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速成中学：“向工农开门”的勇敢探索
孙超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工农速成中学是党和国家为贯彻“向工农开门”的教育方针，巩固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并以苏联工农速成教育的模式和经验为基础，进行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工农教育之路的勇敢探索。学校的开办极大地提高了工农阶级的政治认同，起到了良好的宣传示范效果，培养出一批国家建设发展亟须的工农干部和专业人才。回顾其发展历程和开设意义，有助于当下教育制度的系统优化与完善。
关键词 中小学党建；
工农速成中学；
新民主主义教育；
工农干部；
教育制度优化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384（2021）06-0020-03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1950年至1958年间，曾经存在过一种为培养青年和成年工农干部而创设的新型学校—工农速成中学。这种学校是党和国家为贯彻“向工农开门”的教育方针，巩固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并以苏联工农速成教育的模式和经验为基础，所探索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工农教育之路。实践证明，虽然工农速成中学举办的时间并不算长，但是全国各地的工农速成学校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培养出来的工农学员没有辜负黨和人民的期望，在各条战线各个岗位上起到了他们应有的作用。工农速成中学在共和国教育发展的历史上谱写了重要篇章，其地位和价值在今日看来仍值得肯定。回顾工农速成中学的发展历程和开设意义，对于当下教育制度的系统优化与完善有很大助益。
一、建设工农速成中学的重要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教育要为新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服务。作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工农速成中学必然体现并维护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
1. 极大地提高了工农阶级的政治认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得长期受“三座大山”压迫的工农阶级翻身做了国家主人，这种转变必然要求工农自身在文化教育领域争取因长期受压迫而丧失的受教育权利。以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和举办为大学提供重要生源的工农速成中学为标志，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在19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得到了贯彻执行。
首先，工农速成中学更加有效地激发了工农阶级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忠诚以及建设新社会的决心，增强了他们当家做主人的历史使命感。在校学习期间，工农学员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原本朴素的阶级情感上升为理性认识，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形势，巩固和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意识和水平有了空前的提高。学员们积极参加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和必要的条件，为政治建设和生产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其次，工农速成中学可以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层面的领导权，将工农干部和积极分子进行思想政治上的整合，对其进行爱国爱党教育。学校不仅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地方，同时也是进行思想宣传和政治教育的重要场所和阵地。工农速成中学的创办，使中国共产党在话语权上形成一股强大的宣传力量，对民众产生吸引力和凝聚力，能够有效团结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为国家的建设贡献力量，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最后，创办工农速成中学是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知识分子政策不仅包括对旧知识分子的改造，还包括培养自己的新型知识分子。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大多数都是政治觉悟高、业务能力强的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这些工农阶级中涌现出来的先进英雄、模范人物与积极分子，是企事业单位和农村中党和行政领导联系和教育工人群众、改进技术、推动生产的有力助手。工农学员在工农速成中学提高了思想觉悟和文化程度，有些还进入大学进一步深造，这些学员重新参加工作后大多数都能发挥骨干作用，团结和教育了更多的知识青年。
2. 起到了良好的宣传示范效果
工农速成中学是我国特殊历史时期因特殊需要创办的特殊学校，从建校之初，就受到了党和国家老一辈领导人的特别关怀与爱护。1951年国庆节，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举着校旗参加天安门的游行，经过天安门城楼时，学生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招手回应学生，并高呼“工农学生万岁”，在共和国教育历史上，只有工农速成中学曾经获此殊荣。在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的开学典礼上，因其“首创”的特殊意义，不仅有时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副部长钱俊瑞、韦悫、林砺儒出席参加，而且朱德总司令也到会祝贺，规格之高前所未有。
工农速成中学在政治上起到了很好的宣传示范效应，成为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业绩的一个窗口。同时，这种新型的培养工农干部的学校也代表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形象。以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为例，学校刚办起两三个月，便被教育部确定为接待外宾参观单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印度、缅甸、越南、印尼等国家的贵宾都曾来访，其中包括印度总理尼赫鲁、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等。该校还接待了全国成百上千教育同行的参观学习，扩大了学校的影响，起到了向全国同类学校的示范作用。
二、工农速成中学的人才培养状况
从1950年开始招生到1958年最后一批学生毕业，全国工农速成中学在全国范围共招生64740人，毕业43293人。[1]由于工农速成中学的办学定位比较合理，大部分学生都可以在3年左右的时间内完成中学学习任务。通过有政策倾斜的考试，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的学生大都直接升入了高等学校。大学毕业后他们被分配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多数成为国家的建设人才，有的进入科研院所或学校，成为高级研究员、教授、讲师、校长；
有的进入生产领域，成为航空航天专家、工程师；
还有的成为新闻传播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这些工农学员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创造了非凡的业绩。正如蒋南翔在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1953级开学典礼上所讲的那样，学校的培养目标是使这批工农学生成为有知识、爱劳动，德才兼备、体魄健全的新型知识分子，成为知识分子队伍中最健康最新鲜的血液。实践证明，创办工农速成中学这样的新型学校是完全必要的。
