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理想的迷失与“穆青路”上的追寻
郑素侠 陈宇恒
摘要：本文具体分析了新闻理想作为集体记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建构形态，以及在新时期面临的技术挑战与商业迷思。重温穆青“勿忘人民”新闻理想的丰富内涵，探讨了“重走穆青路”对新闻学子树立新闻理想的教育和感化作用。在传媒业面临深刻转型、传媒人新闻理想陷入“集体焦虑”的当下，穆青留给后世的“勿忘人民”的宝贵思想资源，有望为我们找寻失落的新闻理想送去光亮。
关键词：新闻理想;穆青;“集体焦虑”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1）06-0001-06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和新闻行业环境的变迁，当代传媒人面临着技术与商业逻辑带来的双重挟压。一方面，社会化媒体的兴起与技术赋权一改过往垄断的、中心化的新闻生产模式，制造了职业新闻人的身份焦虑;另一方面，新闻场域的商业变迁给传统媒体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传统媒体已经难以再为记者追求新闻的文化价值提供现实保障。
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理想与现实这两种张力的影响下，传媒人普遍陷入了新闻理想的“集体焦虑”。曾经的新闻理想在哪里？在穆青诞辰100周年之际，分析新闻理想作为集体记忆在新时期面临的挑战与迷思，重溫穆青“勿忘人民”的新闻理想追寻之路，探索“重走穆青路”对未来新闻人树立新闻理想的教育作用，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传媒人转型的时代背景，反思新时期我们如何坚守并重塑新闻理想。
一、作为集体记忆的新闻理想
新闻理想，即新闻职业理想，是指传媒人对新闻职业的想象和希望，以及对新闻职业成就的向往和追求，是传媒人对新闻职业的一种认知态度和总体评价[1]。
新闻工作需要保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而这种社会效益指的是新闻媒体以及新闻工作者为公众服务的社会责任感，也正是这份责任感，赋予了新闻行业区别于其它信息产业特殊的文化价值。把新闻报道与单纯的物质追求区分开，建构了新闻业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即新闻工作者更多地充当着权衡文化价值的“新闻理想坚守者”的角色。
随着时代的变迁与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传媒人的新闻理想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并演变为我国新闻社群对中国新闻业发展的集体记忆。作为集体记忆的新闻理想，在以下三个历史阶段分别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一）民国时期的“新闻救国”
在民国时期的历史语境中，“新闻救国”是诸多报人和记者建构新闻理想的主要话语资源。如民国第一记者黄远生的“主持公理，指斥时弊”;报界全才邵飘萍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无不承载了我国知识分子的自由理想和救国情怀。
由于民国时期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当时的新闻人主要把争取新闻业和个人的自由以及启蒙、立国与新闻理想捆绑起来。这些思想资源通过大学新闻教育以及新闻工作者有选择地加工与阐释，建构为我国新闻社群对于民国时期新闻理想的集体记忆。融入当下和平年代的新闻理想，既体现为客观、公正、独立报道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又延续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政治报国”“文人论政”的精英情结。
我国新闻社群通过不断回忆民国报人的可贵精神，不仅为了通过对“民国”这一符号资源的策略性使用，把过往的新闻理想内化于传媒人的认知结构从而建构符号权力，更是为了批判当代新闻业缺少的专业的新闻实践以及迷失的新闻理想。
（二）20世纪80年代的“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
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启动，基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语境，传媒业的改革也被提上了日程。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不断完善，新闻的商品性作为“党性与人民性”的补充而构成变革的一大特征。“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新提法和新体制，一度激发了传媒业的市场活力，也点燃了新闻工作者新的理想之光。
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新闻工作者群体，以思想性和理想主义的特征活跃在新闻舞台上[2]。从鼓吹“第二忠诚”、揭黑反腐，到用深度报道理性书写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无不折射出社会转型初期新闻工作者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参与并引导舆论、积极为改革献言献策的职业意识。这种新闻理想夹杂着作为知识分子对改革开放的向往与设计，颇具理想主义色彩。
