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与铭记
梁炳青
提起梓潼，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首先想到的是梓潼有座七曲山。
其实，这里一直都是块神秘之地。我国的核武器科研基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院）院部就坐落在此。它是我国繼青海之后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总部。1965年院部机关从青海搬迁至此，1992年撤离梓潼至绵阳科技城。在这28年间，曾经有16位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和众多科研人员云集于此，从事原子弹、氢弹研究工作，先后组织完成了22次核试验的实施，原子弹、氢弹的武器化与定型以及新一代武器研制攻关等国防科研项目。九院院部搬出后，才解密开放。
——这就是“中国两弹城”。
远远望去，红色隶体的“两弹城”几个字格外瞩目。精英门的门柱上刻着诗句：“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核力动地摇。二十年来勇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
进精英门，沿着道斜坡的小路，来到一栋仿苏式的别墅前。这栋别墅，在今天看来，其实就是普通的平房，砖木结构，灰瓦红砖。房前一敞坝，有半个球场大。敞坝上，矗立着一尊铜像，这是尊半身人物铜像，着中山装，偏分头，微笑，显得朴实、忠厚、沉稳、执着、热情、温和。黑色的大理石底座上，张爱萍将军书写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几个烫金大字，在夕阳的余晖里显得格外醒目。
这就是邓稼先旧居。1972年至1986年，邓稼先在这里工作生活了十四年。精英门的门柱上那首诗的作者，就是邓稼先。1984年第二代核武器试验成功后，时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邓稼先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满怀豪情写下的。
在塑像前，我轻轻抚摸着“邓稼先”几个字，感受着这个名字的温度。邓稼先，这是一个生前寂寂，身后享誉神州的名字。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两弹能够研发成功，邓稼先在其中都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我国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邓稼先32次亲历现场，15次担任现场总指挥。他所做的这些，连家人都不知道。直到1986年他去世前一个月，《人民日报》等报纸刊发了文章《两弹元勋邓稼先》，人们才第一次知道了邓稼先的名字，知道他是两弹元勋，知道他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方案设计者，知道了他是一个英雄。
屋檐下，挂着一块“邓稼先旧居”的匾额，为许鹿希题写。许鹿希是邓稼先的妻子。可以说，这是一个为了爱而一生苦苦等待的女人。
许邓两家是多年的世交。许鹿希的父亲许德珩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不仅是九三学社的创始人，还是新中国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邓稼先父亲邓以蛰，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两家素有来往。家学渊源、青梅竹马使得两人相互倾慕。1953年，邓稼先和许鹿希成婚。
1958年8月的一天，夜深了，辗转反侧的邓稼先久久地望着窗外。突然，他坐了起来，将一只手轻轻放在许鹿希的手上，眼睛却望着窗外的月亮，轻轻地说了声，我要调动工作了。许鹿希以为他是从这个科研单位调到另一个单位，所以问他调哪儿去，但他说不能说，而且不可以通信联系。只是不舍而愧疚地对许鹿希说，家里的一切都托付给你了。
离开北京的头一天，向来不爱照相的邓稼先挽着妻子的手，牵着儿女，走进了照相馆，留下了张全家福。那时的邓稼先34岁。调动付出的代价，即是夫妇俩漫长的寂寞的人生。
28年来，夫妻两人聚少离多。邓稼先只有到北京汇报工作和出差，才得以和家人短暂团聚。这期间，许鹿希经过组织批准，来梓潼看望过他一次。28年来，作为人妻，许鹿希除了工作，还要以自己孱弱的双肩，承担起养儿育女的家庭重任。要怎样一个坚强而隐忍的女人，才能耐得住28年的寂寞;要怎样的情怀与爱的支撑，才能有28年的等待与坚守！
去时是翩翩少年，回来却霜发满头。直到1986年，因长期在核辐射环境工作患癌的邓稼先回北京住院治疗，她才得以陪邓稼先走完生命的最后时光。
我缓缓地走进邓稼先旧居。
这是一套小小的三居室，每间大约二十来平米，总面积也就五六十平米的样子。屋里仍保留着当年的原貌，用过的物品几乎一览无余：卧室里仅有一排书柜，一个铁架床，一个普通衣柜;办公室里有一张办公桌，一把藤椅，两个单人布沙发，一个小茶几。可以这样说，邓稼先是身无长物。
