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信仰的力量
杨敏 许志天
1934年10月，一个秋雨濛濛的早晨，于都河畔挤满了送别红军的人们。红军战士何阿满对抱着儿子前来送别的妻子说：“莫哭，胜利了就回来，如果回不来，儿子长大也要当红军，这是咱穷人唯一的活路。”一个月后，何阿满在湘江战役中牺牲。
与何阿满一样，所有惜别苏区的红军将士，都是怀着这种最质朴的信念，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远征。这一走，就是两万五千里。这一走，让每一个红军的理想变成了地球上的红飘带。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所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说：“为什么衣衫褴褛、屡遭失败的红军，却始终不能被打垮击败，是因为每个红军战士的心里，都有崇高的信仰。”这个美国人说的信仰，就是何阿满那个临别的生命嘱托，就是所有活着和死去的红军战士奋斗牺牲的理由，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世界的核心。
“兴国之光”
从哲学意义上说，信仰是对人生最深度的关切。只有它，才能让人类克服死亡恐惧，明确价值追求，反思生存意义，活得更有尊严。“能够激发灵魂的高贵与伟大的，只有虔诚的信仰。”那时的红军，能读书写字的人很少，在他们投身革命之初，并不知道什么是革命、什么是信仰，但他们却能从残酷的斗争中，从拯救天下受苦人的感受中，从自己命运的改变中，逐步明白他们为之奋斗的意义。于是，他们便有了改变命运的勇气，有了前仆后继的血性，有了追求信仰的崇高。
那是红军师长陈树湘在负伤被俘后，断肠取义的壮举;是瞿秋白走向刑场时，用俄文高唱国际歌的气节;是红军战士刘志海牺牲时，用冻僵的手递交生命中最后一次党费的忠诚。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烈的传播理想的远征。长征的每一个脚印，都烙刻着信仰的印记。我们解读长征，就是要让后来者在红军苦难辉煌的故事里，感受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走进真理和信仰的天空。
信仰，是光芒的。它虽源自心灵，却能辉映宇宙。长征所迸发出的精神光芒，不仅照亮了苦难的中国，也照亮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这是超越成败的主义之光。当国民党少将旅长王耀武审讯红21师师长胡天桃时，他被这种光芒震撼了。时已严冬，而眼前的红军师长仍是一身破烂单衣，除了一个旧干粮袋、一个破瓷碗，再无他物。面对劝降，胡天桃说：“我认为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我愿意为共产主义而牺牲！”一身破衣烂衫，却让穿着笔挺将军服的王耀武黯然失色、自惭形秽。在这种光芒面前，王耀武承认自己并不是胜利者。
这是超越小我的大爱之光。从毛泽东脱下毛线衣送给穷苦人的举动中，从红军女战士剪给房东的半条被子中，人民看到了悲悯天下、拯救苍生的温暖之光、希望之光，看到了共产党人的高贵品格。
这是超越物质的精神之光。当年，埃德加·斯诺就是从延安简陋的窑洞、领袖身上打满补丁的旧军装和董必武那副断腿的眼镜中，看到了这种光芒，他称之为“兴国之光”。
几十年来，无数中国人和外国人用“重走长征路”的方式，去探究这种神秘的光芒。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发出相同的感叹：长征不仅为共产党赢得了天下，也触发了世界的想象，人类需要灵魂的砥砺和精神的指引。
信仰，充满力量和魅力
信仰，是力量的。我们党成立之初，只有几十个人，为什么能发展成拥有9191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并仅用几十年，就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拥有精神和信仰的力量，是唯一的答案。
长征在军事上是一次“大突围”、“大转折”，而在信仰上则是一次“大传播”、“大胜利”。党领导的红军，一路遍植理想、传播信仰，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的未来，凝聚了无穷的力量。
力量来自对道路的坚信。邓小平说，长征就是“跟着走”。跟着走，就是跟党走，哪怕啃着树皮走、锯了伤臂走，也要铁心跟党，走出救国救民的光明前程。这种道路坚信，是红军走不散、摧不垮的动力源泉。
力量来自对真理的追求。在血的洗礼中，我们党抛弃了“洋教条”，走出了“机械论”，用“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把中国革命带出了“山沟沟”。这种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是红军转败为胜的根本原因。
力量来自对制度的向往。红军从民族危机中坚定了救中国的决心，渴望打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制度、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每打下一个地方，哪怕只有三五天，也要成立苏维埃政府。谢觉哉过草地时把唯一一条御寒的毛毯都扔掉了，却把那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公章带到了陕北。这种对制度的向往，是紅军愈挫愈勇的意志内核。
力量来自对文化的自觉。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犹如鹰之两翼，给予红军搏击风雨的文化力量。环境再艰苦，仍要开晚会、办剧社;战斗再残酷，也要在马背上吟出豪迈诗句;牢房再黑暗，也关不住献身真理的囚歌。这种文化力量，是红军面对艰难险阻，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和高昂斗志的强劲支撑。
信仰，是魅力的。红军中的每一个人，都怀有一个高贵梦想，那就是要改变被压迫者的命运，拯救可爱的中国。为此，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党的旗帜下。许多富家子弟放弃优越的生活，背叛自己的阶级，为革命甘愿颠沛流离、出生入死。因为他们从民族危亡中看到了自己的责任，从《共产党宣言》中找到了“宇宙的真理”。
红军中的贫苦子弟，大多是提着一根打狗棍参加革命的，起初是为了有饭吃、求生存，但他们很快就明白，是革命队伍让他们第一次获得了做人的尊严，明白了人生的意义。于是，从解放自身转而投身到解放全体劳苦大众，他们的世界开始变得壮阔，人生实现了质的升华，为追求真理所承受的巨大苦难，变成了精神上的极大快乐。
正是这种无与伦比的魅力，深深吸引了千千万万个有志改变中国命运的年轻人、知识分子和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形成了中国革命最优秀的精英团队，甚至许多与红军较量过的国民党官兵，也在这种精神魅力的感召下，灵魂深处发生了裂变。他们不得不承认，红军是有信仰的，有信仰的人是真正的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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