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村留守儿童的亲子关系现状与群体差异
刘红升 靳小怡
[摘要] 本文利用2015年河南省Y县和2016年陕西省CG县、NQ县中学生调查数据，围绕农村留守儿童的亲子关系，从三大维度分析其现实状况，从人口流动和儿童年级视角揭示其群体差异。研究发现：首先，人口流动背景下留守儿童的亲子关系现状令人堪忧，虽然其情感依恋状况较好，但是联系沟通状况和教养辅助状况却不容乐观，且父子关系状况更甚。其次，人口流动模式视角下留守儿童的情感依恋、联系沟通和教养辅助均存在显著差异。受父母异地流动的冲击，留守儿童的亲子关系已出现全面恶化。最后，年级视角下留守儿童的亲子关系也存在显著差异。随着年级的升高，其情感依恋、联系沟通和辅导功课均呈现反向变化的特征。本文面向不同主体，提出了政策建议，以期改善亲子关系、增进留守儿童福祉。
[关键词] 人口流动模式 农村留守儿童 亲子关系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居民家庭可持續生计研究”（19ARK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红升，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靳小怡，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 C91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72（2021）02-0052-18
一、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开家乡，涌入城市务工或经商。近年来，中国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增长，人口流动速度持续加快。根据预测，到2025年和2030年，中国流动人口将分别增至3.07亿和3.27亿左右。①人口大规模持续性流动已成为当代中国最令世人瞩目的社会现象。
尽管国家就农民工携子女进城务工问题和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已出台鼓励性政策，但是城乡二元化户籍制度和附着性公共服务与福利政策依然将部分农民工子女区隔在城市之外，部分儿童被迫留守在户口所在地，成为农村留守儿童。《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2018年民政部的有关统计结果显示，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已成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个体的发展受到外部环境系统的影响，近端环境系统的影响最为直接、有力;家庭是儿童最早直接接触的、终生密切联系的近端环境，是影响儿童发展的近体因素，对儿童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②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是一个由不同成员及成员关系所构成的有机系统;由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和父母关系所构成的家庭关系网络是影响儿童发展的重要因素。③可见，基于家庭层面，聚焦亲子关系，是儿童问题研究的重要思路。
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来说，留守家庭是最重要的微观环境，流动父母是最重要的保障资源，亲子关系是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亲子分离是亲子关系的最大威胁。父母外出务工，子女留守农村，亲子分居两地，无法共同生活，家庭结构离散，亲子关系改变，交往互动可能减少，情感联结可能弱化，并威胁留守儿童的生存与发展。因此，把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置于离散化家庭结构和差异化亲子关系中加以研究具有更加贴合现实情境的意义与价值。
