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实事求是精神会通人类文化经典
李文堂
时间如剑。我们以文字的劳作与思想的虔诚，终于迎来2021年的“七一”这个光辉的历史节点。为期一年的专栏结束了。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博览群书》一年前开辟“文化经典与中国共产党”专栏，是董山峰主编积极推动下的结果。我平时忙，任务多，主持这样的专栏很犹豫，深知其中难处，如果没有山峰主编热情洋溢的鼓与呼，栏目既不会启动，也坚持不下来。作为一个媒体人，他对建党百年的文化热情与责任，已让我们党校学人汗颜，我也就顾不得这事是否有点自不量力了。这样的栏目是跨学科的，博通文化经典与党史的作者身边并不多，好在负责组稿的邵声博士非常得力，苦心寻觅，积极组织，偶有王学斌教授助力，终于推出了几十篇小文。
按照一个栏目的基本要求进行写作，其实也是一个学术磨合过程。为了保证写作质量与供稿效率，我要求一些作者先提交写作提纲，我提出修改意见后再下笔完成，这样就避免出现一些反复。有的初稿完成后，我再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和建议，作者们都能积极配合。所以这里也要特别感谢校内外许多青年作者的加盟与理解，是他们以文化责任与协作精神丰富、充实和塑造了这个献礼性的栏目。
我相信每一位参与的作者，都会感到这是一次不易的写作，一次跨学科的探索。因为多数研究中西文化经典的学者，都很少涉猎党史，不太注意经典在党史中的历史效果，而研究党史的学者则也很少研究中西文化经典。所以我们在短时间里物色到合适的作者并不容易。参与本栏目的作者虽然有很好的功底与跨学科视野，但多少也是经历了一次辛苦的案头梳理与研究的基础上写出来的。这种必要的劳作也算是一种献礼前的虔敬吧。
中国共产党从新文化运动中诞生，其文化意识是强烈的，其文化主张是开放的。尽管也有过一段封闭僵化的历史，但最终还是回到开放包容的文明立场。当然，开放包容也不意味着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化主体性，毛泽东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就是这种主体性的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就是以中国为中心发展中国的文明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文化发展要走一条“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道路，这也是以我为主、融通中外的文化立场。实际上，回顾百年大党的历史，就是中西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创新、发展的历史。
但具体到中西文化经典究竟如何影响了百年大党，如何通过阅读而在一个个具体的共产党人的思想、行动中融合起来，这并不容易梳理清楚。文化经典的影响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文化经典在党内的直接阅读史，或间接地通过马恩列斯与其他思想史书籍如何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与文化研究课题，超出了本栏目的能力与目标。
即使大家似乎比较清楚的影响史，要说出点具体细节也很不容易。比如，我们知道毛泽东的文化阅读视野是极其广泛的，毛泽东思想代表了中西文化融合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对毛泽东的经典阅读史的挖掘、梳理与研究，多一点的还是中国文化经典，而对毛泽东的西方文化经典阅读史就不那么清楚了。我们知道，毛泽东青年时期就通过严复等人翻译而接触过达尔文、斯密、孟德斯鸠、卢梭、穆勒、斯宾塞的思想或作品，对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柏格森、杜威、罗素等思想家的研究兴趣很大，它创办的文化书社还推荐大家读柏拉图的《理想国》、罗素的《政治理想》《社会改造原理》，还有《杜威五大演讲》等。我们也知道，毛泽东对古希腊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谈起来头头是道，还系统阅读和批注了新康德主义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甚至推崇康德、尼采等为代表的德国精神，認为自己思想是从孔子、康德走向马克思的，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还经常提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以黑格尔为“先生”，离京携带的书单里还有黑格尔。特别是黑格尔对毛泽东的对立统一论、历史动力观与文化领导权思想有深刻影响。但是，要有可靠文献资料梳理出这些经典的阅读史、影响史的确很难。所以本栏目也只有两位作者撰文，一是李媛媛谈及《杜威五大研究》与党的早期领导人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等的关系，二是陈群遥撰写了新康德主义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可见，我们党的思想史研究还很薄弱。
