井试验等在内的30多次核试验中，身体力行着这样的品格。每一次核试验，他都会到一线去指导技术工作。20世纪70年代，他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最危险的爆心。
有一次，因为洞内极其恶劣的高温、高放射性和坍塌危险，技术人员极力劝阻他进去。程开甲却说：“你们听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吗？我只有到实地看了，心里才会踏实。”
最后，程开甲穿着简陋的防护服进入坑道，一边观察询问，一边嘱咐科技人员把现场资料收集齐全。
程开甲说，自己到地下观察核试验的许多现象，与只听汇报的感受大不相同。每次进洞，都会增加对地下核爆炸现象和破坏效应的感性认识，对下次试验方案有新的设计。
不深入虎穴不罢休的程开甲在真枪实弹中验证着每一次创新的成功。1966年12月，首次氢弹原理性试验成功，他提出塔基若干米半径范围地面用水泥加固，减少尘土卷入，效果很好。1967年6月，第一顆空投氢弹试验成功，他提出改变投弹飞机的飞行方向，保证了投弹飞机的安全。
1969年9月，首次平洞地下核试验成功，他设计的回填堵塞方案确保了试验工程安全。1978年10月，首次竖井地下核试验采用他的方案获得成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不顾年迈，仍在材料理论、高功率微波等方面继续进行研究，一直没有停下开拓创新的脚步。
名师熏陶，薪火传承——放飞人才在暴风雨中，始能练成雄鹰的翅膀
初中时期的程开甲，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会投身于国家的核试验事业，当时他稚嫩的梦想是造一艘水循环驱动的大船。他就读的浙江嘉兴秀州中学的老师姚广钧，呵护他的想象，鼓励他再多动脑筋。这所教会学校还培养了包括陈省身、李政道在内的10位院士，在这种提倡创新的环境中，程开甲接受了6年“中西合璧”的基础教育。
1937年，程开甲考取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公费生。大三时，程开甲撰写的论文得到陈建功和苏步青的赏识，后被苏联斯米尔诺夫的《高等数学教程》全文引用。
1946年，程开甲来到爱丁堡大学，成为“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M.玻恩的学生。在玻恩的指导下，程开甲选择超导理论研究作为主攻方向，并于1948年与导师共同提出超导的“双带模型”。
1948年，苏黎世的国际学术会议上，程开甲与师兄海森堡展开了连大会主持人都无法裁判的激烈争论。玻恩听说后很高兴，跟他讲起自己与爱因斯坦长时间针锋相对的争论，认为像爱因斯坦这样“离经叛道”者才能超越经典与常规。这次谈话，让程开甲终身受益。
从秀州中学、浙江大学到爱丁堡大学，程开甲在开明开放的教育环境中和名师的教育下，夯实了深厚的科研底蕴。后来虽然参加核试验的20多年没发表论文，但他的学术建树依然颇多。
20世纪40年代，他用量子力学证明了“狄拉克方程”在自由粒子条件下的正确性，此方程连狄拉克本人也未证明过;五六十年代，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固体物理学》教科书;90年代，他提出并建立了系统的“TFDC（托马斯—费米—狄拉克—程开甲）”电子理论，为材料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研究思想与方法。
薪火传承，科学大家培育的程开甲，同样继承了名师的育人风范。
核试验研究所成立之初，程开甲从各地研究所、高校抽调了一批专家和技术骨干，并给予他们充分信任。第一次核试验，立下大功的钟表式压力自计仪，就是程开甲鼓励林俊德等几名年轻大学生因陋就简研制的。我国第一台强流脉冲电子束加速器的研制任务，也是由程开甲大胆地交予邱爱慈。程开甲创建的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及其所在的核试验基地，先后走出了包括林俊德、邱爱慈在内的10位院士、几十位技术将军，获得2000多项科技成果奖……
选用人才，程开甲始终牢记钱三强的一句话：“千里马是在茫茫草原的驰骋中锻炼出来的，雄鹰的翅膀是在同暴风的搏击中铸成的。”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程开甲担任过多种职务，获得了许多崇高荣誉，对于这些，程开甲有自己的诠释：“我只是代表，功劳是大家的。我们的核试验，是研究所、基地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无名的英雄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去完成的。”
他说，自己还要“努力不懈，不老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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