中国家庭的亲子关系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观念根深蒂固，无论人们身在何处，家都是难以割舍的牵挂。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中国父母普遍的愿望，而教育、帮助和支持子女是他们伟大的使命。人口流动背景下，尽管亲子分居两地，但是他们之间的情感联结很可能并未断裂，联系沟通还可能有增无减。父母最放心不下的是子女的教育，监督、指导、帮助和支持子女学习是他们工作之余的必修课。那么，流动父母与留守儿童之间的亲子关系状况究竟怎样，父母流动对亲子关系有何影响，这些都是值得调查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以人口流动为背景，利用农村地区调查数据，全面描述农村留守家庭中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的现实状况，比较分析人口流动模式和年级视角下亲子关系的群体差异，以期拓展农村留守家庭和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的内容，拓宽研究视角，为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福祉提供有益建议和现实依据。
二、 文献回顾
（一） 农村留守家庭亲子关系的测量维度
国外学界关于一般家庭亲子关系的测量维度存在认知差异，操作不一。例如，有学者根据观念中对良好亲子关系的认知提炼出交流沟通、情感温暖、接纳认可等测量维度①;还有学者通过教养方式、亲子沟通、亲子情感、亲子冲突来测量亲子关系质量②;另有学者通过父母态度、父母参与、父母指导来考察亲子关系质量。父母态度包括父母对子女的爱和关心子女的感受，父母参与包括父母直接和间接参与到子女的学习生活中，父母指导主要是设定子女应该遵守的规则、规矩、纪律等。③
国内学界选择一般家庭亲子关系测量维度的方法分为两类。一类是采用量表作为测量工具。郑希付采用亲子关系量表来测量亲子关系，内容包含父母对子女的情感、父母与子女的沟通、子女对父母的态度。④马龙选取父母养育方式问卷来测量初中生亲子关系的亲密度。⑤刘海娇等采用关系网络问卷来测量青少年的亲子关系，包含陪伴、工具性帮助、情感支持、亲密性、争吵与冲突等维度。⑥另一类是通过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来选择测量维度。王云峰和冯维认为，亲子关系包含亲子之间的关爱、情感和沟通。⑦王美萍认为，亲子关系兼具静态和动态意义，包含亲子依恋、亲子沟通、亲子亲合、父母教养和亲子冲突维度。⑧田菲菲指出，亲子依恋、父母支持、父母接受、亲子冲突和教养方式是亲子关系测度指标。⑨田录梅等把父母支持作为衡量亲子关系的重要指标与核心变量。⑩李文倩认为，初中生的亲子关系包含亲子情感交流和互动模式等内容。11
关于农村留守家庭亲子关系的实证研究非常匮乏，其测量维度也不尽相同。贾文华选择了父母的关怀程度和沟通频次①，宋淑娟和廖运生选择了与父母团聚和联系的频率②，王东宇和王丽芬选择了亲子分离时长③，张丽芳等人选择了父母教养方式④。还有研究通过关系主观评价、亲子沟通频率、家庭团聚频率来测量留守家庭的亲子关系⑤;或者通过亲子之间讨论学业、安全、情感的频率高低来测量亲子沟通⑥。
综上所述，亲子关系是一个涵盖多元维度、兼具动态意义和静态意义的复杂概念。农村留守家庭亲子关系可以从情感依恋（静态）、联系沟通（动态）、教养辅助（动态）等维度进行测量⑦，其中教养辅助是父母教育、辅导、帮助、支持子女的统称。
（二） 农村留守家庭亲子关系的现实状况
1. 亲子关系的总体现状
一些研究发现，留守家庭的亲子关系状况不佳。北京上学路上公益促进中心《2018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指出，与父母长期分离造成了留守儿童亲子关系淡薄，导致留守儿童的心理安全缺失和自信心降低。有研究认为，留守儿童的亲子关系不容乐观，面临着教育和亲情的双重缺失⑧;与父母长期分离的留守儿童处于亲子关系缺失的状态⑨。另有研究发现，留守家庭的亲子关系状况较好。李彦章和向娟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和田野调查法调查了留守儿童的亲子关系，发现大部分留守儿童认为其亲子关系良好，他们对父母比较满意。⑩金灿灿等对4279名流动、留守和普通儿童的问卷调查发现，留守儿童和普通儿童的亲子关系显著好于流动儿童。11总之，由于调查对象、调查方法和测量工具不尽相同，已有相关研究的发现和结论存在差异。
2. 亲子情感依恋的现状
