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园迎接新中国曙光的彭珮云
钱江
2009年，彭珮云（左二）和清华大学同学在校友聚会上合影，左一为王金凤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解放战争时期，彭珮云曾任清华大学中共地下党“南系”支部书记、党总支委员。北平解放后的1949年3月，不到20岁的彭珮云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党总支书记。
西南联大学运中入党
1945年8月，15岁的彭珮云考入当时校址在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她在西南联大校园里度过了16岁生日，参加了多个社团，丰富的校园生活使得性格活泼的彭珮云更加活跃，不久就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民青”）。
参加“民青”不久，高年级学生、中共地下党员王汉斌前来联系彭珮云。王汉斌的到来，使彭珮云一生发生了转折性变化。
王汉斌是缅甸华侨的孩子，中学时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支部书记。他于1942年回国来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在中文系和历史系就读，是西南联大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之一。
王汉斌和彭珮云相识不久，把“民青”成员傅冬菊（傅作义的女儿）和沈渔邨（后来是钱信忠的夫人）等女同学编入了彭珮云负责的民青小组。
此时的西南联大，中共领导下的进步学生运动十分活跃，接近1945年岁末，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一运动。昆明学生在国统区高举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旗帜，推动了反蒋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由此逐步形成支持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王汉斌和彭珮云，都是一二一运动的亲身参加者。1946年5月，王汉斌介绍彭珮云加入中共地下党。同时，他们确立了恋爱关系。这时的彭珮云还不满17岁，但思想比较成熟。她眼中的王汉斌，组织学生运动从容镇定，谋略有方。她打心底里钦佩。王汉斌眼中的彭珮云热情聪颖，充满正义感，学习和工作都很努力，他一见面就喜欢上她了。（2010年1月6日在北京访问王汉斌的记录）
和王汉斌先后到清华园复学
彭珮云进入西南联大的时候，日本战败投降，西南联大着手安排北上“复员”，回归原先的清华、北京和南开大学。
度过第一学年后的1946年暑期，彭珮云来到父亲彭湖工作的地方—南京。父亲担心女儿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有危险，要她留在自己身边上大学。经过党组织同意，彭珮云考入金陵大学外语系。此时王汉斌已从西南联大毕业，受命前往北平工作。
彭珮云就读金陵大学期间，1947年5月20日，在南京爆发了进步学生大游行，引发了内战期间国统区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彭珮云在学生示威游行中表现突出，受到了国民党当局注意，传闻她已上了“黑名单”。父亲的老乡、南京当局的警备司令张镇则向彭湖透露：“你的女儿参加共产党的活动，要抓她了。”彭湖只得同意女儿北上到清华大学复学。1947年夏天，彭珮云来到北平清华大学，继续在社会学系学习，接转了组织关系。
清华大学是彭珮云向往的地方，不仅校园美丽，大师云集，同学中多有青年俊彦，还在于当时的清华大学已经有“小解放区”之称，学生和教师中都有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清华园，革命歌曲经常公开演唱，在图书馆可以借阅到用别的封面覆盖起来的毛泽东著作。
