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唐诗研究述论
摘 要：近二十年（2000-2018）唐诗研究发展突飞猛进，在“唐诗学”体系之建构、出土文献与唐诗研究、域外汉籍与唐诗研究、唐诗的传播接受史研究、新视域的开拓与唐诗史的宏观研究、唐诗的文献整理与实证研究诸方面，均呈现出骄人的成绩。作为一个高度成熟的学科，唐诗研究已取得丰富的经验，但成熟也意味着老化，经验也易于形成套路，如何在已有基础上坚守文学本位，变换研究视角，力避陈旧选题与低水平重复;如何不只在知识、技术层面求积累、求变化，而在超越知识、技术的观念层面、艺术层面求创新、求突破，似应成为未来研究予以重点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唐诗;唐诗研究;诗学;文学史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1.03.12
新时期以来，唐诗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初步统计，相关论著迄今已多达34930项。如果将此一时期分为1978-2000年和2000-2018年两大时段，则前一时段历时22年，成果量为15424项①;后一时段历时18年，成果量为19506项②。关于前一时段的研究概况，早在二十年前即新旧世纪交际之时，已有多位学者撰文予以详尽评述，其中有回顾百年唐诗研究史者，亦有专就新时期前二十年之研究态势予以评说者③，其文俱在，兹不赘述。关于后一时段的研究概况，尚少有全面关注者④，故本文拟择取其主要方面，就研究之进展与成就、经验与不足予以述论，希望从事实层面厘清头绪，以对今后的唐诗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和镜鉴。
一、学科体系建构与新材料的系统开掘利用
如果将关注目光不只局限于数量，而是从研究的创新度、影响力着眼，那么，近二十年唐诗研究的主要进展和成就似首先表现在“唐诗学”体系之建构、出土文献与唐诗研究、域外汉籍与唐诗研究③ 相关综述文章，约有陈允吉《十几年来国内唐诗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董乃斌等《史料·视角·方法——关于二十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对话》（《文学遗产》1998年第4期），胡明《关于唐诗——兼谈近百年来的唐诗研究》（《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陶文鹏《20世纪前半叶的唐诗研究》（《湖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陶敏《20世纪唐代文学史料研究整理工作回顾》（《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陈尚君《唐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张明非《90年代以来唐代文学研究回顾》，张忠纲等著《中国新时期唐诗研究述评》（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陈友冰《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史》（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1年），葛晓音《唐诗研究百年的走向和得失》（《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0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陈伯海《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概观》（《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杜晓勤《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
④ 今所见者，主要有王志清《改革开放三十年唐诗研究的态势及其走向》（《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10＼]》，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王氏另有《改革开放30年唐诗研究的态势及走向》（《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及《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改革开放三十年唐诗研究综述》（《深圳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二文，内容略同，可参看。
几大方面。下面，即就此诸端之详细情形稍予揭示。
（一）“唐诗学”体系之建构
“唐诗学”是20个世纪80年代初、中期由傅璇琮、陈伯海先生先后提出和细化的概念，其意在于突破传统治唐诗者多零敲碎打、散兵游勇的状态，而从学理高度重新审视唐诗特质及其发展演变，摸清主脉，探索规律，将唐诗及其研究作为古典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来对待。1988年，陈伯海率先推出《唐诗学引论》，以“正本”“清源”“别流”“辨体”“学术史”诸篇为其纲目，初步建构了唐诗学的宏观雏形;同时稍后，又出版了与人合著或主编之《唐诗书录》《唐诗论评类编》《唐诗汇评》;进入21世纪，相继推出《历代唐诗论评选》（2003）、《唐诗学史稿》（2004）诸书，并于近年对以上各书内容改订增补，连同新撰的《意象艺术与唐诗》（2015）、《唐诗总集纂要》（2016）一起，合成8种17册的“唐诗学书系”，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5-2016年出版，从而构成了一个体系大致完备的唐诗学架构。总观这一架构，其突出特点在于，既重理性认知，又重文献整理，兼顾学术史流变，三位一体，相互支撑，使得理论、文献、学术史三大板块得以有机结合。在这三者中，理论建构是为先导，重在解决“唐诗是什么”“何以是”“如何是”之类根本性理念问题;学术史考察是为主干，既横向涉及选诗、编集、注释、考证、圈点、品评、论说、习作等多种接受形态，又纵向勾画唐诗学由萌生、成长、兴盛、总结以至蜕变、更新的演化轨迹，并提示其内在动因;而文献整理则成为支撑前二者的坚实基础，其中书目总录与总集纂要，既是初学者的入门向导，也是资深研究者必备的参考要籍;评论类编与文献集萃，则将相关唐诗评说或分或总，或纵或横，按不同类别和时代顺序汇聚组合，一方面对唐诗相关资料作了迄今为止最为全备的整理和编排，一方面也为从接受史角度研究唐诗者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便利;至于唐诗汇评，精选500家诗人的5000余首诗作，在每位作者、每首诗下都详列历代相关评说和鉴赏，一册在手，全唐诗人的六分之一、诗作的十分之一尽入眼底，颇为实用。
与“唐诗学书系”的编纂相同时，其他相关论著也开始批量涌现。其较具代表性者，大致有如下几类：
以时段言，有刘宁《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钱志熙《情性与通变——唐人诗学的基本思想与方法》（《长江学术》2006年第1期）、张伯伟《论唐代的规范诗学》（《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王园《唐诗与宋代诗学》（三晋出版社2012年版）、张红《元人唐诗学》（岳麓书社2006年版）、孙学堂《明代诗学与唐诗》（齐鲁书社2012年版）、孙春青《明代唐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王顺贵《清代：古典唐诗学的总结与終结》（《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赵耀锋《民国时期唐诗学研究》（西北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任晓勇《民国唐诗学研究》（安徽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张艳辉《宋代闽地唐诗学研究》（西北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
以类别言，有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陈斐《南宋唐诗选本与诗学考论》（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金生奎《明代唐诗选本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贺严《清代唐诗选本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韩胜《清代唐诗选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卢燕新《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以代表性作家和流派言，有郝润华《杜诗学与杜诗文献》（巴蜀书社2010年版）、左汉林《杜甫与杜诗学研究》（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张培《王安石唐诗学研究》（河南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孙达《元好问唐诗学研究》（河南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孙纪文《王士禛与清初唐诗学》（《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张丽华《清代乾嘉时期唐宋诗之争流变研究》（苏州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郭前孔《清代晚期唐宋诗之争流变史》（苏州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以学术史与文化关联言，有朱易安《唐诗学史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黄炳辉《唐诗学史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刘文刚《杜甫学史》（巴蜀书社2012年版）、孙微《清代杜诗学史》（齐鲁书社2004年版）、刘宁《唐代诗学与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张海沙《佛教五经与唐宋诗学》（中华书局2012年版）等。
这些论著，或着眼于通史，或注目于断代，或论诗格，或论选本，或以作家为主，或取宗教视角，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为“唐诗学”之整体建构提供了较坚实的材料和多方面的补充。
（二）出土文献与唐诗研究