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国文化经典的党内阅读史，特别是在毛泽东那里的阅读史，相对清楚一些，所以本栏目的文章多为这方面。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两大思想源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较为清晰可见。但是还有很多对共产党思想文化传统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经典，如《关于费尔巴哈提纲》《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哲学笔记》等马列名篇与《诗经》《周易》《大学》《资治通鉴》《船山遗书》等中华文化经典，都还没来得及纳入。
文化经典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党的早期领导人的关系，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习近平等杰出的领导人的关系，与新文化运动以来党内大批知识分子的关系，与百年大党大批党员干部的关系，都有待梳理与研究。如果说文化经典对中国共产党的间接影响，那就更是一个广阔的社会与文化史课题了。因为它往往表现为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与党的思想走向的互动，或者通过文化小传统，持续影响和熏陶着党的肌体。
比如改革开放时代，西方文化经典的大量译介、国学热的兴起，实际上深刻影响着执政党的治国理政的理念、政策与行动。正像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传入的大量思想经典深刻塑造了一代革命者的启蒙精神气质一样，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使康德、尼采、萨特、海德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思想经典广泛流传，构成了当时人道主义思想洪流，形成了改革开放一代共产党人的集体记忆，深刻影响我们今天干部的文化气质。
随着“国学热”的兴起，特别是十八大之后，传统文化经典直接或间接地在我们党的话语中得到呈现，在我们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中得到创造性的诠释。而从长时段的文明史视野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华德性政治文明的传承者与光大者，延安时期党的文献多次表达了这种文化自觉，视自己与一切优秀传统“血肉相连”。是的，我们党的文化肉身，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割不断与中国语言、历史的联系。广大党员干部不但生活在与经典互动的小传统之中，而且在中国的地盘上，读着一本本“无字之书”。
实际上，从解释学的视角看，文化经典在党内的效果史，不同于一般的“知识生产”，不在于它得到了怎样清晰的文本解释，或留下怎样深刻的阅读记忆，而是在百年大党的历史长河中，它怎样洗礼与形塑了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而他们又是怎样用生命与行动创造性诠释了经典的意义。
无论何种经典都是从当下的实践经验中得到理解与重构的，这是过去与现在之间永远的历史对话。中国共产党从多次历史危难中走出来，深刻认识到教条主义的危害，深刻认识到文明与经典都要接受当下实践的检验，也只有在生命实践中才得到真正理解与新生。
因此，中国共产党从实践中发展出了自己的经典解释学。它坚持时代的启蒙立场，唤醒解释主体的实践自觉，抓住了经典解释的灵魂——实事求是，既反对“老八股”，也反对“洋八股”，强调经世致用的经典观，反对将经典视为脱离人的生活实践的神秘玄想，承认经典是源于生活并服务于生活的。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主义这种立足生活实践的人文启蒙精神被毛泽东很好继承，并进一步中国化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接续并发展了从河间献王刘德到湖湘学派的治学传统。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是用顽强的个体生命实践与共同的历史行动去诠释文化经典的意义，发展出了一个经典解释的“实事求是派”。它通过共产党人的生命与行动，化经为史，以史解经，创作了一部色彩斑斓的文化经典的效果史。这就是生命与行动的解释学。
百年大党庆祝自己世纪荣光的历史时刻，也正是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历史时刻，让我们再次抓住实事求是这个“活的灵魂”，克服各方的文化偏狭与门户之见，破除僵化的经典观，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立场，以中国为中心，以实践为基础，会通人类伟大的文化经典，推动中华文化的繁荣与文明的更新。
专栏虽然结束了，但这些文章却仍然有机会通过书籍与广大读者见面。承蒙中国方正出版社对本专栏的关注，并以高度的文化热情与政治责任承担集辑出版任务，我们深以为幸。于是，我这篇专栏结束语，同时也成了新书之序。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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