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秩序背景下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再发展
翟崑 王丽娜
摘要：2021年是中國与东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30周年，双方领导人也通过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共同推进“一带一路”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对接，致力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然而，在美国等大国主导的印太秩序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关系赖以维持的平衡被打破，呈现三大系统性矛盾：一是中国—东盟互动空间范围的扩大与东盟中心地位弱化之间的矛盾;二是东盟国家借大国平衡中国影响力与被迫“选边站”之间的矛盾;三是东盟减少对华过度依赖与替代性政策稀缺之间的矛盾。这三大矛盾相互作用，成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系统性矛盾。东盟整体对华关系也呈现三大关切：一是东盟如何实现经济现代化;二是印太秩序下的包容性安全;三是基于规则的东盟中心地位。未来5～10年，中国发展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也可着眼于以上，以共创“中国—东盟第三个奇迹”为愿景，着力推进六大战略举措：一是以东盟的现代化为内核，带动其全领域的高质量发展;二是以中国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宏观背景，促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国内国际大循环;三是以南海争端的解决为长期目标，切实推进中国与东盟之间安全矛盾的化解;四是以中国—东盟生态文明区建设为重点，致力于后疫情时代的可持续发展;五是以数字治理为手段，为双方共同发展降本增效，实现数字治理的系统升级;六是以东盟中心性的多元化为方向，改善东盟应对地缘竞合的综合施策能力，塑造对中国有利的制度环境。
关键词：印太秩序;中国;东盟;系统性矛盾;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479（2020）04-034-09
Abstract：
2021 is the 30th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ialogue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ASE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e leaders of both sides have adopted the “ASEAN-China Strategic Partnership Vision 2030”， jointly promote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onnected with the “Master Plan on ASEAN Connectivity 2025”. However，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do-Pacific order domin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major powers， the balance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relations has been broken， presenting three systemic contradictions：firstly， the interaction space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is expanding but ASEAN is also losing its central position; secondly， ASEAN countries try to use major powers to balance Chinas influence but they are forced to take sides as a result; thirdly，ASEAN countries try to reduce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China but they cannot find alternative options.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hree major contradictions has become a systematic contradic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ASEANs overal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lso presents three major concerns：
the first is ASEAN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the second is inclusive security under the Indo-Pacific order; the third is the centrality of ASEAN based on rules.In the next 5 to 10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ASEAN can also focus on the above， with “China-ASEAN Third Miracle” as a vision， and focus on promoting six strategic measures：
firstly， take ASEANs modernization as the core and drive i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all fields; secondly， take Chinas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circulation” as the macro background and promote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thirdly， regard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resolution as a long-term goal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settlement of security conflicts between China and ASEAN;fourthly，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ASE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Zone， and commit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post-epidemic era;fifthly， use digital governance as a means to reduce costs and increase efficiency for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both sides and the system upgrade of digital governance; sixthly， take thediversification of ASEANs centrality as the direction， improve ASEANs comprehensive policy-making ability to cope with geo-competition， and shape a favorabl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China.