学术的推进，与新材料的发现密切相关。“在短短十几年内，石刻史料从一种边缘性史料成为中古特别是唐代研究最为丰富的信息来源之一。造成这场静悄悄的革命的是数以万计反映唐代各类人群生活景观的新出墓志。这使许多以往学界难以着手的研究课题成为可能。”荣新江、陆扬：《石刻史料与中古文史：主持人语》，《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事实上，新出史料特别是唐代墓志的批量发现和系统纂辑，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学术视野，也一定程度地改变着固有研究格局和研究方式。出土文献在20世纪即已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相继出版了《千唐志斋藏志》《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等大型文献整理典籍;进入新世纪以来，又先后出版了《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新中国出土墓志》（上、下，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全唐文补遗》（第7、8辑及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三秦出版社2000、2005、2006年版）、《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秦晋豫新出土墓志搜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等;而各地新发现的唐人墓志也层出不穷，屡见报端，其中较重要者，如郭虚己墓志、韦应物墓志、上官婉儿墓志、丁元裕墓志、卢照己墓志、郑虔墓志、廖有方墓志、独孤申叔墓志、姚合墓志、李益墓志等，都提供了大量新的材料。正是建基于此，近二十年来关于唐代新出墓志与唐诗的研究遂成显学，其中关于唐代诗人个体、家族及唐诗文本、名物、地域文学、女性文学等研究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参看胡可先、杨琼：《新世纪唐代文学与出土文献研究综述》，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等编：《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14）》，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91-323页。，并随着研究者的深入探掘，在整体格局上提升到了一个新的进境。
此一研究领域活跃着一大批积极参与者，如陶敏、戴伟华、李浩、毛阳光、赵力光、马骥、牛红广、王胜明、朱关田、唐雯、朱玉麒、咸晓婷、谢思炜、周晓薇、钟明善等学者，都曾发表多篇研究论文，而以陈尚君、胡可先的相关研究最具代表性。陈尚君自20世纪80年代编纂《全唐诗补编》以来，即特别注意对出土文献的关注和利用，所著《石刻所见唐人著述辑考》（《出土文献研究》第4辑，1998年）分辑经、史、子、集四类书目，仅集部即得唐人著述63种，可补传世文献之未足及其缺误。2002-2004年，他先后发表《隋唐五代文学与历史文献》（《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5期）、《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研究》（《六朝隋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逢甲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文，就石刻文献之特点及重要性、近二十年唐代石刻的影印和整理、新出石刻的文献考订等予以论述。其后又相继发表《唐代石刻文献的重要收获》（《碑林集刊》第12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本事诗〉作者孟启家世生平考》（《唐代文学研究》第12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韦应物一家墓志的学术价值》（《文汇报》2007年11月4日），《郑虔墓志考释》（《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才调集〉编选者韦縠家世考》（《罗宗强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新史料评述》（《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2期）等文，或对新出墓志之价值率先评说，引领风气;或对其内容进行释读，多有新的发现。至2016年，陈氏汇纂众文，成《贞石诠唐》一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末附《长沙窑唐诗书后》《从长沙窑瓷器看唐诗在唐代下层社会的流行》二文，亦颇具参考价值。
胡可先的唐诗研究起步较早，成果颇丰，近些年则将主要精力用在对唐代墓志的收集、考索和释读上，借以解决其与唐诗、唐人行迹、唐代文学家族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其《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史新视野》（《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一文，从作家研究、文学史研究、唐代文学背景研究等角度，论述了新材料、散佚作品之发现的功用和价值;《出土文献与中古文学研究》（《浙江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则进一步揭示了出土文献对深入了解各时段文学背景、文学演变、文学主体、文体形态之助益，借以纠正长期以来文学史研究偏重线性梳理的缺失。在十多年的时间中，他先后考察了杜并（2001）、李郃（2003）、郑虔（2008）、裴宜直（2008）、卢照己（2008）、苑咸（2009）、廖有方（2009）、薛元超（2010）、窦牟（2011）等多人墓志，每有新见;如利用杜并墓志考察杜甫世系及先世迁居襄阳情况，并借以推测杜甫的终葬之地（《杜甫叔父杜并墓志铭笺证》，《杜甫研究学刊》2001年第2期）;由白胜碑及白敏中、白邦彦墓志考证白居易先世和家世、子嗣（《新出石刻与白居易研究》，《文献》2008年第2期）;据三方新出墓志与史籍参证，详考刘长卿任陈留浚仪县尉、登进士第、任监察御史、为鄂岳转运判官的时间（《刘长卿事迹新证》，《学术月刊》2008年第6期）;其他如《墓志新辑挽歌考论》（《浙江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唐代诗人事迹新证》（《浙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新出墓志与唐代文学研究的拓展——以〈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新出土唐代墓志的家族因素》（《浙江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等文，虽研究方向不一，然均注重细节探微，由小及大，颇有斩获。在长期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胡氏先后出版了《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版）、《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新出刻石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几部专著，以更集中的方式，向学界展示了出土文献与唐诗研究的丰硕成果，并承担“考古发现与中古文学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在他和他的团队努力下，一批相关新成果的产出是可以預期的。
除上述唐人墓志外，出土文献的另一大宗，是近百年来倍受世人关注的敦煌写本文献以及吐鲁番文献。早在新世纪之初，陶敏、李一飞即在《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1年版）一书中辟有专节，分别就敦煌遗书中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料、敦煌文献要籍、敦煌文献的利用予以绍介，详实细密，颇便初学;与此同时，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一书，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该书首次将敦煌诗歌编于一帙，上编校定诗集63种，诗1401首，下编辑录零散诗篇524首，二者合计1925首。陈尚君认为此书“足以代表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水平”陈尚君：《新书选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等编：《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01）》，第188-195页。;胡可先评价该书“突出了写本时代诗集的特点，是精审的文献整理与深层的诗学探源相结合的示范著作”胡可先、杨琼：《新世纪唐代文学与出土文献研究综述》，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等编：《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14）》，第291-323页。。继此之后，张锡厚主编《全敦煌诗》（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在对敦煌遗书所存二万余首诗辨误删重之后，共得4500余首，而其中从未面世之作即达1200余首，且大部分为唐代作品。以上二书面世，使得现有唐诗大大扩容，堪称新世纪敦煌诗歌文献整理的重大成果。
在敦煌文献研究方面，项楚先生介入甚早，用力极勤，创获亦多。20世纪后期，他曾先后出版《敦煌变文选注》《敦煌文学丛考》《王梵志诗校注》等力作;进入新世纪后，又新版或增订再版《寒山诗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敦煌歌辞总编匡补》（巴蜀书社2000年版）、《敦煌诗歌导论》（巴蜀书社2001年版）、《唐代白话诗派研究》（巴蜀书社2005年版）、《项楚论敦煌学》（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等著作。其中《敦煌诗歌导论》将敦煌诗歌细分为文人诗歌、释道诗歌、民间诗歌、乡土诗歌、王梵志诗五大类，而对唐五代作品予以重点论述，有深度，有新意。此外，荒见泰史《敦煌讲唱文学与写本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版）、庆振轩《河西宝卷与敦煌文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刘传启《敦煌歌辞文献语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黄永武《敦煌文献与文学丛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诸书，以及伏俊琏等《见于传世本的唐代文人诗作》《敦煌遗书保存的唐代文人佚诗》（《丝绸之路》2012年第12、16期），王彦明《敦煌本〈高适诗集〉考述》（《社科纵横》2012年第1期），陈静《敦煌诗歌写本的传播特征及其形成原因》（《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李肖、朱玉麒《新出吐鲁番文献中的古诗习字残片》（《文物》2007年第2期），朱玉麒《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吐鲁番文书中的玄宗诗》（《西域文史》第7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文，也都或总或分，或考或论，从不同方面推进了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为人们重新认识唐诗提供了重要材料和新的视角。
