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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科技传播的生态纪录片优化策略研究

2021-12-13 11:02:13公文范文
卫欣摘要:当前,生态纪录片创作存在着科学性缺失,真科学与伪科学相互倾轧,以及艺术表现与科技伦理失衡的

卫欣

摘 要:当前,生态纪录片创作存在着科学性缺失,真科学与伪科学相互倾轧,以及艺术表现与科技伦理失衡的问题。本文从真实性、艺术性、伦理性入手,结合国内外典型案例,以保障科技传播的高效、健康与可持续为目标,探讨了创作团队、创作手法、创作表现优化的方法,以助力我国生态纪录片更好更快的发展。

关键词:生态; 纪录片; 科技传播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21)7-044-002

生态纪录片是一种以生态为题材,运用纪录片的表现手法进行的影视创作与传播活动。从国外的分类标准来看,生态纪录片属于自然类纪录片的范畴,但是二者又存在着一定的区别。首先,生态纪录片除了展现生物多样性、描述自然环境以外,还十分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次,生态纪录片除了揭示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之外,还十分注重对工业社会进行反思。最后,除了真实地反映客观事实之外,生态纪录片还十分强调人文关怀与艺术呈现。

在我国的科技传播实践中,生态纪录片往往能够起到比一般科普片更好的宣传效果,也更能够吸引媒体的目光。然而,在“读图时代”的背景下,受众普遍追求新、奇、特的视觉效果,为了迎合受众与市场的需求,不少生态纪录片出现了过度娱乐、商业炒作、伦理失范的现象。如《人类星球》(2011)中的“野狼”,其实是一只半驯化的狼,穿越戈壁、沙漠、平原的镜头,其实是其跑向饲养员的画面。《冰冻星球》(2011)中,北极熊挖冰掘井,分娩产仔的镜头,其实是在动物园里拍摄的,雪是假的,冰窟是用灰泥和木头人工搭建的。被网友频繁爆料的造假事件,不仅损害了生态纪录片的形象,而且影响了科技传播的效果,甚至降低了公众对科技工作者的信任。因此,需要对生态纪录片的策划、拍摄、编辑、呈现等流程进行重新考量与科学定位。

一、优化创作团队,保障真实性

传媒团队与科研团队的合作,有利于保障生态纪录片的科学性,而科学性是一切真实性的前提。作为科学知识的生产者,科技人员在生态纪录片创作中的作用不可小觑。如《自然的力量》(2017)的创作团队就包含央视纪录频道、青年科学家,以及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拍摄前期,导演与科技工作者开展了十分详细的野外调研,走访了280多个地区,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与媒体从业人员相比,科技工作者在专业知识与科学素养方面占有优势,他们对于科学研究表现出的严谨态度,有利于保障生态纪录片的真实性,以及避免生态纪录片中出现假新闻与伪科学的现象。同时,生态纪录片的上映也有利于科学技术的传播,提高公众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度,以及帮助科技人员发现新的研究领域。可见,让科技工作者参与生态纪录片创作是一项双赢的措施。

作为在大众媒体上公开发行的影像制品,生态纪录片所展示的内容必须真实可靠。首先,媒体从业人员是生态纪录片创作与传播的根本力量,他们的专业技能、敬业精神和追求完美的价值取向,是任何一部生态纪录片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如《帝企鹅日记》(2005),大多数镜头都是在零下40到10摄氏度的环境下拍摄的,花费了13个月的时间,记录了120个小时的素材,再如《自然的力量》花费了5年的时间,在野外拍摄了500多天,行程50万公里,拍摄地点多达50多个。其次,为了提高拍摄的效率,保障拍摄的真实性,科学的组织管理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如《自然的力量》,创作团队采取了分区分组拍摄的模式,不但可以让创作团队充分地了解拍摄对象,而且做到了责任明确,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拍摄画面的真实性。在高原上,摄影师每天都可以观察怀孕的母羊,等待小藏羚羊的出世;在南海中,摄影师几乎跑遍了所有岛礁,拍下了“珊瑚产卵”的神奇画面。最后,除了求真务实的精神,敢于冒险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为了追求画面的真实感,《帝企鹅日记》的摄影师不惜在冰水中与企鹅一起游泳,而《自然的力量》创作团队,则多次潜入中国最为人迹罕至的四大无人区。只有不惧艰险地坚持野外调研、野外取景、野外拍摄,才能记录下帝企鹅、藏羚羊、雪豹、野牦牛的真实故事,也才能拍摄出真正打动观众的生态纪录片。

