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的境界之美
曾繁仁
摘 要：宋词在唐末宋初悄然兴起，蔚然成风，成为与唐诗比肩的艺术形式。王国维与叶嘉莹对其研究多有建树。宋词具有区别于唐诗“言志”的抒发“幽隐之情”的美学特质，即生命情感“要眇宜修”的境界之美，是一种特有的“弱德之美”。宋词的境界之美呈现为婉约与豪放两种基本形态。
关键词：宋词;境界之美;要眇宜修;婉约;豪放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1.03.10
唐之中后期，一种音乐与文学交相融合的新的艺术形式——词悄然兴起。发展到唐末宋初，词的创作蔚然成风。目前搜集最称完备的唐圭璋《全宋词》所辑词人逾千家，篇章已逾两万首。从清代后期起，就有学者把汉赋、唐诗、宋词与元曲作为最能代表中国各个时代文学成就的艺术形式。
宋词之所以成为“一代之文学”，就因其具有自己独有的区别于诗之“言志”的抒发“隐幽”之情的美学特质。这种美学特质，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得到了较为系统的阐发。他认为，“词之为体，要眇宜修。”①又说：“词以境界为最上。”②这就指出了词这种文体的“要眇宜修”之美学特质。“要眇宜修”，原义指爱情中的女性为了美而刻意地修饰提升;“境界”，则是指词之特有的富于兴发感动作用的作品中之世界③。也可以说，是指词之生命情感之美所达到的“疆界”。由此，我们可以把宋词的境界之美概括为生命情感的“要眇宜修”。
一
宋词之“要眇宜修”的境界之美是如何逐步形成的呢？这要回到唐末五代之《花间集》。当时，词已经逐步兴盛发展起来，遂由赵崇祚编为《花间集》。词人欧阳炯在为《花间集》所写的序中，指出了词之“合鸾歌”“谐风律”之“依声填词”的音乐性特点，“纤手玉指”与“娇娆之态”的歌女之歌的歌唱主体，以及“香径红楼”的词之主题。这就彰显了词区别于诗的娱乐性与艳词的基本面貌。最早明确地从理论上突出词作为一种文体的独立性的，当是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她在北宋末年所作《论词》一文，明确提出词“别是一家”的基本观点。她总结了词之产生历程、基本特点，评价了当时的著名词人，然后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的观点，她认为，词应该“协音律”，并以此作为词与诗的区别。她说：“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④这就指出了词即“歌词”的音乐性与抒情性特点。此后的词学围绕着李清照“别是一家”的观点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探讨。宋末张炎作有著名的《词源》，是对南宋之前词之理论总结，特别是在词之协律上用力更深，明确要求“词之作必须合律”，“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词欲雅而正”以及“清空”与“意趣”等艺术要求张炎：《词源》卷下，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1册，第255-267页。。
李清照与张炎的词论总结了有宋一代的词学思想，奠定了词“别是一家”的基本理论，引出了有清一代词学理论的发展与词之特殊的“要眇宜修”的境界之美的出台。清代常州词派代表张惠言在《词选序》中提出了著名的“言内意外”与“比兴寄托”的观点。他说：“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张惠言：《张惠言论词·附录》，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册，第1617页。这里，不仅道出了词之协律的基本特点，而且充分说明了词之内容的特殊性：缘情造端，兴于微言，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等等。
叶嘉莹认为：“词是一种很微妙的文学体式，比诗更加微妙。因为诗是显意识的，是言志的。可是词是不知不觉之间流露出来的，早期的词都是如此。这就是我们讲到的张惠言的词论。他的词论虽然有牵强比附的地方，但是他确实体会到了词的一种美学特质，所谓词的美学特质就是说它能给读者很多、很丰富的联想，是作者不必有此意，而读者何必无此想。这是词的一种特殊性能。”叶嘉莹：《叶嘉莹谈词》，第17-18页。她划清了诗与词的界线，所谓诗是“言志”的、“显意识”的，而词的特殊的美学特质是作者不必有此意，而读者却能作此联想。也就是说，词表达的“言外之意”是一种潜意识。这就是词特有的美学特质与性能。王国维将之称为“内美”。他说：“词乃抒情之作，故尤重内美。无内美但有修能，则白石耳。”施议对：《人间词话译注》，第257页。对于词体的这种“内美”，王国维给予界定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施议对：《人间词话译注》，第179页。这就明确回答了词“别是一体”及其“内美”的基本特征，劃清了词与诗的界线。首先，词这种文体的基本特征是“要眇宜修”。“要眇宜修”，来自屈原《九歌·湘君》。《湘君》写道：“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横流啼兮潺湲，隐思君兮悱恻。”