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研究综述
【摘 要】十余年来，国内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的研究成果日渐丰富。这些成果大部分集中在八个方面：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可持续发展、开发模式、具体开发对策、资源评价、空间结构、旅游扶贫、社区参与。此外，随着不同学科门类相互间的交叉研究的增多，国内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研究内容也将在未来显得越来越多元化。
【关键词】遗产旅游;非遗旅游;少数民族;综述
【作 者】谢镕键，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旅游学院副教授。海南三亚，572022。
【中图分类号】F59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2-0177-0009
一、引 言
遗产旅游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文化遗产旅游、自然遗产旅游。本文以国内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遗产旅游的研究成果为研究对象，包括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也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文章选择的数据来源包括当当网、亚马逊网、孔夫子旧书网能查到的专著，以及中国知网收录的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南京大学CSSCI核心期刊论文、博士论文。论文方面，首先在中国知网“期刊高级检索”中以“遗产旅游”和“非遗旅游”为主题进行“核心期刊+CSSCI”检索，并对同名作者的核心期刊论文进行二次检索，减少遗漏。接着，在中国知网“博硕士”以“遗产旅游”为主题进行检索。对检索得到的论文、专著进行阅读后，保留与国内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有关的研究成果。截至2020年11月12日，共查到115项成果。其中，专著9部，博士论文2篇，核心期刊论文113篇。结果表明，国内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八个方面：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可持续发展、开发模式、具体开发对策、资源评价、空间结构、旅游扶贫、社区参与。此外，其他主题的研究成果有近20篇。
二、国内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研究内容
（一）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保护与开发关系的研究
杨桂芳著述了《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旅游环境研究》，以旅游活动为中心，对旅游的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商业环境进行调查，力图寻找一条开发与保护并行不悖的共赢之路。[1]179～191贺剑武、陈炜、黄玲芳认为广西百色布洛陀文化的遗产旅游应该实施保护性开发策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经济发展的双赢。[2]余丹认为民族节庆旅游开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科学合理地结合，一方面丰富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动力。保护和开发要遵循原生态的原则，让社区居民参与，进行规范化管理、整体性保护。[3]王雪、杨存栋以内蒙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为例，说明遗产旅游开发需要重视保持本民族文化的原真性，在分类的基础上选取合适的开发对象，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4]周晓涛从地方立法的角度出发，对西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的现状进行了评述，提出必须明确确立行政主管部门的地位，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归档，对传统习俗进行恢复保护。此外，他阐述了立法的基本体系，对保护的模式和相关权利的主体、内容进行了探讨。[5]龚珍旭针对2008年汶川地震后北川羌族灾后重建的旅游开发需求，从保护的主体、客体、路径三个角度，提出了重建过程中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三维模式。此外，还从制度法律保障、宣传教育、研究创作、生产性保护四个维度提出了具体的保护路径。[6][7]李广宏、黄梅芳以广西平乐县桂剧为例，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旅游开发启示和平乐县桂剧保护性旅游开发的可行性分析，提出将桂剧旅游融入平乐县旅游开发项目中，将桂剧元素开发成旅游商品、培养桂剧表演新生人才、加大桂劇宣传，提高其影响力的保护性开发策略。[8]钟毅以包含彝、回、傈僳等24个少数民族的四川米易县为研究对象，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应该以民众为主体，在活态传承中加以保护。通过宣传，发动更多群众主动参与。[9]桂榕以丽江纳西族玉水寨景区为例，从景观生产视角对东巴文化遗产旅游的开发与保护进行研究，认为借助文化旅游平台，可以让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获得新的活力。仪式、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等旅游景观的生产，是民族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的核心要素。[10]此外，桂榕对云南民族村展开实地考察，发现村寨文化、民族歌舞艺术、民族节日、民族手工艺这四方面的景观都对云南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良好的保护效果。因此，提出只要原住民群体珍视自己的文化，可以采用民族文化主题公园这种旅游开发与保护形式，何况文化真实性不等同于一成不变，是允许有动态发展的。