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晔光：勤勉之中，力量在场
王卓
一以贯之的原则有，最初做事的心力还在，执着勤勉从不懈怠。某种程度上看，陈晔光的生活，也就如同细胞的无休无止奋力生长一样。不一定是一骑绝尘的快，但日日都朝着一个方向演化、进步。
有时候，面对一座楼宇的保安或操着一口南方口音的中年打工者，陈晔光会略有出神：如果没有一路境遇至此，平行时空里另个自己，没有考上大学，没有从事生物学研究，没有去过美国，不了解细胞信号传导，此刻不身处百余平的清华实验室，不是老师也不是院士，会是怎样一种人生样貌。
他顿一顿，转而恢复心气，带着一份确凿，“我一定也会过得不错。我有这个信心。”
陈晔光有浓重眉毛，能让人轻易对应诸如信任、力量、坚毅一类描述。他确有信心。像与他同时代很多人一样，陈晔光年轻时并无富余选择，也像那个年代很多为人所知的行业翘楚一样，命运推至何处，就像刚好具备一种与之匹配的适应和专注的能力。
这种能力，可以让他们应付任何一种道路。
运气
“我没什么特别的故事。”
陈晔光会不停强调，自己没什么故事可讲，“你们会失望的”。
试图挖掘陈晔光成长经历背后那些正向的故事，遭遇的首先就是一挡。他惯常用一些例证证明自己只不过是“运气好”——
1979年，与高考制度本身一样处于重启建设期的，还有来自江西乐安县谷岗农村的15岁少年陈晔光对于高考的认识。专科、本科院校在志愿学校上的顺序交错，数理化在志愿专业上的绝对占领，见证了陈晔光的“无甚考量”。他性情偏安静，读书很用心，但跟周围小伙伴比，并没有信息量优势，“什么都不懂，考不考得上根本不知道。”但是初入竞技场，即表现不俗，“本来是没考上本科，但是后来考分复查，竟然提了十几分。”低位擦过，高考分数即定格在了本科线以上，“当年还不知道生物学是什么，就阴差阳错录取到了江西大学生物学专业。”陈晔光认为，这是他人生高光时刻，是一次名副其实的“走大运”。
大学时候，生物学的学习带给陈晔光的，除了去庐山认植物、去野地抓昆虫，还有对于生物学主要是神经生物学的兴趣。人为什么会有记忆？为什么会做梦？成为陈晔光脑中挥之不去的追问。因为有兴趣，所以时常沉迷图书馆一角，阅读一众相关书籍，“甚至现在一些内容也还记得清楚。”人能发现自己的兴趣，还带着兴趣谋生、工作，做自己感兴趣的事，陈晔光称之为“幸运”。
1983年，19岁大学毕业，可以像同学一样选择去当老师，但自觉“资历和年纪过于稚”，所以坚定考研，虽错过了去中科院上海生理研究所学习神经生物学的机会，却也意外获得了留在本校读动物学硕士的机遇。并因为导师的关系，后来辗转到了北京，在中科院动物所工作，见识到了更多比如出国深造的可能性，陈晔光认为这也肯定算是好运气，逢上恰好的时代。
……几重被陈晔光引证为幸运的经历背后，绝非单薄一份“运气好”可以充分解读。
十来岁身材单薄的男孩可以背着柴火和大米，周而复始翻越山丘，去到学校换取粮票，以获得稳定坐在教室里学习的机会。硕士阶段做生态相关课题，每个月到鄱阳湖下水采集标本，冬天也不缺席，为拿到鄱阳湖螺蛳种群调查和生物周期研究数据。
轻飘飘一个运气背后，有愿意努力的少年心志，也有错过神经生物学的无可奈何，还有愿意睁开双眼拥抱不确定性和更大世界的青年热望。这些选择和经历中，那个主观上意志满满、信心十足、铆足了劲的陈晔光自我，始终在场。
所以，陈晔光当然有故事。
假如一个人对应无数细胞中的一个，演化生长与其他细胞也并无二致，个体故事具备诸多共同属性细节，然而放至特定时间、剖开个人心灵史，哪一个故事又不足够特别？对陈晔光而言，每一个选择，每一次进化背后，都明确可以看到，那个力量感十足的自我。
适应
陈晔光复盘自己过往经历过程中，还有一个关键词：适应。
“跟现在比起来，我们那个时代出生的人，没有更多选择也没有多元可能，我们要主动去适应周遭环境。”
如果说，在国内看起来顺遂的求学之路里，适应尚且没有遇到强大考验，那么落地美国之后那几年，实在也谈不上轻而易举。
初到美国，对于陈晔光而言，适应意味着太多。
意味着在语言磨合上折腾来回，“那时候特别难，什么都听不懂，熬了半年多到一年时间，才初步过了语言关”，意味着在生物学研究领域里螺旋行进转而再读一个硕士学位，“当时只是先出去，学校和具体的专业选择都比较被动，但是一旦读肯定要读好”，意味着负债前行，“落地美国几乎身无分文，是向同学借的申请费”，意味着在纽约的居所里与成群结队的蟑螂每日聚会，“住在紐约最便宜的区，谈不上什么环境”……一句“适应性强”好似可以覆盖这段经历，却远不能提炼出这两三年的真正滋味。
