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恩格斯“新社会因素”的多重语义分析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重大规划项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18XNLG05）、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苏联解体的教训与反思”（20@ZH011）的阶段性成果。
[提要]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孕育并生长着“新社会因素”。“新社会因素”作为论证“两个必然”的理论硬核，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始终。马克思恩格斯的“新社会因素”有不同的用语表达;在具体表现形式上，综合体现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革命性、否定性和扬弃性因素;在具体实践形式上，要求发挥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作用，依托现实社会生产的革命力量，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自我反噬力量，并要求根据具体形式提出具体的实现方式。此外，还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下的“新社会因素”内涵丰富具有多重语义，并不完全等同于“社会主义因素”，但其发展趋势必然是指向实现社会主义的。
[关键词]资本主义;“新社会因素”;社会主义因素
[作者简介]花凤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问题的引出
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孕育并生长着“新社会因素”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新社会因素”是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两个必然”的理论硬核。当前，学界在使用“新社会因素”一词时，普遍有意无意地以“新社会主义因素”替换掉了“新社会因素”的提法。这就引发了研究问题的思考，究竟“新社会因素”是不是以及能不能指代为“社会主义因素”呢？学界对此曾展开争论，徐崇温提出不能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新社会因素”与现实的社会主义等量齐观，“把它们当作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也是没有依据的。”徐崇温.究竟该怎样看待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社会的因素”[N].北京日报，20060911（18）.李丽娜回应“社会主义因素应该在资本主义内部增长，而且也只能在资本主义内部增长。”李丽娜.也谈怎样看待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社会的因素”[N].北京日报，20071203（18）.随后一众学者对此问题展开探索，大体形成两派观点：
一派坚定地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孕育并生长于资本主义生命周期全过程的“新社会因素”指的就是“社会主义因素”。赵家祥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中对“新社会因素”的考察，指出因为“新社会”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旧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因而“‘新社会的因素，不仅指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条件，而且包括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的因素。”赵家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能够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澄清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一种误解[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5）：18.他进一步提出“新社会的因素”更确切地表达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赵家祥.再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可以形成“新社会的因素”[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02）：37.王学东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新变化，提出未来实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只能是“和平的、渐进的，通过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以及新社会因素（即社会主义因素）的积累和扩展，由局部到整体，逐步实现。”王学东.国际金融危机与世界社会主义[J].科学社会主义，2012（03）：7.李明斌表示，尽管作为旧社会内部否定要素的“新社会因素”处于矛盾的次要方面，但它已经具备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并会被未来社会所继承下来，因而“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新社会因素就是社会主义因素”。李明斌.中国道路与两种制度关系的历史方位[J].江西社会科学，2019（11）：185.
另一派则认为“社会主义因素”不可能生长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因而“新社会因素”不可能指代“社会主义因素”。奚兆永提出除非通过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变更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所有制基础，否则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的;此外，他提出“新社会因素”并非指代生产关系，而是指生产力，这恰恰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发展起来的社会化大生产。奚兆永.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社会的因素”[J].高校理论战线，2008（02）：5455.钟哲明表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著作中完全找不到任何关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孕育和生成“社会主义因素”的说法，而将“新社会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混淆也是违背他们的革命实践和思想体系的。钟哲明.要准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说的“新社会的因素”[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06）：10.