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65页。《湘君》抒写湘水女神——湘夫人对于爱人湘君的期盼相思之情。诗中描写焦急等待夫君的湘夫人猜测夫君为什么迟迟未到：也许夫君还在中洲之地等待未行？我要将美貌无比的自己再装饰打扮，在激流中驾驭美丽芬芳的桂舟迎接我的夫君！但因天时地利等原因相会不顺，我只能让泪水像潺潺泉水般在面颊横流，对你的思念之苦难言而又凄切悲伤。据称，“湘君”与“湘夫人”是先秦时代汉族神话中湘水边的男女神，以其为篇名的诗歌是屈原《九歌》十一首的组成部分，是祭祀之歌，描述男女间凄苦的思念之情，绘声绘色地表达了那种隐思悱恻、驰神遥望、祈之不来、盼之不见的惆怅的心情。王国维将这种情感用“要眇宜修”这种具有动作性的语言加以概括，并以之为词的“内美”。“要眇”，女性之美也;“宜修”，修饰提升也。“要眇宜修”，即言女性之美的修饰提升，形象生动，内涵丰富，表现了词这种文体的特殊的“内美”。同时，也划清了诗与词这两种文体的界线：词表达某种私密的诸如男女之爱的隐情，缠绵悱恻，这是“诗之所不能言”的;但词又“不能尽诗之所能言”。例如，不能言诗所常言的宏大的报国忠君之志等等。所以，“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词的“要眇宜修”之“隐思悱恻”具有情感的生命原初性特点，所以具有生命论的内涵。王国维将之归结为一种“赤子之心”，他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施议对：《人间词话译注》，第43页。孟子有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89页。“赤子之心”是孟子“性善”论的观念，言人之生命本性即为赤子之心。王国维认为，李后主词表现的那种缠绵悱恻的情感，即是其赤子之心的生命本性的表现。同时，王国维也提到清代词人纳兰容若所倡导的自然之情。他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施议对：《人间词话译注》，第128页。纳兰容若为清代满族著名词人，其词自然清丽，情感真切，诚如王国维所言，“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如“荒原漠漠，雨峡蒙蒙，千秋黄壤，百世青松”纳兰容若：《皇清纳腊室卢氏墓志铭》，转引自赵迅：《纳兰成德家族墓志通考》，北京：文津出版社，2000年，第16页。，“我是人间惆怅客，断肠声里忆平生”纳兰容若：《浣溪沙·残雪凝辉冷画屏》，张草纫笺注：《纳兰词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4页。等，表现了一种自然的生命本真的情感。这也是王国维所言的富有生命气息的“要眇宜修”的“内美”。
王国维不仅从中国传统文化论说“要眇宜修”之“内美”的生命特性，还从西方语境吸收资源论说这种“内美”，主要是吸收西方近代叔本华与尼采的生命意志的学说。前面提到的“赤子之心”，王国维曾用叔本华近似言论来说明。叔本华指出：“天才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转引自王国维：《叔本华与尼采》，聂振斌选编：《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王国维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7页。在叔本华看来，天才犹如七龄之童，智力已经发达，但受欲望意志影响尚少，“即彼知力之作用，远过于意志之所需要而已。故自某方面观之，凡赤子皆天才也。”要之，所谓天才，乃未受欲望之浸染的原初生命的形态也。更进一步，王国维引用德国著名生命意志论哲学家与美学家尼采的关于文学乃“以血书之”的观点：“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施议对：《人间词话译注》，第48页。尼采所谓“以血书”之的文学，即其在《悲剧的诞生》中谈到的悲剧精神乃惊骇与狂喜为特点的生命的强力意志。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说道：“酒神因素比之于日神因素，显示为永恒的本原的艺术力量，归根到底，是它呼唤整个现象世界进入人生。在人生中，必须有一种新的美化的外观，以使生气勃勃的个体化世界执着于生命。”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107页。王国维将尼采关于悲剧产生与生气勃勃的酒神精神借用以论词，使词之“要眇宜修”之“内美”具有了生命力量的内涵。他还借用了叔本华关于佛教与基督教对于人类罪恶的解脱作用，认为李煜之词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有研究者认为，王国维此处夸大其词。其实，王氏赋予了词的“要眇宜修”之美以“生命意志”之内涵，本身即含有超脱人类苦难的作用之意。当然，王氏自己也认为担荷人类罪惡一说有不确之嫌。他说：“然叔氏之说，徒引据经典，非有理论的根据也。试问释迦示寂以后，基督尸十字架以来，人类及万物之欲生奚若？其痛苦又奚若？吾知其不异于昔也。”