（三）域外汉籍与唐诗研究
域外汉籍成为近些年学界关注的一方热土，首先在于其为研究者提供了可资采借的稀见版本和大量新的材料。所以，影印出版或整理校订相关典籍，便成了不少学人非常重视的一项要务。诸如《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李更、陈新校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张伯伟编校，收入《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唐诗类苑》（中岛敏夫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千载佳句》（宋红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域外珍本诗话丛刊》（蔡镇楚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唐宋千家联珠诗格校证》（卞东波校证，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金程宇编，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日本汉籍图录》（沈津、卞东波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均在此期相继推出。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卢盛江《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修订本2015年版）及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两部大著。前者为完成汇校汇考任务，作者曾两赴东瀛，入深山、访古寺，又辗转于海峡两岸，广搜现存传本，清理前人成果，在版本斟辨、原典考证、语词注释诸方面多有创获;后者对此一重要典籍之文本、成书、传播、研究资料等予以精校、考订、追踪、辑佚，提供了大量新文献和研究成果，被誉为“近年治日本流传汉籍难得之力作”陈尚君：《孙猛著〈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初读述感》，《中华读书报》2016年1月20日。。
同时，关于域外汉籍的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仍以《文镜秘府论》为例，卢盛江在《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基础上，详细考察了该书之研究历史、版本流传、原典经纬、声病理论、属对规则等，出版《〈文镜秘府论〉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颇受好评。他如张伯伟《〈文镜秘府论〉与中日汉学》（《中国诗学》2005年第10期），陈翀《〈文镜秘府论〉古钞六卷本补证》（《国际汉学研究通讯》2013年第8期）、《空海撰三卷本〈文镜秘府论〉之选编经纬及原本形态考》（《域外汉籍研究集刊》2015年第11辑）等，也都是较深细的研究之作。与此相关，对《文镜秘府论》作者空海的研究日渐增多，如蔡毅《空海在唐作诗考》（《域外汉籍研究集刊》2005年第1辑）、兴善宏《日本汉诗史上的空海》（《域外汉籍研究集刊》2006年第2辑）、王勇《唐人赠空海送别诗》（《文献》2009年第4期）等即是。
借助域外文献研究唐诗，既需广采各类可资借鉴之版本，又要留意、发现新文本，提供前人未见之新材料。在这方面，一些学者花费深心大力，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较此前白集整理本之一大优胜处，即在于广采金泽文库本、东大寺本、真福寺本、伏见天皇临摹本等日藏写本，扩大了比照、校勘的视域;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则以朝鲜刻本《樊川文集夹注》等为参校本，使得校注较前趋于精审。对《十抄诗》的整理、研究也是如此。《夹注名贤十抄诗》为高丽朝初出现的一部唐人七律选集，全书抄录三十位诗人共三百篇作品，保存了《全唐诗》以外的一百三十八首唐人佚诗，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查屏球对此书予以首次整理，并于2005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金程宇《〈十抄诗〉丛札》（《域外汉籍研究集刊》2005年第1辑）、张鹏《夹注名贤十抄诗补正》（《域外汉籍研究集刊》2008年第4輯）、杨为刚《朝鲜十抄诗对全唐诗的校勘意义》（《长江学术》2012年第4期）、房锐《十抄诗与高丽朝科举文化》（《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等文，则从不同角度，对该书或补正，或申发，将研究逐步引向深入。他如金程宇《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新探——以两种稀见日藏本为中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2期）、《诗学与绘画——中日所存唐代诗学文献〈琉璃堂墨客图〉新探》（《文艺研究》2012年第7期），朱玉麒《日本宫内厅藏〈张说之文集〉研究》（《唐代文学研究》第14辑），琴知雅《朝鲜申纬编〈全唐近体诗选〉考论》（《中国诗学》2008年第12期）、《朝鲜后期“唐诗诗意图”表现出来的朝鲜风》（《中国诗学》2011年第15期）、陈翀《日本古文献〈江谈抄〉所见全唐佚诗句辑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4期）、童岳敏《日藏〈李长吉歌诗〉抄本及批点本考述》（《文献》2014年第1期）、户崎哲彦《日本旧校抄〈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四十五卷本及南宋刻〈音注唐柳先生集〉略考》（《文史》2014年第1期）、陈文佳《和刻三卷本〈韩内翰香奁集〉之版本研究》及赵庶洋《和刻本〈又玄集〉跋》（均见《域外汉籍研究集刊》2014年第10辑）等，在利用新材料方面也都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
利用域外汉籍对唐代诗人、诗作、诗体乃至诗学现象展开研究，是此期学者关注较多的另一个方面。以杜甫研究为例，既有采借日本文献考察者，如王京钰《义堂周信诗文中的“江云渭树”——日本五山文学杜甫受容的一个侧面》（《辽宁工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尚永亮《论前期五山文学对杜诗的接受和嬗变》（《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4期），也有采借朝鲜文献考察者，如左江在推出《李植杜诗批解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一书的同时，先后发表《〈纂注分类杜诗〉研究》（《域外汉籍研究集刊》2005年第1辑）、《〈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与诸家注杜比较研究》（《中国诗学》2008年第12期）、《朝鲜文人李世龟次杜诗研究》（《域外汉籍研究集刊》2015年第11辑）等文;他如崔晳元《论朝鲜文人金堉的集杜诗》（《古典文献研究》2012年第15期）、《朝鲜时代私家杜注考》（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2012年总第83册）等，以不同面向多元展开，揭示了此期杜甫研究的若干特点。相比之下，张伯伟《典范之形成：东亚文学中的杜诗》（《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具有更开阔的视野。该文认为，杜诗典范在东亚文學史上的形成方式主要有三种，即中国的以文坛巨擘的弘扬表彰、日本的以学者眼光的专业衡量以及朝鲜半岛的以王室力量的直接推动。其中前二者属民间，后者属官方，但即便属于官方，与民间也仍然有着温和而友善的互动。朝鲜半岛文学中更为强烈的政治色彩、日本文学中较少对社会政治的介入，与杜诗品格或契合或疏离，促使杜诗在各区域成为不同类型的文学典范，这体现了不同区域在接受中国文化影响时自身的文化选择。文坛上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新旧典范多元并存是东亚文学史上的常态，也是汉文化圈中文学典范形成的东方特色。与此相前后，张氏还发表《东亚文化意象的形成与变迁——以文学与绘画中的骑驴与骑牛为例》（《域外汉籍研究集刊》2010年第6辑）、《“文化圈”视野下的文体学研究——以“三五七言体”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等，均为视野开阔而考察细密的佳作。
此外，关于白居易、寒山、李白、卢仝等诗人及其作品，也都有若干论著发表，如文艳蓉《日本白集版本源流综论》（《文献》2010年第3期），胡可先、文艳蓉《论长恨歌的序与传》（《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5期），陈翀《日藏旧抄本长恨歌序真伪考》（《域外汉籍研究集刊》2011第7辑）、《慧萼钞南禅院本白氏文集卷十三复原稿》（《域外汉籍研究集刊》2012年第8辑），罗时进《日本寒山题材绘画创作及其渊源》（《文艺研究》2005年第3期），张天健《论寒山》（《唐代文学研究》2006年），区鉷《寒山诗在日本的传布与接受》（《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张石《寒山与日本文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刘玉才《〈寒山子诗集〉早期刊本源流钩沉》（《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金程宇《卢仝与韩国汉文学》（《文学评论丛刊》2013年），林浚哲《试论韩国古代诗歌中中国诗歌意象的接受和演变——车天辂与李白诗的“鳌”意象比较研究》（《中国诗学》2006年第11期）等，林林总总，各具胜意。
