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伟大时代,我们无比豪迈【6篇】
《时代周刊》（Time）又称《时代》，创刊于1923年，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最先出现的新闻周刊之一，特为新的日益增长的国际读者群开设一个了解全球新闻的窗口。《时代》是美国三大时事性周刊之一，内容广泛，对国际问题发表主张和对国际重大事件进行跟踪报道，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生逢伟大时代,我们无比豪迈6篇 , 供大家参考选择。
生逢伟大时代,我们无比豪迈6篇
【篇一】生逢伟大时代,我们无比豪迈
《大时代》是上个世纪90年代香港无线电视台拍摄的一部以港股风云突起为背景的连续剧，由该剧衍生出的“丁蟹效应”影响香港股市至今。只是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的香港市场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大时代”那样的躁动，不过，如今香港和内地互联互通越来越紧密之后，一波来自内地的力量有可能开拓另一个港股时代。
4月9日，香港恒生指数突破27000点，收盘再度创下7年新高。港股通额度也在下午开盘后不久再度用尽。
“之前我们还在讨论应该怎样投资A股，如今，有很多的客户都打电话来要求加仓港股。”香港一家投资管理公司投资顾问梁宇轩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资深投资银行家温天纳也认为，在内地资本市场逐步自由化的前提下，A股的价值将全面发挥，港股作为A股的周边股市同步会受惠。
恒生指数屡刷新高
清明节后内地资金加速南下，香港恒生指数连续数日刷新近七年新高
在前一交易日大涨近千点之后，4月9日，恒生股指早盘冲高，成功突破27000点，上摸27922点，再度刷新了新高点位。虽然此后受A股大幅震荡影响收盘涨幅有所回落，但超过2900亿港元的成交额展示出目前港股市场的人气火爆。收报26944.39点，上涨2.7%，再创7年新高。
内地资金跑步入场，成为本轮港股行情的引爆者和主要推动者，港股通已连续第二天出现额度供不应求的局面。4月9日下午13∶48，港股通105亿元每日额度全部用完，且比4月8日提早了20分钟左右。
4月8日，沪港通多项指标已经创下历史新高：港股通半日成交金额达到150.44亿港元(约120亿元人民币)，港股通额度用量高达78.14亿元，占每日额度(105亿元)的74%；沪股通和港股通半日总成交金额高达200亿元。这也是自沪港通开通以来，港股通成交金额首次超过沪股通成交金额。4月8日上午，港股通成交金额约占香港证券市场总成交金额的5.6%。
根据港股通制度规定，港股通总额度为2500亿元，每日额度上限为105亿元，截至4月7日剩余额度为2116亿元。而在4月8日每日额度用尽后，剩余总额度仍有2011亿元。此前，港股通额度用量最大的一天也仅为25.6亿元。
与4月8日受追捧的个股存在微小不同，4月9日，中海集运、上海石化、中国远洋替代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成为领涨股，洛阳玻璃则较为坚挺，连续两日出现在涨幅榜的前列。不过，涨势不如前一交易日凌厉。
中资股继续雄霸港股成交榜，在20大成交股份当中，绝大部分为中资股或相关股份，其中，金融股占据绝对优势。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中国信达均出现在成交榜的前列。
值得注意的是，中小盘股再度大放光彩，资金轮番推动攀上新高，新宇国际涨幅一度达到92.94%，截至收盘，除新宇国际之外，康宏金融、联华超市、蒙古矿业的涨幅均超过40%。
实际上，资金南下淘金在4月初就已经露出端倪。清明节前的一周，港股通3个交易日累计流入63.36亿元，港股也连续成交高企，香港创业板指数创下2015年内新高，恒生指数创下7年新高。4月2日，恒生指数、国企指数、中资指数、综合大型股指数、综合中型股指数、港股通精选100指数等主要香港市场指数均创出新高。
万亿资金援港
由于估值差距扩大，在香港上市的中资股对内地投资者更具吸引力
港股为何没在沪港通开通时就火起来，而是历经5个月后才后知后觉地爆发？
面对这个疑问，温天纳对记者表示，这与上月底中国证监会允许没有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资格的公募基金参与港股通，有一定的关联。
3月27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参与沪港通交易指引》(下称《指引》)，公募基金获准直接投资港股，港股迎来大量流动性支持。
该《指引》主要包括5项内容，最核心的内容是：明确基金管理人可以募集新基金，通过沪港通机制投资香港市场股票，不需具备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资格；《指引》施行前已获核准或注册的基金，应根据基金合同约定情况，采取不同的程序参与沪港通。
这就意味着约有5万亿规模的公募基金部队，将直捣沪港通284只股票。
该消息一出，3月30日，恒生指数直接跳空高开，并一路高走。
“在监管部门放开基金投资港股的消息后，已经展开布局，只是在操作上依然比较谨慎。”梁文轩告诉记者，“谁都没想到红包会一个接一个到来。”
3月31日，中国保监会发布了《中国保监会关于调整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有关政策的通知》，其核心内容中有一条：拓宽险资境外投资范围。具体包括：拓展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受托投资范围，将险资投资境外的市场，由香港市场扩展至45个国家或地区；扩大境外债券投资范围，将可投债券等固收品种由BBB级以上评级，调降为BBB-级以上评级品种；增加香港创业板股票投资。
保监会在答记者问中表示，《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放开了险资投香港主板市场，经过两年多的运作，保险机构境外股票投资取得了一些经验，此时，放开香港创业板投资，能够给予保险机构更多的自主选择空间，有助于优化境外股票资产配置。同时，由于香港创业板很多上市公司的实际业务在境内开展，放开香港创业板股票投资，也符合党中央及国务院关于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要求。
由于险资金额比公募大，并且保险资金更为自主，因此放开险资投香港创业板比放开公募更激进，并且更有“杀伤力”。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2月末，险资运用余额为9.55万亿元。
内地资金南下成为港股上涨的巨大推手。
野村证券指出，港股大市升高是一众投资者推波助澜的结果，当中包括ETF投资者，ETF资金流入恒生指数及国企指数。