有学者认为，亲情缺失是留守儿童面临的基本问题①，也是处境不利的突出表现;留守儿童面临一定程度的心理虐待与忽视，且程度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②外出务工父母只关注留守儿童的学习情况，而忽视其内心情感③。少数学者调查分析了留守儿童的亲子依恋状况，但结果却相差甚远。对安徽省1026名小学生的调查发现，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父母双方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在母亲依恋维度和父亲信赖维度的得分均更高。④另有调查发现，85.7%的留守儿童感觉其亲子关系的亲密程度良好， 12.9%的留守儿童感觉与父母之间并不亲密。⑤还有研究发现，与非留守小学生相比，留守小学生的亲子依恋得分较低⑥;由于亲子分离，留守初中生的依恋需要无法得到满足，亲子依恋质量低下。⑦北京上学路上公益促进中心《2017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指出，留守儿童中对于父母的生死持漠不关心态度的比例达9.7%，亲情淡薄已不仅仅是家庭内部问题。《2018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认为，留守儿童怨恨父母的，不是他们外出务工，而是他们内心对自己的忽视，外出务工父母对亲子情感的忽视给留守儿童的心灵带来了伤害。
3. 亲子联系沟通的现状
有学者论述了亲子联系沟通在留守家庭亲子关系中的作用，认为留守带来的最大挑战是孩子不能与父母保持日常的、近距离的沟通和交流，亲子沟通对亲子关系的协调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⑧另有学者分析了流动父母与留守儿童之间的联系沟通状况，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许传新等调查发现，从不与父母亲沟通的留守儿童只是极少数，说明留守家庭的亲子沟通状况比较好。⑨陈亮等调查发现，大多数流动父母与留守儿童的联系状况基本良好，1～2个星期内保持1次联系者占70.6%，父母主动联系者占69.6%。⑩李彦章和向娟调查发现，大部分留守儿童与流动父母的沟通情况不容乐观。①张胜等调查发现，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与父母的深入交流较少。②其他研究认为，流动父母与留守子女缺乏沟通，很了解子女心事的比例不高③，留守儿童对亲子之间亲密交流的需要未能得到满足④。
见面频率和联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亲子沟通的频率和效率。对重庆小学生的调查发现，留守儿童与流动父母见面的频率极低，半年至一年见一次面者占所有留守儿童的39%，最近半年与父母见过面的占33%，一至两年没见过父母的占17%，两年以上没见过父母的达12%。父母外出务工后与子女的日常联系主要依靠电话，还有短信、网络和书信等，使用电话进行联系沟通者占所有联系方式的88%，仍有2%的留守儿童与外出父母没有任何交流。⑤
4. 亲子教养辅助的现状
通常，父母肩负着教育、辅导、帮助和支持未成年子女的责任。父母外出务工势必影响亲子教养辅助职责的履行，进而影响留守儿童健康发展。关于外出务工父母的亲子教养辅助现状，以往的研究很少关注，且大多数集中于教养方式。一些研究成果认为，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打工，导致留守儿童难以获得足够的情感上的支持和学习上的帮助，不利于其身心健康发展。⑥对河南留守中学生的调查发现，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父母教养方式特征有相似之处，关爱关怀多于冷漠拒绝，鼓励自主多于过度保护。⑦可见，流动父母对留守儿童的教养辅助状况需要重点关注。
（三） 农村留守家庭亲子关系的群体差异
概括而言，大部分已有研究将农村留守儿童视为同质性群体，通过与非留守儿童进行比较，分析其亲子关系状况。关于农村留守家庭亲子关系的群体差异，仅有个别研究从性别视角进行了分析。
北京上学路上公益促进中心《2017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指出，母亲如果外出务工，她们与子女的联系会骤然降低;相较于外出务工父亲，她们对子女好像更绝情，回家看望子女和电话联系子女的次数均比父亲少10%～13%。农村完全留守儿童中与父母一年见面不足两次者超过50%;父亲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与父亲一年见面不足两次者近三分之一;母亲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与母亲一年未见面者占15.6%。另有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的依恋质量存在性别差异，他们对母亲的依恋质量高于父亲，女生对父母的依戀质量优于男生。①一些学者分析了父母在亲子联系沟通上的差异，发现母亲较好地扮演了与子女进行心灵沟通、相互理解的角色;留守儿童和母亲的沟通状况要好于他们和父亲的沟通状况。②对于河南留守中学生的调查发现，留守儿童父母存在教养方式特征差异：父亲教养方式表现为关爱关怀最多、鼓励自主次之、冷漠拒绝较少、过度保护最少;母亲教养方式则表现为关爱关怀最多、鼓励自主次之、过度保护较少、冷漠拒绝最少。③这启迪我们应重视流动父母在亲子关系上的性别差异。
