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关系
刘姝婧
摘 要：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本文从小农和现代农业的内涵入手，阐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概念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小农户与市场、资本的关系，剖析我国农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为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提供有益的思考。
关键词：乡村振兴;小农户;现代农业
一、引 言
我国的小农家庭经营绵延了上万年的历史。到了宋代，随着农业人口越来越多，农业生产呈现出集约化的劳力密集型特征。这种“内卷化”的传统小农经济虽有较高的土地单产率，但劳动生产率较低，农民家庭总收入较低，只能维系（半）自给自足的家庭生计[1]，无法适应国际农产品市场的竞争。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应该学习美国经验[2-4]，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农业的规模化与机械化，用大农场取代小农户，用雇工劳动模式取代家庭经营。然而，实践证明，不论是涉农企业还是规模化“家庭农场”都没有带来农业的现代化和规模效益，反而传统小农经济遭到破坏，小农户的生计受到威胁。
基于这一背景，党的十九大报告专门提出小农户的问题，把“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作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5]。那么，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内涵是什么，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本文将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阐述。
二、对小农的认知
对于小农的认知，理论界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的“小农消亡论”、恰亚诺夫的“小农存续论”以及舒尔茨的“理性小农论”[6]。
马克思主义小农理论认为传统农业是孤立的、落后的，“农民的终结”是一种必然趋势，这一观点直接影响到国家对于小农的认知以及相关农业政策的制定，导致农业政策产生了“去小农化”倾向[6-7]。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小农经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集体经营的社会主义大农场。1978年实行包产到户改革不久，国家又开始鼓励农业生产向专业户集中。例如，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鼓励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体现了培育大户经营的政策倾向。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2000年以来国家农业政策逐步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2013 年至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持续关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出鼓励小农户的承包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经营主体流转，国家的惠农补贴也要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7]，小农经济不仅没有得到扶持，反而受到了进一步的挤压与破坏。
恰亚诺夫是民粹主义的代表，他通过分析俄国小农经营情况，提出了“劳动—消费均衡论”和“家庭生命周期说”，认为农民家庭经营所具备的优势可以抵抗大资本的垄断与剥削，小农经济在农业资本化进程中仍将存续下去。近年来，我国小农经济学者开始反思主流农业政策，认为大规模农业生产不符合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城市工商资本下乡使小农户被边缘化，无法从农业加工和经营环节得利[8]。贺雪峰教授认为，小农经济能为农户提供自给自足的家计模式，为进城务工的农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从土地产出率来看，小农经济比资本化企业更为有效，主要原因是前者在单位土地上投入的生产要素更多。因此，国家惠农政策应当扶持小农经济，而不是用来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龙头企业、百畝家庭农场）来排斥小农[9]。事实上，下乡的农业企业很少直接雇工经营，而是通过订单模式将生产环节转包给小农户经营，企业从物流、加工和销售环节获利[10]。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小农理论和恰亚诺夫小农理论的观点截然不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传统小农经济是孤立的、落后的，其发展趋势是被资本主义大生产所取代，而恰亚诺夫则认为，小农家庭以依靠家庭劳动力为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将长期存在。
与前两种理论不同，舒尔茨将传统农业中的农民视为“理性小农”，认为农民具有企业家的天赋，在权衡成本、收益和风险时都是精打细算的“经济人”，具备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思维，能实现对资源的最优化配置[11]。他认为，小农是理性的个体，具有理性决策的能力且不受权力关系的制约。这一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强调“超经济强制”的权力关系相左。因此，我们应当辩证看待小农问题，审慎反思以往的农业政策。
三、对现代农业的认识
早在1956年，我国就已提出“农业现代化”的目标[12]。集体化时期，我国农业发展全面学习苏联模式，认为小农经济是落后的、低效的，无法为社会主义工业生产积累农业剩余。基于当时的国家军事战略和工业化要求，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分步骤对传统农业实施社会主义改造，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改造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化大生产。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国家将推动规模化、产业化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主旋律，认为美式机械化大农场是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在地方实践中，“堆大户”“造盆景”“做示范”[5]等发展规模化农业的现象较为普遍。实际上，资本下乡经营农业的主要目的是圈占土地，以及获得国家转移支付项目的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和税费减免，因而并没有给农业现代化带来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反而是利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共同获取涉农项目利益。