瑞信认为，此次港股上涨虽然类似2007年“港股直通车”憧憬期间的走势，但有四方面不同，包括：目前A股、H股估值都较当时低很多，惟一例外是目前A股细价股(指那些相对来说股票的发行股数比较少的股票)已经接近泡沫估值；相比2007年，目前港股反弹幅度很小；现在A股交易活动较2007年活跃很多；预期政府支持会趋强劲，但建议不要过度依赖，因为政策随时会变。
瑞信认为，港股近期仍可能走高，因为现时估值仍属合理区间。
从市场表现来看，去年11月份至今，上证指数涨56.8%，恒生指数仅涨4.9%，恒生AH股溢价指数从不到100飙升至132.48。从估值水平来看，差距极大：A股中小企业市盈率水平为59倍，创业板市盈率水平为99倍，而热门的互联网、信息技术等板块的估值水平，都已经普遍在100倍以上。而港股市场来看，沪港通标的里面的电信/信息技术板块，平均市盈率才18倍左右。
投资风格倒挂
相比香港市场以投资大盘蓝筹股为主的市场风格，内地投资者更偏好炒小盘股
相比外资券商的谨慎，中资券商感知这波南下热流的敏感度要更高。4月1日，广发证券策略分析师陈果发布了“港股盛宴，不可错过”的研究报告。
“当时，我的投资顾问力荐这个报告，但我没怎么当回事，毕竟A股现在很旺。”港股投资者陈建文对记者表示，“还好后面反应过来，还不算太晚。”
陈果在报告中表示，目前，以A股的估值体系来看，香港市场有很多标的的估值非常的有吸引力。虽然两地市场的分割让估值鸿沟被抹平的过程并不顺利，但内地投资逐渐国际化却让这一过程存在可能。站在目前的时间点，未来部分港股的估值将有逐步向A股靠拢的趋势，而目前是布局的最好时机。
“当前在一些大型公司上，也存在一些公司与同股同权或者同类型的A股公司存在较大估值差异，也具有一定的安全边际和投资价值。”陈果也提示，由于港股发行制度实行的是注册制，交易机制上存在较多沽空行为。因此，虽然目前港股中小公司存在较高的预期收益率，但也存在一定风险，需要选择优质公司。
他建议关注恒生小盘股指数。原因来自三方面：恒生小盘股指数有望成为深港通标的，小盘股中新兴产业的比例较高，定价权易于取得。
确实，如果深圳成分股指数成为了深港通标的，那么相应的在港股标的中，也应涵盖一部分小盘股。目前的沪港通标的所涵盖的港股标的为恒生大盘股与中盘股指数，如果要纳入小盘股，采用恒生小盘股将是一个优先的选择。因此，恒生小盘股有望成为深港通的标的，打开A股投资者投资港股小票的机会。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港股对于新兴产业通常并没有给出很高的估值，因此小盘股中新兴产业的比例较高。在这些公司中，按照A股的估值体系，有不少标的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值得去挖掘，拥有新兴的概念，符合A股的审美逻辑。
温天纳也认为，资金涌向港股，受惠的港股视乎内地投资者的取向和态度，因此，如何捕捉内地投资者的喜好，成为香港投资界学习的重点。“中资股将主导港股未来市况，而强势应可维持一段时间。”
最后，陈果强调，取得标的的定价权是投资港股并且获利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也是未来A股投资者投资港股的大趋势。由于港股机构投资者的比例较高，对于大型的股票来说，投资股票可能面临现有机构投资者卖出的压力，同时还面临着港股卖空制度所带来的风险。对于小盘股来说，这样的压力与风险就可控了很多。
曲线布局抢时间
港股的暴涨，让更多的投资人开始意识到海外资产配置的重要性
能够直接配置港股的投资者毕竟是少数，在这样的背景下，业绩爆发的QDII基金成为广大散户追捧的香饽饽。
来自同花顺的统计数据显示，按照复权单位净值增长率来看，截至4月7日，115只QDII基金(分类单独计算)今年以来整体上涨，同期平均涨幅为3.52%。
尽管同期业绩无法与A股基金相提并论，但基于对港股的走势的乐观预期，外界对QDII基金的后续表现非常看好。
4月1日以来，易方达亚洲精选、交银全球资源两只基金涨幅均在10%以上，而华安香港精选、富国中国中小盘、华宝兴业海外中国、信诚四国配置、南方中国中小盘、华安大中华、嘉实海外等基金，近期涨幅排名均靠前。
除了场外QDII基金，场内的QDII分级基金更加活跃。惟一一只跟踪恒生国企指数的分级基金——H股B表现抢眼，4月1日以来，累计涨幅已经接近50%。
与此同时，另外一只类似产品恒生B也有不错表现。恒生B自3月30日起连续大涨，其中3个交易日涨停。
此外，银华基金近日发布公告，银华H股母基金份额将于4月13日正式上市交易。根据深交所交易规则，银华H股上市后可实行T+0回转交易，这意味着真正的分级基金T+0来袭。
港股的暴涨能够持续多久？这是众多投资者最关注的问题。
陈果认为，行情在非常一致的市场预期下可能演绎得比较急促，因此投资时间窗口可能会比较狭窄。要把握狭窄的时间窗口，除了可比公司的估值外，建议投资者要密切关注代表资金流量的指标，类似港股通使用额度的实时数据等都是很好的观测指标。虽然真正通过港股通流入香港股市的资金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但它所代表的资金流动情况值得重视。
民生证券策略分析师李少君认为，根据A股此轮牛市风格与节奏，南下资金在港股市场将先扫货对A股折价的金融、国企等蓝筹板块，再杀入高科技板块。4月8日，恒生国企、恒生红筹和恒生金融指数的走势也印证了这一判断。从节奏上看，港股市场从低估值蓝筹到科技板块的轮动将快于A股市场，一方面是由于没有单日涨跌幅限制导致低估值蓝筹修复速度更快，另一方面是来自创业板的资金对科技板块的天然偏好。
“最后，展望未来，影响资金南下预期的变化因素是沪港通额度何时扩大，扩大至多少，深港通额度多大，深港通中港股范围是否包含恒生小盘股指数成分股等。这些因素如果能有超预期，将是非常积极的影响。”陈果分析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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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生逢伟大时代,我们无比豪迈
股权投资大时代作者：宗和来源：《齐鲁周刊》2015年第40期
所谓“无股权，不创富”。一生没有投资过一个实业的美国股权之神巴菲特，投资阿里巴巴获得100亿美金收益的日本首富孙正义告诉我们，首富们大都是资本经济的弄潮儿，他们以拥有股权的形式，逐渐完成了财富梦想。
当代中国正处于以资本经济为源动力的时代，股权投资将领衔主演投资理财的八点档黄金剧场。
互联网圈的股权投资神话
BAT，这个取自中国互联网三巨头（百度、阿里、腾讯）首字母的名称，已成中国互联网界知名度最高的一个简称，也象征着三巨头远高于其他同行的特殊地位。
据估值计算，在曾入股过BAT的十余家投资方中，回报最低者为李泽楷旗下的盈科数码对腾讯的投资为11.45倍，回报倍数最高者为南非MIH公司对腾讯的投资为1473倍。
2000年，正值互联网泡沫爆发，腾讯被非洲国际传媒大鳄MIH（米拉德国际控股集团公司）一举收购了公司46.5%的股份，取得了与QQ的创业者们相同的股权份额，相对控股了QQ，当时的IDG占据7%。
此后，IDG和盈科数码都套现退出，获利仅十几倍。面对后来腾讯势如破竹的增长，想必双方都悔青了肠子。