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聂振斌选编：《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王国维卷》，第127页。今人叶嘉莹在词学研究中独居慧眼，创获颇多，她独到地将“要眇宜修”解释为一种“弱德之美”：“我讲词时曾经提到过‘弱德之美。弱德之美不是弱者之美，弱者并不值得赞美。‘弱德，是贤人君子（处）在强大压力下仍然能有所持守、有所完成的一种品德，这种品德自有它独特的美。……也就是贤人君子处于压抑屈辱中，而还能有一种对于理想之坚持的‘弱德之美，一种‘不能自言的‘幽约怨悱之美。”叶嘉莹：《叶嘉莹谈词》，第36-37页。也就是说，所谓“弱德之美”即是一种“弱势之美”，是处于弱势而又能坚持表达自己理想的美。被王国维称道的李后主就是这种“弱德之美”的典型代表。其著名的《破阵子》云：“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李煜：《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张璋、黄畲编：《全唐五代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87页。本文所引李煜词均引自本书，为行文方便，不再一一出注。该词为李煜被俘沦为亡国奴后的生活与感受，有着对于被俘前四十年繁华生活的回忆留恋，对于失国之悔恨，以及沦为臣虏的痛苦，表达了特殊的处于弱势又坚持离恨的“弱德之美”。中国词学到王国维与叶嘉莹，将词之“别是一体”的“要眇宜修”之“内美”作了较为充分的阐释。
二
下面，我们要谈一下词之“要眇宜修”的“境界”之美何以产生。首先，从政治经济来看，北宋结束了五代割据，统一中国，从960年至1125年历经了百余年的太平盛世，经济得到繁荣，城市不断发展，市民社会逐步形成。杭州、汴京、成都等大城市非常繁华。据说，当时杭州已经发展到百余万家，非农业人口十有五六，市民队伍壮大，茶馆、教坊遍地，娱乐文化不断发展。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中写道：“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歌舞;班（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萧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页。汴京的繁华奢侈，市井中青楼画阁，柳巷花衢，茶饭酒肆，绣户珠帘，这些正是“要眇宜修”的词得以产生的经济与物质基础。
当时的宋代社会，也有歌词产生的条件。赵匡胤夺取政权建立赵宋王朝后，除了“杯酒释兵权”之外，又引导王公大臣们“及时行乐”，使他们流连“淫坊酒肆”与“歌舞场所”，过上了“浅斟低唱”的生活。这些，都成为“要眇宜修”之词得以盛行的条件。同时，有宋一代党争激烈，这种激烈的党争与仕途的险恶，使得众多文人更加倾向于“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的词之创作。
对于词这种文体的形成，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1页。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写道：“四言蔽而有《楚辞》，《楚辞》蔽而有五言，五言蔽而有七言，古诗蔽而有律绝，律绝蔽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者，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施议对：《人间词话译注》，第133页。在这里，王国维发展了中国传统的文学“通变”之说。《文心雕龙·通变》有言：“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21页。文体的发展创新乃历史之必然，只有变革才能促进文学的发展，必须跟随时代发展抓住机遇，才能持续发展。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也揭示了词的应时而生，又应时而衰的发展规律。他说：“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词盛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焉。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施议对：《人间词话译注》，第166页。这就充分说明，词之产生亦是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时代发展了，人的感情需要更加多样丰富，词应运而生。其初，唐之末期乃至五代，音乐的发展，教坊的普遍，歌词成为文人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手段，发展迅速。这种以描写妇女日常生活感情为特点的带有绵软风格的词被称为“花间词”，后由文人编辑为《花间集》，影响巨大。到了宋代，词更受到文人墨客甚至官员的喜爱，填词蔚然成风，迅速发展。例如，欧阳修官至枢密副史，执掌内阁决策之权，但官场的复杂，人生的颠簸，内心苦痛的不可排解，使他选择了词这样一种抒发情感的渠道。