顺利不是因为本身顺利，顺利是因为已经克服困难。上世纪90年代初，陈晔光顺利再拿下一个细胞生物学硕士学位，然后到美国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工作，一年后被录取为博士研究生，至此，学术生涯已见雏形——
而后这几年客观看来，磕绊少了许多，因为找准了位置，拥有了定力。陈晔光花了4年半时间拿到了通常需要6年拿下的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一边找和疾病相关研究方向的博士后职位，一边也在找神经生物方向的博士后职位，最终落脚在纽约一个顶级癌症研究中心做细胞信号转导研究，没能从事最初梦寐以求的神经生物学相关专业。这时候，还要适应的是，“最终也没有走神经生物学的路的遗憾”。
其后再适应，慢慢调大了维度，不再仅仅是求学科研工作的适应，而是选择如何放置生活。跟当年众多做出样子的科研工作者一样，起先，陈晔光决定留在美国工作，拿到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教职，薪水可观。
一切都平稳运行，“适应性良好”的陈晔光，完全可以在这一条明确的生活和科研路上坚实行进。
“但我始终还有一点不适应。”陈晔光说这事不大但也不小，“我有一个中国胃，喜欢吃中餐”。
专业上的攻克精进，实验中的辗转波折，那些明确的困苦波折，都可以适应。但有些东西，就是“无法调和”。“中国胃”像是陈晔光中国心的微小缩影，成为他选择变化的一个简单理由，心迹就此展露。
普通
2002年，已经在美国待了十好几年的陈晔光携家带口，从美国西海岸飞回北京，落脚清华。选择回国选择清华这一段，陈晔光的解释极其普通，一丁点儿都没有可以“拔高”的空间，“我真就是个普通人，考虑的是最普通最具体的问题。”陈晔光赞美比他更早出国的一批知识分子回国时内心饱含的家国情怀，却不肯具体说说自己已在美国拥有独立实验室却笃定回国背后的一段心路。
“1999年回国探亲的时候看了北京的三家单位，当时清华生物系领导热情接待，让我感觉受到重视，印象深刻。”
“2000年，清华生物系经常主动联系我，也承诺给我争取有吸引力的启动基金和人才项目。很有诚意。让我后续开展科研工作更有了信心。”
“关于住房的问题，几经波折最终帮我解决了，我的大孩子刚好要上小学，住房离小学近，很方便。”
“我这个人没什么特别远大的志向，就是在国外求学、工作这么久之后，觉得难得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回到祖国发展分子细胞生物学。毕竟这里是自己生长的地方，始终都有一种亲切感，我就回来了。”
……关于入职清华大学的点滴，陈晔光讲的全是这些具体琐碎的普通人心事，但谁都知道，这些具体状况，不过是他做好回国决定的一件件小小砝码。“其实美国有那么多人在做生物研究，不差我一个，但当时生物学领域，国内科研水平还相对比较差，我想如果我能回国内带点学生，是很有成就感的。”
国内平台已经搭就，虽然略显简陋，陈晔光还是决定，走上去。“当时国内科研经费有限，科研条件一般，回国我先给自己定了个目标——每年发一篇JBC（生物化学杂志）文章，让学生也能有较好的学术训练。”
“当时清华生物系规模小，教职工总人数也就60多人。虽然各方面条件有限，系里购买第一台等电共聚焦显微镜的费用一半由系里支持，另一半由我和其他几位教师共同集资。但是氛围好，大家互相帮忙，很愉快。”
在陈晔光自己看来，回到清华的选择，在清华的工作、生活都是很普通的。从零开始组建实验室，做实验、发文章、带学生都是很普通的事。成为中科院院士，也很平常。“清华院士这么多，并没跟别人有什么不同。”抛开工作这部分，他也是个普通中年人，尽力抽出时间回家陪孩子吃晚饭，跟两个孩子在生活习惯等很多细节上斗智斗勇，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还会不断强调，“现在的孩子，首先要身心健康。”
然而，就像陈晔光现在的“普通生活”一样，他普普通通“平均每天刷上2万多步路”背后，没有轻易二字。风雨无阻坚持每天都走路回家，在这段路上电话学生交流各种问题。把普通的事攒出一个量级，把普通的事做到一个极致，陈晔光大概自己也没太觉察，这种不普通。
严格
在校园论坛和学生口中，对陈晔光老师的评价，离不开严厉二字。他确实是个要求严格的老师，对此他自己也认识清晰。他没有试图打造一个怎样的老师形象，只不过在对待每一项具体教学事务之时，都秉持近似的一套原则：学生要真正有打开学术之门的兴趣和决心，愿意做研究，对自己负责。