据称，在IDG内部，当年卖掉腾讯股份被认为是一次“决策失误”，腾讯是IDG的三大痛之一。有人认为，为什么短短一年时间就将腾讯股权转手套现？只怕不是简单的决策失误所能解释，更重要的原因其实是IDG和盈科数码皆对腾讯看走眼了。但谁又能完全预料到，腾讯能成长为如此庞大的“企鹅帝国”呢？
接盘者MIH成了最大的赢家，不仅投资回报倍数创了纪录，而且超过470亿美元的净收益额也是史无前例的。
从一组有趣的数据就可以看出腾讯对MIH意味着什么：MIH为南非传媒巨头纳斯帕斯（Naspers）的全资子公司，根据Naspers公司2013年年报数据，其在腾讯的持股市值，是其资产总额（99.75亿美元）的4.72倍，是其年度总收入（74亿美元）的6.36倍，更是其年度净利润（7.97亿美元）的59.1倍。
【篇三】生逢伟大时代,我们无比豪迈
北洋时代是不是“大时代”
“大时代”之名的由来
中国人素来崇尚“大”。大时代之说，由来已久。不过哪些时代属于大时代，却众说纷纭。汉唐盛世，被誉为大时代，不难达成共识；北宋初期与中期，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不是大时代，则有争议。这条争议链，在近二十年，新增一环：北洋时代。
所谓北洋时代，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始于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终于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东北易帜，宣布服从国民政府，共计16年9月有余。此间，尽管国号“中华民国”，宪法规定国家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其实质则与民众无关，而由北洋军阀一手操纵。具体说来，国家从未统一，政权屡遭更迭，袁世凯、皖系（段祺瑞）、直系（曹锟、吴佩孚）、奉系（张作霖）军阀先后执政。夺取政权的手段，往往不是通过选举，而是凭借战争，算起来，大战至少三次，小战不计其数，成者王侯败者寇，谁打赢了谁执政。故而，北洋时代的政治属性，只能归结于军政，在袁世凯去世之后尤其如此：其统治根基，不是血统，不是神权，不是法律，而是枪杆子。军政与军阀，互相成就。这一点，乃是我们讨论北洋时代必须明确的前提。
国共两党一度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然而它们对北洋时代的批判（尽管二者都诞生于北洋时代），却出奇一致。在两党编撰的历史教科书中，定位北洋时代的词语，皆是“四分五裂”“丧权辱国”“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等。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北洋时代的严重贬斥，终于迎来反弹。历史好像一根被压弯的树枝，到了一定时刻有其弹性。不知最早的反弹起于何时，就我所见，这些年来，试图为北洋时代翻案、正名的著述，可谓比比皆是，蔚然成风。在一些论者口中，北洋时代实在是令人神往的黄金时代。
既然流行以“大时代”命名北洋，那么，北洋时代到底是不是一个大时代？
既不强盛，亦非繁荣
这就需要明辨，何谓大时代。大时代往往由大国开创，它的标准或特色，与大国声应气求：一是强盛，二是繁荣，三是朝气（元气），四是开放，五是自由。这五点，血肉相连，不可分割，若不强盛，则难繁荣，若不开放，何来自由。对一个时代而言，这五大要素必须齐备，才有资格称之为大时代。
由此来说北洋时代。强盛、繁荣，肯定与其沾不上边。晚清以降，衰朽的国门被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落后挨打的中国人便开始编织富国强兵之梦，然而直到北洋时代终结，这依旧是空中的梦幻，无法落入现实的黑土；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可视为北洋时代的三代追梦人，有心一统天下，安邦定国，使中国与列强抗衡，可惜绞尽脑汁，穷尽手段，无一成功，甚至效果恰恰相反，中国愈来愈分裂，愈来愈孱弱。纵观北洋时代，从袁世凯到张作霖一路下来，对列强的依赖一路深化。以与日本的关系为例。袁世凯执政，还有资本和手腕与日本虚与委蛇，讨价还价；张作霖则完全受制于日本，当他不能满足对方要求，随即惨遭毒手。说到底，北洋时代的中国，绝非强国，而更接近弱国。
至于繁荣，我们不妨看看北洋时代的经济数据。据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1912～1920年，按总产值计，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6.5%，按净产值计，为13.4%。又依珀金斯所引资料，计算1912～1921年净产值的年增长率为11.7%。”“官僚资本的发展在1911年以后就进入颓势，外国资本的发展也在1914年以后受挫，惟民族资本始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全时期平均发展速度为13.8%，还略高于外国资本的13.1%”。这光华夺目的数据，使得北洋时代被誉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但是，经济增长只是繁荣的一个侧面。国家繁荣与否，还得看政府财政状况、人民生活状况等。说到前者，问题就来了。北洋时代，经济一路飙升，资本高歌猛进，然而这对于缓解拮据、割裂的国家财政困局，却如杯水车薪，以致北洋政府只能举债度日。所谓举债，可分内债和外债。据《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26年间，北洋政府共发行27种国内债券，票面总值计6.14亿元。据黄逸平、虞宝棠主编《北洋政府时期经济》，北洋时代，政府没有一年不借外债，旧债未清，新债又举，算起来，中央政府及所属各省共借外债387笔，借款总额12.8亿元。政府如此困窘，国家谈何繁荣？
从政府频频举债，还可窥见一点，即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甚至行政能力（或者借用“国家能力”这个概念）之糟糕透顶。理财是袁世凯的命门之一，民初著名记者黄远生曾借朋友之言谈到这一点：“袁总统一世不会办的事是财政，将来中国恐以财政亡国。”在他看来：“今日袁总统对于财政，可名曰自己不要钱，而不能不称为太会用钱。自己虽会用钱，而却不管国家之钱从何处来。”其实袁世凯不是不想管，而是无能为力。当时中国号称一统，实则诸侯割据，北洋貌似一体，实则派系林立，地方对中央阳奉阴违，偷奸耍滑，截留中央专款，减交各省解款，只道是寻常（后来袁世凯复辟帝制，目的之一正在集权，他因此身败名裂，不能说与财政问题全无关系）。当袁世凯无计可施，四处借款便成唯一出路：“今日大借款，明日复小借款；今日小借款，明日复大借款。但能有钱到手供旦夕之挥霍，则其为鸩为砒，不暇问也。”袁世凯一代枭雄，尚且如此技穷，后任如段祺瑞、曹锟之流，只可能等而下之，国家能力越来越弱，向列强出卖利权越来越多，其终点，便是一个时代的覆亡。
人民生活贫苦如旧