同样，当代新闻社群对20世纪80年代新闻理想的记忆建构，一方面，出于批判和反思技术与市场双重逻辑压力下每况愈下的新闻行业权威;另一方面，通过回忆市场经济影响下传媒人职业意识的变化，映射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社群急剧转型过程中面临的职业困境和理想的没落。
（三）“黄金十年”的“推动社会进步”
根据丁方舟的划分，“黄金十年”是指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3年前后市场化媒体与调查报道蓬勃发展的时期[3]。彼时，在国家政策的主导下，媒体开始市场化运作，一改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财政全额拨款的模式，成为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其中以1992年政府停止媒体财政补贴为标志，媒体获得了更大的经济自主权，新闻从业者的收入水平也从仅受所在媒体行政级别和自身职称影响，转变为更多地受媒体盈利能力与经营水平的影响。
此外，在社会转型期各种力量激烈较量、社会矛盾增多且激化的特殊历史语境下，大批出色的调查记者涌现，推动了我国调查报道的发展。无论是把追求正义作为新闻理想的王克勤，还是把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践行到中国语境的胡舒立，无不折射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新闻理想的时代内涵：实现舆论监督，推动社会进步。
反观当代新闻工作者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新闻事业集体记忆的建构，不难发现，传媒人对于当时新闻理想与职业意识的怀念，一方面，反映了在社会化媒体高歌猛进的背景下，新闻理想实现的空间迫于政策规训、盈利压力等现实因素而日益缩小;另一方面，则是传媒人通过缅怀“黄金十年”媒体行业宽松的业务自主与经济自主来反思近年来激增的生存压力。
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20世纪80年代或是20世纪90年代的新闻从业者，都在无形中受到所处社会结构因素的制约，不断在新闻理想与个体生存经验、制度规范的张力中做出选择。而正是这种理想化的“新闻理想”叙事，折射出当代新闻人坚守新闻理想面临的职业困境。
二、快速变动时代新闻理想的“集体焦虑”
每一个时代的新闻理想，都因传媒人的现实需要或高校新闻教育研究者的学术旨趣而被有选择地加工、阐释，进而构建成当代新闻社群关于新闻理想的集体记忆。其悬置了每个时代的历史语境以及传媒人个体情形与新闻实践之间的矛盾，将他们的新闻实践活动、人格与精神理想化，服务于对现今媒介环境的批判。当下，传媒人面临着技术与市场逻辑的双重挟持，新闻理想的“集体焦虑”在所难免。
（一）技术与智能算法对新闻主体性的威胁
新媒介技术一改过去大众传播时代的“渠道为王”，技术赋权让受众摇身一变成为用户，全方位改写了传统的新闻生产、分发模式。
从传播端来看，以职业记者为生产主体、通过“把关”将新闻呈现给受众的单向传播模式，被移动互联网的多节点、去中心化的网状互动模式所取代，用户自主生产内容与众包新闻模式应运而生。无处不在的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设备，不断为社交平台的公共论坛、人际网络注入碎片化的信息流，加之其特有的社交元素赋予信息以新的传播价值、社交价值，大大挑战了传统媒体对时空维度的控制力。
在这样的技术语境下，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身份正在模糊化，传统的新闻生产与把关向公众、社交平台、算法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式新闻策展转变;新闻生产与把关体现为职业记者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动态实践，专业媒体不再掌控对新闻事件进行阐释的主要话语权，新闻业正呈现出“液化”状态[4]。在不断变动的媒介生态中，传媒人需不时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因此面临着更多职业身份带来的深层焦虑。
算法与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已逐渐渗透到新闻生产的全过程，也必然带来一些新的生产模式[5]。过去由人工主导的制作并发布新闻的过程，转变为人机协同下的新闻生产模式。大数据发掘新闻线索、机器人新闻写作、传感器收集用户生理反馈信息、算法实现精确分发等日新月异的新媒体实践活动，正不断威胁着传媒人的主体性，并对此提出了更高的职业素质要求。
总之，日新月异的新媒介技术正不断改变着当下的媒介生态，形成了多主体协同参与的新闻实践活动。传受界限的消弭、智能主体对传媒人主体性的威胁、新型新闻生产对传媒人角色定位的重塑等现实因素，对于传媒人来说，可谓挑战与机遇并存。
（二）市场与商业逻辑对传媒人生存空间的挤压
由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平台为用户提供了免费的数字基础设施以及相应的内容服务，加之新媒介技术在时空层面的优势，对传统媒体的经济效益造成了严重打击，使得传统新闻从业者失去了践行新闻理想的基础保障，面临盈利危机与人才资源匮乏的重压。
由于数字技术的发达、资本市场的强大支持等优势，平台资本建构起了社会各要素的连接与再连接，形成了内容网络、人际网络以及物联网的基础性连接，使网络成为社会生活的基础设施。仅从内容资讯的角度来看，基于人际关系网络的社交分发以及智能算法分发已经占据社会性传播的半壁江山。然而大部分传统媒体受制于体制的约束、规模的有限、技术的落后以及经营水平的迟滞，在互联网时代的流量之争中呈明显落后趋势。