Key Words：Indo-Pacific Order; China; ASEAN; Systematic Contradic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2020年8月27—28日，第19次中国—东盟（10+1）经贸部部长会议、第23次东盟—中日韩（10+3）经贸部部长会议和第8次东亚峰会（EAS）国家经贸部部长会议等东亚合作经贸部部长系列会议以视频形式举行，就加强中国与东盟及区域国家经贸联系、推动东亚及世界经济一体化等问题交换意见。此外，2020年年底，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的陆续举行也将就地区合作与安全倡议等进行讨论。目前，世界主要国家陆续提出并加快推进印太战略，全球战略重心从西方向东方转移。大国的涌入在给东南亚带来资金、技术及人才机遇的同时也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一些摩擦与矛盾凸显，弱冲突增加，有可能导致东盟国家对华产生“合作疲劳”，打破二者之间原有的平衡状态。在此背景下，中国应主动回应东盟的主要关切，坚定地支持东盟在印太范围内的中心地位，维护开放、包容的印太秩序，努力实现中国与东盟的共赢目标。
一、印太秩序背景下中国与东盟的系统性矛盾
199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此后近30年内，双方在双边层面的合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且在东亚地区共同推动建立起以东盟为主导的系列地区合作机制。这一“东盟+”模式成为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以及推动东亚地区合作的主要结构性因素，也使得中国与东盟在东亚地区的权力格局中保持了一种势均力敌、匀速发展的平衡状态。但是近年来，随着国际力量的重组尤其是世界上各主要国家“印太战略”的提出，这种结构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中国与东盟关系赖以维持的平衡也被打破，系统性矛盾凸显，并且突出表现为以下三大矛盾：
（一）中国—东盟互动空间范围的扩大与东盟中心地位弱化之间的矛盾
自东亚合作进程开启以来，东盟一直尝试纳入域内外大国，在更大的平台上与中国展开互动，并通过主导多边合作机制以对中国形成制衡。在机制上，“东盟+1”和“东盟+3”逐渐发展为“东盟+6”和“东盟+8”，随之而来的是空间上从东南亚、东亚扩大至亚太。对于提出“印太战略”或构想，东盟因担心其对华指向性在一开始采取了犹疑及抗拒态度①。当前，印太秩序中的关键大国如印度、澳大利亚及俄罗斯等都曾受到东盟的邀约，参与地区合作进程。空间范围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对东盟形成不对称影响力的挑战，但同时也意味着东盟主导地区合作机制难度的增加。2017年11月，美国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太战略”，随后，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相继提出或具象化各自的“印太构想”，甚至欧洲的英国和法国也试图“重返印太”，恢复“昔日荣光”。2020年9月2日，德国发布了有关印太地区的政策指导方针，首次将印太地区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优先选项。然而，直到2018年11月，东盟才公开表达了提出“东盟版”印太概念的想法，2019年6月25日，在第34次东盟峰会上才正式通过《东盟印太展望》的文件。此外，东盟国家关于印太的地理范围、印太合作框架的选择以及是否采取具体的政策行动等也并未达成共识②。东盟的“印太战略”推出时间之迟滞、内容之模糊凸显了其在地区议程设计和规范供给能力上的下降，以及将大国围绕在以东盟为主导的地区架构中的中心地位的弱化③。
（二）东盟国家借大国平衡中国影响力与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之间的矛盾
东盟擅长采用“大国平衡术”对冲中国的影响力，并且在大国之间讨价还价，进而实现利益多元化， 提高自身的抗风险能力， 这也是虽然东盟与中国力量对比悬殊却可以进行同场较量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 印太大国竞争的白热化大大压缩了东盟自由选择的战略空间，而将其推入“两难境地”。在诸多版本的“印太战略” 中， 美国显然具有极强的 “反华” 和排他性指向。在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及2018年1月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中， 美国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 国家， 并视其为首要竞争对手。对于东盟而言， 接受美国的“印太战略” 就意味着采纳美国对该地区的愿景规划，其中就包括打压中国①。因此，美国推动“印太战略”实施的过程也是迫使东盟国家“选边站”的过程， 非东盟所愿。作为美国的主要追随者，澳大利亚近年来对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扩大表示担忧。澳大利亚2017年 《外交政策白皮书》 指出， 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并且推测中国会寻求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力②。随后，澳大利亚还推出了“加强太平洋”（Pacific Step-up）战略，并与太平洋岛国发表了《区域安全的波伊声明》（Boe Declaration on Regional Security），公然指责中国的“债务外交”，并反对“外部干涉和压迫”③。澳大利亚的系列动作既是对美国 “印太战略” 的回应， 也是制衡中国的手段之一④。在2019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孙安芳 （Frances Adamson） 称：