再说北洋时代的人民生活状况。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据《北洋政府时期经济》，1912年全国总人口约为4.1亿，到1928年增至4.65亿，人口自然增长率为7.9‰，同期之日本为13‰。我没有查到20世纪初叶世界人口自然增长率，现在这个数值大概是17‰。这一对比，可知北洋时代人口自然增长率之低。须知彼时并无计划生育，死亡率之高，只能归咎于疾病、饥荒和战乱。就此而言，人口自然增长率恰可从侧面反映人民生活状况。
今人谈北洋，常与晚清对比。不过民初与清末，并非一刀两断，泾渭分明，其断裂的程度，远远小于承续的程度。我们的历史书，高估了辛亥革命的杀伤力。我更认同一种说法，这是一场计划外革命、精英革命、城市革命。这场革命，无论对传统还是对现实，无论对文化还是对制度，破坏力十分有限，它所造成的裂变，更多在形式，而非实质。说到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正如时人描述的那样：“……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这些兴与灭，大都浮于表面，并无根本性的颠覆，如“剪发兴，辫子灭”，国人脑后的辫子虽然剪掉了，心底的辫子依旧纠结；再如“鞠躬礼兴，拜跪礼灭”，有些人见到官员，照旧坚持跪拜，哪怕鞠躬，人格也早已匍匐在地。说到底，从清末到民初，老百姓的生活贫苦如旧，压抑如旧，稀饭和豆腐还是从前的味道，如果不是更坏的话。 民国初年，曾有民谚，曰“民国不如大清”“袁世凯不如光绪爷”，抛开其中政治怀旧的成分，则可视作时人对新朝的观感。北洋时代，烽火四起，战乱不息，对老百姓而言，最怕的就是战争，和平状态之下，他们还可以做奴隶，战争状态之下，则欲做奴隶而不得，所谓“宁当太平犬，莫作乱离人”，堪为注脚。而且，除了战争对社会秩序的败坏，打仗所需的军费，同样着落在百姓头上，如羊毛出在羊身上，军阀养兵，终究由百姓买单。
当时中国属于农业国，农民最揪心的问题，莫过于田赋。清朝有“永不加赋”的传统，至光绪中叶，为了赔款、新政等，开征田赋附加税，以“附加税”之名，规避祖宗之法；光绪末年，宪政编查馆编定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附加税不得超过正税的10%。1912年，参议院制定国家税和地方税法，规定地方征收田赋附加税不得超过正税的30%，比之晚清，增至三倍。1914年，濮阳黄河决口，山东、直隶两省呈请中央，随田赋正税征收10%的附加税，以作河工费用，中央批准，这是北洋政府正式征收田赋附加税之始。1915年，北洋政府以预算不敷，电令各省一律仿照直隶、山东先例，征收田赋附加税，决口一开，急转直下。行之十余年后，附加税名目与日俱增，有百余种之多，如江苏省有105种，浙江省有74种（要知道当时江浙吏治以清明著称，对农民的盘剥都是如此严重，其它省份可想而知）；而且附加税额大大超过法律所规定的30%，而达到正税的若干倍，如江苏海门县田赋附加税超过正税26倍。
田赋附加税，只是凌迟农民的一把刀。军阀雄霸一方，权力不受制约，所设苛捐杂税，简直多如牛毛。最著名的一例，当如奉系军阀张宗昌，他主政山东期间，所纳捐税的名目足有六七十种，养狗要交狗捐，运牛出界要交牛捐，其余如军鞋捐、青菜捐、娼捐、戏捐、锅头捐、修张宗昌生祠捐、修张宗昌铜像捐等，还有一个臭名昭著的“粪税”。对此，时人讽刺道：“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除却屁无捐。”
与苛捐杂税呼应的是预征，即提前征收税赋。预征最初一年两征，渐渐改作一年三征，一年六征，最后一发而不可遏止。电影《让子弹飞》有一情节，师爷告诉新官上任的鹅城县长，前几任县长已经把税收到90年以后，即西历2010年。这绝非向壁虚造，而有其历史依据。电影把鹅城设置于四川省，四川梓潼军阀早在1926年，就已经预征税赋到1957年。
再写下去，或有控诉之嫌。让我们回到正题。我想强调的是：第一，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并无必然关系（当然不是说一点关系都没有，据蒋廷黻回忆录，他于1911年离开湖南邵阳出国留学，1923年返乡，香烟、洋布、煤油灯、新织布机、机器制造的铁丝、铁器等已经在农村普及，“种田的方法却如十年前一样不曾更改”）。北洋时代，经济腾飞，然而人民生活水平并未得到相应提高，有些地方反而愈发败落。今人论史，往往侧重前者而忽略后者，或者企图以前者来证伪后者，这显然都有违治史之道。第二，对中国的普罗大众而言，他们最怕的还不是秩序的严酷，而是秩序的丧失，君主还是民主，专制还是立宪，之于他们，分别不大，战争才是他们的天敌。北洋时代恰恰战火漫天，武夫治国，称之为乱世，并不为过。如果给人民以选择权，我不认为大多数人愿意留在这个兵荒马乱的世道。
普罗阶级归属感低
说罢北洋时代的人民生活水平，也就其时人民的政治水平说两句。1926～1927年间，时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社会调查部主任的李景汉，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授课，曾率学生到北京附近村落进行社会调查。其中对距燕京大学半里地的挂甲屯村百户人家的访谈，最具参考价值：
问“现在大总统是谁”（在挂甲屯村调查期间，中国并无大总统，张作霖在北京自封安国军总司令，顾维钧和杜锡??先后担任国务总理），回答没总统者8人（这是正确答案），回答不知道者91人，回答王士珍为总统者1人。李景汉感慨：“挂甲屯村距京极近，尚且有这样多的人不知道中国有无总统，岂非笑话。距大城较远乡村人民的知识可想而知了。”
问“现在管理中国的是谁”，回答不知道者84人，回答张作霖者10人，回答北方张作霖、南方蒋介石者1人，回答顾维钧者1人，回答杜锡??者1人，回答“兵”“有兵的人”者3人。李景汉说：“以上的回答总算不坏，尤以末三个答案为有趣。”
问“民国是什么意思”，回答人民平等者5人，回答没皇上者4人，回答以民为主者3人，回答采取民意者1人，回答人民受苦者1人，回答不知道者86人。
问“民国好，还是有皇上好呢”，回答民国好者23人，回答有皇上好者25人，回答一样好者36人，回答不知哪种好者16人。
最后一番问答，耐人寻味。如果说在辛亥年以及此后三五年，民众无法分辨总统与皇帝的高下、民国与清朝的优劣，尚且情有可原，那么民国建立十余年后，回答民国好的还没有回答帝制好的人多，回答两者一样好的人数恰恰最多，则当发人深省：民国的形象与价值为什么难以深入人心，抑或因为，从民国到清朝，改朝换代只是换汤不换药，于老百姓并无分别，以至百名受访者中，逾六成认为民国与清朝一样好，甚至清朝更好？无论答案是哪一种，都不妨碍我们的结论：普罗阶级对于北洋时代，归属感极低，这不是他们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翻云覆雨，终将化作张养浩的一声叹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何种开放？何种自由？
后人称颂北洋时代，誉之为大时代，最堂皇的理由，在于这个时代的开放与自由。对此需要深究，北洋时代的开放是怎样的开放，自由是怎样的自由。