农业现代化不等于规模化。前者指的是在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农业生产的资本投入逐渐增加，生产的性质从传统自给自足转型为商品化生产。后者农业规模化取决于当地的人地关系。对于地多人少的北美地区，基于机械化的大农场农业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而对于人多地少的日本，基于化学化（农药、化肥的投入）的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有利于提高地力和单位土地产出[13]。因此，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是否应该效仿北美大农场模式，或是日本的小农户农业，还是欧洲地区的小农场农业，这是由当地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禀赋所决定的。我国的国情是人多地少，农业现代化更应学习日本和欧洲的经验，通过追加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和劳动力生产率，从而进一步提高务农人员的收入水平。
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关系
民粹主义者认为，小农经济符合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然而，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务农人数不断减少，人地关系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农户的平均耕种规模逐渐扩大，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分工愈加明显，农业上下游产业链的资本化程度越来越高。因此，小农户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值得深入讨论。
（一）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衔接关系
尽管集体化时期受到劳动监管、剩余索取权的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挫、劳动生产率较低，但是集体化所体现的优势不容忽视。一个优势是农田水利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正是由于国家介入和“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工作，广大农民才能合作完成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为国家的工业化与军事化战略服务[14]。另一个优势是统购统销制度，该制度最大的优越性在于产销之间的良好对接，因此不存在农产品滞销问题[7]。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小农户逐渐从自产自销的自然经济人转型为面向市场的专业化商品生产者。受商品化经济的影响，农户家庭的再生产活动（如教育、医疗等）大都依赖于货币收入，因此，农业生产也从粮食生产转向高附加值的蔬果、鱼禽肉蛋等的生产，通过商品交易为家庭创造更多的货币收入。由于农村的“去集体化”改革，产供销一体化链条断裂，小农户在流通环节组织化程度低，市场信息滞后，导致农产品滞销[7]。笔者在南宁市武鸣区调研沃柑产业时发现，该地区沃柑成片大规模种植，但是到了收获季节大量果实仍然挂在树上，来收购的商贩很少，农民称当前面临的最大困境是增产不增收。农产品的销售价格主要取决于市场需求，因此，农产品增产意味着供给增加，但是需求不增加，供过于求，从而导致产品价格下降，平均利润降低，农民减收。
（二）小农户与大资本的依附关系
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较低，与大市场的对接存在困难，因此需要依靠组织化的经营主体来带动，这也是国家提出企业下乡带动小农户进行规模化种植的初衷。这种“公司+农户”的利益链接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雇工生产为特征的“横向一体化”方式，公司通常要在农村进行土地规模流转，建立生产基地，并雇用农业工人从事生产活动;另一种是以加工、运输、销售“纵向一体化”为特征的订单农业，公司与农户订立销售合同，将耕种环节外包给农户管理，公司则主要在农业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盈利[10]。
在雇工农业模式中，资本与小农户的关系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榨取其剩余价值，这与工商企业的雇佣模式相类似;在订单农业模式中，企业将天气、市场等风险因素转移给农户，可以获得较为稳定的收入，农户仅仅获得工资性收入，其劳动剩余索取权被企业通过不对等交易所剥夺。从这个意义而言，大资本利用其资金、技术、信息及销售渠道优势对依附的小农户进行盘剥。
五、结论与讨论
当前，在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型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倡导农业产业化实现农民增收。由于农业产业化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因而普通农户难以成为规模化经营主体。以龙头企业带动的“纵向一体化”经营取代家庭经营成为新型经营主体。在资本下乡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受政绩考核指标的影响，鼓励企业在农村大规模租地经营，并给予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甚至与企业形成“资本—权力”利益共同体[15]，导致小农户的利益受损。
党的十九大报告和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銜接”，在这一背景下，本文旨在阐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概念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反思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衔接关系以及与大资本的依附关系。小农户的组织弱势较为明显，那么是应该通过企业化资本带动合作社的组织，还是通过小农自组织的方式来实现“纵向一体化”改造？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和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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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叶敬忠，张明皓.“小农户”与“小农”之辩——基于“小农户”的生产力振兴和“小农”的生产关系振兴[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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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温铁军.中国农业发展方向的转变和政策导向：基于国际比较研究的视角[J].农业经济问题，2010（10）.
[13]黄宗智.“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吗？[J].开放时代，2014（2）.
[14]谭同学.长时段历史视野下的“大集体”农田水利建设[J].开放时代，2019（5）.
[15]张良.“资本下乡”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公共性建构[J].中国农村观察，2016（3）：16-26.
2019年南宁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编号：602021239283）
（作者系南宁师范大学助教，博士学历，研究方向：农业经济学、人文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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