“我们不欢迎任何国家在我们的地区建立任何外国基地”，“这对澳大利亚的战略环境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⑤。印度莫迪政府的“印太战略”虽与美国和澳大利亚一样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但略有不同的是，印度还特别强调“公平”和“包容”。虽然印度拒绝直接批评中国，但在外交场合频繁使用“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的概念，暗指中國在地缘战略竞争中总是采用经济手段影响安全冲突的解决，而印度则会按照规则行事，不干涉内政，尊重各国领土主权，以吸引东南亚国家的“站队”⑥。日本将“中国重新崛起为全球超级大国”视为未来十年内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 认为 “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有助于鼓励地区同盟共同应对这一挑战⑦。当前，美国和印度的“印太战略”都曾受到日本的影响，甚至由美日印澳构成的“四国集团”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日本于2005年提出的一项旨在建立澳大利亚—日本—美国三边战略对话（TSD）的战略构想。日本为了弱化“反华”色彩，已将“印太战略”改为“印太构想”，实质上其仍是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最直接的竞争者。
（三）东盟减少对华过度依赖与替代性政策稀缺之间的矛盾
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全领域合作加强了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但同时也加剧了双边关系的脆弱性。东盟一直以来尝试促进投资与贸易的多元化以减少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并且通过寻求外部资金以弥补地区内互联互通建设的巨大缺口。例如，印度尼西亚政府尝试吸引日本等其他大国资本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⑧，并在2017年邀请日本企业竞标该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区块开采项目①。再如，新加坡—马来西亚高速铁路项目也向欧洲、中国和日本企业进行公开招标②。但同时，东盟对“印太战略” 下各大国是否能够真正提供替代中国公共产品供给的地区政策存疑。以美国为例：第一，美国的“印太战略”框架宏大但缺乏具体实施措施，更无后续政策跟进，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更高。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2019年的调研报告发现，68%的人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东南亚的参与度（engagement）大幅度下降③，202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77%④。第二，美国的政商模式决定了美国政府难以主导企业的投资流向，政治承诺恐难以转化为经济实惠。美国的私营部门因东南亚地区的投资信用评级较低且值得投资的项目稀缺，因此缺乏投资欲望⑤。此外，自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美国企业在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就呈减少趋势。第三，在印太秩序下，美国是否愿意与东盟共同制定地区规则，抑或选择单边制定规则并强加给地区其他利益相关方尚未可知⑥。第四，其他大国提供替代性政策的前景并不乐观。一是因为美国在贸易和投资政策上更加倾向于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置小国于不利地位;二是因为美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并没有特别照顾东南亚国家，反而是这些国家的中小企业最先遭受冲击。在东亚生产网络中，东盟经济体向中国出口零部件，由中国组装然后销往美国市场。美国在贸易摩擦中对华征收关税影响中国对美出口销量，进而又会波及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供应商。在印太地区，中小企业占到所有商业行为体的90%，贡献了该地区三分之一的总出口价值，提供了三分之二的私营部门的工作岗位⑦。但是，中小企业由于缺乏抗风险能力，在危机时因无法搬迁工厂或转移供应链而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
二、印太秩序背景下东盟的主要关切
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在亚太秩序下，中国主导经济、美国主导安全的二元双轨结构曾为东盟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国家安全的维护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东盟也通过“融入策略”（enmeshment strategy）将大国纳入地区合作机制中，建构起东盟的中心地位及东盟共同体的集体身份。但是在印太秩序下，大国的竞争与博弈出现网络化趋势，政治、经济、安全和技术等多个维度复合交织，经济利益和安全诉求的双轨并行向经济、安全与身份的多元耦合演进，东盟的主要关切也产生新的特点。