说起北洋时代的开放与自由，我们第一反应往往是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所主张的办学理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当时的北大，大抵落实了这八字。可是，当我们的目光越过大学，去往社会，去往庙堂与农村，将看到几多开放与自由？
质言之，北洋时代的开放，对外而论，在列强的威逼、压迫之下，不得不开放；对内而论，如政风、民风、家庭观、婚姻观等，远远谈不上开放。当然这更多是时代局限，彼时中国正努力从传统的桎梏之中挣脱出来，残留封闭、保守的痕迹，实属正常，不必苛责。至于自由，问题更大，这究竟是谁之自由，何种自由呢：自由属于全体国民，还是少数人？自由表现为一种权利，还是一种气质？自由背后是大治还是大乱？ 北洋时代的自由，究其实质，乃是一种放任。杨度论晚清政府，曾有“放任专制”之妙语，正可挪用于北洋政府身上。其政府之本心，还是欲求专制，然而因专制能力不足，对地方，对民间，对社会，对大学，只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换言之，政府不是有意放任，而是不得不放任。放任专制的结局，则是一个“不负责任之政府”。自由与放任的差异，恰在于此：自由与责任是孪生兄弟，放任则与责任无关；自由讲究权责一致，放任则放纵权利，同时不顾责任。北洋时代，国人的确拥有极大自由度，只是当其自由受到侵犯，却难以得到法律保护，这便是放任的恶果。这样的放任，绝非大多数人的福音。
北洋政府的放任，可以其意识形态建设为例。何兆武《上学记》曾对比北洋军阀与国民党统治，最大一点区别，即前者没有意识形态。那时他住在北京，各路军阀如走马灯般进京夺权，军队过境，高唱军歌，唱什么呢：“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长坂坡前逞英雄。”这“表明北洋军阀没有抓住意识形态这一环，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三国演义》”。他还提到北洋时代的国歌《卿云歌》：“卿云烂兮，?j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对照国民党的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显而易见，前者过于文艺范，毫无政治意味，怎能唤起国人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呢？话说回来，北洋军阀不是不重视意识形态，袁世凯曾提倡尊孔、读经，直至复辟帝制，其意图正是重建意识形态，不过终告失败，后继者一蟹不如一蟹，只能放手，此即放任的由来。
而彼时的媒体，的确自由，然而有时却漠视、忘却了相应的责任，则是取祸之道。邵飘萍、林白水，在我们印象当中，都是为新闻自由而献身的先烈，不过细究之下，这二人的职业伦理，未免有亏：一是搞有偿新闻（章士钊曾批评邵飘萍“颇以言扬抑人，而言皆有值，恩怨井井，铢两都称”），二是评论文章近乎人身攻击（如林白水嘲讽长腿将军张宗昌的智囊潘复为“肾囊”：“某君者，人皆号之肾囊，因其终日系在某长腿军阀胯下，亦步亦趋，有类于肾囊累赘，终日悬于腿间也。”这若搁在法治国家，潘复完全可以起诉林白水侵犯其名誉权）。这两点，特别是后者，固然大快己心和人心，却是不负责任之举。基于此，我从不觉得邵飘萍、林白水有资格作为民国新闻人的代表，黄远生和张季鸾，远比他们合格。
论述至此，大抵可以断言，强盛、繁荣、开放、自由，大时代这四点特质，北洋时代都不具备。它唯一拥有的一点，则是朝气。这个辞旧迎新、大破大立的时代，好似黎明之前的暗夜，尽管孱弱，尽管混乱，却能给人以生机，以希望。现实固然不够美好，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却相信只要奋斗，只要努力，便可打碎眼前的黑暗，光明的未来触手可及。倘拿晚清作对比，晚清流淌的是暮气，北洋流淌的是朝气，晚清流淌的是死气，北洋流淌的是生气。
谁来定义“大时代”？
如果我的论析能够成立，可知北洋时代与大时代的距离何其遥远，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贫弱、迷乱的时代，会被誉为大时代呢？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大时代的命名者：知识人。如你所知，谁掌握了话语权，谁便掌握了对历史的诠释与对时代的定义。由知识人命名大时代，他们自然会追寻最适合知识人生存、知识人地位最为尊崇的时代。北洋时代之于知识人，第一有自由，哪怕是放任之自由；第二重文教；第三，在那个激变年代，传统摇摇欲坠，新生正在孕育，供知识人发挥、驰骋的空间异常辽阔，倘有充足创造力，自当开宗立派，退一步，则可引进西学，开一代之风气，领百载之风骚。扬名立万、成为大师、令后世顶礼膜拜的机遇简直俯拾皆是。这样的时代，知识人怎能不爱，怎能不梦寐以求？
不过，我们今天说，北洋时代是知识人的乐土，这里的“知识人”，恐怕不具普遍性，而主要指我们所熟知的那些知识人，那些大家、名流。能够青史留名，终归少数，他们在当时的知识人群体当中所占比例，自然不会太大。更多的知识人，默默无闻，无权无势，与贩夫走卒一样卑贱，同呼吸而共命运。生活在茅屋、亭子间与地下室里的他们，不曾享受北洋时代的荣光，却必须承担北洋时代的苦难。
大知识人与普通知识人之间存在差异，正如知识人与普通百姓之间存在差异。一旦这些差异不可转化、祛除，必将导致他们对大时代的理解出现霄壤之别。有些时代，对知识人而言是大时代，对老百姓而言则是小时代，反之亦然。若把大时代换作“盛世”，小时代换作“乱世”，正适应这一论断：“对老百姓来说，魏晋是乱世；对知识分子来说，魏晋是盛世，魏晋有了‘人’的觉醒，有广陵散，有陶渊明。对老百姓来说，康乾是盛世；对知识分子来说，康乾是乱世，康乾有八股文，有断头台。”以此能不能说，对老百姓来说，北洋是乱世；对知识人来说，北洋是盛世？
老百姓不会喜欢乱世，知识人就一定喜欢乱世么？我看未必。如果投票，他们对乱世的接受率，也许还比不了武人。“国家不幸诗家幸”（赵翼《题遗山诗》），与其说呈现了诗歌的幸运，不如说呈现了诗人的困境：当国家与诗家不能两全，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悲剧。毕竟，还有更佳选项：国家强大，诗家盛大，“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对比“行殿幽兰悲夜火，故都乔木泣秋风”，单论气概，便胜出不止一筹。
基于身份差异、价值差异，知识人与老百姓对大时代的想象和向往发生了冲突。话语权在谁手中，大时代便由谁来定义。就此而言，北洋成为“大时代”，不是一种历史事实，而是一种现实情怀。这种情怀令人感念，却也需要警惕。我们不必再要求今天的知识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不过，他们心底起码要有一点公理与公义，他们的知识与思想，不可局限于一个群体或阶级的私欲，而遗忘、抛弃了芸芸众生。恕我直言，把北洋时代塑造为大时代，我只看见知识人一己的得失，而无万民的忧乐，我只看见一派一系的安危，而无天下苍生的兴亡。若以电影《一代宗师》所言习武之人的三个阶段“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来权衡，他们大抵停留于第一阶段。