[11]周灿以三台山德昂族村寨为例，探讨少数民族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并从核心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空间规划、主要旅游产品与项目策划三个层面提出保护性旅游资源开发路径，从而实现旅游保护与开发的良性互动。[12]梁音对四川茂县羌族的“瓦尔俄足节”传承与保护进行研究，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节庆要素时，核心信仰和仪式等神圣化的内容并不适宜商业化和舞台表演，不应让政府和媒体对节庆的法定时间和仪式过程加以改变。但环境景观、服饰、歌舞等非神圣化的内容可以作为旅游元素进行加工。[13]马宁在其著作《门巴族珞巴族非遗保护及旅游开发研究》中，以门巴族、珞巴族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法，将两个民族的非遗保护置于西藏旅游业发展的大背景下。不仅对西藏非遗保护历程、西藏各族大学生对非遗的认识情况进行概述，还对以文化援藏为主的“尼洋阁”模式、基层政府主导的“勒布沟”模式、跨境文化传承的“斗玉—淮巴”模式进行了介绍，以墨脱县、错那县非遗保护为实例，最终提出门巴族、珞巴族非遗与旅游业结合路径，助力其可持续发展的实现。[14]171～200李树民、王会战在著作《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合作发展研究》中，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遗产保护、旅游合作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并对其现状、问题、对策展开研究;以期实现遗产保护和旅游合作的协调发展。[15]232～251何昭丽、米雪对全国的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现状进行了概述，重点针对遗产旅游的开发与保护进行了分析，围绕政策（policy）、科技（science）、资本（capital）、人才（talented）、产品（product），将其简称为PSCTP开发模式，为少数民族地区非遗的保护与开发的双赢发展提供驱动力。[16]詹一虹、周雨城、陈瑶研究了湖北西部地区的土家族非遗保护与开发情况，认为应该对具体的保护、开发进行不同层级的划分，完善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机制和非遗价值链，进行相关衍生品的创新开发。既要有国际视野，也要重视本土文化土壤。[17]李远龙、曾钰诚针对黔南少数民族“非遗”后继无人的窘境，提出将“非遗”保护与产业化相结合的思路，一方面加强文化旅游、非遗手工艺品、影像制品、文学版权、文艺演出的开发，另一方面加强数字化保护和数字化宣传传播。[18]乔宇从城市化背景出发，系统分析武陵山片区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的良性互动是城市化进程的内在要求。将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设计为四个进阶：前期准备和精准开发非遗“表层属性”;旅游开发反哺非遗保护;非遗的“深层结构”挖掘和城市化进程;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的交融整合，其意义在于发掘和拓展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积极互动，从而为城市化进程在民族地区的实施创造条件。[19]董鸿安、丁镭以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为研究对象，提出当地政府应该成立领导小组，确定景宁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机构，重视非遗开发与保护工作。[20]蓝雪霏从台湾邵族杵乐的旅游开发与福建对杵乐的改制探讨了“非遗”的“保护”，认为传统是属于过去的，时代发展时必然有些“传统”会发生改变。但传统的优秀部分是否得以继承，是否有艺术创新，则是衡量这种改变是否具有价值的标准。[21]
（二）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章小平、任啸在著作《世界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以九寨沟为例》中，以九寨沟为考察对象，从环境保护政策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旅游发展的阶段和模式、游客类型和旅游生命周期、资源利用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社区参与和文化变迁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分析。明确了九寨沟世界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九寨沟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内涵，提供切实可行的技术检测手段和宏观政策保障。[22]邸平伟在著作《青藏铁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以西宁至格尔木段沿线及周边为例》中，围绕青海西藏铁路沿线的少数民族非遗旅游资源进行了描述，并分析了发展现状，制订出保护对策，提出要借鉴旅游人类学相关理论，确保可持续发展。[23]205～250朱万春从经费、技术、特色、保护、人员、法律六方面探讨了实现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途径。[24]姜爱、李永诚以云南、贵州、海南为例，针对非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指出：政府、学者、企业、民族群众四类主体需要共同努力，必须对非遗的保护具有远见，同时借鉴国外比较成功的做法，增强体验游，并加强保障体系的建设。[25]肖远平、王伟杰研究发现，贵州西江千户苗寨采取“景区市场+传承人+农户”的旅游模式，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但从非遗旅游可持续发展视角出发，文化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并不显著。所以，未来应该坚持非遗“样本保护和活态生产两条腿走路”，重视传承人的培养，加大校园、社区的文化培养，对西江千户苗寨的商业开发项目实行准入制度，才能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26]