（一）经济增长前提下的经济现代化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东南亚不同文明和谐相处、经济快速发展，东盟从一个弱小、松散的地区组织逐渐成长为主导东亚合作的“驾驶员”，并为大国在本地区的互动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外交平台，创建和维护了本地区的“和平生态系统”，被马凯硕称为“东盟奇迹”。但是，东盟依然没有摆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地带的位置而进入核心区，多年来也只有新加坡成为发达国家（但也没有进入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
冷战后，中国与东盟从东西两大阵营进入同一世界体系，中国在实现现代化、创造“中国奇迹”的同时也为东南亚的现代化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促进了东盟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对外投资与跨国贸易所带来的“技术外溢”也促进了东盟国家相关技术的提升和工业的革新。然而，近年来的技术革新以及大国之间的科技竞争对东盟国家提出了新的挑战，2020年，COVID-19中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促使东盟国家对现代化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并将其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和方向。例如，2020年6月，新加坡政府宣布计划在2020年将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发展的年度预算增加30%以促进云计算、数据分析、人工智能以及传感器等技术的开发，加快新加坡ICT基础设施的现代化①。另外，东盟其他国家也都在积极寻求数字化转型以及改善现代治理体系，由只关注经济增长转向全面促进工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2019年，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前部长马蒂（Marty Natalegawa）曾在其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东盟共同体的建设不仅应体现在经济增长上，还需要促进政治安全及社会文化领域的发展②。
目前，东盟国家在印太秩序下關于发展领域的主要关切包括：第一，贸易多边主义。特朗普于2017年11月举行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首席执行官（CEO）峰会上大肆抨击世界贸易组织（WTO），并提出美国“将与任何想同美国合作的印太国家签署双边协议”，“美国不再追求绑住我们手脚的多边贸易协定”③。但是，对于东盟国家而言，在双边贸易谈判中，大国往往占据不对称优势。况且，随着中国成为地区内的消费和服务大国，多边协议有利于深化跨境供应链建设，加强地区经济一体化。第二，投资机制碎片化。美国及印太国家一般都是通过双边投资协定（IIAs）来制定投资规则和标准的，而且这种现象有扩散的趋势。目前，《东盟全面投资协定》（ACIA）虽已签署，但是该协定仅面向东盟及在东盟的投资者和投资机构，东南亚的外部投资者和投资机构无法从中受益，覆盖更大范围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则还在谈判进程中，前景并不明朗。第三，基础设施治理。2019年，东盟发表的《东盟印太展望》将互联互通列为未来印太合作的四个关键领域之一，并且指出，印太各国的互联互通倡议应为《东盟互联互通规划2025》提供补充和支持，促进印太地区互通有无，从而提高该地区的竞争力、包容性和共同体意识。为此，印太各国应合力促进包括物质基础设施、制度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民间的广泛联系④。目前，东盟已经吸引了众多大国及投资机构，基础设施也已经成为在一些西方学者眼中的中美“新冷战”的前沿阵地⑤。但是，由于各个基础设施倡议在主导国、发展愿景、项目优先性、融资条件、采购程序及劳工和环境标准方面的规范不一致且缺乏协调，导致基础设施建设的治理冲突和成本增加。
（二）印太秩序下包容性的地区安全
二战后，欧洲学者针对欧洲国家的安全需求首先提出了“安全共同体”的概念。东盟作为一个地区性组织，也将建立“安全共同体”作为主要目标以应对内外挑战，并在区域合作的进程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综合安全观”，即建设“区域抗御力（regional resilience）”。目前，“区域抗御力”已经成为东盟克服共同安全问题的主要途径①。在印太秩序下，东盟坚持其一贯的“综合安全”的理念，并在《東盟印太展望》中强调“实施现有的合作，并且探索其他东盟优先合作领域，如海洋合作、互联互通、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合作”②。
东盟在印太秩序下除了保障综合安全，也更加重视包容性安全。所谓包容性安全是指不排除任何国家，各国努力实现共同安全，与同盟体系中的“排他性安全”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曾通过军事前沿部署及与其盟国及伙伴关系的网络建设促进了该地区的稳定，但是，美日等国的“印太战略”不断强调“自由”（free）和“开放”（open），看似“包容”，实质有干涉内政、排斥中国之嫌，具有明显的军事—战略倾向性。尤其是疫情暴发及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印菲双边关系加强，菲律宾邀请印度“入南海”;印澳两国防务合作升级，印度向东有实质性动作;美印准同盟化趋势加强，美国要求印度在南海发挥更大影响力。印度洋和太平洋国家对中国前后夹击，大有四方联动、围追堵截之势，南海成为四方联动的试验场。对此，东盟在阐释“印太战略”时特意去掉了“自由”而代之以“包容性”（inclusivity），反对任何导致权力失衡的可能性的出现。