守准这个原则，很多事变得“没商量”。他不会因为被说了情就放水给学生“过”，“我认为我没有这个资格，我只是判断他们做对了没有，而不是考虑是不是因此不及格。”他会直言不讳学生实验中的错误和教训，也会事无巨细查看实验室各方面开支避免浪费。
实验室不少学生对他都有敬畏感，他知道。不过，这种对待工作的严格虽让实验室同事和学生感到压力，却并非让人不能认同不可接受。因为“陈老师对待自己，也一样是很高的要求。”
陈晔光对待学术不用多说，先后在Science、Cell Stem Cell、Nat Cell Biol、Molecular Cell、Blood、Nat Commun、PNAS、Cell Res等期刊上发表的160余篇学术论文、多项发明专利、主编研究生教材《分子细胞生物学》，是他严格自我要求的明证。实验室学生和助理还都知道，出差他经常选择早晚航班，以节省出时间处理工作，参加的会议允许的情况下一定当天往返北京，深夜还没吃饭也是常事。即便出差在外，也要保证实验室里周二的组会和周六的谈话。
严肃严格一度让陈晔光“声名在外”。不过他很坦然。而且，实验室的学生、同事一旦在科研工作中与陈晔光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便很容易发现他的另一面：“去年年底，因为疫情原因，实验室所有成员都无法回家团圆，陈老师为了缓解大家的焦虑情绪，让大家感受过年气氛，提议我们去他家中过年，温暖每一颗思乡的心。”
他没有什么想去经营的“人设”，只做“认为应该去做的事”。
对待自己的小孩，陈晔光也称得上严格派。“有些家长会觉得是小事的地方，我要求反而严。比如小时候就严格要求她们，红灯绝不能走，垃圾一定不能乱丢。生活上要独立有担当。”对学生也是如此，他希望学生们认识到“毕业是自己的事情”，“对自己负责”。严肃严格严厉，就是他贯彻要求的方式。
目前从陈晔光实验室毕业的博士30多人，有的已获得国家杰青、青年千人计划、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等称号，有些已成为国内外知名大学的教授，这些学生在实验室那几年，陈晔光会一遍遍重复自己做科研工作的几条“黄金法则”。
——首先找到当前重大科学问题。通过大量文献调研，对国际上的科研前沿问题有所掌握，明了当下学术热点和焦点，进而知晓什么问题已经解决，什么问题还有待解决。
——找到问题之后，用心思考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单一思路的论证方法是缺乏说服力的，应该采用多种方法来提供证据，因为任何方法都有其局限性。”
——做基礎研究要耗得起时间，耐得住寂寞。基础研究是探索性的科学研究，必然会有很多失败。“一名研究生从掌握好科研技能到踏踏实实做出成果，至少需要3年时间，所以我会告诉博士生不要急于发文章。”他希望学生们在求学期间能真正静下心来，“花时间回答好一个问题，水到渠成。”
——团队精诚合作也是打开科学大门的一把钥匙。实验室成员一定要在研究过程中互相协作。如果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可以分解为好几个小问题同时进行，然后再整合，这种自然而然的合作，在研究者和实验室之间都非常必要。
会做研究，形成做研究的好习惯，至于他们最终会做什么，陈晔光看得开，任何一种选择都值得被尊重，而他们在实验室里习得的一切，对他们无论怎样的工作和生活，都大有裨益。
严格严厉，就是他眼中管理一个实验室，传达给学生信息和理念的高效的手段。
认真
有人称生命科学是最伟大的科学，宇宙的生命活力尽在其中。越深入生命科学其中，陈晔光越有相似感受。生命本身充满众多待解之谜，生命科学偌大领地，值得研究者一直探寻。在细胞的微观世界里追问生命缘起，探寻生命存活、繁衍的原因与互通信息的机制，也绝非易事。
在美国时，陈晔光的博士和博士后导师都是细胞信号转导方面的国际权威。他们做研究的风格和思维方式让陈晔光获益匪浅。而陈晔光仅在美国期间，也靠着勤力专注和无比耐心，在Cell、Nature、Science等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共发表论文16篇，这位中国青年学者的名字在国际TGF-β领域开始受到关注。