（三）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孙业红、闵庆文、钟林生、成升魁、张丹、龙登渊研究了贵州黔东南的从江县可与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相融合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提出“农业文化遗产+少数民族风情”的开发模式。[27]王雪、杨存栋总结了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五种模式：博物馆静态展示模式、旅游节庆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演艺展示模式、旅游商品模式。[28]陶长江、吴屹、王颖梅以广西瑶族盘王大歌为例，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生态、旅游开发三者的联动关系出发，提出“‘非遗主题园区+生态博物馆”的“双核” 保护性旅游开发模式。[29]胡海燕、巴桑吉巴以拉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为例，归纳总结出“传承人自创企业、企业主导传承人参与、传承人主导与企业合作、传承人主导政府参与、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这五种典型非遗旅游开发模式。[30]方昌敢以“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报世界遗产为例，提出应该以花山沿岸政府机构牵头，组建花山旅游资源合作开发的战略联盟，形成“旅游部门+旅游行业协会+旅游企业”的开发模式。[31]吴培钦、杨兆萍在著作《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开发模式研究》中，介绍了龟兹文化的历史渊源、文化要素内涵、体系结构、文化遗产价值，并对龟兹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特征和资源评价等方面展开研究，提出了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开发的原真性遗址开发模式、整合再现的文化产业园模式、实景舞台剧模式、传统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模式、数字化仿真模拟博物馆模式。[32]56～103殷鼎、史兵、马兆明、陈小蓉总结出宁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民族性、同源性、原创性、乡土性特征，并建议宁夏的非遗旅游采取分类开发模式：银川市专注于表演、竞赛;吴忠市重在民族体育产业;中卫市借助庙会节庆演出;固原市发展民俗旅游村。[33]王章基以黔东南45个民族特色村寨为样本，提出民族地区绿色发展的“村寨模式”。[34]
（四）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具体开发对策研究
吴忠军、张瑾深入广西龙脊梯田景区调研，分析当地旅游业发展的现状及对平安壮寨文化遗产的影响，提出四条改善措施及建议：旅游接待量的控制和游客的分流;改善基础设施，营造良好的文化遗产保护硬件环境;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 明确资源使用补偿机制并确保落实;加大管理力度。[35]陈炜、张瑾对百色壮族布洛陀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优势、劣势、机会、威胁的swot分析，提出五條具体开发对策：打造文化特色品牌，提升旅游品位;开发参与性较强的旅游产品;积极创办布洛陀文化旅游节;文化旅游与自然景观旅游相结合;加强合作，区域联动，共同发展。[36]贺剑武以桂林龙胜龙脊梯田为例，对广西少数民族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展开研究，提出了进一步推动桂林龙胜龙脊梯田旅游开发的三条具体开发对策：建立生态博物馆的旅游开发模式;加强社区居民的参与性;结合观光旅游、民俗旅游共同发展。[37]欧阳正宇对丝绸之路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进行了昂普（RMP）分析，并提出条条具体开发构想：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与丝路相关景区点的结合;增强旅游宣传的渠道和方式，营造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环境与氛围;建立相应保障机制，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38]王克军结合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情、旅游现状，提出打造“四月八”转山会节庆旅游产品、以歌舞和民族传统运动项目为基础塑造区间特色、以民族村寨为深度体验提升甲居藏寨文化品位、全力开发康北民族工艺加工的四条具体开发对策。[39]梁爱文、周灿通过对云南出冬瓜村进行实地考察并分析当前发展民族村寨旅游面临的问题及制约因素，提出了五条具体开发对策：加大硬件与软件建设力度，建设高素质旅游人才队伍;政府积极主导，居民主动参与，鼓励社会投资;挖掘民族文化，培育节日品牌;创新旅游发展思路，开展体验式旅游;以市场为导向，开发独特旅游产品。[40]周灿以云南芒市三台山德昂族乡为例，从有关旅游开发中“真实性”的研究视角，提出四条旅游保护开发策略：增强旅游项目的参与性;营造“真实性”主题体验;纪念品的地方化和特色化;古老茶农历史文化“真实性”展示。[41]李旭对百里杜鹃旅游景区内贵州水西彝族的非物质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提出了六条具发展发建议：调查整理，挖掘提炼彝族文化内涵，提升景区的文化品位，用“一盘棋”的方式进行总体规划;彝族文化旅游产品要有特色和新颖性;加大宣传力度，弘扬百里杜鹃的旅游文化;加强教育培训，培养彝族文化旅游人才;动态地保护开发彝族文化旅游资源和旅游商品，推动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完善与发展彝族非物质文化旅游的配套措施。[42]马耀峰，刘军胜基于对中国丝绸之路遗产旅游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八条具体开发战略：遗产旅游品牌打造战略、境内外市场拓耕战略、区域旅游合作机制创新战略、跨越式发展战略、“点—轴—带—面”发展战略、旅游新业态培育与提升战略、差异化发展战略以及支持保障发展战略。