译介海外学者的汉籍研究，也成为此期值得注目的现象。如中华书局的“域外汉籍研究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均已出版两集数十册（其中有涉及唐诗者）;2014年，中华书局又出版蒋寅主编“日本唐代文学研究十家”丛书，其中包括赤井益久《中唐文人之文艺及其世界》、市井桃子《莲与耦的文化史——古典诗歌中的植物名研究》、斋藤茂《文字觑天巧——中晚唐诗新论》、下定雅弘《中唐文学研究论集》、户畸哲彦《唐代岭南文学与石刻考》、深泽幸一《诗海捞月——唐代宗教文学论集》、松原朗《中国离别诗形成论考》、松本肇《韩柳文学新论》、丸山茂《唐代文化与诗人之心》、芳村弘道《唐代的诗人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则于2018年推出由李浩、松原朗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书系：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其中松原朗《晚唐诗之摇篮——张籍姚合贾岛论》、古川末喜《杜甫农业诗研究——八世纪中国农事与生活之歌》、埋田重夫《白居易研究：闲适的诗想》诸书，即是关于唐诗的专著。
还需注意的是，2018年，由上海师范大学查清华、复旦大学查屏球分别担纲的《东亚唐诗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和《日韩藏唐诗选本研究》入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更使得域外汉籍与唐诗研究由个体走向群体，由分散走向集中。可以预料，在未来的数年时间中，相关成果还将批量涌现。
二、多元视角延伸与基础研究的强化
除前述几个领域外，唐诗的传播接受史研究、新视域的开拓与唐诗史的宏观研究、唐诗的文献整理与实证研究诸方面，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创获，值得关注。
（一）唐诗传播接受史研究
作为20世纪后期影响最大的文学理论流派之一，接受美学对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进入新世纪以后，这种影响持续强化，并导致唐诗研究领域相继涌现出大量有关传播接受史的论著，一时间蔚为大观。首先是一二流诗人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对象。诸如宋之问、寒山、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岑参、韦应物、刘长卿、孟郊、韩愈、张籍、白居易、元稹、柳宗元、贾岛、姚合、李贺、杜牧、李商隐、许浑、马戴、赵嘏、杜荀鹤等诗人，均有相关研究成果，其中较突出者，如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米彦青《清代李商隐接受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黄桂凤《唐宋杜诗接受研究》（辽海出版社2008年版）、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吴淑玲《元白诗歌的传播学考察》（《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李德辉《李贺诗歌渊源及影响研究》（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袁晓薇《王维诗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杨再喜《唐宋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或首开先河，或后出转精，均具特点。
其次是一些名篇及其成为名篇的历史，为研究者所关注。如陈文忠《从“影响的焦虑”到“批评的焦虑”——〈黄鹤楼〉〈凤凰台〉接受史比较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唐人青春之歌走向頂峰之路——〈春江花月夜〉1300年接受史考察》（《东方丛刊》2008年第1期）、《从“手抄本”到“印刷本”的文化旅程——〈寻隐者不遇〉传播接受史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12期）、罗漫《天下第一绝句〈静夜思〉——兼谈“床前明月光”何以后来居上》（《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殷学国《唐诗经典影响史的三个层次——柳宗元〈江雪〉影响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童明辉《李商隐〈无题〉诗接受史研究》（湘潭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王兆鹏《千年一曲唱阳关——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的传唱史考述》（《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等，因选题具体、笔墨集中而较具深度，往往能给人意想不到的启发。
其三是对唐诗传播接受的整体考察，成为不少学者笔下的热门选题。如柯卓英《唐代的文学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陶涛《唐诗传播方式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张浩逊《唐诗接受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张毅《唐诗接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吴淑玲《唐诗传播与唐诗发展之关系》（中华书局2013年版）、沈文凡《唐诗接受史稿》（现代出版社2014年版）、刘京臣《盛中唐诗对宋词影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黄俊杰《唐代文人文学传播意识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等，大都体系完整，考察全面，其中尤以吴淑玲、黄俊杰的几部著作探讨细密，较具胜解。
其四是唐诗的海外传播接受研究，也出现了一批成果。如江岚《唐诗西传史论：以唐诗在英美的传播为中心》（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尚永亮、黄超《日本汉诗对王维诗之空寂、幽玄美的受容》（《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曹春茹《论朝鲜汉诗对韦应物及其诗歌的接受》（《云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李南钟《在韩国传统时期孟浩然诗接受样相》（《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蒋向艳《唐诗在法国的译介和研究》（学苑出版社2016年版），周彦《唐代女诗人薛涛在美国的译介》（学苑出版社2016年版），沈文凡《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缉考》（吉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谭燕保《斯奈德寒山诗英译与诗歌创作的互文性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其涉及地域多为欧美日韩，一定程度开启了人们的视野。
此外，受风潮影响，相当一批硕、博士学位论文也纷纷以唐诗的传播接受为选题，广涉诗人个体与诗派，诸如孟浩然、刘长卿、韩愈、白居易、元稹、贾岛、姚合、杜牧、许浑以及韩孟诗派、元白诗派等，都被纳入考察视野。这些论文既从不同方面深化了对研究对象的认知，也为传播接受学研究之兴盛添加了助力。
在此一时期，较值得注意的是陈文忠、尚永亮、王兆鹏等人的相关研究。陈文忠是国内传播接受学研究的较早提倡者和实践者，1998年即已出版《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的专著，从“接受史研究的理念与方法”“经典作品的审美阐释史”“艺术原型的创作影响史”“面对经典的诗学沉思史”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学理思考，并对《江雪》《长恨歌》《琵琶行》《春怨》《江亭》等经典唐诗予以深细解读，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和研究路径，对后来的同类研究发生了大的影响。进入新世纪以后，陈文忠又相继推出《文学美学与接受史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为接受史辩护》（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两部论集，一方面对原有的思考作了深化和推进，一方面围绕接受史研究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就接受史的学术性质和方法论意义着力强调：一部众声喧哗的经典接受史就是一个“思想史事件”，真正的接受史研究，不能望文生义地将之仅仅视为排比文献资料的叙述方式，而应深入探寻隐藏在这个“思想史事件”背后的人生意义、审美意义和诗学意义;与此相关，接受史作为学术方法，具有相互关联的三层含义：一是搜集材料的接受史方法，即按历史线索对接受文本作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二是对待材料的接受史态度，即前人的理解不是我们理解的障碍，而是我们重新再思考的财富;三是研究问题的接受史意识，即一部经典的接受史是一部动态的心灵对话史，应当把它作为一个动态的微观思想史来研究。在这两部论集中，诸如《诗歌接受史与古典诗学研究》《接受史视野中的经典细读》《20年文学接受史研究回顾与思考》《走出接受史的困境》《唐诗的两种辉煌》等文均颇具问题眼光和理论深度，它们与作者关于《春江花月夜》《黄鹤楼》《寻隐者不遇》诸诗的细密解读一起，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形成有机结合，为唐诗接受史研究展示了成功的范例。