目前，尚未见基于人口流动模式视角比较留守家庭亲子关系的群体差异者。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村人口流动模式已经发生新的变化。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流动以跨省、远距离流动为主要模式。已有研究将人口流动划分为跨省流动和省内流动（本乡镇内、本县内、本市内、本省内流动）。当前，中国正在全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它在本质上与就地就近城镇化是一致的。④就地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在村里完成城镇化，就近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附近地级和县级市聚集;人口流动相应地可以分为就地就近流动和异地流动：前者是务工地点在本地级市内的流动，后者是务工地点在本省其他市和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流动。⑤伴随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农村人口流动可能呈现出就地就近流动增多、异地流动式微的特征。相应地，流动父母与留守儿童在情感依恋、联系沟通、教养辅助上可能发生变化，并可能出现不同人口流动模式下的群体差异，进而影响留守儿童健康发展。因此，兼顾新型城镇化背景和农村人口流动模式差异是开展农村留守儿童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与必要前提。
此外，儿童在生理、心理、认知和行为方面均处于快速变化期，其与父母亲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年龄上的差异。因此，我们在研究中纳入儿童年龄的视角将有利于揭示个体因素对于亲子关系的作用。
已有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1）多以思辨为主，缺乏量化研究;2）多从静态意义上或某个单一维度进行分析，忽略了亲子关系的动态性和多维性，难以客观描绘其全貌;3）忽略了亲子关系的双向性特征，难以如实反映其属性;4）虽然比较了流动父母在亲子关系上的群体差异，但却忽略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父母不同流动模式下的群体差异。
本文的拓展和创新包括：1）把亲子关系从静态和动态相分离拓展为静态和动态相融合，从单一维度拓展为多元复合维度，以使其内涵更丰富;2）在测量亲子关系维度时，引入双向测量理念和方法，兼顾“父母→子女”和“子女→父母”维度，旨在使结果更能反映亲子关系属性;3）用就地就近流动和异地流动分别呼应新型城镇化和传统城镇化，从人口流动模式的视角比较亲子关系的群体差异，以初步揭示不同的城镇化模式和人口流动模式给家庭亲子关系带来的冲击，为制定促进政策和干预措施提供现实依据。
三、 数据、变量、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所用数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2015年在河南省平顶山市Y县和2016年在陕西省汉中市CG县与NQ县开展的中学生问卷调查。
近年来，我国人口流动在区域之间发生新变化、呈现新态势。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逐渐吸纳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农民工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回流的现象和趋势日渐明显。在中西部地区进行调查能够反映我国人口流动的现状和趋势。
河南是我国中部劳务输出大省，其人口流动呈现出省内流动增多、跨省流动渐减的趋势。Y县隶属于平顶山市，是传统农业大县，农村劳动力较丰富，外出务工人员较多，且就地就近流动和异地流动比例基本持平。陕西是我国西部劳务输出大省，其人口流动呈现出跨省流动日趋减弱、省内流动逐渐活跃之态势。CG县和NQ县隶属于汉中市，前者紧邻汉中市区，经济较发达，农村劳动力以就地就近流动为主;后者远离汉中市区，经济相对落后，农村劳动力以异地流动为主。上述两省三县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研究农村留守问题的理想地区。