因此，在日益逼仄的生存空间的影响下，如新闻寻租、过分强调以市场为主体而忽略公共利益、牺牲新闻真实性换来时效性等，传统媒体时代就存在的媒介伦理失范问题变得日益严重。而新闻伦理失范问题的频发，则愈发导致传媒机构的公信力日益下滑。
互联网时代技术与商业逻辑常以相互交织的效果机制发生作用，对新闻人产生双重压力。由新媒介技术所引发的新闻业务与自我定位层面的巨变，以及媒介市场格局重新洗牌所引发的传统媒体地位下降，是我国新闻工作者坚守新闻理想所面临的“残酷现实”。
在此过程中，新闻人或调适文化目标，或在新旧制度化手段之间做出抉择，衍生出以下四种职业流动类型[6]：1.创新：对于那些仍怀有新闻理想的传媒人来说，转入新媒体是一种重新平衡制度性保障与文化价值目标的创新选择;2.仪式：传统媒体给予个体的生存压力迫使部分新闻人放弃文化目标，向工具理性与制度性规范妥协，另谋高就;3.退却：由于无法找到合适且有效的平衡新闻理想与社会结构的方式，部分传媒人被迫采取一种表面上放弃新闻理想，实则微调其文化目标，以从事新闻教育的方式保持着与新闻理想之间的关联;4.反抗：部分传媒人颠覆传统媒体的文化价值与制度规范，主动以商业逻辑重新构建新的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
三、聆听穆青：“怀疑”的时代更需要新闻理想
当代传媒人通过悬置不同年代的制度规范等结构性因素对新闻业的制约，重新构建新闻理想的标准叙事，在批判现实的同时，表达一种身份认同。即在传媒人心中，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们坚信新闻理想的根本内涵没有变化。穆青所处的时代虽在制度规范与社会结构方面与当代有着较大的差异，但是穆青的新闻实践与思想内核依然是变动时代中不变的“理想”。
出生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在实际行动中参与了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穆青，以“讴歌我们的时代和人民”为新闻理想，写出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新闻名篇。从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到累死在修渠工地的党委书记孙钊，穆青先生通过对一个个典型人物的描写，准确把握时代脉搏，记录了祖国大地的沧桑巨变。
（一）“衙门里跑不出名记者”：重塑新媒介环境下新闻人的角色定位
1983年在新华社国内部编前会议上，针对部分记者不深入采访的现象，穆青一针见血地指出，“衙门里跑不出名记者”，“尤其在分社的同志，只在省直机关跑是不行的，一定要到基层中去，到各條战线的第一线去，到群众中间去。这样才能发现许多新鲜、生动、活泼、意义重大的问题和题材，锻炼出一批有出息的记者”[7]。
穆青为了写好《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与同事一起多次赴兰考采访在焦裕禄身边工作过的人员，核实细节，要求“必须保证全部事实绝对无误”[8]。凭借扎实的采访作风，穆青掌握了第一手鲜活的资料，写出了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稿件，塑造了感动亿万国人的先进典型——焦裕禄。
反观当下的媒介环境，业余传播者所提供的信息碎片化、浅层化、缺核实、时空顺序混乱等固有劣势，为专业媒体的介入提供了协同行动的空间。而新闻工作者的传统技能：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信息核实成为这个浮躁的网络时代可贵的资源。因此，当代传媒人的自我定位应更倾向于通过踏实、深入的采访，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来修补碎片化的新闻传播范式。
（二）新闻的主角是群众：拯救迷失的公共性
1946年穆青任东北日报社采通部主任时，撰写了一篇文章《新闻的主角是群众》，对《东北日报》的新闻报道工作提出了改进意见：“我认为必须在我们一切写稿同志中间，更明确地强调一个问题即：写群众”。穆青强调，必须多反映群众最迫切的需要、最关心的情况，少反映那些与群众无关的情况。“人民群众才是我们新闻报道的主体，我们新闻工作的服务对象。我们没有理由轻视他们，忽视他们”[9]。
在与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同志的一次谈话中，穆青坦露了他将人民作为新闻报道主角的动因：“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应当成为我们报道的主体。我们的新闻人物是指那些在平凡岗位上经年累月做出了不同凡响的成绩，值得人们学习和敬仰的，堪为楷模的人物”[10] 。
在穆青看来，人民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及他们的切身利益应是新闻报道的主体。纵使当时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新闻报道以服务经济建设为主，但是穆青先生思想中所折射的新闻报道的公共性对当下仍具启发意义。
反观当下的媒介环境，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算法的介入导致新闻价值内涵改变。在商业逻辑的导向下，平台为了争取更多的流量资源，使算法的价值判断从强调公共性向基于内容消费者的个性化信息需求转变，即从重视整体到强调个人，从客观上的“什么值得被社会关注”到主观上的“个体想关注什么”。加之社交平台的关系分发及其商业化、娱乐化的分发式热点的冲击，公共性在目前的信息分发市场中可谓摇摇欲坠。