1947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上海分局。根据地下党组织“平行存在、单线联系、转地不转关系”的原则，从西南联大复员北上的各大学党员由中共南京局（后由上海分局）领导，当时习惯称为“南系”。原先已在北平各大学的地下党员，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1948年6月改为中共华北局城工部）领导，称“北系”。“南系”“北系”平行，相互间不发生横向联系，由各自指定的联络员相互沟通。
王汉斌是“南系”北平学委委员，清华大学地下党“南系”由他领导。每星期他至少来清华大学一次，彭珮云则有时进城找他。
王汉斌曾带着幽默回忆：“当时我和彭珮云经常见面，但是上饭馆吃饭总是由她来付钱。因为我那时很穷，工资很少，甚至有时拿不到工资。我们上饭馆也就是吃一碗面条，如果能吃上一碗馄饨，就相当不错了。”（2010年1月6日在北京访问王汉斌的记录）
1947年秋开学后，清华大学“南系”学生党员已有40余人。1948年初，清华地下党成立党总支，查汝强任总支书记，彭珮云任总支委员兼任大一支部书记，分工联系大一新生分支和女生分支。
1947年初秋，彭珮云（前排左一）在清华大学与同学合影
领导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工作
清华园内中共秘密外围组织中，人数最多的是“南系”在西南联大建立、到清华后继续发展的“民青”。1948年春，南系又建立新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简称“新联”），由彭珮云领导。
参加“民青”或“新联”须经过地下党员或盟员介绍，经考验后有许多人加入地下党。
当年，清华电机系学生朱镕基表现进步，加入了彭珮云领导下的“新联”，并在新中国成立的当月入党。“文化大革命”后朱镕基担任了领导职务，直至国务院总理。有时他见到彭珮云，笑着打招呼：“老领导、老领导。”
王金凤（原名蒋励君），从1947年春天起，连续参加上海的进步学生运动（包括和南京学生一起行动的五二〇运动），曾被警察抓住拘留，經交大校长吴保丰保释才出来。经过学生运动考验的王金凤在上海入党，因为已经暴露，她在1947年暑假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攻读英文专业。她的组织关系由彭珮云接转。
在离开上海时，党组织联系人告诉王金凤，你是“南系”党员，组织关系也转到清华大学“南系”，接头暗号是，有人拿两支钢笔问：你喜欢哪一支？这就接上组织关系了。
在地下党秘密活动的情况下，接转关系需要时间。王金凤来到清华，望眼欲穿地等待接头人，谁知他就是不出现。不过她心里明白，这个人迟早会来的。不久，她的“关系”转到王汉斌手中。“关系”一接转上，王汉斌安排彭珮云去联系王金凤。
彭珮云前来接洽组织关系的情景，王金凤有清晰的记忆：
一个晴朗的秋天中午，在静斋女生食堂吃饭的时候，社会系的彭珮云来到我身边，悄悄问我，下午有没有课？我说只有一堂课，两点结束。她告诉我，让我下午三点在静斋会客室等她。我听了心中一动，莫非是她来和我接头？我赶紧点头答应。清华学生3000人，女生不到300人，参加学生运动的女生积极分子大约100人左右，比例高于男生。彭珮云和我都参加了“大家唱”歌咏队，我已经认识她了。她个子不高，人很能干。
下午三点，我准时来到静斋会客室，彭珮云已在等待我。她起身关上门，会客室中只有我和她两个人。她拉我坐在她身边，从书包中取出一个文具盒，从盒中取出两支钢笔，放在我面前，一面微笑着问我：“喜欢哪一支？”我兴奋地注意着她的动作，竭力克制自己，一把拉住彭珮云的手，高兴地说：“接上了，接上了！”彭珮云也高兴地紧握我的手。
随后，她们走出静斋大门，进入教授宿舍区，这里十分幽静。彭珮云告诉王金凤，她是大一支部书记，以后由她联系王金凤。
王金凤向彭珮云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包括家庭出身、求学经过、入党经历等等，并向彭珮云表示，特别向往解放区的生活，希望组织上安排自己早日前往解放区。
彭珮云对王金凤说：第一，你刚来清华，学生运动也是革命的重要战场，要安心在清华学习，暂不考虑去解放区。第二，组织上总结了学生运动的经验，认为进步同学不要都集中在社团，要注意开展班级工作，这项工作大有作为。