两次调查均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在考虑三县的人口、经济、地理等因素后，先在每个县抽取初级中学（Y县4所、CG县3所、NQ县3所），再对被抽取学校七至九年级所有在校生实施问卷调查。由于调查前学校已通知学生不可无故请假，所以调查时未到校者所占比例极小，加之被调查地区的入学率为百分之百，因此参与调查的在校生有着极强的代表性。
两次调查均由西安交通大学的教师和研究生担任督导员，由经过严格培训的班主任作为调查员，以班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学生填答问卷时遇到问题可询问班主任，班主任无法解答时由督导员解答。問卷当场发放，答完后由班主任收齐并核查，若发现问题，则现场找相应学生处理。督导员接到班主任收齐的问卷后再次核查，若发现问题，则及时做相应处理。两次调查的问卷回收率均为100%。数据录入和清洗环节均采取了严格的质量控制手段。总之，上述各项措施保障了调查数据的可靠性。
为把握总体状况、比较内部差异，本文对两次调查数据进行合并。由于两次调查的问卷结构高度相似，共用题项比例非常高，两次调查的时间间隔较短，其可能引致的变化较小，所以数据可以合并，且质量能够得到保证。
两次调查共获得3697个有效样本，其中3248人为农村户口，335人为城镇户口，114人的户口信息缺失。参照国务院对留守儿童的界定，结合流动父母的具体情况，对样本做如下处理：删除父亲和/或母亲由于其他原因而外出的农村儿童，删除父母一方外出务工或经商而另一方无法判断是否具有监护能力的农村儿童，删除父亲和/或母亲去世、失踪、离婚的农村留守儿童，删除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所用变量存在严重缺失的样本，删除父母务工地信息缺失的样本。最终纳入分析的样本为2791人，样本分布情况见表1。
（二） 变量测量
参考已有研究对亲子关系的测量，针对已有研究概念测量的局限，结合人口流动背景下留守家庭亲子关系的现实，选择情感依恋、联系沟通、教养辅助作为亲子关系的主要维度，并对其进行双向测量，具体情况见表2。。
1. 亲子情感依恋
亲子情感依恋是父母和子女之间在亲子互动中所形成的情感上的依恋关系，通常表现为父母和子女之间相互的喜欢、关心等，反映的是静态意义上的亲子关系，可通过父母和子女对相互之间情感关系的态度或评价来测量。其双向测量方法如下：通过“你爱爸妈吗”和“你想爸妈吗”来测量子女对父母的情感依恋程度;由于父母外出务工，且务工地点分布各地，对其进行问卷调查的难度很大，故通过“你觉得爸妈关心你吗”来测量父母对子女的情感依恋程度。
2. 亲子联系沟通
亲子联系沟通是指父母和子女之间通过面对面、打电话、发邮件等多种方式联系彼此、交流信息、溝通问题，反映的是动态意义上的亲子关系，是流动父母与留守子女之间交往互动的主要形式。以往研究中，联系沟通的频率是最主要的测量方法，但却忽略了子女作为沟通主体对联系沟通的主观态度，难以如实反映联系沟通的质量，也忽略了流动父母返乡回家与子女面对面沟通的现实。本文的双向测量方法如下：通过“爸妈经常联系你吗”来测量父母主动联系子女的频率;通过“你经常联系爸妈吗”来测量子女主动联系父母的频率;通过“爸妈回家的频率”来间接测量父母与子女面对面沟通的频率;通过“你喜欢和爸妈聊天吗”来测量子女对亲子联系沟通的主观态度。
3. 亲子教养辅助
亲子教养辅助是父母在学习和生活上对子女进行教育、辅导、监督、帮助和支持等，是流动父母与留守子女之间交往互动的重要内容。由于儿童尚未成年，不够自立，在生活中还需要父母提供的帮助和支持。父母负有对未成年子女进行教育和辅助的责任;反过来，作为儿童，子女在教育和辅助上的功能非常微弱，所以亲子教养辅助的单向性特点远大于双向性，本文在测量时仅考察从父母到子女的单向关系。首先，通过“你做错事时爸妈通常怎么教育你”来测量流动父母的教育方式，选项有：1讲道理;2大吼;3辱骂;4打;5安慰;6不管。具体分析时选项2、3、4和6合并为“消极”，赋值为0;选项1和5合并为“积极”，赋值为1。其次，通过“最经常督促你学习的人是谁”和“最经常辅导你功课的人是谁”来测量流动父母在学业上对子女的教辅，通过“给你帮助或支持最多的人是谁”来测量流动父母在生活中对子女的帮助。若选择“爸爸”或“妈妈”，则赋值为1，若选择其他人，则赋值为0。
（三） 分析方法
围绕农村留守家庭中流动父亲和流动母亲与留守儿童的亲子关系三大维度，我们一方面运用频率分析法描述其现实状况，另一方面运用卡方检验分析法，从人口流动模式视角和儿童年级视角，揭示其群体差异。
四、 分析结果
（一） 亲子关系的现实状况
1. 亲子情感依恋的现实状况