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传媒人更应该坚持对人民群众负责，在媒介融合的过程中与平台合作，提供更多人民群众关心的公共信息与建设性新闻。传媒人仍需保持有公共价值的、具有专业水准的、多方面平衡的内容供给。
（三）“勿忘人民”：亘古不变的新闻理想
穆青先生曾深有感触地写道：“要当好一个称职的记者，我的目光和笔触时刻也不能离开人民，特别是生活、战斗在第一线的人们”。穆青还对年轻的记者说过，成才没有秘诀和捷径，最根本的就是要做到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负责和热爱人民[11]。
“勿忘人民”的新闻思想是穆青新闻思想中最丰富和重要的部分，始终贯穿于穆青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新闻实践当中。穆青曾谈到，“前不久，一家地区报的一位记者问我：‘记者怎样才能成才？我告诉他，记者不能整天想着成才。成才没有捷径，也没有秘诀。我为他题写了‘勿忘人民四个大字，勉励他把根扎在人民群众之中”[9]。
在穆青看来，新闻工作者一定要热爱新闻事业，时刻铭记自己的职业对社会和人民应该承担的责任。无论是以人民的生活面貌为报道的源泉，还是在报道中反映群众的呼声、意见和要求，都应处处体现“勿忘人民”的职业意识。
社会语境的变化并没有曲解人民的概念，同样没有曲解我国新闻事业的精神内核。每个时代的新闻工作者都处在各种制度规范与其“理想”的张力中，制度规范对新闻人践行文化价值目标的阻力从未消失，只是因时而变，面对技术与商业的双重挟压，传统媒体应对转型危机的根本仍然在于坚守新闻理想，它不仅为传媒人适应新媒体时代媒介生态的变化提供指引，更是整个新闻社群在变动时代维护身份认同、重塑职业正当性的根基。
四、“重走穆青路”，追寻失落的新闻理想
面对技术与商业的双重挟压，当代传媒人或是留守传统媒体，或是借助新媒体优势延续新闻理想，或是直接代之以工具理性与个人职业目标，又或是主动、被动地疏远了新闻理想的本色。新闻理想的紊乱、迷失与践行之难，折射出当代传媒人焦虑的生存状态。
但无论外界如何风云变幻，新闻人心中的理想之火不会磨灭。作为新闻教育工作者，我们希望通过竭尽所能的努力，在新闻学子——未来新闻人心中播下新闻理想的火种，让新闻理想在新闻学子心中早早生根发芽。自2005年起，新华社—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在董广安教授的倡议下，发起“重走穆青路”活动，研究人员带着新闻学子沿着新闻前辈穆青当年革命和采访的足迹，探寻王进喜、潘从正等穆青笔下的模范人物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寻找失落的新闻理想和“勿忘人民”的穆青精神，带领新闻学子开启了“重走穆青路”的第一站，赴穆青的家乡——河南扶沟和兰考寻访穆青笔下的英雄人物。15年间，20期“重走穆青路”，行程近10万公里，足迹遍布祖国各地（如表1所示）。
在“重走穆青路”活动中，新闻学子用脚丈量着穆青走过的大地，寻访穆青笔下的英雄人物及其后代，通过历史资料搜集、深度访谈和焦点团体访谈来“打捞”穆青的新闻实践史，通过当事人的回忆再现穆青的采访作风和新闻理想。笔者及团队成员希望通过这样的体验式教学，让新闻学子切身感受到穆青从一名文艺青年成长为人民记者的过程中在思想上发生的蜕变，体悟穆青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行动抉择，以及他始终如一的家国情怀、不负人民的新闻理想。
通过“重走穆青路”这样的活动来唤醒新闻学子的集体记忆、重温新闻人的光荣与梦想，得到了全国新闻传播类院校的呼应。2014年8月，重庆大学新闻学院联合新华社—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带领新闻学子走进兰考，寻访穆青笔下的焦裕禄及其后代，看兰考大地的巨大变化;2017年5月，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与新华社—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联手成立“重走穆青路之广东行”联合采访团，追随穆青当年采写《风帆起珠江》的足迹，重温穆青“勿忘人民”的新闻理想，寻访时代变迁中不变的穆青精神。
2018年11月，“重走穆青路”赴兰考寻访焦裕禄精神的活动，在国家博物馆参加了“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型展览”，唤醒了公众对新闻业的希翼，激发了新闻学子的职业认同。郑州大学穆青新闻实验班学子“重走穆青路”活动作品《穆青新闻实验班学子的家国情怀》（第一辑、第二辑）已结集公开出版。
五、结语
穆青虽然已离我们远去，但他“勿忘人民”的新闻理想仍是当代新闻人前行路上的烛光。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范敬宜在为《十个共产党员》所作的序言中，曾这样饱含深情地评价穆青：“（他）把根扎在最厚的土层里，所以他有最肥沃的养分，他的作品也能代表最大多数的人，他能用最底层的事感动最高层的人”。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也穆青诞辰100周年，在穆青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重温穆青的新闻理想，并祈愿穆青这束烛光，能够照亮传媒业未来发展的道路，为焦虑的当代传媒人送去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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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楚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