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倡导并领导的延安京剧革命
任葆琦
红军经过万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936年11月22日在保安县（今志丹县）召开了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中国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今天这个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現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怎样才能停止内战呢？我们要文武两个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意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所以在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运动中，文艺协会都有很重大的任务。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①这表明党中央把文艺工作，摆在了革命斗争和抗日战争中的非常重要的位置。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文艺活动逐步开展起来，在毛泽东倡导并领导下，延安开始了一场京剧革命。
一
“七七”事变爆发了，由红军组建的八路军，在朱德总司令的率领下开赴抗日前线。延安文艺界也投入抗日的高潮，由丁玲领衔，吸收抗大学员、文艺青年组成了西北战地服务团，排演了文艺节目，准备了宣传材料，东渡黄河到山西，辗转16个市县进行宣传，受到欢迎。1937年11月由任白戈组织了第二个西北战地服务团。
京剧是受众比较广的一个剧种，它优美的表演艺术和唱腔，深受人们的喜爱，为了宣传抗日，两个战地服务团的文艺工作者，都大胆的用京剧的艺术形式，表演现代生活。
由任白戈团长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二团，创作排演了三个京剧现代戏：《清明节》描写一个利用清明节上坟的时机，我游击队袭击了日本兵的故事。《教子参军》描写了为抗日救国，一个饱受风霜的母亲，教导自己的儿子参加了八路军的故事。《逃难图》描写一家人为逃脱日本军的迫害，到了蒋管区，又受国民党的迫害。文艺工作者这种大胆的创作演出勇气可佳，但用京剧的文艺形式表现有革命内容的戏，缺乏经验、表演得也很不自然，看起来非常粗糙。
由丁玲团长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一团，也创作演出了两个京剧现代戏：《忠烈图》《白山黑水》，描写敌后游击队的故事，音乐工作者在唱腔上和乐器使用上都做了探索，美术工作者还设计了服装。对他们的演出，延安的戏剧工作者和观众是这样评论的：内容虽好，但整个戏被形式束缚得太紧，给人一种陈旧的感觉。特别是服装，表现现代生活，是可以适当夸张并加以美化的，但不能太离谱，比如抗联战士似乎都像短打武生装束，黑色服装，从脖子到腹部都是一连串的白色扣鼻儿，既不像京剧服装，也不像现代服装。女政治委员则覆盖绿色头巾当蝴蝶结儿，有一处大段唱之前的说白中还有：“待我政治工作一番便了”之类的话，使人感到不伦不类。还有的剧团和宣传队在演出时，出现彭德怀将军上场念：“我乃彭德怀是也。”并画红脸，请朱总司令“坐帐”、贺龙将军“起霸”等非常生硬可笑的情况。以上问题是在探索解决形式和内容如何统一的过程中难免要发生的，但为以后的艺术创作取得了教训、积累了经验。
应该肯定的是，创作这些剧目的同志们有一个强烈的共同愿望，就是要运用群众所喜爱的旧剧形式反映当前的斗争生活，为抗战服务。他们把这种做法叫“旧瓶装新酒”。
毛泽东对这种做法是支持、肯定的。1938年4月，延安师范学校的“乡土剧团”和延安“群众业余剧团”演出了秦腔传统戏《升官图》《五典坡》，毛泽东看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看老百姓来得这么多，老年人穿着新衣服，女青年擦粉带花的，男女老少把剧场拥挤得满满的，群众非常欢迎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就是内容太旧了，如果加进抗日内容，那就形成了革命的戏了。”他又对身边的柯仲平说：“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搞？”柯仲平连连点头说：“应该、应该。”毛泽东接着说：“搞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的形式。”②
二
由毛泽东领衔创办的鲁迅艺术文学院，于1938年4月10日成立，汇集了许多文艺人才，为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创编了京剧现代戏《松花江上》。编剧王震之按照旧剧《打渔杀家》的模子，加入抗日的内容写的，把《打渔杀家》中的萧恩改为松花江畔抗日渔民领袖赵瑞，由美术系的学员阿甲饰演，女儿桂英由教务科女生指导员江青饰演，剧中的大地主、汉奸丁团总由教师崔嵬饰演，丁郎由成荫饰演，教师爷由金钟鸣饰演，……音乐唱腔没太多的改动，表演基本上选自《打渔杀家》，出门、进门都用虚拟动作，上船、下船、用船桨和手势动作的表演，更接近现代生活。