[43]王春燕、杨鹏、喻晓玲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利用LINGO软件进行编程，以环塔里木周边地区为研究对象，分析环塔里木周边各地区之间的最短路径关系。结合环塔里木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环塔里木周边各地区民族风情特色，打造独具特色的非遗旅游线路。[44]王春燕、王黎炜、喻晓玲运用问卷与量表设计、调研与抽样的研究方法，对塔里木盆地非遗旅游消费行为进行交叉分析和数据分析，提出四条具体发展建议：针对性的旅游营销策略、主题型与综合性线路设计相结合、宣传方式多样化、协调非遗产业开发。[45]方昌敢以广西三江侗族多耶节为例，对表演性视角下节日旅游的“主—客”展演互动进行了研究，认为游客对表演的参与能增强他们的体验感，激发他们对少数民族文化认同感。[46]张新友通过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得出新疆民俗表演活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嬗变以积极影响为主的结论，并针对现存消极影响提出四条具体优化建议：规范新疆民俗表演活动，进一步对其项目和内容进行监督管理;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和考核;地方民俗表演活动的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舞台化”保护与开发模式。[47]李旭、罗建伦针对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节庆文化资源、服饰文化资源、婚恋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水书等非遗旅游资源，提出了具体五条具体对策：挖掘水族文化内涵;彰显水族民族特色;加大水族文化宣传力度;教育培训水族文化旅游高层次人才;完善水族非遗旅游的配套措施。[48]侯玉霞、赵映雪对湖南省江永县勾蓝瑶寨“洗泥宴”的产业化发展概况进行了研究，对其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三条开发对策：加强民族文化教育培训，全面提升居民文化自觉;坚持文化创新，延伸品牌产业链;平衡利益分配，促进农民增收。[49]詹一虹、陈露以湖南省汝城县高滩畲族为例，调查了高滩畲族非遗资源概况，从价值认知、资源筛选、转化发展、宣传推广四方面的传承发展实践进行了研究，发现其困境，提出五条开发对策：认知规律，阶段发展;因地制宜，灵活发展;政策协同，借力发展;话语赋权，社会参与;产权界定，利益协调。[50]
（五）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评价研究
祁桂芳围绕“规模度、古悠度、珍稀度、奇特度、保存度、审美度、组合度、知名度”建立“八度指标”评价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对青海省循化县撒拉族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进行了评价。[51]欧阳正宇在博士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以莲花山“花儿”为例》中，研究多民族共享的民歌口承文艺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花儿”，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法，对其旅游开发价值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评价。[52]巴桑吉巴、胡海燕、孟祥娜构建了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再使用专家问卷调查法打分，得到拉萨市21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适宜性的各项指标数值。[53]王春燕、喻晓玲对环塔里木盆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吸引力进行定量分析。借助旅游者感知理论、推拉理论，采用李克特量表，对环塔里木盆地非遗旅游的旅游者展开问卷调查分析。从统计分析的数据来看，非遗旅游资源是吸引游客最主要的拉力因素。[54]张新友对新疆多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建立起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分析，采用德尔菲法进行专家问卷打分，根据定量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发展思路和提升措施。[55]邢慧斌在著作《文化遗产旅游中的社区参与绩效评估理论与实践：以丽江古城为例》中，基于丽江古城的实地调研调查和识别文化遗产旅游社区参与的现状以及制约其发展的因素，构建了文化遗产旅游社区参与绩效评估理论模型，并以丽江古城为案例进行了应用研究。[56]51～102
（六）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空间结构研究
张瑾、吴忠军依据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理论，对桂黔湘边区侗族文化遗产旅游圈的开发，提出以下对策：以三省坡侗族生态文化遗产旅游为中心，形成一个核心、三个圈层、四条轴线的网络结构，由政府、企业共同打造桂黔湘侗族文化旅游合作平台。[57]杨经华关注贵州北部侗族地区的款文化遗迹，建议围绕三穗款场为中心，围绕款文化特有的建筑物、特有遗存物，构建“款文化空间区”。同时，在款场建立款文化博物馆，将款文化的非遗旅游切实推动起来。[58]苗红、张敏以西北民族地区优秀旅游城市和5A景区为点，铁路和国道为线，借助Map GIS进行空间分析。结果发现5A景区的非遗旅游资源并不丰富，但公路网则可以将绝大多数非遗旅游资源联系起来。因此，应该使主要城市为支点，利用公路的连线将不同地方的非遗旅游资源联系起来，设计出合理的旅游线路。[59]桂榕在著作《重建“旅游—生活空间”：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研究》中，以云南省为例，选取不同类型的少数民族景区作为研究对象，对其非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案例分析。研究发现，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具有较好的创新性，是值得优先选择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关键在于维持景区内演出的真实性、让景区与原生民族村寨之间保持一种合理的空间结构与文化展示合作关系。[60]35～96韦俊峰、明庆忠将角色理论与文化空间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对接，运用研究整合法构建了“角色—空间”理论分析框架。继而以文化空间类非遗——广西侗族百家宴为研究对象，关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八寨景区岩寨的旅游开发后侗族百家宴非遗文化旅游空间生产中的角色建构、角色扮演、角色情境定义等角色实践问题，以及角色实践视野下侗族百家宴非遗文化旅游空间生产的结果。[61]