此外,广大的科普爱好者也是生态纪录片创作团队的一员[1],对于专注科技传播的自媒体平台与个人拍摄的生态纪录片,我们要一分为二的看待:一方面,民间科普达人的出现有利于增加生态纪录片的数量,营造出人人关心科技传播的良好氛围,同时大量的网络转发、点赞与评论,可以起到风险预警与舆论监督的作用,有利于纠正生态纪录片中的错误观点;另一方面,由于个人拍摄的生态纪录片制作成本较低,容易造成伪科学、迷信与“耸人听闻”消息的泛滥,同时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公众的不当言论有可能引发网络舆情,因此必须对其进行适时把关。

二、优化创作手法,提高艺术性

生态纪录片的传播效果不但取决于“真”,还在于“美”。在视听语言上应该充分利用现代摄像、录音设备,拍摄出形式多样的唯美镜头,记录下独特浪漫的天籁之音。如《迁徙的鸟》(2001)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它把科学范畴下的鸟类迁徙拍摄成洋溢着人文精神与艺术审美的影片。首先,充分利用航拍技术,通过自上而下的镜头,贴近天空拍摄,让观众仿佛置身于鸟群之中,与鸟儿一起翱翔;其次,根据鸟类的生活习性,采用不同的拍摄角度,如平拍、侧拍、仰拍、俯拍、斜侧拍等,真实记录鸟儿的飞行姿态;最后,突出景别的差异,大特写能够捕捉到鸟儿的细节之美,而大远景又能够将鸟群的整体飞翔姿态展现在观众眼前,真可谓是一场宏大而精微的视觉盛宴。

从形式到内容,生态纪录片都蕴含着美的特质。为了提高生态纪录片的艺术效果,我们应该在情节设置与内容表达上加强戏劇性,如《海洋》(2009)通过父亲带孩子参观博物馆,以及给他讲故事的形式,将海洋世界的神秘展现在观众面前。借助这一特殊的情节设置,淡化了科技传播中的说教意味,使得整个生态纪录片更有趣味。除了故事化的叙事,设置悬念也是增加生态纪录片艺术性的重要手段。又如《自然的力量》,全片分为《纵横》《风起》《水流》《山峙》《共生》《追寻》六集,分别阐述了中国的山脉与海洋、不同地区的气候环境、河流、大山中的生命,以及藏族、蒙古族、彝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生活,其中《水流》一集,讲述了青海湖食物链逐渐恢复的情况。影片开头,便提出了10万多只鸟齐聚青海湖与青海湖湖中生物资源十分稀少这对矛盾,从而设置了一个鸟儿如何在青海湖湖心岛繁衍、觅食、栖息的大悬念。在这一话题的不断驱使下,观众们急切想知道后面的答案,结果增加了故事的紧张感,提升了影片的戏剧效果。

在拍摄过程中,将难以呈现的科学知识转化成视觉符号,或者通过打比方的方式讲述抽象理论,也是提高生态纪录片艺术性的重要手法,如情景再現、角色扮演、后期特效等。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必须避免可能出现的失真与误导,艺术性不能以牺牲客观真实为代价。首先,要遵循情景再现的基本原则,合理控制纪实拍摄与情景再现的比例,情景再现只能作为弥补缺失、烘托事实的部分,而不能成为影片的主体;其次,尽量一次性拍摄完成,不要过度依赖后期补拍,更不能以后期补拍的镜头,替换原有的故事结构,甚至改变原有的叙事顺序;最后,后期特效也不宜过多,要根据不同生态纪录片的差异化需求,有节制的选择特效与包装,而不能一味地追求视觉轰炸与影像奇观。