该剧于1938年7月8日，首演于鲁迅艺术文学院内天主教堂，受到延安文化界人士和校内师生的欢迎，一致认为这是“旧瓶装新酒”最好的一部剧作，应邀为部队、机关、学校演出多场，均受到欢迎。适逢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于1938年9月29日在天主教堂召开，为会议做了演出，受到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全体中央委员们的欢迎。
《松花江上》的演出成功，给鲁艺师生极大的鼓舞和信心，利用旧剧形式表演现代生活，这条路是可以走下去的，于是学院领导决定：将爱好京剧的师生组织起来，成立“鲁艺平剧研究班”，先后创编演出的京剧现代戏有：《松林恨》《刘家村》《夜袭飞机场》《赵家镇》《钱守常》等。
通过演出，鲁艺平剧研究班的人数增多了，但大多数都是业余爱好，没有京剧艺术的基本功，在几位有京剧艺术专业知识的教师辅导下，大家开始练功。而学好京剧的表演程式，只能通过学演传统戏，这一帮有文化爱京剧的热血青年大胆敢闯，没有戏装，穿现代服装演出了传统京剧《红鸾禧》《打渔杀家》，这样不伦不类的演出，可以说是他们的创举，也是无奈之举。但观众反应强烈，效果很好，连演数场，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也来看了演出。
几天之后，鲁艺院办公室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毛主席提议并带头，让在国民党参政会议中担任参政员的7名共产党员，捐出参政会给他们的月薪，共计2000银元，让人去购买了一套演传统京剧的戏箱。这个决定应该与毛主席看了那场不伦不类的演出有关，也表明他对鲁艺旧剧研究班学好京剧表演艺术、继承京剧艺术、演好现代剧的一个实际的最有力的支持。学院领导派任桂林、阿甲到西安购买了一套戏箱，运回了延安。
有了戏箱，平剧研究班的同志们非常高兴，排什么戏作为首演呢？大家进行了热烈讨论，最后决定排演《法门寺》，因为这是一出生旦净丑行当比较全的大戏，会有好的剧场效果。1940年1月1日在中央大礼堂演出，受到各界观众的热烈欢迎。据在剧中饰演贾桂的王一达回忆：“首演连续四场，毛泽东主席场場必到，由此可见他对京剧的重视与关怀。”剧中的赵廉让座位给贾桂，但贾桂说他站惯了，并摆出一副十足的奴才相，毛泽东对这一情节的表演很感兴趣，以至后来他在很多次讲话中，引用这一情节，并称之为“贾桂思想”。他要求干部，不要有一丝一毫的“贾桂思想”，对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和国民党反动派，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1940年1月，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国文化》杂志上发表了。文中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但是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鲁迅艺术文学院师生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提高了认识，明确了对传统文化应有的态度，为了继承京剧艺术，让其发扬光大，院领导决定：将平剧研究班扩大，成立鲁艺平剧研究团。1940年4月5日，发出了鲁艺通告（艺字第七号）公布于社会。
要学演传统京剧，应该做到每句道白，每句唱词，一字不错，光凭记忆难以做到。为此任桂林通过江青（任在山东省立剧院与其是校友）从毛泽东的藏书中借来了《戏考》，按照剧本进行教学，有的剧本有不妥、不好的地方，他们都认真进行了整理。这样先后学习并演出了《群英会》《四进士》《金玉奴》等几十出传统京剧，从中学到了许多京剧的表演艺术。
1941年初秋，毛泽东、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到中央党校礼堂，看鲁艺平剧团演出的《宇宙锋》《独木关》《十三妹》。散戏后，毛泽东在党校经营的中山食堂宴请演职人员夜餐。席间毛泽东谈笑风生，他说：“你们的《独木关》演得很好，薛仁贵的赫赫战功都记在何宗宪的头上，这很不公平嘛。现在的抗战也有这种情形，八路军就是累建战功的‘薛仁贵，是真‘白袍小将，国民党军队就是通敌窃功，陷害忠良的‘张士贵，‘何宗宪是假‘白袍小将，真假两个白袍小将，就是真假两种抗战。”朱德也讲了话，他说：“平剧有很多戏是可以为抗日战争服务的，岳飞、史可法、文天祥、郑成功等，这些抵抗外侵民族英雄，你们编演出来，就可以提高人民群众的爱国觉悟，增强军民团结抗战的力量。”③这些言简意赅的话，大家听了，对如何在整理改编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中借古鉴今和古为今用，受到了深邃的启迪，增强了搞好平剧改革的信心。
