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防疫七千年
李夏恩
身强体健的人们突然被剧烈的高烧袭击，眼睛发红仿佛喷射出火焰，喉咙或舌头开始充血并散发出不自然的恶臭，伴随呕吐和腹泻而来的是可怕的干渴，这时患病者的身体疼痛发炎并转成溃疡，无法入睡或忍受床榻的触碰，有些病人裸着身体在街上游荡，寻找水喝直到倒地而死。甚至狗也死于此病，吃了躺得到处都是的人尸的乌鸦和大雕也死了，存活下来的人不是没了指头、脚趾、眼睛，就是丧失了记忆。
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记录下了一场发生在公元前430年到公元前427年的瘟疫，是人类历史中详细记载的最早的一场鼠疫，这场大灾杀死了雅典1/2的人民，雅典差点因此灭亡。而文字记载最早的瘟疫可能是发生在《圣经》里的埃及，距今已有4000年历史。
放眼寰宇，古往今来，瘟疫造成的混乱和死亡，摧毁了一个个帝国与文明。鼠疫、天花、白喉、疟疾、霍乱、梅毒、流感，一直到后来从非洲大陆一路扩张势力地盘的埃博拉病毒，每一种瘟疫的背后，你都能看到死神的阴森笑脸，而瘟疫是他最趁手的那把镰刀。
毫不夸张地说，人类在长达7000年的文明史中，大致有2/3的时间，是在等待上述一种或是几种瘟疫来终结自己的生命。
明末大瘟毁了一个王朝
当生逢明清易代的宋起凤回忆自己的前半生时，最令他感到恐惧的，并非亡国战乱的恨事，而是发生在明亡前一年的那场令人不寒而栗的“疙瘩瘟”。这场“古今方书所无”的怪异瘟疫在这一年遍传北京城内外，患者会忽然在身体肢节间突生一个“小瘰”，接着“饮食不进，目眩作热”，还会呕吐出“如西瓜败肉”的东西。
一人感染，全家都会传染，甚至有的“阖门皆殁”。亲戚更是不敢上门慰问吊唁，因为只要一进病家门口，必会感染，等到他回去时，又把瘟疫带回了自己家中。瘟疫带来的死亡如此之巨，以至于帝都的九座城门“日出万棺”。但这还不是这场瘟疫最恐怖之处。
死亡在一瞬间发生，甚至来不及诊断和治疗，这才是这种瘟疫最可怕的地方。一个化名为“花村看行侍者”的明朝遗民是这场1643年京师大瘟疫的亲历者，在他的回忆录《花村谈往》中，他一口气举出了很多耸人听闻的突然死亡的个案——一名官员前一刻还和同僚喝茶，后一刻就“不起而殒”了;两个人一前一后骑马聊天，后面的人刚叙话几句问前面那个人，却发现这人已经“殒于马鞍，手犹扬鞭奋起”。
“街坊间小儿为之绝影，有棺、无棺，九门计数已二十余万”。北京在1643年的8月到12月间，保守估计死亡人数已高达全城人口的1/5。所以当次年的4月，李自成攻进大明帝国的都城北京时，他面对的是一座“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的死城。
我们现在知道明末暴发的这场“疙瘩瘟”，就是鼠疫。因为从发病到死亡既烈且急，所以有时也被称为“电击性鼠疫”。鼠疫主要可分为“腺鼠疫”和“肺鼠疫”两种，前者死亡率达50%～90%，而后者死亡率几乎高达100%。
非常不幸的是，1643年的这场京师大瘟疫，很可能是这两种鼠疫同时肆虐的结果，所以死亡率才如此之高。较之关内闯献起义，关外清兵南下，这场鼠疫大暴发才是名副其实从内部断送明朝国祚的“大明劫”，就连电影里医技神乎其神的吴又可，在现实中面临这场瘟疫也是束手无策。
268年后，鼠疫再度降临中国大地，这次恰恰赶上了取代明朝的清王朝的末日，就连鼠疫的暴发地都是在清朝的发源地东北。所谓“现代化”，给清王朝带来的冲击不只是南方的“种族革命”，就连现代化的代表物铁路火车也大帮倒忙，为东北鼠疫的南下提供交通工具。
当1911年的年关到来时，帝都北京又一次出现了瘟疫大恐慌，尽管这一次在现代医学的帮助下，清廷成功平息了东北的鼠疫，但自己却在革命这场“帝制瘟疫”中断送了性命。
瘟疫影响世界格局
在西方，鼠疫以“黑死病”的恐怖绰号著称于世，相关的恐怖记忆已经深深根植于西方人脑海里。作为困扰人类最深的瘟疫之一，鼠疫在人类历史上的3次大流行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史的界标。