他的著名的《蝶恋花》乃是借词抒愁之作。该词写道：“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意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几许》，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08页。本文所引宋词，皆引自本书，为行文方便，不再一一出注。词写歌妓思念情人之事，“章台”即歌妓生活之处。这个思妇内心无比痛苦，重重的高楼封锁住她的无尽思念;尽管泪眼模糊但却无处倾诉，连飘落的花儿都不愿意给她回答，充分反映了欧阳修那无尽的无法排解的痛苦。这是一种特殊的被叶嘉莹称为“双重性别”与“双重语境”的文学表达方式。欧阳修位居高官，为文坛领袖，在诗文中以言道标榜，所谓“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欧阳修全集》卷四七，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64页。，但却在其词《蝶恋花》中借一位思念的歌妓之口表达了自己在官场与生活中被压抑的苦闷之情。诚如叶嘉莹所言：“词人要说的是什么？是大家都写的美女和爱情。可是很奇妙，当一个词人在游戏笔墨，随随便便给一个歌曲填上一首歌辞的时候，有时在无意之中反而把内心最深隐、最细微的一种感受、感情或体会流露出来了。这正是词的妙用，也是一首好词所具备的一种特殊的美学特质。”叶嘉莹：《叶嘉莹谈词》，第13页。欧阳修内心最深隐最细微苦闷的痛苦之情借助歌妓这种特殊身份，与词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自然而充分地表达出来。这恰是词的“要眇宜修”的美学特质得以实现的重要的社会与文学因素。
词的产生，特别是其“要眇宜修”美学特质的形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唐代以来，特别是宋代胡乐的输入。诚如陆侃如所说，“词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唐代民间诗人创造了新的乐章，附带也因为有外族音乐的输入”;“由于民间诗人的创作，加上外族音乐的影响，在诗史上便产生了新的体裁”陆侃如：《中国诗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6、331页。。据《宋史》记载，唐代以来的音乐几乎被龟兹人传来的琵琶乐所笼罩，而依曲填词的发展也同这种琵琶曲的传播分不开。北宋平定五代割据势力的同时，也收用了旧时的乐工与他们保留的旧曲，使得宋初教坊发达，旧曲翻唱，导致了音乐的繁荣，促进了词的发展。
词这种音乐性与文学性结合的艺术形式，最初是以音乐性见长的，基本上是一种抒情的歌曲，而且是以歌女的歌唱为主，这种抒情性及其歌女教坊演唱为主的游戏特点，使得词的“要眇宜修”与“幽约怨悱”的美学特质更加鲜明。
三
“境界”之美是王国维在著名的《人间词话》中提出的。王国维为什么要用“人间”来标识他的词作与词话著作呢？这应该与王国维继承叔本华之生命意志论哲学美学，将人生视为欲望之无法满足而产生无尽痛苦，主张借助美之艺术为之作短暂之解脱有关。“人间”，乃指人间之关怀与解脱也。王国维在著名的《〈红楼梦〉评论》中说道：“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又说：“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此猶积阴弥月，而旭日杲杲也;犹覆舟大海之中，浮沉上下，而漂著于故乡之海岸也;犹阵云惨淡，而插翅之天使，赍平和之福音而来者也;犹鱼之脱于罾网，鸟之自樊笼出，而游于山林江海也。然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后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然则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聂振斌选编：《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王国维卷》，第115-116、116-117页。由此说明，在王氏看来，只有被其称作是美术之艺术才能使人生超越欲望，解脱痛苦。
这种艺术解脱论，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王国维的“境界”之论。《人间词话》的开首即言：“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施议对：《人间词话译注》，第3页。，指出了“境界”乃词之核心，词有境界才有高的格调，才能称之为好词，这是五代与北宋之词独领风骚的原因。“境界”一词，在汉语中原指土地的界限与疆域的边线，佛学以该词指六识感知、认识和辨别的对象等。“境界”与“意境”有关系，也有区别，他常常两者兼用。王国维有言：“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施议对：《人间词话译注》，第51页。