尚永亮、刘磊、洪迎华所著《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是一部百余万言的著作，前后历时八年始告完成。该著对中唐元和时期的韩孟诗派、元白诗派和刘柳为代表的贬谪诗人群进行接受史层面的系统梳理和考察，其主要创新在于：一是由传统的个体接受研究转向诗人群体的接受研究;二是将唐诗的创作史、传播史和接受史打通，予以关联研究;三是从接受主体、接受内容、接受方式、接受原因、接受过程和接受效应诸层面入手，将创作接受和理论接受、显性接受和隐性接受、内部接受和外部接受有机结合起来;四是在充分关注“第一读者”的同时，提出“第二读者”的概念，并予以深入的例析和理论概括;五是发现和解决了若干文学史中隐而未彰的重要问题，如将争论千年的“元和体”概念置于传播和接受视角下，对其原初内涵予以新的梳理和界定;对中唐两大诗派之构成及特点，从交往诗创作和接受理念不断变更的角度作考察，还原其动态嬗变的过程;将柳宗元诗歌细析为酬赠和独白两类，从诗人遭遇论述生存状态对其诗歌传播造成的直接影响;拈举王若虚、元好问、方回和《御选唐宋诗醇》为典型案例，深入探索白居易诗在金元时期和清中期异军突起的特殊境遇;以人文并重与人文分合为关捩，对欧阳修、王禹偁、范仲淹、苏轼、王安石、杜牧等人在韩愈、白居易、柳宗元、张籍、李贺诸人接受史上所发挥的第一读者的开启作用，以及元好问、叶燮等人在柳宗元、白居易、韩愈诸人接受史上所发挥的第二读者的转折作用，予以集中探讨，得出若干新的结论。在2011年举办的“文学传播接受高端论坛”上，与会专家对该书有较高评价，谓其“对打破目前文学传播接受研究的僵局具有重要的启发性和导向意义”李娅、陈水云：《寻找文学传播接受研究的突破口——武汉大学“文学传播接受研究高端论坛”综述》，《长江学术》2011年第2期。;一些书评认为：该著“极大地超越了当下接受史研究中常见的简单化、平面化现象，发挥了接受史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独特的学术作用”陈文忠：《为接受史辩护——〈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的学术意义》，《文学与文化》2011年第3期。，“将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接受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王兆鹏：《建构文学接受史研究的范式——尚永亮〈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的方法论启示》，《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王兆鹏于20世纪末即开始采借传播接受学方法进行研究，新世纪以来，他相继发表多篇（部）相关论著，其中尤以《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江汉论坛》2006年第5期）具有影響度。该文将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学研究概括为相互关联的六大层面，即一要追问传播主体，即谁在传播文学，有哪些人或哪些机构传播;二要追问传播环境，即在什么环境中传播;三要追问传播方式，即怎样传播;四要追问传播内容，即传播什么，传播谁的作品和什么样的作品;哪些人的作品能得到及时的传播，什么样的作品更受当下和后世的欢迎;五要追问传播对象，即向谁传播;六要追问传播效果，即传播有什么作用和效果，为什么会有这种效果。这一概括，既具很强的学理性，也具实际的操作性。评者认为，该文“引导了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转向……是对文学传播研究的全面扩展”吴淑玲：《近十年唐诗传播研究综述》，《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15）》，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81页。。王兆鹏的另一创举，是率领团队编纂了以定量分析方法为主进行研判定位的《唐诗排行榜》（中华书局2011年版）一书，其中通过历代唐诗选本选录、批评家评论、作者仿效等数据统计，排列出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的百篇优秀唐诗。该书的出版，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广泛争论，有是之者，有非之者，非之者的主要理由是唐诗是情感艺术的表达，其优劣不宜以计量的方法来评定;王书所用数据、权重是否全面、合理等参看陈尚君：《唐诗凭什么排名》，《东方早报》2012年2月19日，后收入氏著《行走大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62-273页。。这些看法无疑具有一定合理性，可供作者修订时借鉴，但就传播接受学层面所进行的学术创新及引导经典走向大众而言，该书还是颇有贡献的，它在一定时段形成一个社会关注点，引发了受众群体对唐诗及相关审美评价的浓厚兴趣。
（二）新视域的拓展与唐诗史的宏观研究
唐诗研究已历时千年之久，相关成果汗牛充栋，要在此一前人反复耕种的土地上再予创新，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新世纪唐诗研究的显著特点之一，即在于新的研究视域的拓展，以及在旧视域基础上的细化和深化，由此产出一批新人耳目的力作。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窥斑知豹。
一是诗歌流派和诗人群体研究。其中有传统诗派研究的再深入，如毕宝魁《韩孟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姜剑云《审美的游离：论唐代怪奇诗派》（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洪静云《韩孟诗派险怪奇崛诗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陈才智《元白诗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也有新的诗歌流派的探索和宏观审视，如项楚《唐代白话诗派研究》（巴蜀书社2005年版）、张震英《姚贾诗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吴怀东《唐诗流派通论》（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还有对诗人群体的深入考察，如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王秀林《晚唐五代诗僧群体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袁行霈、丁放《盛唐诗坛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二是唐诗体类与乐府诗研究。所谓“体”，既包括唐诗的不同体裁，也包括诗的相邻体裁及其相互关系，如薛天纬《唐代歌行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梁海燕《唐代俗体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钱志熙《唐代近体源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余恕诚、吴怀东《唐诗与其他文体之关系》（中华书局2012年版），张红运《唐代诗序研究》（郑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任文京《唐宋诗序跋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所谓“类”，既指诗歌类别，也兼诗歌内容，如彭国忠《唐代试律诗》（黄山书社2006年版）、郑晓霞《唐代科举诗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薛亚军《唐代试律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年版）、李正春《唐代组诗研究》（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李乃珍《拗体唐诗与仄韵唐诗》（齐鲁书社2013年版）、张明华《唐代分韵诗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周秀荣《唐代田园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岳娟娟《唐代唱和诗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王士祥《唐代应试诗赋论稿》（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杜晓勤《六朝声律与唐诗体格》（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此外，乐府诗研究在此一时期颇受关注，以吴相洲为首的一批学人在这方面投入相当大的精力，就乐府诗的文献、音乐、文学诸方面进行深细考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九册《乐府诗集分类研究》虽非全与唐诗相关，但无疑深化了对唐代乐府诗的认知;吴氏所著《唐代歌诗与诗歌——论歌诗传唱在唐诗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乐府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均是与之相关的专著。此外，仅2002-2007年以唐人乐府为题的硕、博士学位论文，即有关于温庭筠、李贺、李白、刘禹锡等人乐府创作以及《唐声诗》、唐大曲、唐代乐舞歌辞、唐代乐府诗、晚唐乐府诗、新乐府辞、中唐乐府题边塞诗、中唐妇女题材乐府诗、唐代音乐机构、唐代乐府制度、汉唐音乐典籍等方面的研究参看吴相洲：《乐府学概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381-382页。，一时间风生水起，引人注目。
三是唐诗艺术及相关艺术门类研究。审美意识、语言特色、艺术风格等是唐诗的核心要素，但历来重视不够。新世纪以来，这方面有了若干较集中的研究论著，如刘洁《唐诗审美十论》（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韩成武《杜诗艺谭》（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陶文鹏《唐宋诗美学与艺术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房日晰《唐诗比较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何方形《唐诗审美艺术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于年湖《杜诗语言艺术研究》（齐鲁书社2007年版），尚永亮《唐诗艺术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唐诗艺谭》（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及其主编《唐宋诗分类选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吴振华《韩愈诗歌艺术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辛晓娟《杜甫歌行艺术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陈伯海《意象艺术与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葛晓音《唐诗流变论要》（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陶文鹏《唐宋诗词艺术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等，都在这方面有了一定程度的开拓，就中尤以后出之陈著、葛著、陶著最具特色。