目前，东盟“印太战略”中的“包容性”主要包含以下几层含义：第一，反对排除中国。虽然东盟认为中美两国都非“善意”，但是东盟反对“反华”或试图在该地区排除中国的任何战略或倡议。第二，反对干涉内政。东盟虽然对大国博弈和“大国平衡”乐见其成，而且也认同“航行自由”等价值观，但是坚决反对某些国家通过“印太战略”干涉内政。美国的“印太战略”极力强调“自由”的重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东盟的担忧，且被视为一种干涉主义政策。第三，实现印太国家之间的动态平衡（dynamic equilibrium）。东盟反对冷战期间零和思维的重现，支持大国之间建立双赢的战略伙伴关系，实现动态平衡③。第四，建设相互受益的发展框架。东盟成员国之间虽然发展阶段不同，但是必须照顾各国的特殊性，建立相互受益的发展框架以实现包容性发展。
（三）基于规则的东盟中心地位
中心性是东盟在地区合作中构建其身份的重要支撑，同时也是影响地区合作效果的重要因素。但是在实践中，大国往往在符合其利益时才会承认东盟的中心地位，不需要时则会将其抛开。例如，2009年，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推销其“亚太共同体” 概念时并未邀请东盟参与讨论④。再如， 美国特朗普政府虽然表示支持东盟在印太地区的中心地位， 却缺席了2018年的东亚峰会。因此有观点认为， 东盟居于地区合作的“中心”不是因为其战略重要性， 而是因为其相对劣势。出于对东盟丧失中心性地位的担忧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东盟在大国竞争中中立性和灵活性的降低，印度尼西亚一直以来都积极推动出台“东盟版” 的印太概念和 “印太战略”。2013年，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部长马 蒂 在 提 议 印 太 国 家 缔 结 一 项《印 太 友 好 合作条约》 （Indo-Pacific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时曾提出，这一条约应包含3个要素， 即包容性的印太、 信任与信心建设以及东盟领导。2017—2018年，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经过广泛深入的研究，出台了一份题为《印度尼西亚关于东盟印太展望的观点：
面向和平、 繁荣与包容的地区》（Indonesias Perspective for an 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
Towards a Peaceful， Prosperous， and Inclusive Region）的文件，高度强调了强化东盟主导的机制以及东盟中心性的重要性①。
在印度尼西亚的推动下，东盟开始考虑提出自己的印太构想，反对任何外部国家主导（dominate）印太的话语权②。东盟的中心性曾主要依靠外部大国的推动和支持，当大国拒绝为其提供背书时，东盟这一“中心”地位便面临崩塌的风险。因此在印太秩序下，东盟更加重视规则的重要性。东盟国家在《东盟印太展望》中特别强调应建立“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希望借助规则和规范建构起其主导地位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东盟的“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主要包含以下几个要素：第一，由东盟定义印太的地理空间和经济空间;第二，坚持传统的“东盟方式”而非法律文件或条约;第三，使用现有的东盟规范和机制，例如《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东盟国防部部长扩大会议、东盟海事论坛扩大会议以及其他“东盟+”的相关机制;第四，尊重国际法，如联合国宪章、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其他联合国条约，《东盟宪章》以及其他东盟相关的条约和协定，等等。
三、中国与东盟可共同推进“第三个奇迹”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对内聚焦改革，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对外坚持走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道路，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为“奇迹”;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东盟国家的不同文明和谐相处、经济快速发展，东盟从一个弱小、松散的地区组织逐渐成长为主导东亚合作的“领头羊”，并且为大国在本地区的互动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外交平台，创建和维护了本地区的“和平生态系统”，是为“奇迹”。1991年7月，东盟首次邀请中国外交部部长出席其外交部部长会议，双方启动对话合作进程，“东盟奇迹”与“中国奇迹”两大奇迹顺利交汇并开启了长达近30年的友好合作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双边合作的又一大“奇迹”。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与东盟合作中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印太秩序下，东盟的主要关切呈现出新的特点，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矛盾具有更强的系统性和联动性，中国—东盟关系面临新的挑战。
