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坝：走出危局的铁纪保障
杨智淋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中央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长征由此拉开序幕。
从湘江战役的惨痛失败到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再到过雪山草地的恢弘壮举，纵览整个长征历程，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是红军长征时期召开重要会议最多、历经时间最长、面临条件最为艰苦的革命老区。
政教合一的复杂民情、艰苦恶劣的自然条件，这些客观环境已让进入阿坝的中央红军面临重重考验，而张国焘分裂党的图谋更给处于危局中的党和红军蒙上一层阴影。
“长征中，红军面临的困难有很多，但像阿坝这样既要克服外部的恶劣环境，又要在内部进行坚决斗争的情形，还十分少见。”阿坝州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冯佩林说，越是艰难险境，越需要纪律作风作保障。
凭借着铁一般的政治纪律和群众纪律，党和红军最终经受住上述考验，打开了革命的崭新局面。阿坝在党的纪律建设历史上也留下了光辉的印记。
政治纪律在坚决斗争中深化
回顾红军长征在阿坝期间的纪律建设历程，粉碎张国焘分裂主义行径、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无疑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成果，而这一切又要追溯到两军会师之时。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红四团克服重重困难翻过位于懋功（今小金县）的夹金山后，意外地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七十四团一部分相遇了。
两天后，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和中央机关抵达达维，受到了红四方面军同志的热烈欢迎。当晚，在达维喇嘛寺前的一块开阔地上，两军举行了胜利会师庆祝大会。
经历千般磨难后，两军终于成功会师，全军上下都充满着激动的情绪，战士们高唱着《两大主力军会合歌》，联欢一直持续到深夜。
然而，看似一片祥和的气氛下，隐忧暗自滋生。
会师后的红一、四方面军，总兵力达到10万余人，这支部队何去何从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6月24日，张国焘应中央要求，从茂县赶往懋功。一天后，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确立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在小金县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杨发君看来，两河口会议在确定红军最终前进方向的同时，也拉开了同张国焘进行斗争的序幕。“当时，中央红军只有1万多人，张国焘所在的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自恃兵强马壮又是建党元老的张国焘在两军会合后，逐渐搞起了小动作。”杨发君说。
从拖延执行中央决议到多次要求解决组织问题，公然伸手向中央要权，张国焘的政治野心逐渐膨胀。
为保持党的团结统一，中共中央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在向张国焘作出一定让步的同时，也做了大量的解释教育工作，反复强调北上的重要性，同其进行坚决斗争。如，沙窝会议提出要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维护一、四方面军的团结统一。毛儿盖会议驳斥了张国焘意图使红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的主张。
然而，张国焘并没有懂得党中央的良苦用心，反而愈发狂妄，甚至在卓木碉成立“临时中央”，自命为“临时中央主席”，公然分裂党，并要求同在左路军的朱德公开反对北上路线，隔绝和毛泽东的一切联系。
朱德对张国焘倒行逆施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反复强调大敌当前，要讲团结，甚至直言“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最终，迫于中央压力和南下军事失利，张国焘取消了“第二中央”，率军北上。
“从同张国焘斗争的整个过程来看，这是绝大多数讲纪律、顾大局的共产党人同极个别的政治野心家之间的坚决斗争，是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对于今天强化党的政治建设、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也有着重要的启示。”四川长征干部学院阿坝雪山草地分院副校（院）长甘建斌说。
群众纪律在点滴小事中践行
注重群众纪律，以严明的军纪赢得群众拥护，是红军长征期间的一贯做法，但在阿坝州，践行群众纪律又有了更多更严苛的要求。
“阿坝原来是政教合一的民族地区，民族与宗教问题交织，原本就非常复杂，加之国民党反动派及地方反动上层的欺骗性宣传，初来乍到的红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冯佩林说。
当时，反动的土司头人实行坚壁清野的措施，并规定凡是给红军当通司（翻译）引路者或卖粮食给红军的都要处以死刑。许多村寨的群众都逃跑一空，红军既见不到人也筹不到粮食，处境十分艰难。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敌人最怕红军接触群众，才会出此下策。只要红军一接触群众，敌人的欺骗性宣传就会破产。“环境越艰苦，越要严守纪律。”