鲁艺校园内有一个大型墙报《批评》，展开对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文学系的两位学员关于平剧问题提出：“它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它将没有前途。”平剧研究团的同志撰文提出了不同看法，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思想波动。
不久，毛泽东约平剧研究团阿甲、任桂林、王一达、任均、李伦等到杨家岭谈话。他说：“平剧现在可以为人民服务，怎能说不是革命工作，平剧将来经过改造，也能为社会主义服务么。”④
酷爱京剧的贺龙将军，为了活跃部队生活和密切联系群众，组建了一个战斗平剧社。1942年初春，奉命来到延安演出，公演了新编历史剧《嵩山星火》及《古城会》《汾河湾》《白水滩》《宝莲灯》等，很受观众欢迎，春节期间在八路军礼堂为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任弼时等领导及党中央机关干部作汇报演出，受到中央领导的欢迎。
作为东道主的延安鲁艺平剧团，为了表示对从晋绥来延安演出的战斗平剧社的欢迎，相约在大砭沟口机关合作社餐厅举行两个剧团一百多人的盛大联欢会，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朱德、彭真、陈云等中央领导也来了。当精彩的节目一个又一个表演完后，中央办公厅邓洁宣布了一个党中央决定：由鲁艺平剧团和战斗平剧社合并，组建延安平剧研究院，康生兼院长，柯仲平、邓洁为副院长。这一消息让全场沸腾了，大家异常高兴。
三
延安平剧研究院的成立，表明了毛泽东要组建一支京剧改革的强有力的队伍，调战斗平剧社来延安演出，是要看看这个剧社中有没有京剧人才，剧社很争气，演出成功，才有了这个结果。
为延安平剧研究院的成立，毛泽东题词“推陈出新”，朱德题词“宣扬中华民族四千余年的历史光荣传统”，林伯渠题词：“通过平剧使民族形式与革命精神配合起来。”
1942年4月27日，延安平剧研究院收到了4份由毛泽东、凯丰署名召开文艺座谈会的请柬，院部决定派阿甲、任桂林、张一然、王镇武去出席。他们在会上聆听了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回院后作了详细传达，全院掀起了学习热潮。经过一段认真学习，大家的思想觉悟有了提高，对几个问题的认识更加明确。如立场问题，就是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共产党员来说，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立场。还有态度问题，就是对发生在我们面前的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是歌颂呢，还是暴露呢？毛泽东指出，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对什么人，对敌人、对同盟者、 对自己人，应该采取不同的态度。
受教育最深刻的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问题。毛泽东指出：“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了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所以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经过一段学习，延安平剧研究院呈现了一派新气象，在创作上有了一个高潮。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共写出了17个剧本，有反映河南难民的、有反映防奸运动的、有反映大生产的、有反映保卫边区的等，都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其中比较好的是《难民曲》和《上天堂》，但演出效果都比较一般。
成立延安平剧研究院，并指派有文化爱京剧的康生兼任院长，是冀望在京剧改革上做出好成绩来，毛泽东还对康生说：“《水浒传》中的三打祝家庄，很有教育意义，应该编成剧本上演。”对毛泽东的指示，康生只做了传达，没有组织落实，这是让毛泽东不高兴的。一年多的时间，也没有创编演出让毛泽东满意的戏。他把平剧研究院调给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由司令员贺龙来管。贺龙是一位爱好京剧又听指挥的将领，但他军务繁忙，没有许多时间去思考和管理平剧研究院的工作，所以，平剧研究院仍没有出色的演出。
四
1944年新年期间，一台新编历史京剧《逼上梁山》轰动了延安城，连演40多场，场场爆满。该剧是杨绍萱创编，齐燕铭指导排练，由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大众艺术研究社演出的。哲学家艾思奇看过演出后，写了一篇文章评论《逼上梁山》，以基崇的笔名发表在1944年1月8日的《解放日报》上。文中说：“中央党校新编的平剧《逼上梁山》在2号的晚上彩排一次，这是一个很好的历史剧，在旧的故事里添进了新的观点、新的内容，使原来带有浓厚封建性的平剧，也能发挥很大的进步教育作用，在平剧改革运动中，这算是一个大有成就的作品。”高度评价赞扬了这出戏的演出。