【篇四】生逢伟大时代,我们无比豪迈
2019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时代
】
【2019-03】把天线接到地线上
2月初的延庆，还是一派隆冬景象。地处延庆北部的香营乡聂庄村村委会里却载歌载舞、热闹非凡。村民们穿红戴绿，正在为即将拉开帷幕的“村晚”进行带妆彩排。党员学习室、村民医务室、矛盾调解室、村民之家等设施一应俱全，精心制作的“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展板使参观者的内心再一次得到净化。村委会的门口，赫然挂着两块牌子：延庆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延庆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在延庆，像这样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共有423家。这是北京市延庆区2018年10月份入选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县(市、区)后的新举措。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很多人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还比较陌生。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什么?怎么建?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延庆的探索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项啃硬骨头的改革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我们党一向重视文化建设，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当代中国生根和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这一主题，创造性地回答了现阶段我国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目标以及路径等问题。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仍存在“短板”，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在农村体现得更为明显。钱包鼓起来的农民开始追求精神生活的富足，文化需求旺盛，但供给侧暂时无法完全满足这种需求。这主要表现在文化供给总量不足和方向不准两个方面，文化产业相对落后、供需不对接等问题在不同地区或多或少地存在，成为供需矛盾需要解决的重点。这种情况下，消极文化开始向农村渗透，封建迷信活动沉渣泛起，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程中的不和谐音符。
解决这一矛盾，自然成为我们党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2018年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把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切入口。通过调动各方力量、整合各种资源、创新方式方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牢牢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动员和激励广大农村群众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根据中央部署，首先确定50个县(市、区)作为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地区，试点工作从2018年8月开始，为期一年。北京市延庆区是50个试点之一，也是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唯一的试点地区，寄托着中央的期望、承载着市委的信任。北京对此高度重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杜飞进明确要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要突出“四气”：聚人气、提心气、淳风气、树正气，为延庆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指明了方向。
一场为期一年的“赛跑”
全北京乃至全中国的目光聚焦在延庆区近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延庆在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要用一年的时间，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北京乡村开花结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首都经验”，责任重大、任务艰巨。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磨刀不误砍柴工”，做好顶层设计才能确保不走弯路。延庆没有急于“过河”，而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研究文件、实地调研、座谈研讨。通过扎实的前期工作，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样子在大家心中逐渐清晰。延庆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克灜作出如此判断：“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不是新设机构、不是文化场所、不是协调机制，它是新时代的乡村之家、社区之家。”
扎实的前期筹备工作完成后，在市委宣传部和首都文明办的指导下，延庆区出台了《北京市延庆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明确40项重点任务,涵盖学习实践科学理论、宣传宣讲党的政策、培育践行主流价值、丰富活跃文化生活、持续深入移风易俗、积极响应群众诉求、助力添彩冬奥世园等方面。2018年10月26日，延庆区召开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成立大会，进行动员部署。这标志着建设延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大幕全面拉开。