（七）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与旅游扶贫研究
卢世菊、柏贵喜研究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与非遗旅游的结合，总结出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旅游演艺、生态博物馆、民族村寨旅游、节庆活动开发五种模式，指出旅游发展急功近利、贫困人口参与不足、文化原生态逐渐消失的三大困境，提出旅游扶贫与非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四条：相关管理部门参与决策、利益分配合理、提升贫困人口素质、完善法律体系。[62]何莽、陈惠怡、李靖雯以四川省最大的苗族聚居地和贫困县兴文县作为案例研究对象，认为：政府视角重视的是政策导向与扶贫效果，开发商视角关心的是低成本开发与产权清晰，当地居民在意的是可参与性与情感认同，游客视角期待的是包装重塑后舞台化的“原真性”。[63]何莽、黄凯伦、李靖雯对四川兴文县苗族非遗旅游与旅游扶贫的关系展开研究，发现在当地政府干预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并不冲突。借助节事活化、景区集中展示、非遗街区建设，还能实现非遗旅游与旅游扶贫的统一。[64]
（八）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社区参与研究
李强、王红艳以少数民族村寨社区旅游为参考，探寻社区自主在少数民族社区旅游中的意义。提出以居民、生活者为主体，促进社区共同体的整体感;保持健全的自然生态;以整个社区及其居民参与为目标，追求文化的独特性;追求社区潜在资源的活性化，进行与社区发展相关的开发;对社区居民进行与开发相关的技术培训。而政府工作的重点，则在于民主化的管理机制、专业化的规划设计、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强化资源保护意识。[65]邓小艳认为社区参与非遗旅游开发有利于保护和培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空间，有利于激发和凸显传承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有利于发掘和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内蕴。社区参与非遗旅游开发的具体思路，应该以民族村寨为依托，构筑“后台”参与和“前台”参与的双重平台。此外，要以社区自主为内核，拓展内部有参与能力且外围有支撐环境的双轨路径。[66]王林以广西龙脊梯田平安寨村委会选举为例，对乡村旅游社区文化遗产的精英治理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研究。[67]此外，王林以“宣科现象”和丽江古乐为例，研究并探讨非体制精英与民族社区遗产保护的关系，抛出非体制精英的个人理性未必能实现文化遗产的最佳效用的质疑，以期引发社会思考和展开进一步研究。[68]王林、廖国一回顾了“集体行动的困境”、“自组织理论及内涵”“公共资源治理与自组织理论”相关研究成果，对广西桂林龙脊平安寨非遗旅游发展中集体行动的困境展开研究。介绍了平安寨村民整合社区资源， 实现集体理性的回归，从而实现自组织治理的经验。[69]吴肖淮在博士论文《社区参与民族非遗旅游资源保护与传承机制研究——以海南黎锦为例》中提出“社区主导型”参与模型，从“动力机制、运行机制、保障与评价机制”三方面对模型进行理论构建。强调了社区参与的主体地位，保证社区最大决策权，从而更好地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并以海南五指山番茅村黎锦为例，展开案例研究与实证分析。[70]
（九）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其他研究
针对少数民族生态博物馆与遗产旅游的结合，金露著述了《遗产·旅游·现代性：黔中布依族生态博物馆的人类学研究》。[71]67～129吴忠军、危红梅、张瑾分析了广西龙脊古壮寨的生态博物馆案例。[72]刘小方提出茶马古道要通过世界遗产的成功申报来促进其旅游开发。[73]他还认为文化线路遗产能促成茶马古道藏族城市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74]文永辉研究了贵州少数民族“非遗旅游”开发中利益分享制度的法律规制。[75]李旭对贵州镇宁县布依族非遗旅游实践的深入研究，探讨文化保护带来的社会变迁。[76]姜爱对恩施土司城的“文化景观再造”进行了省思。[77]卢世菊、江婕、周梦霞、李朦研究了游客和恩施土家族当地居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化生存的态度异同。[78]张军军以海南为例，研究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化因子的激发与重塑。[79]傅利平、吴肖淮对海南黎族织锦这一旅游产品进行特征分析，还对五指山市番茅村黎锦文化社区旅游的发展及系列商品开发作出规划。[80]赵桅对同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丽江大研古城和里昂老城在旅游商业化表现上的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81]曹星以云南为例，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借助新媒体实现联动传播的可行性。[82]方昌敢研究了广西侗族节日旅游中的表演与地方的融合互动关系。[83]罗茜对湖南张家界旅游驱动下非遗演艺业驱动—响应的机理进行了分析和描述。[84]刘敬华构建了民族地区非遗DSR旅游转型动力机制。[85]王海霞从人类学视角，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进行了分析。[86]
卢晓研究了大苗山芦笙坡会如何从苗族村寨聚会变成其他各民族共同的节日集会的历程，提出文旅融创品牌打造的现代化思路。[87]
三、总结与展望
通过文献整理发现，国内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研究存在以下特点：