当毛泽东看到艾思奇的文章，引起了他的兴趣，当即让办公厅通知齐燕铭把《逼上梁山》的剧本送来，晚上他要去看戏。齐燕铭和演员们得知毛主席要来看他们的戏，非常高兴，立即组织了5个人，将在排演中多处修改过的剧本，整理抄清，中午便送到中央办公厅。
毛泽东看戏前先看剧本，这可能是他破天荒第一次，也说明他对这次去看戏，是非常认真的，是有备而来，要亲自看一看一个业余京剧团排演的戏，为何让一个哲学家称赞。
1月9日毛泽东前来看了晚场演出，让他非常满意。看完戏回到家中，兴奋不已，竞不顾疲倦劳累，在午夜灯光下，写了一封对戏曲革命具有深远意义又热情洋溢的信：“绍萱、燕铭同志：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信中毛泽东对旧剧舞台上的不满，是他深知京剧从诞生到发展，有着复杂的历史。1790年地方官员和大商家，为向乾隆皇帝八十祝寿，将徽班送进京城，艺人们的演出，受到皇帝的喜欢。此后，“道光咸丰年间”，因皇帝屡屡传差，各班争排新戏，为的是传差得赏，“一天在宫中演戏，咸丰皇帝观之大乐，说程长庚于戏曲有功，应赏他六品顶戴——梨园行有顶戴者只长庚一人”。⑤清末每个皇帝都是京剧爱好者，西太后尤甚，她设“升平署”于南府，养着许多艺人，称为“内廷供奉”。艺人们为了讨赏，在内容上删去了帝王们一些不喜欢的东西，增添了以逢迎、歌颂、美化封建统治阶级的内容为主的剧目，失去了原来的真实性。在唱腔上也尽量迎合统治阶级的口味和需要。京剧艺术逐步形成了相当完整的艺术风格和表演体系，一定程度上也成了封建皇帝的专用娱乐品，艺人们成了封建统治者的奴仆。
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在彻底清除清朝所遗留的封建遗毒的浪潮中，把伴随着封建势力成长着、发展着、顺利上升的京剧，视为旧文化的一部分，给予了打击，有人主张全部废除旧剧，也有人主张保存国粹，让京剧走改良的路线。但“五四”运动后的社会，由于军阀势力的嚣张跋扈，造成了非常混乱局面，政治是极端黑暗恶劣，京剧改良运动归于失败。只有在延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京剧才有了新生，走上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的康庄大道。所以毛泽东作出了在延安爆发的京剧革命“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这一伟大的科学论断。
把《三打祝家庄》编成戏，不仅是故事好，更重要的是战争形势的需要。当时抗日战争已经坚持了6年之久，度过了相持阶段中最艰难的时期，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在各根据地开始了局部的战役进攻，敌占城市、我占农村的局面不久就会结束。战略反攻已经为时不远，如何夺取敌人占据的城市，是政治领导和战略指导上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认真研究和吸取历史上农民战争中夺取城市的经验，是非常必要的。《三打祝家庄》就是一个有战略、有策略的好故事，编好一台戏演给广大观众，是非常有意义的。
看了《逼上梁山》这出大戏，提醒了毛泽东，中央党校教务长刘芝明还是一个排戏的好组织者，便将延安平剧研究院从联防司令部调出，归入中央党校领导，并让刘芝明兼任院长。
刘芝明一上任，便选定齐燕铭、任桂林、魏晨旭、李伦，并由他挂帅，组成了5人创作组，指定任桂林、魏晨旭、李倫3人执笔。
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也参与了《三打祝家庄》的创作工作，对创作组在讨论研究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及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他多次向毛主席口头汇报。毛主席在听取了彭真汇报后，作了极其重要的口头指示：要想很好地反映梁山泊攻打祝家庄的策略斗争，还必须写好这样三条：第一，梁山泊的主力军；
第二，梁山泊在祝家庄的地下军；
第三，祝家庄的群众力量。有了毛主席的指示，创作组在思想上更加明确起来，彭真为了让创作组写好夺取城市的策略斗争，他责成城市工作部的刘宁一，刘慎之来帮助创作组，还让军事理论家郭化若来讲军事方面的一些知识。
刘芝明还多次组织有关人员，参与创作组的讨论，大家的发言对执笔者有很多的启发，也为写好这个戏出了不少好主意。有了彭真的大力支持，有了刘芝明具体的坚强领导，还有齐燕铭、刘宁一、刘慎之、郭化若等专家的具体帮助指导，有全院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3个执笔者日夜奋战，仅用了7个月的时间，便写出了三幕能演两个晚上的大戏《三打祝家庄》。
1945年1月26日，在中央党校礼堂彩排了《三打祝家庄》的第一幕、第二幕，第二天召开了延安各界出席的座谈会，听取大家一些好的意见后，经过加紧排练，于2月20日开始公演。此剧全部演出约8个小时左右，分两个晚上演出，前二幕一次，第三幕一次。