延庆将新时代文明实践纳入党建工作总体安排，各级党组织主要领导担任负责人。在区级层面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负责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和推动实施。街乡镇成立实践所，承上启下，一手抓资源对接，一手抓活动设计。社区村成立实践站，关注群众生产生活需要，联络对接服务资源，组织好、开展好、落实好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各级党组织负总责，上下贯通、各负其责的三级综合管理平台，构建起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组织体系。
开展文明实践活动有大量工作需要做，各街道、乡镇没有为此增加一个工作人员，区级层面没有设立专门机构，只是从承担工作职责较多的单位借调了9名同志。借助现有资源，组建了一支“2+6+N”志愿服务队伍，构成了延庆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工作力量。让志愿服务队伍成为党组织服务基层的重要力量，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一个亮点和重大突破。
据了解，目前延庆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进入全面实施阶段。40项重点任务中，已经完成26项，共成立志愿服务队124支，活跃在基层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总数7000余人。各类文明实践活动从初期的自发探索向组织化、系统化、规范化发展。
一番重在实践的探索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承担着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使命任务。怎么打通?中央在规划此项工作时，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实践”。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真正送入千家万户，属于改造人们主观世界的范畴。根据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的判断，需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打通“最后一公里”光靠“嘴”不行，还要靠“脚”，走到群众中去，拉近与群众的距离;还要靠“耳”，听听群众怎么说，了解群众需求;还要靠“手”，带着群众一起干。只有这样，才能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才能接地气、才能有生命力。
在康庄镇的老年餐桌前，老人们围坐在一起等待用餐，一名志愿者拿着一份《延庆报》，声情并茂地给老人们讲发生的新鲜事。老人们听得饶有兴趣，频频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发生在延庆的许多文明实践站中，很受老年人欢迎，被称为“十分钟知家乡事”。这项活动的诞生就是实践的结果。延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调研发现，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很闭塞，很多人不会用智能手机，读书看报眼神不好，有的甚至连电视遥控器都用不熟练。细心的工作人员发现，到老年餐桌用餐，总要等上十来分钟饭菜才能端上来。这段时间，老人们就是闲聊或闷坐着。延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贺利介绍：“了解到这些情况，我们就琢磨，能不能利用这十几分钟给老人们读读报，润物无声、日积月累地把党的声音传递给他们。”因为贴近需求、符合实际，这项活动迅速在全区推开。现在渐渐发展到村里开议事会前、文体活动前都要让工作人员来上一段。
探索规定活动与自选活动相结合的实践模式。本着这一思路，延庆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每月推出一个全区集中活动主题，如“新时代文明实践温暖过大年”“延庆是我家 世园靠大家”等，引导大家围绕主题参与到实践中心建设中来。同时，鼓励各级党组织围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功能、结合自身实际，开展丰富多彩的自选活动，突出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力争实现“一村一品”。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重在实践，效果也要靠实践来检验。工作人员这样描述，如果延庆的老百姓都能做到说文明话、办文明事、积极参与学习活动、认真参加志愿服务，那就说明我们成功了。
一次直面需求的供给
延庆区香水园街道兴运嘉园社区“红色家园”展厅，原是一个面向本社区党员、群众的党建活动园地。被列为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后，“红色家园”变得热闹起来，来这里参观的人不光是社区周边的，还有从各个街道和乡镇专程赶过来的。香水园街道党委书记冯浙军介绍，仅2019年1月，参观人数就超过了1000人。“红色家园”从社区党建园地成为全区党员、群众共享的教育资源，得益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的蓬勃开展。
长期以来，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不高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切实解决。“重建设轻服务”的思路一方面造成了建设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又无法实现有效的文化供给。针对这种情况，延庆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没有新建文化设施，而是着力于盘活整合资源，初步实现了区域内服务资源的共建共享。延庆专门开发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网站，开设“微课空间”“基地预约”“服务超市”等栏目。现阶段，各级文明实践站(所)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点单、预约的方式共享全区113项文化服务资源。这不仅盘活了现有资源，更重要的是文化服务供给方式从“要你学”变成了“我想学”，群众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得以体现。以前，各村村民有文化方面的需求，需要村支部书记找包村干部商量办法或者到街道、乡镇去反映，现在只需动动手指就能解决了。据初步统计，各街道、乡镇的积极性都很高，有的村正在发展民宿旅游想学习礼仪知识，有的村想学习种植技术，还有的村想了解党的最新政策……延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的李景军介绍：“我们会统筹区内甚至全市的各种资源。‘点单’的人还能对需求响应效率和课程质量进行评价，形成了从提出需求到考核评价的闭环系统。”