表3分析了农村留守家庭中父子情感依恋和母子情感依恋的现实状况。总体而言，流动父母和留守子女之间的情感依恋状况比较好。具体而言，流动父亲和流动母亲非常关心留守子女的比例分别为66.07%和71.91%;留守子女非常想念流动父亲和流动母亲的比例分别为47.27%和47.93%;留守子女非常爱流动父亲和流动母亲的比例分别为67.03%和69.34%。此外，留守家庭中父子情感依恋和母子情感依恋存在差异，与流动父亲相比，流动母亲与留守子女之间的双向情感依恋状况都更好一些。
2. 亲子联系沟通的现实状况
表4分析了农村留守家庭中父子联系沟通和母子联系沟通的现实状况。总体而言，流动父母与留守子女之间的联系沟通状况不容乐观。具体而言，流动父亲和流动母亲经常联系留守子女的比例不高，分别是37.41%和54.51%;留守子女经常联系流动父亲和流动母亲的比例更低，分别是29.37%和41.47%;流动父亲每天回家的比例为37.62%，远低于流动母亲（64.87%）;留守子女喜欢与流动父亲和流动母亲聊天的比例也不高，分别是47.45%和53.34%。可见，流动父母与留守子女的联系沟通（通信和见面）频率和联系沟通质量均比较低;与流动父亲相比，流动母亲与留守子女之间的亲子联系沟通状况更好一些。
3. 亲子教养辅助的现实状况
表5分析了农村留守家庭中父亲教养辅助和母亲教养辅助的现实状况。总体而言，流动父母对留守子女的教养辅助状况不容乐观。具体而言，流动父母中采取积极教育方式的比例比较高，分别为79.61%和79.19%;流动父亲最常督促学习和提供帮助支持最多的比例均比较低，分别为24.59%和24.24%，最常辅导功课的比例更低（17.16%）;流动母亲最常督促学习和提供帮助支持最多的比例（49.51%和39.61%）虽然明显高于父亲，但是均未达到50%，最常辅导功课的比例也很低，仅为19.35%。可见，流动父母在教养辅助功能发挥方面均比较差，且父亲更甚。
（二） 亲子关系的群体差异
1. 亲子情感依恋的群体差异
表6分析了农村留守家庭父子情感依恋和母子情感依恋的群体差异。从人口流动视角看，流动父亲对留守子女的关心程度和留守子女对流动父亲的爱戴程度均无显著差异，但是留守子女对流动父亲的想念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异地流动情况下的孩子比就近流动情况下的孩子更想念父亲。流动母亲与留守子女之间的双向情感依恋存在显著性差异，就地就近流动母亲更关心留守子女，也更为留守子女所爱戴，异地流动情况下的孩子比就近流动情况下的孩子更想念母亲。可见，母子情感依恋可能受母亲流动距离影响，流动距离越远，母子情感依恋可能越差;留守儿童中，父母异地流动者的情感需求更大。
从儿童年级视角看，流动父亲与留守子女的情感依恋差异主要体现在关心和想念两个方面，随着年级的增高，流动父亲非常关心留守子女的比例和留守子女非常想念流动父亲的比例均逐渐降低;流动母亲与留守子女的情感依恋差异仅仅体现在想念方面，随着年级的增高，留守子女非常想念流动母亲的比例逐渐降低。可见，留守儿童与流动父母的情感依恋水平有随着年级的增高而降低的趋势。
2. 亲子联系沟通的群体差异
表7分析了农村留守家庭父子联系沟通和母子联系沟通的群体差异。从人口流动视角看，父子联系沟通和母子联系沟通均呈现出显著的群体差异。与就地就近流动的父母相比，异地流动的父母与留守子女联系的频率明显更高，子女喜欢与其聊天的比例也明显更高，这可能与其面对面沟通频率明显更低有关。留守子女从不联系异地流动母亲的比例明显高于就地就近流动母亲，说明母亲异地流动对母子联系沟通较为不利。
从儿童年级视角看，父子联系沟通和母子联系沟通均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且具有相似性特征。随着儿童年级的增高，流动父母与留守子女之间经常联系的比例和留守子女喜欢与流动父母聊天的比例均呈现出逐渐降低的特征，说明亲子之间联系沟通的需求具有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减少的趋势。留守儿童中，九年级学生的母亲回家的频率最高，可能与九年级学生面临中考、更需要母亲有关。七年级学生的母亲回家的频率其次，可能与七年级学生刚升初中、更需要母亲有关。这反映了留守儿童所处年级不同，对母亲的需求不同，母亲参与的程度也不同。
3. 亲子教养辅助的群体差异
表8分析了农村留守家庭父亲教养辅助和母亲教养辅助的群体差异。从人口流动视角看，除了教育方式，流动父亲和流动母亲的教养辅助均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且具有相似性特征。就地就近流动的父母最常督促留守子女学习的比例和帮助支持留守子女最多的比例均显著高于异地务工的父母，可能与其回家频率高有关。可见，无论是在学业监督与辅导上，还是在生活帮助与支持上，流动父母教养辅助功能的发挥均受到了流动距离的影响。