2020年是中国与缅甸、越南、印度尼西亚建交70周年，与菲律宾、泰国建交45周年，与新加坡建交30周年; 2021年则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 是中国与老挝建交60周年。当前是中国与东盟关系中的重要节点，且因全球及印太权力格局的变动及疫情的影响而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鉴于此，中国与东盟应在已有合作的基础上，认真考虑东盟国家的合理诉求，以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为目标， 坚持多边主义， 维护地区规则， 促進包容性的地区治理， 实现双赢和共赢。为此， 中国可依托“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促进亚欧大陆及太平洋与印度洋体系之间的联动性，突出东南亚在互联互通中的枢纽作用，强化东南亚的地缘中心性，将其提升至“印太战略”核心竞合区的位置，大幅提升东南亚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促进东盟的发展。中国与东盟国家应本着互利共赢的态度和立场，继续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促进双方关系提质升级，共同推进中国—东盟的“第三个奇迹”。
（一）以东盟的现代化为内核，带动全领域的高质量发展
东南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伴随着资本全球化的发展而不断演进。东盟成立后，逐渐摆脱对“北方国家”的被动依附而转向对世界体系的主动参与，并在此过程中进入东亚地区生产网络，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区域治理能力的显著提高，构建起集体认同意识。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东盟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形态都将遭遇巨大挑战，但也迎来重大机遇。中国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先发国家，可以凭借其自身优势加快东盟的现代化进程，维持双方合作热度、拓展合作广度、提升合作高度、挖掘合作深度，促进东盟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首先中国可借助CDVID-19疫情期间全球和地区供应链重组的机会支持新基建扬帆出海，协助打通东盟现代化起飞的经络和血脉，加快经济体系的现代化;其次，中国可通过社会服务、清洁能源和信息安全等能力建设计划等促进东盟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再次，中国可借助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构建中国与东盟民众之间的“虚拟社会”，在人员和服务流通受阻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促进中外文明的交织与碰撞，促进文化的融合。
（二）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宏观背景，促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国内国际大循环
逆全球化浪潮和CDVID-19疫情危机对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稳定构成了重大挑战。受中美贸易摩擦和疫情影响，欧美等最终产品消费市场持续低迷和萎缩，受供应链断裂影响，企业陷入停工停产。在此背景下，为培育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中国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开发国内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同时深度融入国际循环，寻求国际动力和支撑。“双循环”的经济格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中国与东盟市场之间的内外联通：第一，继续夯实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加快自由贸易区升级，同时通过促进中国国内消费市场的持续扩大和消费持续升级，逐步替代欧美成为东盟的最终消费市场;第二，继续推动“一带一路”与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加快推进东盟国家经济复苏进程，维护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第三，继续保持开放举措，深化与东盟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利益纽带，在美国“脱钩”的同时强化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密度，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三）以南海争端的解决为长期目标，切实推进中国与东盟之间安全矛盾的化解
中国与东南亚的安全矛盾本质上是南海问题。虽然经过多轮谈判，双方就“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是，南海争端的解决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印太秩序下，印度洋和太平洋国家之间的联动之势愈加明显，南海问题成为两洋互动的旋涡。对此，中国应着眼于中美关系大势及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的互动特点，有立场但克制、守道义但讲策略，发挥主动塑造的能动性，在已有谈判的基础上做出切实可行的举措，与东南亚国家讲策略、分步骤、下决心，处理好南海争端。第一，化原则为行动，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及“南海行为准则”的基础上采取实际行动，切实推进岛屿领土和海洋划界争端的解决;第二，一国一策，针对与中国存在南海争端的东南亚国家，根据争议大小和难易程度逐个突破;第三，加强南海地区功能性合作，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促进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第四，以东亚峰会为平台构建亚太与印太秩序协调机制，促成各方在东亚峰会框架内建立危机管理、冲突管理及战略管理的制度和规范，就行为边界和底线达成共识，管控分歧。