花凤春：对马克思恩格斯“新社会因素”的多重语义分析《文化软实力》2021年第2期围绕上述争论，本文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同样也是究竟是否能够将“新社会因素”看作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因素，进而明晰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孕育并生长着的“新社会因素”的能指与所指问题。这就要回归到马克思恩格斯相关文本著述中加以全面准确的理解。本文还进一步认为应当重点考察“新社会因素”与“两个必然”之间的逻辑关系，即在明晰“新社会因素”的存在形式的基础上明晰“新社会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是如何表现的以及思考它究竟应当通过怎样的方式实现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
二“新社會因素”的明确提出
在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史上，有两大重要的历史性瞬间与“新社会因素”的提出直接相关。一是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另一是1871年巴黎公社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尝试。前者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出生证，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中首次明确提出“新社会因素”的概念;后者的失败直接推动马克思写成总结现实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践经验的重要历史文献《法兰西内战》，并再次推出“新社会因素”概念。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提出“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首先，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来看，资产阶级本身作为旧的封建社会内部的“新社会因素”，它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这里，借助对资本主义产生史的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指明“新社会因素”存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并发挥着作为旧社会内部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变革”的因素，起着实现新旧社会更替的历史形态变更的作用。其次，从资产阶级的发展史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表示在资产阶级获得统治的时期发挥着十分革命性作用的同时，也已经显示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所孕育和生长着“新社会因素”，它突出表现为两点：一是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阶级斗争采取了新的形式，二是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蕴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由此指出“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7.进而，马克思通过将“新社会因素”全面纳入阶级斗争理论、经济危机理论、无产阶级斗争与革命理论的分析框架中，推断出资产阶级社会的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社会的必然胜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最后，马克思恩格斯结合“两个必然”的结论集中说明了，“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这里所直言的“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的新社会因素”，绝不单单指这一句字面上所表述的“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这么简单，而是综合上述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从产生、发展到灭亡的历史叙事，明确了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相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旧社会，同一切时代更替一样，内部孕育着“新社会因素”，并且“新社会因素”内涵丰富，它既是发挥“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变革”的因素，又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出现了新的阶级和由此采取新的阶级斗争的因素，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孕育的社会危机性因素。综合看来，“新社会因素”总体发挥着促使整个社会发生变革的革命性作用。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提出“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他利用唯物史观揭露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阶级本性，肯定了公社作为工人阶级政府的政权性质，由此点出无产阶级对于解放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孕育“新社会因素”的历史使命。面对资产阶级这一“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2.，马克思肯定了无产阶级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客观历史条件和必要性。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马克思肯定了公社政权的实质真正体现为“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8.。进而，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谋求自身解放，利用现代经济因素不可遏止地向更高形式发展来不断进行斗争，对现实环境与个人加以改造，由此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9.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马克思在总结其经验时突出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孕育着“新社会因素”的观点，这极具革命意义指向。联系上文可以看出，马克思似乎在这里将“新社会因素”与“现代经济因素不可遏止地向更高形式发展”联系了起来。同时，对该处文本论述的核心主旨进行把握，可以看出马克思论述的关键是要阐明无产阶级是承担解放“新社会因素”的历史主体。解放的历史主体同时也应当视作被要求解放的“新社会因素”本身，即无产阶级本身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孕育的“新社会因素”。这里提出的作为经济形态和人的形态的“新社会因素”，我们难以断定其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因素的，但是也并不失暗含着它们是“社会主义因素”的韵味。从要求解放的历史诉求看，对“新社会因素”的理解似乎更偏重它是要求被解放出来的，要求以转化为社会主义因素的“新社会因素”。
纵观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文本，只有在这两部具有特殊历史节点意义的文献中他们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孕育和生长着“新社会因素”的观点。这绝非巧合，实际上“新社会因素”贯穿马克思主义核心思想的始终，他多次在不同文本中以不同的用语进行了不同表述，并根据不同的用语表述赋予了其特定内涵。
三“新社会因素”的不同用语表述
“新社会因素”作为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两个必然”的内核，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文本语境中多次以不同的用语进行了不同的内蕴表述，为我们拓展认知和区分“新社会因素”的多重语义提供了更多线索。
一是“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重申了在《资本论》法文版谈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一章的末尾，将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归结为基于自身生产的发展趋势所造成的对自身的否定，即“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并指出它是一种以“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要求转变为“社会所有制”的，能够推进“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的要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65.据此理解，这里作为“新的经济制度”的“新社会因素”，主要指代的仍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下的“生产方式”，因而它的主导属性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但又因为它所表现出的生产方式以“集体生产”为主要特征，并能够对人和物的生产和发展起推动作用，因而又能推断出这种“新社会因素”发挥着奠定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的作用，即马克思所言它是“社会所有制”的基础。就此对“新社会因素”的理解应当将其视作生长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推动形成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要素。
