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儒家文化的认识和态度
张卫波?王瑞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日益紧迫的民族危机刺激下，中国共产党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强调要重视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和继承。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对儒家文化进行研究和评价时，比较注重发掘儒家文化所蕴含的进步因素。这无论是对提高民族文化自信，还是推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儒家文化，都有积极意义。目前，学术界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儒学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黄延敏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儒家思想的研究》，秦宁波的《论抗战时期毛泽东对儒家哲学问题的研究》，吴增礼、李亚芹的《儒家思想与刘少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进路》等。本文侧重于阐释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儒家文化的研究、认识与态度，从而进一步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一、关注儒家文化的缘由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者鉴于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开始调整政策，大力倡导停止内战、团结一致、共同抗战。1937年春，在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时，毛泽东明确申明了这一点，指出：“共产党决定实行的各种具体政策，其目的完全在为着要真正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因此必须实现国内和平，取消两个政权的对立状态，否则对日抗战是不可能的。这叫做将部分利益服从于全体利益，将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国内任何政党与个人，都应明此大义。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同时，他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2—484页）
随着日军侵略步伐的加快，为了救亡图存，中国共产党比以往更加重视民族自信心的建设，要求高度提升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反对一切悲观失望、妥协投降的倾向。同时，更加重视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如毛泽东曾多次谈及民族文化继承问题，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此基础，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25日）在他看来，“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周恩来也要求重视历史文化研究，主张提倡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指出：“优良的传统都应该提倡，但是要正确地发展。要抽取好的，排斥糟粕。不要以为凡是研究古典的书就是复古。”（《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受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主张的感召和影响，大批文化人和知识青年冲破重重阻碍，来到了延安。其中不乏在文化界已颇有影响的文化名人，如艾思奇、丁玲、陈伯达、周扬、何干之、柳湜、何思敬、尹达、张仲实、范文澜、吕振羽、王学文、欧阳山、冼星海、艾青、萧军等。这些文化名人来到延安，除了从事文艺创作之外，还参与组建了很多文化社团。据不完全统计，仅延安就有近百个文化社团，包括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救亡协会、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新哲学研究会等。这些文化社团成立后，不仅经常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各种文化活动，而且还创办了数量众多、类型齐全的报纸期刊。这都为延安知识分子之间的学习和交流提供了重要阵地，成为延安文化界传播宣传其思想的重要渠道。
面对日本侵略者大肆破坏中国文化，推行奴化教育，抗日根据地文化理论界大声疾呼要保存中国文化。1938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救亡协会”在其成立宣言中提出：“为保卫祖国，为保卫中华民族的文化，为发展中国文化中最优秀的传统，为创造中国崭新的文化，而尽自己最后一滴血。”（《陕甘宁边区文化救亡协会成立宣言》，《新华日报》1938年1月15日第4版）5月，在《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中，他们进一步指出：“我们文化界的战士，必要明白不易地宣布，我们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传统的继承者。我们不但要‘开来而且是要‘继往的。”同时，他们将文化兴衰与抗日救亡联系在一起，认为“中国文化的存亡是取决于民族的存亡的，如果中国民族灭亡，那就将是中国文化的灭亡”。为此，他们主张通过抗战来保卫和发展中国文化，呼吁“在抗战中，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来保卫祖国的文化，发展祖国的文化，并由保卫祖国的文化和发展祖国的新文化的工作中，来帮助我们抗战的广大动员，帮助我们抗战的贯彻到底，帮助我们抗战得到最后胜利”（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解放》第39期，1938年5月22日）。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及其理论界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
陕北公学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图为陕北公学开学典礼的老照片。
二、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辩证分析儒家文化
中国共产党及其理论界对儒家文化的讨论，首先是从毛泽东、张闻天、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等人对孔子及其思想的关注和评价开始的。
陈伯达于1937年8月底到达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列学院任教。其间，陆续写了《墨子哲学思想》《孔子哲学思想》《老子哲学思想》等文。這些文章的主要特点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墨子、孔子、老子的思想进行分析和评判。文章写成后，他先送给毛泽东、张闻天评阅，希望他们能够提出一些意见，以便修改。