鼠疫的第一次大流行是公元541年在拜占庭暴发的大瘟疫，此时的拜占庭正处于被后世尊为罗马法奠基者的查士丁尼大帝統治时期，拜占庭帝国臻于极盛，当时的查士丁尼大帝一心想恢复罗马帝国旧有的光辉。
但恰在此时，鼠疫不期而至。根据宫廷史家普罗柯匹的记述，每天因鼠疫死亡的人数高达1万人。就像一千多年后在中国北京暴发的那场瘟疫一样，拜占庭人常常在做生意数钱的时候就染病倒地身亡。
就连查士丁尼本人也感染了瘟疫，在经过漫长的垂死挣扎后才挺了过来，但他的帝国却损失惨重——仅在君士坦丁堡，就有40%的城市居民死亡。而这场鼠疫在整个地中海世界和欧洲的蔓延，被认为导致1亿人口的损失。
这场瘟疫终止了查士丁尼的雄心，但瘟疫本身就是帝国对外扩张的产物——它发源于中非地区，在进入北非小憩时，恰恰与查士丁尼远征北非的军队不期而遇，于是，它就随着帝国军队南征北战一路开疆拓土，最终反过来攻陷整个拜占庭帝国。
正当拜占庭帝国遭受瘟疫重创一蹶不振之时，恰恰是新兴的伊斯兰帝国早期扩张时期，这场瘟疫使得两大帝国力量发生逆转。在之后的300年中，拜占庭帝国被伊斯兰帝国一路蚕食鲸吞，最终导致今天东地中海及北非地区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格局。
鼠疫在欧洲的第二次浪潮
在鼠疫毁灭了拜占庭帝国的野心后，居然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欧洲文献记载的最后一次鼠疫是公元767年，之后，它在西方隐匿了近600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段时间欧洲就免于瘟疫困扰，因为瘟疫有多种类型，大规模的杀戮演化成小股的侵扰。
欧洲的人口在这段时间内一直循序渐进地增长，公元1000年时达到3800万，公元1100年达到4800万，差不多以每一个世纪1000万的数字增长，到1340年已经达到7500万人口。但就在7年后，第二次鼠疫浪潮汹涌袭来。
关于这次鼠疫浪潮，现在学者认为应该是西征的蒙古人带来的。仅仅经过5年时间，这场瘟疫就使欧洲人口下降到5000万，足足倒退了两个半世纪。
现代的文明史家很愿意将这场瘟疫作为东西文明交流中的典型个案，从瘟疫蔓延的路线可以看出人类文明交流的过程。
之后，瘟疫一直在欧洲徘徊蔓延，连续300年间不断侵扰欧洲大陆。在15世纪末佛罗伦萨的大瘟疫中，3个月就死亡10万人;1656年那不勒斯大瘟疫，5个月死亡30万人;1665年伦敦大瘟疫，在丹尼尔·笛福的笔下，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大瘟疫之一，这场瘟疫仅在伦敦就造成68596人死亡，只有靠次年那场著名的伦敦大火，才将病菌付之一炬。
人类征服瘟疫，还是瘟疫征服人类？
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是瘟疫最后一次以如此迅猛的方式影响人类文明，而这场瘟疫的大暴发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场人祸——最初发现疫情的美国军营，因为正处战中，为了不让疫情影响士气，官方采取种种手段隐瞒疫情。这一切都使这场瘟疫挣脱束缚，扩散到全世界，最终导致4000万人死亡。
在此之后，再也没有哪场瘟疫给人类文明带来如此重大的影响。曾经灭绝欧洲大量人口的鼠疫，已经在人类的穷追猛打之下躲进深山老林，只有在最偏僻的地方才会听到它的名字。而天花则在1979年被人类消灭，只留下样本保存在美、俄两国的实验室内，受到严密看守。在过去的100年里，人类面对瘟疫打了一场又一场大胜仗。
新世纪也有困扰，比如埃博拉病毒突然从非洲刚果的一种稀有病毒成了人们谈之色变的恐怖瘟疫，大有重振昔日鼠疫雄风的态势。
也许那句话真是对的，虽然有些残酷：“人类在和瘟疫跑一场跑不赢的比赛，只不过是在彻底输光之前多跑一会儿罢了。”
（摘自岳麓书社《显微镜下的古人生活》 编著：《新周刊》杂志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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