二是“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意识到了现代大工业和信用制度的发展，所必然产生的与之相适应的交换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分配差別，从而说明新的分配方式的出现必然引起新的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变革。然而，在发生变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遭受两大阻碍，一是与旧形式相适应的政治设施的阻碍，二是旧的分配方式的阻碍。因而“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适应的分配。但是，某种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越是活跃，越是具有成长和发展的能力，分配也就越快地达到超过它的母体的阶段，达到同当时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发生冲突的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5.随后恩格斯表示，只有一个社会的分配与该社会的物质生产资料相联系，同时能经常反映人民本能时，才能适应历史前进的方向。由此，在面对旧社会现存生产方式的弊病以提出经济科学任务中，恩格斯说“从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6.。这里，对“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的理解，结合强调人民性和它是“发现未来的”因素来看，可以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的因素”，但作为前述所言的它是资本主义内部表现为冲突、对抗、弊病的因素，它又自然不能视作是“社会主义的因素”了。
三是新的“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因素。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谈论交换价值和社会交换关系的性质一节中，马克思指出基于私人交换、分散交换所产生的银行制度和信用制度，并不会因为交易所的改革就能铲除对内对外的私人商业的基础。但是情况的不同在于，“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4.这里马克思将“新社会因素”视作可以产生出新“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的“银行制度和信用制度”。可见，正因为该社会因素它是以“私人商业”为基础的，因而它不可能是“社会主义因素”，但是又正因它发挥着炸毁资本主义社会的“地雷”作用，因而可以视为它是可以奠定实现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因素。
四是“变革的革命因素”。在《反杜林論》第三编第三节论社会主义生产部分，恩格斯首先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引起消费不足的危机谈起，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计划性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和有计划。基于分工视角，恩格斯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将人变成备受生产资料支配的异化畸形物的社会现实。这里，恩格斯结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提出解决人的奴役和异化的问题在于“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0.因此，这就要求对旧的生产方式进行彻底变革，对旧的分工进行彻底消灭。随后，基于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恩格斯认为由于“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可以起到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障碍和破坏，从而“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1.因而，恩格斯得出“诚然，要看到那些将消除旧的分工以及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将使全部生产发生变革的革命因素已经以萌芽的形式包含在现代大工业的生产条件中，要看到这些因素在其发展中受到现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阻碍。”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5.这里，作为“新社会因素”的“变革的革命因素”具有双重语义，它既表示是从属于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具有引起危机和生产的无计划性和对人具有奴役的消极因素，同时又可以指认为能够推动转向为社会化、有计划生产的，作为生产力技术基础并承担解放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立的积极因素。前者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因素，后者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因素。
五是“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七篇谈各种收入及其源泉中，马克思通过综合把握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物质条件以及社会关系的联系，在明晰资本本性基础上，提出相较于以往的奴隶制和农奴制，资本在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上同时体现出资本具有文明性，即“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7928.由此认同了，随着因资本文明性而生成的新的社会因素，可以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消灭那种社会上靠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的现象。最终在这个层面上，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由此可见，这里围绕资本文明性展开地对“新社会因素”的分析，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所孕育的“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是能够为新的社会生产及其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8.的“社会主义因素”。
综合看来，对“新社会因素”的不同用语的词义分析，可以初步分析出孕育并生长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新社会因素”主要是作为推动实现“新社会”到来的因素，即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因素，但是绝不能就此混淆它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即是说，“新社会因素”用语广泛，语义多重，它在一定程度上和有限的范围内能够将其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因素”，显然它的所指更为宽泛，难以直接概括。因而，当学界在探讨“新社会因素”是不是“社会主义因素”时，遮蔽了问题的恰当关切应是“新社会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是怎样的存在，它有什么样的表现形式，以及应当如何推动“新社会因素”转化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因素。
四“新社会因素”的表现形式
上述关于“新社会因素”的提出与不用用语表述的分析恰恰说明了它在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存在形式是什么。要想科学认知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性，还要围绕资本主义社会本身进行探究“新社会因素”在其内部的表现形式是什么。