收到陈伯达的这些文章后，毛泽东仔细阅读，并回信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1939年2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的信》中，首先对陈伯达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思想表示肯定：“伯达同志：《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1939年2月20日和22日，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信中，谈了他对陈伯达《孔子哲学思想》的一些意见：“伯达同志的《孔子哲学》我曾经看过一次（没有细看），觉得是好的，今因你的嘱咐再看一遍，仍觉大体上是好的，惟有几点可商榷之处开在下面，请加斟酌，并与伯达同志商量一番。我对孔子的东西毫无研究，下列意见是从伯达文章望文生义地说出来的，不敢自信为正确的意见。”信中，毛泽东认为：“‘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在他看来“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鉴于国民党政府大谈尊孔读经，毛泽东认为对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为了区别于国民党大谈孔子道德，他主张用历史的唯物论对孔子的道德思想进行批评和评价，指出：“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163页）
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对孔子及其思想进行分析和评价时，态度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倡导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对儒家文化进行历史的评判。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同艾思奇、范文澜就儒家文化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艾思奇于1937年秋辗转到达延安，先后任教于陕北公学、马列学院、中央党校。1939年5月，艾思奇编著的《哲学选辑》由延安解放社出版。对于该书，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反复阅读、批注，至少读了3遍，批注有3200字之多。在谈到中庸思想时，艾思奇认为“中国的中庸思想常常被曲解为折衷主义，或者妥协调和主义”。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批注道：“中庸思想本来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孔子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针对艾思奇认为“中庸思想中的精华，是辩证法的”这一观点，毛泽东指出“他只是辩证法的一要素，如同形式论理之同一律只是辩证法一要素一样，而不是辩证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360、361、364、380页）。
范文澜于1940年1月到达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教研室主任。他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底，特别是对先秦诸子和经学演变的历史有着深入研究，著有《群经概论》。到达延安后，他经常参加延安新哲学会的活动，并于八九月间应邀在刚建成的中央党校大礼堂作了三次中国经学史的讲演。毛泽东听了前两次演讲，第三次因病未参加。后来范文澜将演讲提纲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了这个经学简史的提纲后，很感兴趣，专门写信给范文澜，就经学问题进行探讨，他说：“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信中，毛泽东还十分谦虚地说：“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关于经学问题给范文澜的信》，《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6页）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范文澜对《中国经学史的演变》提纲进行了修改，并将其发表在《中国文化》第二卷第二期、第三期。在正文之前，他谈了自己用马列主义方法研究经学的旨趣。他说：“我对这门学问，既所知有限，籍以批判经学的马列主义，更未能窥见途径，谈不到正确运用。那末，我这次试讲，一定错误很多，毫无疑问，我把讲演提纲发出来，希望学界友人，尽量给它严厉的驳正。使它完成研究经学的初步任务。”正文中，他对“经是什么”“经怎样产生的”“经讲些什么”“经典经学”“经学史的分段”“经学的发展规律”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经是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方面压迫人民的工具”，“经是封建社会的产物”，“经本是古代史料”。在他看来，经学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和三个阶段：“汉学系—— 从孔子到唐人九经正义”，“宋学系—— 从唐韩愈到清代理学”，“新汉学系—— 从清初到五四运动”。他断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经学“必然趋于灭亡”，“必然改变经学为史学”。（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 延安新哲学年会讲演提纲》，延安《中国文化》第二卷第三期，1940年11月25日）
在對儒家经学演变过程进行梳理的同时，范文澜还潜心撰写《中国通史简编》，并于1941年5月完成第一编。他在该书第四章第九节、第十节专门谈了自己对孔子及其学说的认识和评价，认为“孔子确是封建社会集大成的圣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伟大代表人”，“他的学说的某些部分，也表现了汉民族在文化特点上的某些精神形态”。他主张批判地对待孔子的“繁复的学说”，认为孔子“给中国人民留下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国人民必须珍重这一份遗产”，“要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首先要研究儒学的经传”。（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02、203、205、209、211—212页）
对于范文澜的经学史研究和《中国通史简编》，当时的延安文化界给予高度重视和积极回应。如被称为“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就专门致信范文澜，对一些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孔子作《春秋》，开始了中国编年纪事的例子，这是他大的功劳”（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吴玉章传》编写组：《吴玉章文集》下册，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842—843页）。