我们从儿童年级视角可以看到如下特征。在教育方式方面，仅流动父亲存在显著差异。九年级学生的流动父亲采取积极教育方式的比例最高，七年级学生的流动父亲次之，八年级学生的流動父亲最低，这主要与他们的特征和需求有关。在最常督促学习方面，流动父母无显著差异。在最常辅导功课方面，流动父母均有显著差异，且具有相似性。随着子女年级的增高，流动父母最常辅导功课的比例均呈现出逐渐下降的特征，这与他们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和子女功课难度增加有关。在帮助和支持方面，流动父母均有显著差异，但没有相似性特征。九年级学生的流动父亲提供最多帮助支持的比例最高，八年级学生的流动父亲最低，九年级学生的流动母亲提供最多帮助支持的比例最低，八年级学生的流动父亲最高，反映了亲子关系上的性别差异。
五、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中、西部两省三县中学生调查数据，围绕农村留守家庭的亲子关系，全面描绘了流动父母与留守儿童在情感依恋、联系沟通和教养辅助三大维度上的现实状况，比较分析了人口流动和儿童年级视角下的群体差异，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农村留守家庭的亲子关系现状不可一概而论，流动父母与留守儿童的情感依恋状况比较好。联系沟通状况和教养辅助状况却不乐观，流动母亲与留守儿童的亲子关系状况优于流动父亲。
流动父母和留守儿童之间的情感依恋状况比较好，这与已有研究发现一致，多数留守儿童感觉亲子亲密程度良好①，说明人口流动可能尚未对亲子情感依恋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流动父母和留守儿童的情感依恋状况存在性别差异，流动母亲与留守儿童的双向情感依恋状况均好于流动父亲的状况，这与以往研究对一般家庭亲子关系的调查发现相一致①，说明亲子关系在情感维度上的性别差异具有较强的普遍性，可能不易受到人口流动的影响。
流动父母与留守儿童的联系沟通状况不乐观。一方面，流动父母与留守子女的联系频率并不高，这与已有研究结论相一致②③④，可能与流动父母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大有关。留守子女经常联系流动父母的比例均更低，这可能是因为父母已联系他们，或者因为他们较缺乏通信工具。流动母亲联系留守子女的频率高于流动父亲，这与一般家庭亲子沟通研究的发现相一致⑤，可能与父母的家庭角色分工有关，母亲通常负责照料子女，母子联系的频率自然会更高。流动父亲回家的频率低于流动母亲，反映了农村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变。另一方面，留守儿童对亲子联系沟通的评价并不高。这可能与父母联系他们的频率不高有关，也可能和他们恰处于青春期早期有关，该阶段的儿童往往更加渴望独立自由，更为叛逆，还可能与父母联系他们时的内容和语气有关。本调查发现，流动父母联系子女时经常谈论学习的比例最高（73.15%），通过个访发现，流动父母联系子女时往往不太注意语气，这些可能引起子女的反感。
流动父母对留守儿童的教养辅助状况不容乐观，且以流动父亲为甚。尽管接近八成的流动父母采取了积极的教育方式，但他们在督促子女学习、辅导子女功课、帮助支持子女方面均表现欠佳。父母流动可能较大地削弱了亲子教养辅助功能，且以辅导功课为主，尽管他们在流动前亲子教养辅助功能可能也并不强。此外，流动母亲也外出务工，但其教养辅助功能的发挥明显好于流动父亲，尤其是在督促学习和辅导功课方面，这说明农村家庭中母亲依然肩负“教子”重任，且不因流动与否而转变。
第二，在人口流动视角下，流动父母与留守儿童的情感依恋、联系沟通及其对留守儿童的教养辅助几乎均存在显著差异，父母异地流动者的亲子关系普遍明显更差。
除了留守子女更想念异地流动的父亲外，异地流动父亲和就地就近流动父亲在亲子情感依恋上无显著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父亲在哪里务工可能并不会影响子女对父子情感的评价，也可能与父亲和子女之前的情感依恋通常并不那么强烈、深厚有关。就地就近流动母亲和异地流动母亲在亲子情感依恋上均有显著差异，异地流动母亲的亲子情感依恋较差，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母亲在哪里务工可能会影响子女对母子情感的评价。从维系母子情感的角度看，相较于异地务工，母亲就地就近务工是更好的选择。
就地就近流动父母和异地流动父母在联系沟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相比于就地就近流动父母，异地流动父母与留守子女联系沟通的频率和质量明显更高，回家频率则明显更低。父母流动距离与亲子联系沟通之间大致呈正比关系，流动距离越远，亲子联系沟通需求就越大，联系沟通频率也越高，留守子女对联系沟通也会越喜欢;流动距离越近，回家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越小，回家与子女面对面沟通的机会越大，通过其他方式联系子女的频率可能越低。