“堂庑特大”，指冯延巳之词境的广度，他认为，“境界”是对词的“探本”之论，他说：“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施议对：《人间词话译注》，第24页。又说：“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施议对：《人间词话译注》，第182页。“兴趣”，是严羽倡导的一种含蓄之美;“神韵”，则是王士禛所倡导的一种冲淡、含蓄的风格。王国维认为，“兴趣”“神韵”都不像“境界”那样能揭示出词之根本特征。而作为词之根本的“境界”，或者说词之超越性，我们认为，是指生命的情感的超越性所达到的高度与广度。王国维在论述“境界”之时，运用了“真感情”之说。他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施议对：《人间词话译注》，第18页。所谓“真感情”，即李贽所说的“童心”，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赤子之心”，即真诚之情感与生命自然之心，在他看來，没有真情实感的词，即为“游词”。“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也。”施议对：《人间词话译注》，第248页。“忠实”，即真诚，指忠于事物之本然状态。王氏不仅要求写人写事须忠实，即使一草一木也要忠实，否则即为“游词”。
最能体现“境界”之生命情感之意涵的，是王国维的“出入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又说：“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施议对：《人间词话译注》，第145、147页。陈伯海认为，这便是王国维由生命体验向生命超越的演进。他说：“这里所说的‘入和‘重视，是指生命的自我投入，投入后始能感受人生，流连物象，拟容取心，得其生气;而所说的‘出和‘轻视则是指生命的自我超越，超越后也才能观照世情，凌暴万类，洞察玄机，以显其高致。显然，这正是审美活动发自内在体验而终须外在超越的意思。”陈伯海：《生命体验与审美超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42页。王氏的“出入”说尽管也有中国古代文化的渊源，主要应该是运用了叔本华生命意志论哲学与美学的“审美观审”的思想。叔本华将审美与艺术当作慰藉人类的花朵，补偿人类欲望缺失的途径，而其前提则是审美与艺术要有超越性，审美对象要超越于个别事物，成为非根据律的“理念”，审美主体要超越于意志与欲求，成为无意志的主体，审美成为“在直观中浸沉，是在客体中自失，是一切个体性的忘怀，是遵循根据律的和把握关系的那种认识方式的取消”，“人们或是从狱室中，或是从王宫中观看日落，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73页。。这种观审是对于个体生命意志的超越，也是对于个体生命意志的慰藉。显然，叔本华的“观审”正是王国维“出入”说之哲学、美学之根据，而由诗人之“出入”所创造出的词之“境界”正是生命之“真感情”的活动与呈现。从王国维关于词之“境界”的一系列论述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王国维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施议对：《人间词话译注》，第8页。实际上，“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都是生命真情感的投入。在诗人之创作中，我之真情感与自然之景象融为一体，须臾难分，主客合一，即为“无我之境”。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其闲适之真情感已与菊花、东篱、南山与飞鸟，化而为一，难分难离，我之真情感已经化为南山之景。如果真情感浓烈，自然景象皆为情感染化、笼罩，即为“有我之境”。如王国维所列举的欧阳修《蝶恋花》、秦观《踏莎行》中词句。
至于词之“境界”呈现之“隔”与“不隔”，实质上仍与“真情感”之贯注紧密相关。他说：“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施议对：《人间词话译注》，第998页。王国维所举出的姜夔诸词，用典较多，影响到真情感与景物融为一体，故而“终隔一层”。王国维又说：“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已;东波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泳春草）上半阙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销英气，则隔矣。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深浅厚薄之别。”施议对：《人间词话译注》，第101页。这里所列之诗词之“不隔”，均因情景交融一体，真感情灌注始终，而所谓“隔”者多因借典与用事，使得真情感无法直接表达。例如所举的欧阳修词《少年游》，借咏春草而抒离别之情。上片直抒离情，主人公凭栏远眺，远望连云。“千里万里”言路途之远，“二月三月”言时光之长。想到远人的行色之苦，几乎直抒离情，因此“不隔”;下片则借助三个典故，以池上江浦、疏雨黄昏等，言思妇对于离人的相思。同一首作品有“隔”有“不隔”，全看是否灌注了真情感。