（四）以中国—东盟生态文明区建设为重点，应对后疫情时代的现代化挑战
可持续发展目标是《2025年东盟共同体愿景》的主要目标之一，同时也被列为《东盟印太展望》的重点合作领域。2020年，全球性的CDVID-19疫情再次强化了环境、卫生等可持续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凸显了地区国家在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等问题上合作以及应对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必要性。中国与东盟可以生态文明区建设为重点，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海洋生态及卫生健康等现代化的重大挑战，具体而言：第一，在中国—东盟生态友好城市发展伙伴关系框架下推动气候变化及减轻和管理灾害风险之间的跨地区和跨部门联系，借助“互联网+”等模式改善协同效应;第二，根据《东盟印太展望》中关于海洋合作的优先项列表及《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相关指导，加强中国与东盟在海洋资源可持续管理、海洋互联互通和沿海社区生计方面的合作，合力打造蓝色经济伙伴关系，同时加强海洋科技合作和研发，分享经验和最佳实践，促进海洋污染、海平面上升及海洋废弃物等问题的解决，推进南海功能性合作;第三，以抗疫合作为契机，建立防疫和生物安全合作的双多边机制，加强生物病毒研究、疫情预警、信息共享、医护资源和人力的跨区域调动和配置，建立常态化的公共健康和卫生合作制度;第四，借《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在中国云南昆明举行之机，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政策交流、信息交换及技术应用探讨，共同推进大会议程和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设计，促进生态保护优先项的一致性，推动区域绿色发展。
（五）以数字治理为手段，为双方现代化发展降本增效
2020年，CDVID-19疫情促进了经济社会形态的转变，数字经济有望成为重塑双方经济合作关系、为东盟现代化发展降本增效的重要手段。第一，中国与东盟可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纽带，西南进澜湄，东南向对接东盟东部增长区，推动智慧城市网络建设。具体而言，可依托中国与东盟东西两个方向的经济大动脉，以智慧城市为节点，通过5G基站、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新基建的建设推动相关技术和服务在沿线地区的溢出。第二，以地方互联网数据中心为核心，以点带面，产生辐射效应，打造工业数字经济。2020年，人工智能（AI）因疫情得以“落地”，智能疫情防控系统以及各个行业出于对防疫需要而采用的AI技术凸显了后疫情时代工业经济迈向数字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第三，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为支撑，对接东盟互联互通规划以及《东盟数字一体化框架》，支持数字贸易和创新，联合培养数字人才，促进无缝贸易和数字支付，推动实现东南亚地区的数字互联互通。
（六）以东盟中心性的多元化为方向，改善东盟应對地缘竞合的综合施策能力
中心性是东盟得以构建其集体认同身份及在地区合作中主导地位的根本。但是，东盟的中心性又是由特定历史背景下大国博弈的态势造就的，同时得益于大国让渡部分合作主导权。因此，东盟中心性地位的维护对大国影响具有极强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在印太秩序下，东盟的中心性再次受到挑战。中国作为“东盟+”结构的支持者，应坚定不移地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同时协助其拓展在地区合作中多个领域的主导作用，增强其“中心”地位的自主性和强韧性，塑造对中国有利的制度环境。第一，中国可以公开支持东盟在印太秩序下继续发挥“中心”主导地位;第二，鼓励印太国家在现有的由东盟主导的地区合作机制内互动，如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以及东盟国防部部长扩大会议等，反对撇开东盟“另起炉灶”;第三，支持东盟主动且积极地为印太地区合作提供规范和进程设计，维护开放的地区规则，建设包容性的伙伴关系，提高东盟应对地缘竞合的综合施策能力，推进可持续的地区治理。
注：本文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的国家科技部“海洋划界决策支持系统研发与应用”项目《周边海洋权益争端和战略利益博弈模型研究》课题（课题编号：2017YFC1405503）的研究成果;本文还得到2015年度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委托重大项目课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如何惠及民众研究》（CWZD201501）的资助。
（责任编辑：颜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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