就地就近流动父母和异地流动父母在教养辅助上存在显著差异。与就地就近流动父母相比，除了教育方式之外，异地流动父母的教养辅助状况均明显更差。可见，父母异地流动不利于其教养辅助功能的发挥。其根本原因是异地流动父母难以像就地就近流动父母那样可以经常回家督促子女学习、辅导子女功课、向子女提供帮助支持。
第三，随着年级的升高，流动父母与留守儿童的情感依恋状况、联系沟通状况和功课辅导状况均有变差之趋势。
留守子女非常想念流动父母的比例和流动父亲非常关心留守子女的比例均呈现出随着年级的升高而下降的趋势，说明亲子情感依恋可能存在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弱化的特征，这可能与其独立自主性越来越强、亲子联系沟通频率不高有关。随着年级的升高，无论是流动父母联系留守子女的频率，还是留守子女联系流动父母的频率，或是留守子女对于亲子联系的态度，均呈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反映了留守子女与父母联系沟通的需求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随着年级的升高，流动父母经常辅导留守子女功课的比例明显降低，这可能与其文化水平不高、子女功课难度变大有关;在帮助支持方面，不同年级留守儿童的流动父母所具有的显著差异并无明显的规律。
基于上述发现，面向不同主体，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政府应继续深化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有序解除附着于户籍制度的其他相关制度，尤其是流动儿童入学与升学制度，彻底打破横亘于城乡之间的制度藩篱，為农村人口携子女进城工作、学习和生活扫清障碍。第二，政府应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点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正确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或创业，以避免异地流动给留守家庭亲子关系带来负面作用;第三，农村劳动力应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尽量选择就地就近就业或创业，以维系与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第四，流动父母应努力改善与留守子女之间的情感依恋状况，提高与留守子女之间的联系沟通频率和质量，强化对留守子女的教养辅助功能;第五，流动父亲尤其应该高度重视与留守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并想方设法全面改善与留守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第六，留守子女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真正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和奔波劳累，积极参与亲子关系的维护与改善，从而达到通过优化亲子关系来切实增进家庭福祉的目标。
本文利用调查数据，围绕留守儿童的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描述其现实状况，（下转第85页） （下转第68页）揭示其群体差异，丰富了已有研究内容与视角，奠定了后续研究基础。本文存在需要拓展与深化的空间：第一，通过留守子女的感受来间接测量流动父母对子女的情感实属无奈之举，未来应该尽量通过直接调查父母来获取有关信息。第二，从人口流动和儿童年级的视角比较留守儿童的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的群体差异，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人口流动外在因素和儿童年龄内在因素对亲子关系的影响，未来可基于家庭系统理论，通过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揭示亲子关系差异的产生机制和福利影响。
（责任编辑：余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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