（一）研究时间不长，但成果数量较为丰富
2004年张薇、严梅的论文《少数民族地区“世界遗产”旅游发展模式新探》发表在核心期刊《经济管理》。2005年杨桂芳的《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旅游环境研究》在民族出版社出版。截至2020年11月，即使不包括硕士论文，也已经有一百余篇核心期刊论文和2篇博士论文。此外，还出版了近10部专著，并不缺乏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二）定性研究多于定量研究
国内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的八个研究热点中，除了十余篇“资源评价”的成果以定量研究为主外，“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可持续发展、开发模式、具体开发对策、空间结构、旅游扶贫、社区参与”这七个主题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做的是定性研究。
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因为目前进行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研究的许多学者并非管理学背景，而是具有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人文学科的背景，更习惯于用本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展开研究。
（三）研究内容日趋多元化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此后，国内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的研究开始增多。2008年前国内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的研究成果，主要围绕“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展开，也有少量“可持续发展”的研究。2008年之后，“可持续发展、开发模式、具体开发对策、社区参与”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2011年至今，“空间结构”的研究也成为热点。2016年由于当年国务院印发了“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的通知，国内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中的“旅游扶贫”研究也自此成为热点。
2020年王海霞在《从人类学视角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中，以人类学的视角，从目的地社会、游客与客源地、民族文化认同、舞台原真性、利益相关者这五个方面提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研究思路。这说明国内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在人类学的研究规范和方法论模式启发下，还能产生更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同时，近5年来，也出现了更为丰富的主题研究。例如：市场化、旅游演艺、新媒体传播、旅游感知、动力机制，等等。这体现出不同学科门类的交叉研究成果。由于“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这些二级学科都属于“法学”这个大的学科门类，因此，随着更多“管理学”、“经济学”，甚至“哲学”“教育学”这几个学科门类学者的加入，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在未来也必然会出现更加多元化的研究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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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TOURISM OF ETHNIC
CULTURE HERITAGE IN CHINA
Xie Rongjian
Abstract：In the past ten years，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 of ethnic minorities culture heritage tourism in Chin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sperous. Most of them have been concentrated on eight aspects， t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thnic culture heritag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model， the specific development measures， the resource evaluation， the spatial structure， the poverty-alleviation tourism， and th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addition， with the increase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mong different disciplines， the research contents of Chinas ethnic culture heritage tourism will become more and more diversified in the future.
Keywords：Culture heritage tourism; tourism of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ethnic minorities; literature review
〔责任编辑：罗柳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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