旧居卧室里的这张窄窄的单人弹簧床，还是从邓稼先老家安徽怀宁搬过来的。据说，这是他岳父当年在苏联专门定制的。当时定了两张，在邓稼先和许鹿希结婚的时候送了一张给他们。邓稼先来梓潼工作后，由于睡不惯硬板床，于是就搬了过来。
床边的书桌上，放着部唱片机。这部老式的唱片机是屋子里唯一的“奢侈”品。因为在北京长大，他很喜欢京剧，空闲时就会听一听，有时也会跟着哼唱一小段。邓稼先喜欢喝酒，但能适可而止;也喜欢抽烟，工作繁重劳累时，有时一天能抽一包。平常他很喜欢听梅兰芳的《贵妃醉酒》。
看着这部唱片机，我脑子里充满了想象：拖着疲倦的双腿，邓稼先回到这间小屋子。烟头明灭。头顶的白炽灯光，把立式的挂衣架的影子投在墙壁上。窗外，月色如水，树影婆娑。梅兰芳唱的《贵妃醉酒》嘤嘤袅袅，婉转绵长。邓稼先或在这间逼窄的屋子里来回走着，跟着哼上两段，或斜靠在床上，闭目而听。邓稼先说自己的梦里常常会有两个场景：一个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时的蘑菇云，一个是妻儿们欢笑的情景。他心里装着的，一个是国，一个是家。为了国，他不得不抛下儿女情长。在那一个个安静而孤寂的夜晚，在那熟悉的京腔中，这个男人的内心里，会泛起怎样的情感的波澜。在难得的闲暇之时，蚀骨的思念会不会乘虚而入。他会不会“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想起遥远的北京，想起北京的父母、北京的妻子和儿女。
邓稼先的生活照不多。墙上的几张照片，让我印象深刻。
一张是邓稼先的博士照。1948年，邓稼先到美国普渡大学读博士，不足两年便修满学分获得博士学位，当时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就在同一年，他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踏上归国的轮船，迫不及待投入祖国的怀抱。从1958年至1986年，28年间，为了从事核武器研究，他隐姓埋名，没有公开发表过一篇论文。除了组织，没有人知道他的工作地点、工作内容。那批留学生中，他的同乡、同学、情同手足的挚友，留在美国的杨振宁却于1957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名震海内外。1971年夏，杨振宁回国访问，要求见邓稼先。接待方甚是尴尬，国内竟无人听说过这个名字，更无人知道他在哪里！后来由周总理出面，多方寻找，才终于把在青海“学习”的邓稼先紧急召回，与杨振宁一见。
还有一张是许鹿希看望躺在病床上的邓稼先照片。这可能是他们最后的一张夫妻照了。照片上的邓稼先，躺在病榻上，神色憔悴，好像在艰难地说着什么。许鹿希正俯身看着他，似乎在仔细听他说。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一二百天，两人的手才得以紧紧握在一起。这样的相聚对两人而言，是那样的熟悉而陌生，切近而遥远。他们的内心深处定是针扎般的疼痛，万般的不舍。住院期间，杨振宁来看望邓稼先时聊起：你研究出原子弹和氢弹，国家给了你多少奖金？他颤颤巍巍地伸出两根手指，说：“二十块，原子弹十块，氢弹十块”。那是八十年代，国家为了表彰“两弹一星”的功臣发了一万元作为奖励，由于是集体表彰，人均后每人十元。邓稼先去世后，开追悼会时，却找不到一张像样的照片。后来，人们只得在邓稼先的档案里找了一张拍摄于1971年的证件照作为遗像。那年，邓稼先47岁。
旧居的墙上，还挂着两幅邓稼先的手稿。字迹有些潦草，還有涂抹增删的痕迹。
我走过去，仔细辨认。其中一份是邓稼先写给胡思得的便函——
老胡：我明天还要动一次小手术，来文我看了两遍，我觉得可以了。但最后一段要同星球大战（如激光，FEL，Excimer，电磁轨道）等“高科技”（现在国内新用的专门名词）联系起来。申述一段，然后由我和老于签名。
抬头是核工业部，国防科工委（抄九院）。
老邓3.28
1985年，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住院期间。他动了三次手术。每一天都疼痛不止。止痛针，从每天一针发展到一小时一针，全身大面积溶血性出血。这张条子，是邓稼先坐在橡皮圈上写的（以减缓压力带来的痛苦）。他思前想后，在手术前，加了一个“小”。他不想让大家担心，但那时的他，已是直肠癌晚期，血小板几乎完全丧失，体内不停出血，强烈的疼痛让邓稼先写这张条子时还是写写停停，妻子一直帮他擦着虚汗。临终前，他思考的，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他最后留下的是这样一句话“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捧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邓稼先对陶行知的这句话，作了最完美的诠释。
从旧居出来，我还心绪难平。像朝圣般，在学习的这几天，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来到“两弹城”。哪怕是看一看，走一走，坐一坐，也会觉得自己丰盈而充实。因为这是一座精神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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