三、优化创作表现,符合伦理性

要充分发挥生态纪录片的价值引领功能,就必须做到合情、合理、合法、合规,只有在“善”的前提下,才能做到“真”与“美”的统一。同时,与一般的技术伦理相比,生态纪录片更有人文情怀与舆论导向,它所协调的关系不仅包括人与技术,而且包括自然与环境,因此生态纪录片的创作,具有更加广泛的普世价值。就伦理规范而言,主要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指拍摄主体必须坚持节制、公正、勇气、智慧的伦理原则,以及具备一定的生态伦理知识,如动物权利、大地伦理、深生态学、非人类中心主义等。二是作为面向大众的科技传播活动,生态纪录片的选题、拍摄、审批、放映、评价等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且在播出后不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目前,生态纪录片的受众主要是三高群体,即高学历、高收入和高职位[2],他们尤其关注动物伦理的问题,并且经常提出一些质疑。如《我们诞生在中国》(2016)中关于雪豹的章节,其比较残酷地展示了自然界“弱肉强食”的生存状态,部分观众认为雪豹“达娃”血战牦牛群,以及“达娃”死亡的镜头过于血腥不适宜儿童观看。其实,导演在后期处理中,已经减少了不少可能会引起争议的镜头。比如雪豹捕猎的画面,当雪豹咬死猎物时,嘴巴上有大量的血迹,但是在后期制作过程中,导演通过技术手段,去除了雪豹嘴上的鲜血,所以观众看到的雪豹嘴巴是干净的。当然,该影片引发的最大争议,还是制作团队在拍摄时是否应该或者可以救助雪豹,这样一个经典的生态伦理问题。虽然《我们诞生在中国》是以生态纪录片的伦理原则进行拍摄的,即在拍摄过程中,不投喂动物,不引导动物,不对自然环境进行改造,确保动物处于最原始的状态和最自然的样子。但是,就社会道德而言,看到濒临死亡的动物不去救助,而只是一味的拍摄和记录,在大部分观众眼中还是难以接受的,所以才会在网络上发表批评言论。其实,对于该影片而言,救不救“达娃”并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我们看到的雪豹“达娃”是一个导演创造出来的形象,它由6只雪豹剪辑而成,剧中展现的情节只具有艺术的客观性,而非拍摄现场的真实情况。

就生态伦理而言,这样的讨论仍旧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2019年上映的生态纪录片《鹭世界》,在拍摄的过程中两只雏鸟从树上掉下,创作团队面临着救或不救的生态纪录片拍摄伦理悖论。最后,拍摄团队选择了营救,导演给出的解释让也让人感到动容,她说我们为什么要救助小鸟,一是因为人类需要对自己造成的生态危机进行反思,在纯粹的自然环境中,鸟类的成活率不会这么低,对于濒危物种人类应该伸出援手。二是因为本能与人类的共通情感,当同类遇到危险时,动物们都会相互帮助,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更应该保持一颗对万物友善的心[3]。生态纪录片的伦理性集中体现在要用敬畏之心来引导观众、留住观众、完善观众,而不是简单地呈现冰冷的事实。作为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对于血腥、残酷、暴力的画面,导演应该提前做好评估与提醒。

四、结论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生态纪录片越来越成为宣传绿色理念,倡导环境友好,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然而,创作生态纪录片与拍摄科学实验仍旧具有十分本质的区别。作为事实和情感的结晶,一部优秀的生态纪录片必须同时具备真实、艺术与伦理的要求,以及实现三方的交叉赋能:第一,构建符合生态纪录片创作需求的真实性,当然追求真实并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客观事实,也不是把血腥、残酷、暴力的画面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而是要通过艺术的手段,表现更有思想、更有深度、更有温度的真实。第二,采用高科技的拍摄手段,有利于展现生态之美,但是审美不是一味的煽情、角色扮演、3D合成,或者纯粹地追求傻、白、甜,而是要客观、真实地揭示事实,面对生态危机,我们不能粉饰太平,而是要积极地有所作为。第三,伦理的实现并没有固定的法律条文与实施细则,要在承认大自然内在价值的前提下,重新评估现有的一切生态纪录片拍摄原则,以合情、合理、合法、合规之心,从事生态纪录片创作,就一定能够达到真、善、美的统一。

参考文献:

[1]任福君,翟杰全.科技传播与普及概论[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11.

[2]万彬彬.科学纪录片研究[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120.

[3]《鹭世界》导演孙宁专访: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来源:1905电影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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