其一，“新社会因素”表现为资产阶级内部革命性因素。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革命性的因素，主要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孕育出具有革命性的主体因素即无产阶级，他们承担着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历史使命。二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孕育着具有变革性的生产力和物质技术基础的客体因素，即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化因素。马克思恩格斯表示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一切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正如封建社会内部，资产阶级作为新的阶级是社会中的“新因素”一样，作为在私人资本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备受劳动剥削的无产阶级，它们是工业革命时代最为悲惨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要求与资产阶级相对抗的“新因素”。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突出表现为“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贫富差距和社会动荡随之而来。无产阶级作为社会的劳动者阶级，作为社会的绝大多数，面对劳而不获，日渐贫困的生存境况，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强调无产阶级要承担“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2.，以建立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社会。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表示，大工业和社会生产力作为昔日资产阶级摧毁旧式的封建社会统治的斗争武器，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约，必然也将斗争的武器日益指向自身，从而等到当生产力强大到“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7.的时候，配合无产阶级对社会统治政权的夺取，也就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时候。
其二，“新社会因素”表现为资产阶级内部否定性因素。资产阶级内部否定性因素表现为资产阶级的自我破坏性、虚伪性和内部矛盾性。其破坏性表现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仅存在着诱发经济危机的弊病因素，而且存在着伴随资本主义新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出现的与旧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形态相对抗的因素。此外，作为政权的统治形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资产阶级所具有的自我破坏性还表现为“资产阶级一旦自己成为专制者的时候，就不得不亲手把自己用来对付专制制度的一切防御手段尽行毁坏。”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8.其虚伪性表现为，资产阶级为巩固自身统治，其内部各派也会滥用社会主义，即使资产阶级高呼自由、平等、民主，要求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实际上它的政权存在形式仍不过是隐藏着帝制思想的畸形怪物，资产阶级的普选权始终不掌握在人民手中，仍是少数人统治的产物。其内部矛盾性在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统治基础是雇佣劳动和资本，他们在争取革命斗争的胜利时不仅依靠无产阶级的力量，而且善于拉拢小资产阶级，在获得胜利的时候，总是踢开自己的同盟，促使小资产阶级意识到要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对付资产阶级。可见，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性质“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2.。最终，原来对付封建制度的武器，会反过来指向资产阶级自己。
其三，新社会因素”表現为资产阶级内部扬弃性因素。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既包括资本主义内部的消极扬弃，又包括资本主义内部的积极扬弃。资本主义内部的自我扬弃意味着资本主义内部的“新社会因素”既体现为作为一种“新生产方式”，又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的因素，具体表现为它是股份制度和工厂制度。对于股份制度，马克思认为：“在股份制度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8.但由于这种转化仍局限在资产阶级界限内，所以被称为资本主义的消极扬弃。工厂制度则被视作资本主义内部的积极扬弃，马克思称它的出现表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9.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内部的自我扬弃体现为向社会主义生产的过渡形式。对于股份公司经营，恩格斯说它“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10.进而，恩格斯认为“把由个人或股份公司负责的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由全社会负责和按预先确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正在为这个转变创造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转变，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20.可见，面对后续科技革命的推动和资本主义内部的自我扬弃，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实际上已经调整了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进程和路径判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在相当大程度上仍具有生命潜力。而我们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扬弃和仍具生命力，推断这恰恰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日益增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在起作用。
五“新社会因素”的实践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孕育并生长着“新社会因素”，其最终目的是论证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胜利。因而，作为具有多重语义的“新社会因素”，问题关注的焦点应当是它是推动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因素。为了实现这一终极目标，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不同实践方案。
第一，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方式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首先，通过共产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宣言》以“两个决裂”思想，明确了“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利用无产阶级专政形式，“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并提出十条具体的经济措施，以促使无产阶级完成社会革命。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其次，通过无产阶级不断革命以最终消灭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新社会。《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不断革命”的理论。针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掌权的有限改革，在回顾1848—1849年革命同盟所受的双重考验时，马克思预示“新的革命即将爆发，工人政党必须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才不会再像1848年那样被资产阶级利用和支配。”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9.马克思反对走所谓和平的道路，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就是要通过不断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2.。再次，通过暴力革命的形式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政权。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以“助产婆”论，借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提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61.，暗指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社会也要以暴力的形式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政权。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中也重申了同样的思想。总之，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思想几乎贯彻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始终，是最终实现资本主义内部“新社会因素”破壳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途径。