陈著在系统勾勒意象发展轨迹的基础上，着力于对意象在盛唐之成熟、中晚唐之转型予以考察，对从意象思维到意象语言再到意象结构之创作过程作了深细的揭示;葛著以诗歌体式研究为核心，提炼出表现感觉、表现原理、表现潜力、叙述节奏、铺陈节奏等概念，颇具学理深度;陶著则贯穿着推重“文学本位”的主线，既着眼于唐宋诗词的核心艺术现象，亦用力于作家作品的深细考察和体悟，视野宏通，情理圆融。此外，关于唐诗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关系研究，也成为此期引人关注的现象。诸如肖占鹏等《唐代音乐与文学》（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杨名《唐代舞蹈诗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张之为《唐诗与音乐》（暨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也都别具新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刘磊从诗歌与书法的互动来探讨唐诗艺术，令人耳目一新刘磊：《中晚唐书僧尚奇求变风气下的诗书互动》，《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四是唐诗与政治、制度、地域、家族等关系研究，所占比重甚大。其中一些论著虽非专论唐诗，但却与唐诗发展演进有着紧密关联，如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政治兴变与唐诗演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唐代重大历史事件与文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均为从政治视角考察唐代文学的力作;尚永亮《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以贬谪及其相关制度为切入点，系统考察政治给予唐代诗人的生存影响和创作影响。他如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修订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李德辉《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唐宋时期馆驿制度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吴夏平《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齐鲁书社2007年版）、《唐代文馆文士社会角色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左汉林《唐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徐晓峰《唐代科举与应试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陈飞《文学与制度：唐代试策及其他考述》（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刘万川《唐代中书舍人与文学》（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等，则分别考察了唐诗与使府制度、文馆制度、馆驿制度、乐府制度、科举制度、中书制度等的关系，多具开创价值。在地域、家族方面，代表作有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华书局2006年版），胡可先《唐诗发展的地域因缘和空间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洪迎华《唐两京与文学创作的文化学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梁尔涛《唐代家族与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王伟《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与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地理、交通方面，则以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吴淑玲《唐代驿传与唐诗发展之关系》（人民出版社2015）等较具特色。
五是唐诗与唐人社会角色、日常生活、民俗文化、内在心态等方面的研究。如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赵睿才《唐诗与民俗关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彭梅芳《中唐文人日常生活与创作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莫丽芸《唐诗里的衣食住行》（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版），池万兴、刘怀荣《唐代文人心态史》（长春出版社2015年版），尚永亮《诗映大唐春：唐诗与唐人生活》（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等，均涉及前人较少关注的领域;他如考察唐诗与边塞生活、外来文明、盛唐生态、园林建构、博物之学、唐人本事及隐逸、侠风、体育、中医、私学、经济、宗教等关系者，也渐次出现，呈现出多元展开的局面。
与新视域的拓展相关联，对唐诗史的宏观研究在此期也有若干突破。其中较醒人眼目的，就笔者管见所及，有吴光兴、林继中、蒋寅等的研究成果。
吴光兴《八世纪诗风：探索唐诗史上沈宋的世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二十年打磨，于近年推出的一部近百万言的大著。其主要特点在于选取新的视角，通过对大量原始材料的深入解读，一方面考察李白、杜甫崛起于诗坛的时间点及其背景，一方面考察律诗之创制对于唐诗史的特殊意义，由此对传统的四唐说，尤其是以李杜为旗帜的盛唐说提出质疑，认为自公元705年至805年的唐诗史，是沈佺期、宋之问代表的以律诗规范为主导的创作史和影响史，而尊沈、宋，乃是开天、大历时代大体一贯的主导性的诗歌风尚，从而构成“沈宋的世纪”。在此基础上，又以时代为序，将百年间主要代表性诗人分为六组，即以李邕、张九龄等为代表的先驱者，以王维、崔颢、王昌龄等为标杆的开元鼎盛一代，以李白、杜甫、岑参（以及李华等一系列复古文人）为典范的天宝后起之秀，以“十才子”为英杰的大历律诗群体，以卢纶、李益为骨干的贞元新变先锋，以元白等为核心的元和未来领袖。从整个唐诗史的角度看，以“八世纪诗风”为枢纽，形成对“沈宋的世纪”先建构后挑战的格局。至于大历、贞元时代逐渐兴起的尊崇李杜的风潮，则大致扮演着“八世纪诗风”终结者的角色。细读该书，作者这一新的立论容或可商，但其借助文本细读、知识考古、分析文学史学等方法，尽力“以唐还唐”，却给人以深刻启迪。它使我们看到，唐诗史特别是传统所谓“盛唐”诗史之外，还可能存在为人忽视的另一种形貌。张剑评价该书“在视角、方法和史料上都有不凡创获，整体性地推进了当下的唐诗研究”张剑：《八世纪诗风：探索唐诗史上“沈宋的世纪”（705-805）》，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等编：《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14）》，第259页。，可谓确论。
林继中的《文化建构文学史纲（魏晋—北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是在其同名旧著“中唐—北宋”段基础上增补改订而成，重点论述自魏晋经隋唐至北宋的文化、文学进程，视野颇为开阔。作者以文化史与文学史之双向同构为核心理念，着重揭示了9至11世纪间由雅入俗又化俗为雅的文学演进路径，并从政教一体化的要求推导出士大夫人格机制与文学倾向的转变，从文学经典化的角度，勾勒出杜甫被选择为诗歌典范及其由“诗史”到“诗圣”，最终蜕化为向内观照的“山谷模式”的过程。当然，该书另一位序者赵昌平在予以肯定的同时，也指出其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认为其以“士族文学”与“世俗地主文学”为两阶段文学特质的标志，并以士庶之判与雅俗之分作大体对应，以黑格尔正—反—合思辨模式与“通变”相联系等做法值得商榷。但这些问题，似乎并不影响该书对中唐至北宋时段文学演进的整体判断，而作者所作的颇具深度的一些思考，既可深化读者对唐宋文学史之走向的理解，也可为重新认识近些年再度兴盛于学界的“唐宋变革论”提供一种反思。
蒋寅较早涉足唐代文学研究，且有《大历诗风》《大历诗人研究》等若干颇具影响的成果，此后虽一度转入清代文学研究，但其对唐代文学仍未舍初衷，常常借助远距离的观察，发现身在其中所未能看得真切的一些问题，其《百代之中：中唐的诗歌史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就是这样一部贯穿着对中唐文学和文化的一种总体认识的论集。该著除首章“中唐：变革与开拓的诗史时段”为总体论述外，其下各章分别对孟郊的复古与个体意识、权德舆的心态史意义、贾岛的意象化进程与姚合对“吏隐”主题的开拓、李贺诗的艺术精神、韩愈七古的声调分析与诗风变革等，展开个案研究，而其思考的重心，则大都与中唐文化与文学的转折相关，这种转折，即该书前言所说此一时段作家的职业身份和体制意识开始自觉、文体由偏擅走向全能、娱乐性文体超过实用性文体、古典艺术规则被突破等特点。他的宏观考察，没有离开具体的微观探析，而其文本细读与个案研究，又以宏观的视野亦即整体研究之需要为归结，因而将小结裹与大判断结合在了一起，较具实在性和说服力。
（三）唐诗的文献整理与实证研究