在严明的纪律要求下，即便民房空无一人，红军战士也绝不进去，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主动帮着挑水、劈柴、打扫卫生。
慢慢地，在红军的政策宣传和严明纪律的感召下，许多逃入深山的群众又回到了村寨，并在日常点滴接触中感知这支不一样的队伍。
“买卖要公平，借物要归还，损坏要赔偿……”当时，红军在阿坝印发了这首《纪律歌》，对红军的各种行为作出了明确要求。
“这些规定都很细致，简单明了，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既便于红军战士遵照执行，也利于向群众宣传红军的纪律。”四川长征干部学院阿坝雪山草地分院高级讲师苏茂华说。
不仅战士要遵守，红军领导人也带头执行。
在驻留金川期间，时任红军大学校长的刘伯承在当地群众马正孝家的堂屋办公。有一次，因工作太累，刘伯承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不小心碰倒了蜡烛，导致桌面被烧出了蚕豆大小的小洞。刘伯承当即向马正孝表示歉意，并坚持赔偿了一个银元。
红军还十分注意尊重当地群众的宗教信仰和民族风俗。在《共產党、红军对番人主张》《回民斗争纲领》等文告中，红军反复向群众宣布“番人信教自由”“反对侮辱回教”等主张，并要求红军战士不得毁坏喇嘛寺和经书，不得伤害番人宗教感情。
而在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筹粮问题上，纪律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块田内割了青稞二百斤，我们自己吃了，这块木牌可作为我们购买这些青稞的凭据，你们归来后拿这块木牌，可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苏维埃政府兑现。”
在今天阿坝州松潘县川主寺镇的红军长征纪念馆内，还保留着这样一块珍贵的木牌，上面的文字真实地反映了当年红军在困难时期的筹粮往事。
1935年7月18日，总政治部专门发布《关于收割番民麦子问题的通令》，明确规定只有在粮食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才能派人到番民田中收割成熟的麦子、青稞。收割普通番人的粮食时，必须将所收数量和原因，用墨笔写在牌子上，插在地中，以便受损的番人拿着这些木牌向红军领取钱粮。
红军的点滴言行与旧式军队形成鲜明对比，赢得了阿坝各族群众的真心拥护。
据不完全统计，在人口仅有20多万、人均年粮400斤的情况下，全州支援红军的粮食在2000万斤以上，包括牦牛在内的各类牲畜20多万头，特别是还有5000多名阿坝儿女随红军北上。
阿坝各族群众对红军的大力支援，也由此被毛泽东主席亲切地称为“牦牛革命”。
革命队伍在绝境考验中提纯
虽然有群众支持，但与数以万计的红军的日常消耗相比，这些补给依然有限。红军所面临的艰难处境还是显而易见的，这在过草地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据四川长征干部学院阿坝雪山草地分院高级讲师于天明介绍，草地沼泽遍布、气候多变，看起来水草丰美，实则危险密布，红军面临着行路难、饮食难、御寒难和宿营难等多种难题，行军条件非常艰苦。
草地才过一半时，许多战士的粮食就吃完了，不得已就只好挖野菜，后来情况严重时，只能煮皮带吃，甚至把随身携带的纸张吞下去充饥。
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红军严明的纪律和优良的作风就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种纪律作风首先就表现在红军领导人不搞特殊化，与普通战士同甘共苦上。”于天明说。
知道毛泽东喜欢吃辣椒，在为中央领导人分配过草地的食物时，警卫员给毛泽东多领了20个红辣椒，毛泽东严令如数退回，并称“我们是红军，领导人怎么能搞特殊化？”
当仅剩最后半碗青稞面时，周恩来选择把这半碗青稞面拿出来泡水喝，以便每个战士都能喝到掺有青稞面的热水。
在面对未知的危险时，红军领导人也身先士卒。时任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甘泗淇为了防止战士误吃到有毒的野草，总是要自己先尝一下，确认无毒后再让战士们食用。甘泗淇也由此获得了“神农”的绰号。
在这种以上率下的优良作风保障下，红军官兵互助的故事还有很多，把希望留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成为常态。
虽然行军条件非常艰苦，但红军并没有丧失斗志，反而保持着昂扬的斗争意志和乐观的革命精神。
当野菜都已吃完，只能吃皮帶时，任弼时拿出小刀先把皮带切成若干段，再将其烧焦，用刀刮去表层污物，最后再水煮。虽然味道难闻，任弼时却风趣地称之为“水煮牛肉”。
而在草地行军的夜晚，红军领导人与战士经常围着篝火坐成一圈。毛泽东还用浓重的湖南乡音，用幽默的语言给广大红军指战员讲与国民党反动派斗智斗勇的故事，以坚定红军走出草地的信心。
“毛主席在《七律·长征》中写下的‘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正是这种革命乐观精神的生动写照。”甘建斌说，正是凭借着坚定的革命意志、严明的纪律要求和互帮互助的精神，红军最终走出了茫茫草地，革命队伍也因绝境的历练而更加纯粹。
翻过雪山踏过草地后，经过艰苦行军和斗争，红军终于来到了长征中的最后一站——陕北。在延安这个革命圣地里，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倡导并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力开展根据地建设，中国革命由此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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