回到清华后，陈晔光带领实验室同事进行人类疾病发病机理的基础研究。这一研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于人体正常功能和异常情况的理解，跟许多疾病比如肿瘤、组织纤维化和心血管疾病的防治皆有很大关系。对于陈晔光来说，此时研究和鲜活生命本身，更加明确构建了联系，而工作一旦有了更强烈的意义感，就更不以为苦。
分子细胞实验室拥有250平米的实验空间和一支由十几位年轻人组成的稳定研究团队，在具有国际水准的学术期刊上不断发表论文。2004年10月，陈晔光与孟安明教授等人合作的论文《斑马鱼Dpr2通过促进Nodal受体的降解抑制中胚层诱导作用》在Science上发表，更成为清华生物系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项成果。
此后，陈晔光所在的清华生命学院，研究软硬实力稳步提升。与我国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研究水平的提升同频，陈晔光也在带领团队日日精进。“基础研究要尽最大的努力、最快的速度去做，这是它最具挑战性的地方。”他说，科学工作者，需不舍昼夜、惜时如金。
在一次大学讲座上，陈晔光曾借用胡适说过的话鼓励学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这句简单鼓励，也好像是陈晔光的自身映照，关于科研工作，关于教学，关于生活，关于不断拓展的新平台，他秉持的就是这一套逻辑。
认认真真，做事情。
回国时，陈晔光分得了十平办公室。虽然实验室面积大了，他的办公室还是十几平米，是他在清华的落脚，是他“认真做事”的主要据点。这里规整干净，窗台有“什么好养就养什么”的植物，一面書籍资料墙上，和两个女儿的合影放在最显眼位置，还有各种“不重要”的奖杯和纪念品，发旧的冰箱里装的是宝贵的实验试剂。
从这间再普通不过的办公室出发，陈晔光的事务越来越多，平台越来越大。
陈晔光的名字前面，冠上了越来越多头衔，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理事长、自然科学基金委《“十四五”生物学学科发展战略报告》战略专家组组长、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研究计划“细胞器互作网络及其功能研究”专家组组长、九三学社中央科技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高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生物科学类专业教指委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生物学、生物工程组召集人之一）、Cell Regeneration杂志主编以及Open Biol、Cell Res、J Cell Mol Med、Intl J Biochem Cell Biol、Exp Cell Res和中国科学-生命科学杂志编委等等。
除了自己专业的事，陈晔光渐渐学会把专业的事里提炼的重要经验，推至整个科研环境。更多社会职务伴随学术盛名而来，如何平衡这些身份，也利用多年在实践中累积的对于基础学科的认识和理解，助力国家在基础科学、生命科学研究方面建设，成为陈晔光现下的一部分重要工作。
一以贯之的原则有，最初做事的心力还在，执着勤勉从不懈怠。某种程度上看，陈晔光的生活，也就如同细胞的无休无止奋力生长一样。不一定是一骑绝尘的快，但日日都朝着一个方向演化、进步。
陈晔光一直身在勤勉之中。正如每天走2万步，365天累积下来，他已经走了很远的路。
（作者为本刊记者、编辑）
责任编辑：马莉莎
陈晔光
细胞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理事长，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再生医学与健康广东省实验室马普组织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九三学社中央科技专门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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