对于王国维的“境界”之说，学术界关注颇多，评价不一。叶嘉莹有自己的见解，她以“世界”来解“境界”。她说：“王氏所提出之‘境界，乃是特指在小词中所呈现的一种富于兴发感动之作用的作品中之世界，而并非泛指一般以‘言志为主的诗中之‘意境或‘情景之意。”叶嘉莹：《叶嘉莹谈词》，第40页。又说：“境界就是说一个世界，但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大千世界的种种的现实的世界，这是作品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作者心灵或者意识跟外在的现象接触所产生的一个带着感动的世界。……我说过，诗，是言志的，是有一个明显的意识的活动，他有一个志意在里面。……而词呢？是作者写给歌女唱的歌词，……但不知不觉间也流露了他自己本人的一份性格修养在其中了，所以就造成词里面的一种境界，就是词里面所表现作者心灵感情的真正本质的质素的一个世界。”叶嘉莹：《叶嘉莹谈词》，第86-87页。叶氏又进一步将“境界”及“世界”之说扩大到现象学之意识性之中的经验世界。她说：“由此可知所谓‘境界实在乃是专以意识活动中之感受经验为主的。所以当一切现象中之客体未经过吾人之感受经验而予以再现时，都并不得称之为‘境界。像这种观念，与我们在前文所提出的艾迪论介现象学所说的‘现象学所说的既不是单纯的主体，也不是单纯的客体，而是在主体向客体投射的意向性活动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其所构成的世界之说，岂不是也大有相似之处。”叶嘉莹：《叶嘉莹谈词》，第133页。叶氏之“世界”乃现象学意向性中之世界，是一种主体构成之世界与相互主体性之世界。其实，叶氏用“世界”阐释“境界”有其借鉴叔本华的根据，叔本华即强调“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是“我”的意志，叔本华的“世界”即为主体的世界。他认为主体是世界的支柱。因此，叔本华所谓的“世界”即是主体的意志的世界，与现象学之世界具有共同前提。叶氏“境界”乃“世界”之說，可以说是对于“境界说”的当代新解。如果从中国语境理解，也可以将叶氏的“世界”之说理解为“天人合一”语境下的“世界”，是一种“与天地合德”的“世界”。这也许符合叶嘉莹乃至王国维的原意。
四
宋词“要眇宜修”的境界之美的呈现无疑是在其无比多姿多彩的词作之中，大体表现为婉约与豪放之别。明人张诞在《诗余图谱》中言道：“词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盖词情蕴藉、气象恢弘之谓耳。然亦在乎其人，如少游多婉约，东坡多豪放。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大抵以婉约为正也。”王又华：《古今词论》，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1册，北京：第596页。这里提出词体以“婉约为正”之问题，学术界多有争论。从历史实际来看，词之产生于唐末五代即以歌女之歌词呈现，当然是美女爱情，婉约为宗。宋词之发展，就因其“要眇宜修”，“低徊要眇以喻其致”，从而在某种特定空间中得到迅速发展。从宋初来看，词确然是以婉约为宗。那时词尚未成为正宗文体，不上大雅之堂，多是一种游戏之作。北宋后期，词逐渐进入正统文人视野，纳入社会生活，遂变而为正宗。豪放之词应时代之需要，横空出世。但词之婉约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即便是豪放派词人，还是以抒情为主，叙事与言志为辅，否则即是“以诗入词”，词便面临瓦解。正如《四库提要》所言：“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449页。
先说宋词的婉约之美。宋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指出，作词之标准，“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沈义父：《乐府指迷》，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1册，第277页。。这可说是对于婉约之美的一种总结：协律、字雅、情长、意柔。现在来看李煜词。李煜是南唐后主，国亡被俘，成为宋朝的阶下囚，他的重要的词作多创作于这段时间。其词哀怨悲切，辗转悱恻，充满国破家亡之感慨，为词坛之佳作，王国维多所称许。他的著名词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首词是李煜被俘到汴京后所作，以“愁”字贯穿始终，表达其亡国与沦陷之愁。全词充满问句，自问自答，是一种心灵的叩击。小的方面的“愁”是其失国之痛，大的方面的“愁”是人类失去自由之痛。该词巧用虚字，如“只是”“问君”“恰是”等等，强化了物是人非，愁上加愁的感情，成为千古名词与千古名句。再如，写于同期的《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这是一首与江山永别之词，以“别”情贯穿始终，抒写家国沦亡之痛;以最美的词汇，表达了“天上人间”，家国无法再见的最深的痛苦。上述两首词都表达的是一种“幽约隐微”之情，但却将其中的“忧愁”和“别离”提升到人类共有之高度，并以传颂永恒愁情的名句镌刻在人们的心中。