文献整理是唐诗研究基础层面的工作，历来受学者重视。进入新世纪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持续强化并深入，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关作者别集的点校、笺证、集注。诸如傅璇琮《李德裕文集校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胡大浚等《梁肃文集校点》（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项楚《寒山诗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胡问涛等《王昌龄集编年校注》（巴蜀书社2000年版），齐涛《韩偓诗集笺注》（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李之亮《罗隐诗集笺注》（岳麓书社2001年版），郑在瀛《李商隐诗集今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齐文榜《贾岛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陶敏等《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版）、《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岳麓书社2003年版），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韩理洲《唐高祖文集辑校编年》（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郝世峰《孟郊诗集笺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祖保泉、陶礼天《司空表圣诗文集笺校》（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肖占鹏《沈下贤集校注》（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廖立《岑嘉州诗笺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增订重排本，中华书局2004年版），尹占华《王建诗集校注》（巴蜀书社2006年版）、《张祜诗集校注》（巴蜀书社2007），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杜甫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韩偓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熊飞《张九龄集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张说集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严寿澄等《郑谷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蒋寅《戴叔伦诗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胡大浚《贯休诗歌系年笺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徐礼节、余恕诚《张籍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周相录《元稹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吴企明《李长吉歌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林梓宗《刘轲集校注》（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李定广《罗隐集系年校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尹占华等《柳宗元集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何锡光《陆龟蒙全集校注》（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彭庆生《陈子昂集校注》（黄山书社2015年版），祝尚书《杨炯集笺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王锡九《常建诗歌校注》（中华书局2017年版），黄大宏等《萧颖士集校笺》（中华书局2017年版）等，其中有些虽为旧作修订后之再版，但更多的则是新著或该别集的首次整理。同时，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萧涤非、张忠纲领衔的《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和郁贤皓《李太白全集校注》（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这是两部久历时日、规模宏大、体例完备、校注较为精良的大书，在学界颇受好评。
此外，关于诗人年谱、研究资料汇编及工具书的编纂，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如周相录《元稹年谱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熊飞《张九龄年谱新编》（香港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刘学锴、余恕诚、黄世中《李商隐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1年版），张金海《杜牧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谢汉强《刘蕡文献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张进等《王维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14年版），张忠纲主编《全唐诗大辞典》（语文出版社2000年版）、《杜甫大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周勋初《唐诗大辞典》（修订本，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吴文治、谢汉强主编《柳宗元大辞典》（黄山书社2004年版），王辉斌主编《孟浩然大辞典》（黄山书社2008年版）等，作为基础层面的工作，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便利。
还需注意的是，不少学者以求实求真为目的，对相关典籍及其所涉及之词语、人名、人物行迹等予以阐释、考订、钩沉索隐、辨伪存真。如魏耕原《全唐诗语词通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辽海出版社2007年版）、《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同前）等，皆深心大力，多有贡献，其中有些成果已“成为此一领域研究的最权威著作”陈尚君：《唐代文史研究的典范著作——评傅璇琮先生〈唐翰林学士传论〉两种》，《星垂平野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51页。。而在这方面，最值得关注的是陶敏的相关研究。陶敏先生多年来将主要精力投入唐代文史文献之整理考订，厚积薄发，贡献甚大。其20世纪末所作《唐才子传校笺》之《补正》析疑纠谬，多所发明，是公认的一流精品;新世纪以来，又有多部著作享誉学林。其与李一飞合著之《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1年版）是一部详细介绍隋唐五代文学史料的专著，其中别集、总集、诗文评、其他文献诸章与唐诗关联较多，极便初学;其《全唐诗人名汇考》（辽海出版社2006）是对旧著《全唐诗人名考证》的修订，对五万余首唐诗诗题、诗序、诗篇中所见唐代人名逐一解释，补考人名及各类人物事迹数百处，颇见功力。《唐代文学与文献论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收录其三十年间重要论文七十多篇，以辑佚、年谱、书评、专书研究等为主，而于唐诗甄别辨伪尤为深细。此外，由其主编并主要执笔的《全唐五代笔记》（三秦出版社2012年版）以及由李德辉整理的陶氏遗著《元和姓纂新校新证》（辽海出版社2015年版）也相继面世，为学界提供了大量可资采借的高质量成果。就此而言，陶先生可以不朽了。
三、经验与问题
唐诗研究近二十年来之进展与成就已略如上述，而在这些成就的背后，还存在着若干需要總结的经验和问题。
经验之一，缘于健全的各级学会及主要负责人的大力推动。前面谈到，在十八年时间中，唐诗研究的成果量为19506项，在少于前一时段四年的情况下，成果量却超出4082项，这样一种仅从数量上即可察知的繁荣态势，除学术自身不断演进等原因外，唐代文学学会及其下属各分学会的组织和引领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唐代文学学会成立于1982年，至今已召开了十八届年会。学会之下，又先后成立了全国性的杜甫、李白、王维、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商隐等著名诗人的研究分会，而在这些分会之下，还设有若干不同省区的同名研究会，这些一、二、三级学会数量之总合，在整个中国文学各类别、各时段学会中似当首屈一指。从这些学会活动看，大致两三年举行一次年会，每次会议所提交论文多在五十至百篇之间，若取其平均数，则仅此一项，十八年中相关研究成果当即达数千篇。此外，除唐代文学学会设有《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唐代文学研究》两个定期出版的会刊外，各分学会也都不定期出版会议论集，这些会刊和论集既发布最新研究成果，也还兼及相关纪事、会议综述、新书选评、问题述论、海外动态、索引目录等资讯，对广大研究者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指导性和使用价值，对相关研究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助推作用。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唐代文学学会历任会长如萧涤非、程千帆、傅璇琮、陈尚君都是国内最著名的学者，他们本身的学术成就及人格魅力已具某种标杆意义和影响，在长时段的赓续阐扬中，形成了唐代文学学会扎实稳健、富于活力的学风，而傅璇琮于1992年出任会长以来，这种意义和影响尤其显著。傅先生以一流学者、资深出版家的身份主持学会工作长达十六年之久，其谦和宽容的精神和凡事亲力亲为的作风，广泛团结了老中青三代学者，不仅组织、出版了诸如《唐才子传校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多部极具影响力的大著，为学界起到示范作用，而且以其学术敏感和深邃眼光，时时指出若干隐而未显却事关重大的学术问题，由此一定程度上导引着相关研究方向。
经验之二，缘于重要学者新的学术理念、大力倡导以及高效的团队参与和有效组织。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在研究过程中，能否高屋建瓴，洞察态势，提出一个既举足轻重又具有充分发展空间的研究课题，由此逐步凝练、提升学术理念，同时身体力行，组织起一个高质量的、可以攻坚克难的团队，是最终产出重大学术成果的关键。在这方面，陈伯海领衔的“唐诗学书系”提供了充分的例证。前面说过，陈先生提出“唐诗学”的构想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而这一构想的最终落实，委实缘于其始终不懈的初心坚守及其日趋深化的理论思考和学术创造，缘于其所带领的学术团队的集体努力。在这几个因素中，倘无前者，课题本身就失去了应有的水准;倘无后者，此一浩大工程极可能半途而废。有知情学者曾举“书系”之一《唐诗汇评》为例说：整个团队多次赴全国各地重要图书馆“查稿本、善本、孤本”，“前后十年，通过抄卡片，然后筛选，按照体例再把它编纂起来”，诚可谓“十年磨一剑”孙逊：《“唐诗学书系”出版感言》，《学术界》2016年第7期。。一种书如此，八种十七册均如此;偏重文献者如此，偏重理论者更需于青灯黄卷前殚精竭虑、反复考量，其间的劳苦艰辛，实有难向外人道者。