第二，依托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生产力和物质条件基础。生产力和物质生产条件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具有革命性、变革性的“新社会因素”，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是实现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制动要素。正如《宣言》中已经交代资产阶级通过利用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的生产力和物质基础力量推翻了封建社会的统治一样，在《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同样指出资产阶级借助工业革命的物质力量，在其统治地位中同样创造出更多的现代生产资料，因而工业资产阶级地位的确立所依靠的，现代工业和世界市场同样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力量因素。进而指出“新社会革命”的因素的产生依托于资产阶级的生产力与生产方式本身。“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6.在作为对唯物史观最为彻底论述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说明了社会革命时代的到来以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为核心界标的思想。马克思指出在社会形态演变过程中当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进而与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时，“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并预示等到由“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发展到“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时，就会冲出资产阶级统治，“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2.由此可见，生产力和物质条件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推动“新社会因素”的破壳，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能够实现。
第三，利用资本主义内部否定和自我扬弃的反噬性力量。资产阶级的自我否定性只会将自己推向崩溃的边缘，即使资产阶级竭力对自身的内部否定进行调整，也根本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私有制属性与生产力大发展之间的激烈矛盾。正如《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克服危机的方式是消灭生产力、夺取新市场、彻底利用旧市场，这只会使危机更猛烈、防止危机的手段更少。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制度而锻造出来的各种武器都倒过来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创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转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文明了，它所创造的所有的神都离弃了它。”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4.而威胁它的东西甚至成了“社会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5.了。无论是被视作资本主义内部消极扬弃的股份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内部积极扬弃的合作工厂制度，无论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新经济形态是否意味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形式，马克思始终认为“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9.纵使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叙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作用的普遍化，如同“普照的光”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但是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最新形式之一：股份公司。但是，它还在资产阶级社会初期就以拥有特权和垄断权的大商业公司的形式出现。”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由此论证资本主义无论如何进行自我调适始终难逃自我反噬。
第四，根据资本主义不同阶段不同发展情况采取具体形式。其一，面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统治时期的虚伪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不仅应寄希望于工人阶级以领导世界革命，而且应当采取工农联盟的形式，号召无产阶级利用团结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整个中间阶级向工人阶级靠拢的方式推翻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其二，基于公社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第一次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短暂破壳的情况，可在寄托公社模式上寻求实现共产主义目标。马克思指出公社的性质是“社会共和国”，公社是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府，是“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此外，在公社模式的基础上还可以结合合作生产的形式以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其三，利用国际工人协会的联合力量。马克思始终认为公社的失败只不过意味着斗争的延迟，公社的原则永存直到工人解放，因而，面对公社实践的失败，马克思提出了要求发挥国际工人协会联合“文明世界各国最先进的工人”的共同力量以铲除“资本对劳动的专横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0181.的实践方案。其四，针对资产阶级的新发展，应当以更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调整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与形式。恩格斯认为以国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是革命的继承者，不能再指望简单的突然袭击的方式实现社会改造，而是要在依托一支“人数、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与日俱增”的“社会主义者的国际大军”的基础上，有效利用普选权这一崭新的斗争形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41，545.此外，面对19世纪末期已经发生变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能否“和平的长入社会主义”，恩格斯表示“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14.即是说，缺乏“民主共和国”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是不能指望旧社会和平转入新社会的，若坚持这一观点那就是机会主义的论调。
六结论
综上分析，我们对“新社会因素”到底指的是不是“社会主义因素”的疑问有了深入的认识，而在对问题进行厘清的过程中，至少得出以下四点论断。
首先，“新社会因素”具有多重语义并非完全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因素”。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新社会因素”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中，就此方面而言，争论它究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还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因素，没有科学依据。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只是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孕育和生长着“新社会因素”，并未明确定义“新社会因素”的具体所指，这需要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文本语境中，根据不同的用语表达，进行深入的理解和探究。事实上，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新社会因素”明确提出的逻辑要义、以及不同文本下的不同语义表述，都能看出“新社会因素”是一个内涵广泛的多重语义概念，它既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又是一个多元的概念，还是一个变动的概念;既可以有具体的指代，还可以有抽象的表述;既可以表述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自我积极肯定的因素亦或消极否定的因素，还可以表述为主体与客体的因素，等等。此外，仅仅就某些表述也是很难界定出它是否是“社会主义因素”的，更何况在多数情况下它似乎主要指代为资本主义内部的不同表现形式的能够孕育出“新社会”的因素。当然，通过不同语境语义的分析，确实也发现了“新社会因素”作为“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因而，绝不能盖棺定论、以偏概全地定义它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因素”。