她还向王金凤说，进了清华，参加学生运动，对功课不能“应付”，而是要真正学得好，在同学中才有威信，才好开展工作。她希望王金凤把社团工作的重点放在新成立的壁报《新报》上，因为它在学校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
谈话快结束时，彭珮云告诉王金凤，外文系还有一名女党员唐孝端，也是在上海入党的，她是交大老校长唐文治的孙女，今后就由王金凤来联系。
王金凤回忆，深秋季节的彭珮云身着一件皮衣，剪裁得体。王金凤出身于江南富裕人家，彭珮云的家境显得更好一些。清华大学的女生出身于名门富豪之家的为数不少，但像彭珮云这样家庭出身的女孩子年纪轻轻就投身革命，而且坚定沉着，使王金凤深感佩服。
1948年初，彭珮云通知王金凤，学生自治会即将改选，外文系很活跃，可以推选一名候选人。她询问王金凤是否愿意当候选人？
1948年清华大学女排合影，彭珮云（前排左二）是二传手
王金凤说，自己参加了三个社团，还要学习，十分紧张，她推荐同班女同学牛竞存竞选学生自治会理事，自己可以组织全班同学协助竞选。
彭珮云当即同意，还表扬了王金凤“甘为人梯”的精神。结果，牛竞存高票当选清华学生自治会理事，随后加入地下党。（新中国成立初期，牛竞存在北京团市委担任少儿部部长，后来支边到内蒙古工作直到离休。）
牛竞存1924年出生，和彭珮云一样，是“大家唱”歌咏队成员。当年她对彭珮云的印象是，彭珮云年龄虽然比自己还小一点，却显得成熟，看问题有见地。彭珮云在大庭广众之间并不出头露面，但善于和同学个别交谈，因此牛竞存在歌咏队里活动了几次就和彭珮云熟悉了。牛竞存进入学生自治会生活福利部，分工监管学生膳食，因为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加上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搞好伙食很不容易，难免有些信心不足。
没多久，牛竞存和彭珮云一起吃饭，饭后边走边聊天。牛竞存谈了自己的顾虑。彭珮云对她说，你能进学生会，有机会为同学服务，机会很难得。做什么事情都有开始，你一开始做的时候没有经验没关系。管伙食，主要是多接触同学，多征求他们的意见。同时要和大师傅们把关系搞好，和他们多商量，把卫生搞好，把饭菜搞得好一些。牛竞存听了觉得在理，心里很高兴。后来，她就是这样做的。（2010年6月30日采访牛竞存的记录）
同一个支部的刘义立和彭珮云同岁，联系较多。1945年7月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刘义立就在上海加入地下党。考上清华大学以后，组织关系一时没有接上，等得有些心急。就在这时，彭珮云前来接頭，为他接上了组织关系。刘义立回忆：“当时我非常高兴，对彭珮云感到特别亲切，像见到亲人一样。”
从那以后，支部书记彭珮云就是刘义立的领导，建立单线联系，有什么文件精神都由彭珮云传达，有任务也由彭珮云下达。刘义立觉得，彭珮云待人随和亲切，从来没有什么架子。刘义立的性格比较内向，不愿意同那些“落后学生”交往，甚至对有些“中间群众”也有些疏远。彭珮云看出这个问题，明确地向刘义立指出，不能这样，天下的事情，包括进步学生运动，不能事事都靠党员，要依靠和发动群众，要通过群众团体来做工作，由他们来贯彻党的意图。
刘义立接受彭珮云的意见。彭珮云也发现了刘义立做事细密的长处，把主持新党员入党宣誓的工作交给他来做。入党宣誓程序、誓词内容等等，都是彭珮云告诉刘义立的。在清华，刘义立发展了多名党员，其中包括后来曾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李锡铭。（2010年6月29日在北京访问刘义立的记录）
1948年8月紧急疏散进步学生
从1947年秋天彭珮云进入清华园，到1948年8月，一年间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北平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较大的几次有：
1947年11月，抗议国民党当局杀害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的运动。
1948年2月，抗议国民党当局在上海制造的“同济大学血案”和秘密逮捕北大、清华、辅仁等校多名学生，开展了反迫害、争民主的运动。