再以域外汉籍与唐诗研究为例，其所以取得较突出成绩，并形成繁盛的发展态势，重要原因之一，似即得力于若干学者的慧眼卓识和大力倡导。早在新世纪之初，陈尚君即应陶敏之邀，在后者所著《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1年版）中专辟《域外汉籍》一节，对域外汉籍之源流、特点、藏书及其与唐代文学相关之研究概况等予以系统介绍;其后，又时时关注海内外研究动向，评介相关成果，传达新的信息。张伯伟也是较早关注域外汉籍并作出突出成就者。其学术贡献，除前述关于杜甫和相关诗体、诗学现象的论文外，还多从新视域、新方法等角度进行思考，先后发表《域外汉籍研究答客问》（《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域外汉籍研究——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2期）、《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中国文化》2009年第2期）、《中国古典学研究的新材料、新视野、新方法》（《典范转移：学科的互动与整合》，台湾“中央”大学文学院编，2009年）、《域外汉籍与唐诗学研究》（《学术月刊》2016年第10期）等多篇文章，一再强调域外汉籍对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强调新领域的开拓以及对新材料、新方法的采用，这些意见，对提高相关研究的精准度不无导向意义。原因之二，缘于一些高校在近二十年间纷纷成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或创办专辑，或举办会议，而部分刊物、出版社也给予了有力的支持。2000年3月，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正式成立，成为国内第一个以域外汉籍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并于2007、2017年相继举办两届“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2005年，台湾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也相继成立了“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2007年，复旦大学成立了包括“从周边看中国”“域外所藏有关中国的文字资料和图像资料”为研究方向的文史研究院;2016年，武汉大学成立了“域外汉学与汉籍研究中心”，同年举办“域外汉学汉籍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材料”研讨会;2017年，山东省委宣传部与山东大学联合启动全球汉籍合璧工程。此外，由张伯伟任主编的《域外汉籍研究集刊》于2005年创刊，至今已由中华书局刊行18辑，发表文章数百篇;《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专辟“韩日唐代文学研究笔谈”栏目;《中国诗学》2011年第15辑、《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12、2013、2015年号分别刊载日、韩等国唐诗研究动向及域外汉籍与唐代文学研究综述等文。与之相关，前述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西北大学出版社相继推出的海外研究专著，也在这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经验之三，缘于视角变换与文本细读。视角就是观察问题的角度，同一事物，从前后、左右、上下各方面去看，其形貌是颇有不同的;视角的变化也意味着视域的拓展，坐井观天与背负苍天向下看，其得到的观察效果也迥然有异。因而，只有更新视角，才能发现此前未曾留意的新问题，才能在旧材料中读出新见解，才能变已知为未知，化腐朽为神奇。否则，新材料也可能成为旧认识的注脚参看尚永亮：《方法与创新——以文学研究为中心》，《中文论坛》2017年第1期。。以《八世纪诗风》为例，作者在“自序”和“前言”中自述其摸索中国文学史“真相”的过程，一方面受到诸如艾略特、库恩等西方学人的理论启发，萌生出在看似平稳的“文学传统”延续过程中，容或有类似“革命性转变”发生的想法;另一方面则是受到李商隐《献侍郎巨鹿公启》“推李杜则怨刺居多，效沈宋则绮靡为甚”李商隐：《樊南文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88页。一语的启示，由此注意到在唐人眼中，李杜、沈宋的品题分别代表着两种各有擅长的诗歌风范;而后又从独孤及笔下的一段论述，见到了有关开天、大历两代诗人前赴后继、一脉相承、追崇沈宋代表的文学事业的历史记录，于是联系当时作者“效沈宋”的眼光和实践，再观照贞元、元和以下几十年“推李杜”之思潮，从他人忽略的视角入手，通过文本细读，描绘出8世纪诗歌的演进脉络，理清了很多隐而未彰的细节，诸如此一时期主流的评诗观念、各大中小诗人作品的数量和體裁、重要诗人之间交谊的具体过程、主要诗人的提携与被提携关系等等，都以不同于现行文学史的面貌呈现出来，诸多早已被排除在文学史重点论述之外的诗人被纳入视野，一些被人视为定论的观点也得到修正。一言以蔽之，作者借助视角改变和文本细读，将旧问题谈出了新意义。
经验与问题往往是相伴而行的，在前述若干成功个案的背后，实际上已隐藏着大量因与之相左而存在的缺憾，如学术理念的欠缺、视角更新的不足、频繁更换研究对象而疏于长期坚守等，都一定程度地影响了相关成果的质量;而就整体情形论，还大抵存在如下一些主要问题。
其一，研究布局严重失衡。综观近二十年来唐诗研究，一个突出的现象，便是多数研究者将目光集聚于一流的知名诗人，较少关注中小作家，也很少关注文学史上较少提及的诗学现象，从而导致热者极热，冷者甚冷。据笔者统计，此一时期仅涉及杜甫、李白、王维、白居易、韩愈的成果，即分别为3030、2053、1458、1108、1019项，合计8668项，如果加上成果量排名仅次于他们的柳宗元（934）、李商隐（869）、李贺（450）、刘禹锡（271）诸人，则已达11192项。这就是说，在此期19506项成果中，仅前五人所占比例已达44%;加上后四人，已占57%。从作品研究看，情况亦复如此。相当一批成果集中在知名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其排名前五者分别是白居易的《长恨歌》（228）、《琵琶行》（104）、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131）、李商隐的《无题》（123）和《锦瑟》（101），合计687项。从这样一个数据不难看出，就研究者而言，对重点作家和传世名作蜂拥而上，而对大作家的其他作品以及众多二三流或被文学史忽略的作家作品却少人问津，则其在研究布局上的失衡是显而易见的。
其二，选题陈旧与低水平重复。这是由前一问题必然导致的结果。一般而言，大作家和知名作品能更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乃是必然现象。但也因其研究成果多，若立意不高不新，便极易流于俗套，给人似曾相识之感。此一问题，前些年曾有学者一再指出，却未能引起应有的注意，究其原因，较重要的一点恐怕是研究的惰性与思维的惯性所致。因为有惰性，所以甘愿在前人走熟的路上修修补补而怯于创新，而不愿多花精力去细读文本，开创新局;因为思维惯性，总被拘束在单一的路径进行思考，而难以变换视角，发现新的问题。除此之外，这种研究惰性和思维惯性还表现在：虽然有些选题是新的，但因一味沿袭别人的研究套路，致使研究过程和所得结论难脱窠臼，这样的成果多了，便难免雷同，令人生厌。以诗歌接受史而论，便经历了一个由生而熟、渐趋模式化的过程，不少研究成果缺乏对接受者和接受对象的深层认知，缺乏对接受背景的文化分析和不同接受者差异的细微分判，也缺乏对接受美学理论的通透把握和灵活运用，将接受史研究变成了单纯的影响史或评论史，等而下者，甚至变成了后世批评文献的汇编，由此形成严重的单一化、同质化、模式化弊端。有学者指出，当下的文学接受史研究遇到了瓶颈，有学者拍案而起，要为真正的接受史辩护，其意都在指出问题，开具药方，以免糟蹋了接受史的名号，最终出现劣帀驱逐良帀的情况。
其三，重文献整理而轻理论研究。文献和理论是文学研究之一体两翼，所谓“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五《答客问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77页。。这说明偏重何者，实与人的才学性分有关，其间并无高下之分。而且就中国古代文学言，因其历史性、古典性的特点，理应在文献整理和研究上多下功夫。然而，当下研究中文献整理的成果非常厚重，而理论研究特别是有深度有新意的理论研究成果却相对稀缺;加之近些年国家社科基金公布的一般项目和重点、重大项目，也多是“某某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由此渐渐形成一种选题导向。在此种导向下，学者们热衷于各类文献的搜集、整理和数据库建设，热衷于不同版本的旧书重印，有些本无大价值的书甚至被一印再印，耗资耗力，叠床架屋，唯独忽略了相应的理论研究，忽略了研究中的思想含量，这是深可忧虑的。王元化先生多年前曾呼吁“追求有思想的学术”王元化、许纪霖：《追求有思想的学术》，《文史哲》1996年第1期。，陈伯海先生总结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时说：“唐诗学由古典向现代学术形态的转变，关键倒不在史料的发现，而在于觀念的更新。”陈伯海主编：《唐诗学史稿》，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86页。因为学术只有与思想、观念结合，才能唤醒其深层活力，才能强化、提升其穿透力和引领力，有时甚至会带来某些革命性的变化。这其中的道理，值得我们每一位治唐诗者深思。
其四，“文学本位”立场的缺失。文学是人学，也是美学、艺术学，其集中展示的既是人的喜怒哀乐、心路历程、生存状态、终极关怀，也是其有别于历史、哲学等学科而独具的形式美和诗性特征。所有这些固然与社会政治、文化、宗教、地域、家族等有斩不断的关联，需要我们从不同层面乃至跨学科的角度进行综合考察，但其最终归趋仍是为了解决文学自身的问题，否则，眼光只朝外看，往而不返，文学便成了为别家打工者，失去了自身的独立地位。这一现象，在近些年的唐诗研究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关于人的生命、命运、心灵史、精神史的深层研究，关于诗歌语言、意象、结构、声律、体性、功能等艺术特点的独立研究，关于不同文体间交叉影响及其发生、发展、嬗变之规律的综合研究，虽时或一见，如前举诸例，但佳作恨少且多被淹没在各类文化研究的众声喧哗之中。针对此现象，陶文鹏等学者曾一再呼吁，要求研究回归文学本位，既要从文本细读中体悟诗之为诗的玄妙所在，又要以会通的眼光考察不同时期的诗美特征及其承接转换。现在看来，这一呼吁是及时而必要的。
综观近二十年的唐诗研究，成就与不足并存，问题与机遇同在。作为一个高度成熟的学科，唐诗研究已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但成熟也意味着老化，经验也易于形成套路。如何在已有基础上另辟蹊径;如何不只在知识、技术层面求积累、求变化，而且要在超越知识、技术的观念层面、艺术层面求创新、求突破，似应成为未来研究予以重点思考的问题。
[责任编辑 刘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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