延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试点工作时间过半，进程过半。半年多的探索，通过一次次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增强了延庆人的信心，也进一步明确了发展思路。如何与“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有机结合，如何更好地围绕中心工作服务大局，如何解决干部的本领恐慌，如何更精准地对接群众需求，是他们正在思考的问题。
我们期待一张完美的延庆答卷!
【篇五】生逢伟大时代,我们无比豪迈
伟大时代的伟大宣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深刻把握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要转化的历史要求，创造性地阐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系统阐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和历史使命，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和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新发展，是21世纪中国“伟大时代的伟大宣言”，必将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写下具有划时代政治意义、理论意义、战略意义、文化意义和世界历史意义的辉煌篇章。
一、伟大时代的庄严政治宣言（弘利教育）
党的十九大报告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坚持发挥建设伟大工程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强烈而卓越的使命感、担当感、历史感和宽广而深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是21世纪中国“伟大时代的庄严政治宣言”。
进行新时代的伟大斗争，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伟大进程。建设新时代的伟大工程，就是要建设我们党正在深入推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新时代的伟大事业，就是要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实现新时代的伟大梦想，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二、伟大时代的创新理论宣言（弘利教育）
党的十九大报告围绕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创造性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系统阐述其主要内容、精神实质、丰富内涵与基本方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新飞跃和我们党的基本理论与指导思想的新发展，是21世纪中国“伟大时代的创新理论宣言”。
【篇六】生逢伟大时代,我们无比豪迈
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故事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精神
原标题：“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故事”——改革开放四十年世界回响
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四十不惑”。
抚今追昔，何以“不惑”？缘于回看了走过的路、比较了别人的路、远眺了前行的路，清楚自身从哪儿来、往哪儿去……
这是一条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40年，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让世界刮目相看，成为“人类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例子”“世界最成功的发展样板”。
这是一条中国和世界合作共赢之路。40年前，鲜少有人能够预见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之于世界的意义。40年后，一个古老又青春的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关系中的中国元素空前突出，“世界之中国”——一代代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的期盼和夙愿正成为现实。
这是一条给人以启迪和思考的探索之路。改革开放40年，中国走出了一条全新的大国崛起之路，接续奋斗、实事求是、和平合作、变革创新、共享发展、谦逊好学等等，已成为当代中国的鲜明气质，日益被世界所感知和欣赏。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节点。在时间和空间的坐标中思考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其世界意义和历史意蕴就愈为清晰而深刻。
（一）
“21世纪始于中国的1978年。”不少国际知名人士惊叹，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中国的转变已经使世界的重心东移”，随着中国走向世界步伐的加快，“它也正在重塑国际关系”。
发展起来的中国深刻影响了世界，成为引领国际合作的关键因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描绘各国同舟共济共创未来的美好愿景，“一带一路”倡议凝聚合作发展的国际共识，全球舞台一次次见证中国方案的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