1948年4月，抗议国民党当局下令逮捕北大学生自治会理事、取缔华北学联。清华大学学生开展了反迫害、要人权和保卫华北学联的运动。
1948年7月抗议国民党当局镇压东北流亡北平学生的七五血案，开展“反剿民、要活命”运动。
这些进步学生运动，彭珮云都参加了。
清华大学地下党组织要求党员、盟员，要勤学、勤业、勤交友，通过适合学生不同要求的内容丰富的社团活动，把学生们团结到党的周围。以“新联”盟员为骨干、在一年级同学中建立的“学谊社”是一个综合性的社团，开展联谊、读书、歌咏等活动，成员近百人。
1948年春，清华地下党进一步强调，要做好级会、系会工作，做好这项工作，校学生自治会领导学生运动就有了稳固的群众基础。到1948年夏，地下党员、外围组织盟员约占清华大学学生总数的1/4，大多数同学已团结在党的周围。
1948年下半年，国共两军的战略大决战即将开始，国民党当局谋划对进步学生进行大逮捕。清华地下党在党内反复进行敌情观念和革命气节教育，同时把一些在第一线太“红”的党员、盟员撤到解放区。
1947年冬，因地下党“南系”负责人袁永熙被捕，王汉斌奉命离开平明日报社，在北沙滩附近的北平防痨协会找到一份不拿薪水的工作为掩护，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1948年8月18日，王汉斌来到清华大学。傍晚，当他打算离开清华园的时候得到华北局城工部紧急通知，国民党当局将在次日公布几百人的黑名单并进行逮捕。
当晚，王汉斌留在清华园，与清华党总支负责人一起研究决定：一方面通过学生自治会发动同学进行抗争，组织护校纠察队，争取学校当局出面阻止军警进校抓人;一方面争取时间将上了黑名单的人员隐蔽起来，送到解放区去。
8月19日、20日，北平各报公布北平特种刑事法庭将拘提、传讯的463名
学生名单，其罪名是“共匪嫌疑分子”“危害国家”，其中有清华学生56名。
8月初，清华地下党组织已经把一些已暴露的党员、盟员或进步学生送到解放区，或选派到南方开展地下工作，因此在各报名单上的清华校内学生还有15名，其中有清华学生自治会副主席、社会学系学生裴毓荪。
得到地下党紧急通知后，裴毓荪自行进入教授住宅区，先后在费孝通、冯友兰、吴泽霖三位教授家中藏身。
彭珮云负责联系裴毓荪，一开始不知道裴毓荪藏在哪里。经过几天寻找，才得知她眼下在吴泽霖教授家躲藏。彭珮云立即前去，安排她撤离清华园。
裴毓荪后来回忆，那天晚上，她在吴教授家的四合院里怎么也睡不着，焦急地等待，她相信同志们一定在寻找她，把她送到解放区。
8月22日凌晨2点，突然有人敲门，声音时起时停，不会是军警。裴毓荪从门缝里看去，虽然天黑，还是一眼看出来，敲门的是彭珮云。
彭珮云一把拉住开门的裴毓荪说：“好不容易找到你，快走，不要耽搁。”
接着，彭珮云把裴毓荪送到任教于清华小学、家也住清华园中的地下党员王松声家里，拿出为裴毓荪准备好的改名换姓的身份证，帮助其化装，并帮助其与“新联”盟员张永刚翻墙跳出清华园，乘夜色穿越青纱帐进入北平城，由地下交通员护送去了解放区。
国民党军警包围清华园三天。待到“黑名单”上的师生撤离之后，经学生自治会与校方磋商，22日下午校方按照与军警谈好的条件，召集在校同学在大礼堂让军警对照黑名单“查点”了一遍。军警毫无所获地撤走了。彭珮云在场，既感到气愤，又暗自庆幸反动当局垂死前对进步学生下毒手的阴谋被粉碎了。
迎接北平和平解放
1948年11月，东北野战军取得辽沈战役胜利后迅速入关，兵临北平城下。
同月，北平地下党“南系”和“北系”两个学委合并，成立统一的地下党北平学委，王汉斌担任委员，学委下设大学委员会，王汉斌兼任大学委员会书记，参加推动傅作义起义、和平解放北平的谋划。中共北平学委决定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两校“南系”和“北系”党组织合并，成立区委会，查汝强任书记，孙仲鸣任副书记。清华大学仍保留“南系”“北系”两个总支，书记分别是周广渊、于志祥。彭珮云继续担任“南系”总支委员，兼任一个支部的书记。
清华地下党接到学委迎接解放大军进城的指示后，立即开展几项主要工作：第一是调查了解学校资财（特别是贵重仪器、设备）和各类人员的情况，防备敌人转移破坏;第二是宣传形势、党的政策和解放区情况，争取师生员工都安心留校，迎接解放;第三是粉碎敌人一度策划的“迁校”阴谋;第四是组织糾察队开展护校，调查周围地形、敌情，储备粮食。