以中国人民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为例，该校“培养了大批做出过积极贡献的优秀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前后约计2400人。据粗略统计，历届毕业的学生中有约四分之三者能够考入高等学校继续深造；
其中有一些考入留苏预备班。”[2]毕业生郝建秀原系青岛国棉六厂工人，从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毕业后，她考入华东纺织工学院学习，最终成为纺织战线的重要领导人物；
著名作家高玉宝，毕业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
还有许多校友毕业后在各行各业都做出了显著贡献。
再如，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在1951年到1954年共招收学员1189人，毕业后升入高等院校继续深造的学生为567人，其中升入清华大学学习的195人，此外还有部分学员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在1984年编写校史之际，收到100名毕业生寄回的调查表，从毕业生所反馈的职务信息来看，担任技术及技术领导工作的有59人，担任高等院校讲师、工程师、中等专业学校校长的有39人，担任管理工作的有40人。如1951级1班的杨广文，入学前已工作多年但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于1954年7月畢业后考入留苏预备学校，以“优等”成绩毕业后回国，曾任北京市计算机工业公司的总工程师。又如1951级1班李思问，在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改革开放以后担任清华大学总务长，被选为校党委常委兼后勤党委书记。
在工农速成中学就读的学生中，也有一些在毕业后由于各种原因未能进入大学深造，但四年的中学学习生活提升了他们的思想水平和文化科学知识储备，对他们后来的工作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如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1953级秦兰昌，虽由于家庭困难未能进入大学深造，但在工作岗位上表现突出，后曾任芜湖造纸厂厂长，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1954级祁荣茂，后曾任内蒙古电视台副台长，在内蒙古的广播事业发展中做出了很大贡献。[3]
三、工农速成中学对于优化当下教育制度的启示
从历史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学制系统本来是专为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制定的。1951年学制改革时将工农速成中学纳入正规学制体系，为早年失学的成年人单设一个系列，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教育制度设计的一次重要尝试。当时创办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的直接动因便是为改革旧学制、创立新学制做准备。工农速成中学虽属成人教育机构，但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平民学校、民众学校又有所不同，是培训工农干部的学校，是为准备升入高等学校的工农阶级提供预备教育的特殊教育机构。尽管中国的工农速成中学借鉴并移植了苏联工农速成中学的办学策略，但苏联的工农速成中学并没有在其学制系统中拥有法定地位，因此，中国的工农速成中学学制实验是史无前例的。这样的制度设计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方式，彻底改变教育只为少数精英阶层服务的不平等状况，进而实现公平正义的政治理想。
这种政治理想的实现，在途径上主要是依靠增加工农阶级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由于长期以来工农阶级在教育体制，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中处于弱势地位，文化资本的缺失使得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处在极为不利的弱势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办工农速成中学以及后来向工农阶级开门的高校招生政策，以及“文革”时期推荐上大学的做法，其直接目的就是增加工农阶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种实现政治理想的途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通过以创办工农速成中学为主要内容的学制改革，使得大学新生中的工农成分有了显著提高。1953年至1958年这段时间，我国高等院校一年级新生中，工农成分的学生显著增加：1951—1952学年，全国高等学校工农学生只占在校学生总数的19.08%，到了1953年，工农成分学生所占比例为27.4%，到1958年这样的比例提升到了63%。[4]
如何增加工农阶级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是一个历史命题，也是一个时代命题。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导致的社会阶层分化和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又让此问题凸显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人农民作为最大的社会职业群体，其社会地位也是起伏波动的。最初，他们作为最革命的阶级，是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依靠力量。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发展变迁，工农阶级出身的学生在高考中学业成就总体上偏低，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逐渐处于劣势地位。综合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通过创办附设于高等院校的工农速成中学来提高工农阶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做法虽值得商榷，但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过分追求效率、忽略对弱势群体的关照的做法相比，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均等的状况。但效率和公平总是相伴相随的，如何在大学的学术人才招考要求和增加工农群体高等学校入学率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仍是目前困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大难题，有待我们持续探索。
参考文献：
[1] 顾明远.中国教育大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下）[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1636-1647.
[2] 刘彭芝.情深意切忆母校[M].北京：中国税务杂志社，2000：33.
[3]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特殊篇章：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创校四十周年纪念文集[Z].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自刊，1991：22.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三十年全国教育统计资料（1949-1978）[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85.
（编辑 杨晓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