其次，对“新社会因素”的关切重在说明它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新社会因素”始终围绕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所出现的矛盾问题和新发展情况作出判断。对“新社会因素”的认识贯穿马克思恩格斯论证资本主义社会从产生、发展到灭亡的全部事实和逻辑推演的整个过程。因而，正确认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新社会因素”也应当以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其存在和表現形式。最终需要明确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孕育和生长着“新社会因素”的论述，旨在说明它的产生和发展是以作为迎接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到来的因素或要素的存在。正如“两个决不会”所表述的那样，“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2.因而，无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如何呈现出新的经济制度的、新的生产方式的、新的生产关系的;亦或新的人的、物的、组织的等新社会要素，以及无论它们本身是不是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要素存在，归根结底马克思恩格斯所要论述的逻辑重点是说明“新社会因素”的存在要以完成自己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为己任。因而，与其将目光关注于“新社会因素”是不是“社会主义因素”的探讨，不如重点关注作为多重语义的“新社会因素”应当如何转化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因素。这才是全面、准确理解“新社会因素”的要旨所在。
再次，“新社会因素”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确实孕育出了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在经历科技革命、新的生产组织和制度模式所呈现出的日益增多的“社会主义因素”的倾向，也恰恰仰仗于此，资本主义社会才焕发出了更多的生机和活力，这也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针对资本主义新发展状况作出及时的斗争策略调整的原因所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经历持续的科技革命和现代经济危机冲击后，资本主义内部的生产方式、生产状况和生产关系等都实施了巨大的调整和改良。原本表现为资本主义内部消极、否定、垂死的因素越来越表现为资本主义自我扬弃的因素，“新社会因素”确实也日益转向为“社会主义的因素”。如：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国有制经济和各种社会化管理和组织机构在西方国家广泛出现，资本主义国家计划管理和调控能力大大增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政治制度呈现民主化，社会党在多数国家获得合法执政地位;大多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建立了社会福利制度;工人地位极大提升，工人参与工会、企业管理的权利得到立法保障，一定程度上工人成为资本家的合伙伙伴和压力集团;另外由于工人结构的变化，脑力劳动者比重的增加;等等。基于“社会主义因素”在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增多，高放教授直接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定义为“社会资本主义”。参见：高放.《共产党宣言》探真[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230.
最后，“新社会因素”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借鉴并超越资本主义的“他山之石”。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想的在孕育和生长着“新社会因素”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而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国家基础之上。在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背景下，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特殊的世情国情背景下，列宁提出“不进行争取国家政权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列宁.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71.，从而破天荒地在资本主义链条薄弱的俄国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面对现实两制关系的敌对状态，斯大林以“空地论”的思想指出“由于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因素。”斯大林.斯大林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601.毛泽东紧跟苏联模式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都根本不能产生，当然也就说不上成长。”转引自：梁树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般原理的基本观点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15.据此可以看出，特殊的时代历史下，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依据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为建立和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他们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因素”不可能指代为“社会主义因素”的观点，以捍卫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合法正当性。事实上，随着社会主义由一种思想、运动进入制度模式后，世界历史也就随即进入两种制度、两种模式、两条道路的角逐和斗争阶段。也正因为现实社会主义普遍建立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因而要想社会主义赶超资本主义，必然要在善于吸收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发展。既然“新社会因素”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向社会主义国家转变的因素，并且兼具积极和消极成分，又是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精华所在，因而能够极大地提供给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取长补短、扬长避短的最好借鉴和实践经验。此外，随着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推动形成了合作共赢的新型两制关系。因而，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既要善于发挥自身的制度优势，又要善于发掘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新社会因素”日趨转向“社会主义因素”的积累部分，以此加强彼此合作，实现共赢发展。而最终，资本主义国家自身也能够在未来的发展阶段通过内部社会主义性质的“新社会因素”的不断增长而逐渐自我瓦解，和平、渐进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总之，无论怎样认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孕育和生长着的“新社会因素”，以及它是否体现为“社会主义的因素”，都要始终明确“新社会因素”的存在方式必然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因而，无论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以及无论现实两制关系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新社会因素”的论述仍焕发出时代真理之光，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实现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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