12月13日，解放军四野先头部队到达青龙桥，西苑和清华园附近的国民党军逃走。地下党区委会和清华党总支立即派出党员去青龙桥找到解放军十三兵团四十八军一一四师的政治部主任，汇报了校内和周围情况，提供了清华园一带的地形图和国民党军队的布防情况。彭珮云前往青龙桥，向北平市委西郊工作团团长荣高棠汇报了清华大学迎接解放的相关情况。
12月15日，清华大学师生员工迎接解放军进校。
彭珮云清楚地记得，12月18日，解放军第十三兵团政治部在学校门口贴上了保护清华大学的布告。进步学生欢呼雀跃，彭珮云的心情无比兴奋，不断哼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这是她从心底里唱出的歌。过去，这支歌只能关在屋子里唱，现在，她可以在灿烂阳光下放声歌唱了。
1949年3月，清华大学党总支改组，不到20岁的彭珮云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党总支书记。
3月25日，彭珮云作为清华大学代表，到西苑机场迎接从西柏坡来到北平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这是她第一次见到党中央领导人，兴奋不已。
1950年5月，彭珮云、王汉斌的结婚照
在新清华工作和喜结良缘
在胜利的日子里，王汉斌、彭珮云的恋爱结成了果实。这年5月，彭珮云和王汉斌，还有他们的朋友潘梁和孙蔼芬一起举行了婚礼。
婚礼在曾是地下黨秘密联络点的潘梁家小院里举行。潘梁的父母是开明人士，堂兄和弟弟、妹妹都是党员干部。参加婚礼的有几十人。市委副书记刘仁和王汉斌的老领导荣高棠前来祝贺，大家热闹了一番。彭珮云和王汉斌这对新人没有添置任何新用品，各自把被子抱来放在一起，一个新家庭就组成了。
6月下旬，北平各高等学校地下党组织向社会公开，清华大学张榜贴出了全校187名党员名单。宣布彭珮云任党总支书记，青年教师何东昌为副书记。
师生们围在名单前议论，说这是国民党特务千方百计弄不到手的名单。原来是他们在艰难环境中坚持了斗争！
党组织成员表示，公开党员名单，可以接受群众监督，保持党的纯洁性和战斗性。在此之前，清华学生中党的外围组织成员500多人已全部转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看到党员名单感到惊讶说：“怎么总支书记是一个小辫子。”后来彭珮云听说吴晗教授这句话，补充了一句：“其实那个时候我没有梳辫子，留的是短发。”
2020年12月，彭珮云接受本文作者的采访
当年的物理系（后转电机系）学生柳浦生后来写下这样的回忆：
党公开时还有个小插曲。当时得知地下党总支书记是彭珮云时，许多人都非常惊讶。因为当时学校内的学生运动大家都认为是学生会领导的。当时的学生会主席是我后来的同学张莹祥，她非常活跃。而彭珮云却是个无名小卒……正因为如此，她才能在特务密布的白色恐怖中生存下来，并且把清华的政治运动领导得如火如荼。
清华地下党“北系”成员，北平解放后即任清华大学团总支书记的王浒深知内情，说起彭珮云，“她虽然年纪轻，却高我一个年级。她思路清楚，布置工作很周密，召集开会讲话的时候很有条理。”（2010年8月3日在北京访问王浒的记录）
北平解放后，解放军南下气势如虹，急需干部，清华大学的党员干部有些参加了南下工作团随军南下，有些调到新的岗位上，彭珮云留在了清华。
1949年10月9日，清华大学党总支首次召开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总支委员会，彭珮云以全票当选为总支书记。这期间，学校的行政工作由校领导主持，党组织工作主要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落实，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
1950年3月，彭珮云调离清华大学，到北京市委组织部的学校支部工作科工作。
对清华园中岁月，彭珮云充满怀念，也抱有一份遗憾，她离开清华的时候还差半年完成本科学业。然而在那个充满激情的岁月里，新工作充满新鲜感和使命感，何况与大学校园有着密切联系呢，她怀着建设新中国的美好信念走向新的岗位。
（责任编辑 黄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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