这期间，也有人担忧会出现用孔子思想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偏向，主张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孔子及其学说。如王明认为：“不能庸俗化和牵强附会”，“不能以孔子的折衷和烦琐哲学代替唯物辩证法”，“不能以中国旧文化学说来曲解马列主义，而要以马列主义来了解和开发中国文化”。〔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 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97—998页〕
由此可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儒家文化的认识，已经开始由五四时期尖锐犀利的批判，转向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剖析，进而挖掘其积极因素，批判地借鉴采纳。
三、研究和评判儒家文化的特点
同五四时期相比，同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儒学研究相比，中国共产党及其理论界对儒家文化的认识和研究表现出以下鲜明特点。
第一，既继承了五四传统，又有现实针对性。全民族抗战时期，无论是中共领导人，还是理论文化界，之所以再次高度关注对孔子的评价和儒学研究，重要原因在于当时的国民政府、伪满政府、汪伪政府乃至日本人都打出孔子旗号，提倡尊孔读经。针对这种偏向，中国共产党及其理论界主张继承五四传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孔子和儒学进行批判和研究，以区别于其他政治派别的尊孔读经，指出：“和五四一样，而且要更进一步地，在我们发扬民族道德及优秀传统的努力中，必须彻底清除一切有害遗物，一切已经和可能被汉奸日寇所利用的文化传统，必须严格地分别出来。”（艾思奇：《五四文化运动在今日的意义》，《新中华报》1939年4月28日第6版）
第二，借鉴和吸收儒家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宣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例如：针对当时有人攻击“中国共产党不要国粹，唾弃固有文化，所以经学消灭了”的言论，范文澜就进行了有力批驳。他说：“中国共产党是实践马列主义的政党。它不会利用封建文化来欺骗青年，也不会无视历史事实而一笔抹煞。它要用马列主义的尺度，估量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批判地采取优秀部分来丰富中国无产阶级的新文化。”（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 延安新哲学年会讲演提纲》，延安《中国文化》第二卷第二期，1940年10月25日）
艾思奇也认为，儒学所倡导的一些道德信条，如果对其中的精华进行改造和提高，也可以成为共产主义新道德的一部分。他指出：“中国历史上许多宝贵的伦理思想，是可以在共产主义者身上获得发展的无产阶级的新的道德，像前面说过的一样，并不是简单地对旧道德的否定，而是对它的精华的提高和改造，是使旧道德中的积极内容获得进步，这是共产主义者和漠视一切道德标准的相对主义者不同的地方。”（艾思奇：《共产主义者与道德》，《解放》第51期，1938年9月8日）
1939年4月26日，中共中央还专门发文号召“对国家尽其大忠，对民族尽其大孝”，指出：“必须号召全国同胞实行这种最高的民族道德，这就是对于古代的封建道德给了改造和扩充。共产党员必须成为实行这些道德的模范，为国民之表率。党员过去已是这样做的，今后更应努力。如果不这样做，就不是共产党员，在共产党中没有他们的地位。因为一个真正的孝子慈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职的人。这里唯一的标准，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而不是仅仅忠于少数与孝于少数。”（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8—59页）
1939年7月，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更是广泛借鉴儒家文化中一些修身养性的方法和内容，并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涵，认为：“共产党员是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更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修养。”（《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页）
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8、319页）
第三，肯定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朴素因素。如艾思奇认为：“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社会，曾是中国历史上一切伟大思想家所共有的理想。从老子、墨子、孔子、孟子，以至于孙中山先生，都希望着世界上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能够出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为滋养料，而从中国民族自己的共产主义的种子中成长起来的。”（艾思奇：《五四文化运动在今日的意义》，《新中华报》第26号，1939年4月28日第6版）胡蠻在《鲁迅对于民族的文化和艺术问题底意见》一文中指出：“在民族文化里，孕育着世界‘大同的文化。在形式上，各民族的文化在自己发展的路途中也逐渐逐渐彼此融合着融合着成为国际形式的成分。因此，国际主义者不特不反对民族文化，而且还要发展民族文化。”（见《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2月15日）
总之，在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文化理论界继承五四传统，针对当时各种“尊孔读经”现象，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比较集中的研究和评判。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对孔子及其学说进行总结和分析，为人们以新的眼光看待和认识儒家文化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开启了近代以来儒学研究的新领域。不仅如此，他们在对儒家文化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借鉴和吸收了其中的有益成分，不仅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还丰富了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内涵，影响深远。
〔张卫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及中国共产党思想文化史研究。王瑞，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化与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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