秦观被称为“婉约之宗”，是北宋婉约词的代表人物。陆侃如将秦观词的特点概括为：“第一，凄绝;第二，婉约。”陆侃如：《中国诗史》，第408页。先来看他的《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这是抒发“别恨”的恋歌，抒情主人公抒发他对早年恋人的无尽思念。韶华流逝人已老，但离恨犹在无法排解，登楼远望春江，满江之水都化成流不尽的眼泪。秦观的《鹊桥仙》写道：“纤云弄月，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凤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借牛郎织女每年的短暂相聚传说写爱情的永恒。这是一种反写，以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珍惜喻爱情的坚贞。爱情的永恒性是该词价值所在。词的反写，是作者的创意。李清照词以婉约缠绵著称。她的《如梦令》写道：“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此词是李清照南渡前作品，表现了她慵懒的贵夫人生活。黄苏《蓼园词选》称：“绿肥红瘦，无限凄婉，却又妙在含蓄。”参见夏承焘选编：《宋词三百首》，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91页。李清照后期的《声声慢》写道：“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该词集中反映了“要眇宜修，微言幽约，以喻其至”的美学特质。她充分发挥了词之抒情性、音乐性特点，以扣人心弦的语句表达了国破家亡后孤独凄凉的境遇。最后以“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作结，成为千古名句。万树《词律》评道：“此遒逸之气，如生龙活虎，非描塑可拟。其用字奇横而不妨音律，故卓绝千古。”参见夏承焘选编：《宋词三百首》，第197页。
再看宋词豪放派之美。苏轼之词，打破了宋词婉约缠绵的传统，别开生面，走上豪放之旅。宇文豹《吹剑录》记载：“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絕倒。”转引自章培恒主编：《中国文学史》中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2页。此论绘声绘色地将苏词豪放之特征形象地表达出来。苏轼《念奴娇》怀古抒怀，以对赤壁之战风采的怀想，抒发自己的报国立业之志。该词几乎完全是抒发豪放之志，“人生如梦”的感慨只是一种淡化的表达，有“隐约微言”，但不明显。本词境界宏阔，但言志压倒了抒情，显露出“以诗入词”之势。苏词亦有凄绝哀婉之作，其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这是苏轼悼念亡妻病逝十年之作。先是抒发了悼念相思之痛，但更重要的是抒发了“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之情，这种满腔忧愁无处抒发的痛苦，无限的悲凉凄婉。这应属于词所能表达的“微言幽隐”之“要眇宜修”。
豪放派通过自己的特殊方式在词作中体现了“诗直词婉”的特点。如辛弃疾词就充满了报国立功的战斗精神与收复失土还我河山的豪迈情怀，宋代刘克庄在《辛稼轩集序》中称颂辛词：“公作大声鞺，小声铿訇，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113页。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语以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灸，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该词是对于昔日沙场点兵、征战塞外激烈战斗的回忆，上片回忆当年沙场点兵，威武雄浑;下片继续写当年战事，快马如飞，强弓霹雳，一心为了赢得报国的大事，博取效国的功名。但这一切均成往事，如今白发丛生，词人的不满之情跃然纸上。王国维对于辛弃疾之词有很高的评价：“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气象论，亦有‘横素波、干青云之慨，宁后世龌龊小生所可拟耶？”施议对：《人间词话译注》，第110页。辛词亦有假借闺怨表达忧虑国事的凄婉一面，如《祝英台近·晚春》借思妇之口，写思妇晚春之际在闺中看风雨时至，绿肥红瘦片片花落，流莺啼鸣声声报春归去，但斯人归期无定，音问难通，闺怨无尽，用以抒发国事难折，报国无期的愤懑之情。这是典型的豪放派词人的“要眇宜修”。
宋词的“境界”之美乃中国文学史之奇葩，美轮美奂，至今令人流连不已，它包含的境界之美、要眇宜修、弱德之美、婉约与豪放等美学范畴将永留青史，惠及后代。
[责任编辑 刘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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