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为这出戏的演出连发2条新闻，“《三打祝家》平剧院赶排第三幕”，“《三打祝家庄》开始公演很有政策教育意义。”报道中说：“一般观众都说，看完了戏，心中引起了一种强烈的学习政策的愿望。”“观众对于剧中善于调查工作的石秀，善于做内应工作的乐和、顾大嫂以及善做统战工作的宋江等都很有兴趣。”可以说，在延安城形成了街谈巷议《三打祝家庄》。
任桂林把借的《水浒传》托人还给江青，还写了一封感谢信，让他惊喜的是，几天后收到了毛主席给他的信。
任桂林同志：
你给江青的信和送来的书均已收到，江青因病住院。
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导演、演员、音乐工作者、舞台工作同志们致谢。
毛泽东
在转战陕北期间，1947年12月20日晚毛主席在米脂县杨家沟看了贺龙带来的晋绥平剧院的演出后，第二天在一个农家小院接见了晋绥平剧院全体演员。他说：“你们这个团体也是如此，接受旧的艺术要创造新的艺术，旧的艺术这个东西是有缺点的，尤其是它的来源，我叫它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历史并不是那些‘英雄宰相创造的，而是那些劳动者、农民创造的，比如孔明一出来神气十足压倒一切，似乎世界就是他们的，农民不过是跑龙套，然而世界上百分之八十是工人农民，我们住的房子都是用他们的手盖成的，却把他们形容成‘小丑，土豪劣绅连个桌子都搬不动。当然有些剧本是好的。如《打渔杀家》之类，有些你们可以改造它，用自己的创造力掌握了这门技术。从政治上来个进步，就可能写些新的。”“过去延安改造的有《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缺点就是太长，有些旧戏写的我看还是很经济，希望你们大大的发挥创造性多写剧本。”⑥
五
延安平剧研究院撤离延安来到河北省束鹿县（今辛集市），归华北联合大学领导，更名华北平剧研究院。1949年3月进京，归文化部戏曲改进局领导，改名为中央京剧研究院。一个从延安来的京剧团进京，引起了文化界，特别是京剧界人士的关注，有些人对京剧革命到底能不能在北京存在和发展，新的京剧到底能不能站住脚，有不同程度的观望和怀疑。1950年新年期间。经过压缩后一个晚上演完的《三打祝家庄》在大众剧场正式演出了，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特别是受到戏剧界的一些名人欧阳予倩、田汉、洪深、王瑶卿、肖长华、尚和玉、谭富英、侯喜瑞、郝寿臣、李万春、裘盛戎、韩世昌、白云生等的高度称赞。他们说《三打祝家庄》不但内容好，而且艺术性高，认可了京剧革命的成果，全国多地京剧团排演了《三打祝家庄》，还有其他剧种移植《三打祝家庄》演出。
毛泽东曾说《三打祝家庄》缺点就是太长，他要看看压缩后怎么样，中央京剧研究院奉命来中南海演出。毛主席落座后首先发问：“任桂林来了吗？”可能是想问一下，你们怎么样压缩成一个晚上演出的？表明他对《三打祝家庄》这一出戏，从头到尾一直在关注着。当有人回答：“他没有来。”毛主席便转换了话题说：“在延安时，我很喜欢看任桂林的戏，他演的《奇双会》《打侄上坟》真好。”毛主席这样赞扬一个京剧演员，表明他对京剧的关心和热爱。
1951年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了，毛泽东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根据十几年来戏剧改革的状况，提出的更深远的指导方针。
十几年过去了，京剧界仍热衷学演各流派的传统旧剧，创编演出京剧现代戏还是缺项。为此，党中央、国务院作了一个重大决策：1964年6月5日-7月31日在北京举行京剧现代戏汇演，要把在延安发端的京剧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有13个省市的29个剧团积极参加，演出了25个大戏，10个小戏，其中《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剧目流传至今，久演不衰，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964年7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及有关领导，接见了全体汇演人员，表明了党中央对这次京剧现代戏汇演的肯定和赞扬。
改革开放后，京剧如何适应现代生活，在内容上创新不足，加上外来文化艺术的影响，京剧陷入低迷。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座谈会上说：“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指明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京剧应走的道路。
注释：
①《毛泽东文艺论集》第3页。
②《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77页。
③《延安平剧改革创业史料》第38页。
④《鲁迅艺术文学院纪事》第61页。
⑤《中国戏剧之变迁》。
⑥《延安平剧改革创业史料》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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