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艾伟小说中的战争隐喻
孙萍萍
摘要：英雄与战争是影响艾伟小说创作的重要因素，它们有着微妙而复杂的关系。艾伟在创作中对于战争的处理有着独特的方式，它既是英雄产生的特殊背景，也是现实的隐喻，它承载着时代的特质，也暴露出时代的创伤，而英雄作为时代的代言人，肩负着抚平创伤的历史使命。艾伟透过英雄审视时代，又在时代中阐释英雄，不论时代如何变化，诗性的存在和英雄精神的特质不会改变。艾伟以英雄的价值为标记，以战争为背景，完成了他对时代的记忆、感知和深刻的反思。
关键词：艾伟;战争;英雄;隐喻
“我如果生在战争年代，我肯定是个英雄。”①这是《回故乡之路》中主人公解放说的一句话。其中的“英雄”二字应该是出现在艾伟作品中的最频繁的词语。除多篇散文之外，“英雄”还存在于长篇小说《风和日丽》《爱人同志》《爱人有罪》，中短篇小说《回故乡之路》《水中花》《战俘》《小偷》《1958年的唐吉诃德》《游戏房》《蝙蝠倒挂着睡觉》《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说话》《老实人》《杀人者王肯》《亲骨肉》《欢乐颂》等作品中。如此多的“英雄”，艾伟是否意识到自己对它的“偏爱”，并如此广泛地应用于创作中呢？
必须要提及的是，艾伟对英雄是有过迷恋的。“对军人和英雄的崇拜贯穿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②那个时候的他让我们愿意相信，他也曾说过解放的那句话——如果是战争年代，他也会是个英雄。但是，年少的艾伟不一定是可靠的。我们在作品中发现，“英雄”早已褪去了崇拜的光环，被赋予了更加复杂的内涵。“有人开始骂李小强，把别人的眼睛弄瞎，摇身一变倒成了个英雄。”③这是《蝙蝠倒挂着睡觉》中给他人造成了伤害的不懂事的少年“英雄”。“徐小费把这件事全部揽下了下来，说那戏子的肋骨是他一个人打断的，他负责。你儿子可真是个英雄好汉。”④这是叛逆的青春期撞上了破碎的家庭，一个沉迷于“游戏房”为义气顶罪的“英雄”。“王肯拿着剑在月光下乱舞，剑光闪过，王肯的心中就涌上了英雄的气概。”⑤这是“杀人者王肯”，一个执迷于可以随意主宰他人性命的“英雄”。“她爬上船的时候，都会从她的怀里拿出吃的，她一脸兴奋。骄傲得像个英雄。”⑥这是《亲骨肉》中的一个精神病人，她畸形的母爱却绽放出英雄的光辉。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上面这些形态各异的“英雄”并不是真正的英雄，更像是某种语言习惯，而在众多“英雄”中，只有《爱人同志》中的刘亚军是唯一一个正面塑造的、真正的英雄。这些或真或假，或存在于自我幻想，或用于比喻，或执迷于某种精神的“英雄”，不论是出于无意识的口语表达，还是主要人物的形象定位，作者艾伟究竟想要通过英雄表达什么？褪去了年少的激情，他又是如何看待英雄的？
一
在《“再历史化”的可能性及其限度——艾伟小说创作论》一文中，房伟认为艾伟“独特的小说气质”来源于童年和少年的乡村经验，战争英雄形象是他最初的“成长镜像”，而随着年岁的增长，“突如其来的暴力与死亡，则成为童年艾伟心灵成长的最初‘创伤情结”。⑦这段话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童年的“创伤情结”成就了艾伟小说创作的独特气质。但其实，这句话中隐藏着更为复杂的信息，虽然作者没有在文中作进一步阐释，但其所具有的重要性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对于成年后的艾伟而言，作为“成长镜像”的“战争英雄”已经分裂为“战争”与“英雄”。“童年时期，我想象里的战争没有邪恶的一面，那是一种诗性的存在，具有精神的特质。”“现在我想我已经知道现实中的战争是怎么回事了。我知道伴随战争这个词周围的不是诗意，而是饥饿、疾病、死亡，是绝望和无家可归的无辜平民。”⑧童年认知里的战争，“诗性的存在”和“精神的特质”是英雄的魅力创造的童话想象，而随着对战争认知的不断变化和深入，他明确地意识到“创伤”的根源其实就是战争。所以，他的“创伤”已经超越了“情结”的范畴，而是对于历史与现实、战争与生命、人性与疾病等的理性审视和哲学思考，他把“情结”留给了英雄，在创作中一面守护着英雄的镜像，另一面在创伤中反思战争，并向创伤的深处开裂。不论世事如何变化，生命的诗意和对英雄精神的坚守始终不变。我认为，这才是这些小说具有独特气质的根源。显而易见，英雄和战争是影响艾伟创作的重要因素，而如何塑造英雄，如何书写战争，如何处理战争与英雄的关系就十分重要了。
我们首先在艾伟的作品中看到的是，战争作为产生英雄的特殊历史背景而存在。艾伟说：“我突然发现战争似乎是一件十分遥远的事情。遥远得我这一生都够不着，只能是一个巨大的背景。”⑨曾经发生过的真实的战争，他不曾亲身经历，也不愿意做材料的堆砌，所以，艾伟并没有把大历史视角下的战争作为故事的主体，而是采用了莫里亚克“两個世界”的叙述模式，⑩一个作为历史背景存在，另外一个作为现实的隐喻，向内心深处开掘，捕捉隐藏的“激情、欲望、痛苦、绝望”这些细微的情感，11同时彰显英雄独有的勇敢、坚韧、大无畏、不屈的精神。
无疑，艾伟书写战争的独特审美方式，在《战俘》中有最完美的体现。它的故事发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但全篇几乎不见对战场的正面描写，处处可见的是人性的较量。在故事的前半部分，“我”的身份是美军的俘虏，内心一直上演着战士的尊严与生存欲望的拉锯战。理性趋向用死亡抵消战败的屈辱，有着战死成仁的觉悟;但是，当死亡真正来临的时刻，恐惧、腿软、窒息的体验真切而强烈，死而后生的喜悦仿佛在嘲笑理性的幼稚，灵魂的煎熬让他不得不面对血肉之躯的懦弱。不仅如此，托马斯给“我”看的照片开启了欲望之门，身体的引力超越了生死、荣辱，内心痛苦的根源由无法成就的民族大义向无法满足的个人私欲转化。故事的后半部分，托马斯成为“我”的俘虏，身份的反转让二者的关系产生了质的变化，同时“我”内心深处善与恶的争斗也愈演愈烈。初见没死的托马斯，“我”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我”对没有真正杀死他如释重负，感到一些心理安慰;另一方面，我又非常害怕他会泄露自己当过俘虏的事实，“我”不仅成为不了英雄，反而会成为历史的耻辱，永不得翻身。“我”整日因为怀疑和恐惧惴惴不安，从最初只是殴打其他的俘虏来震慑托马斯，到开始产生把他从悬崖推下去的念头和冲动，到在托马斯的嘴上画大叉，再到用刀子迅速割掉托马斯的舌头，这中间几次内心的争斗和反转，使“我”从最初的矛盾心理走向了人性最深刻的部分，几乎是出于本能及解除后患之后的轻松，让稍纵即逝的理智和良知显得没有力量，对托马斯的照顾也只是为了抵消自己内心的纠结。如果说，前半部分的“我”对死亡的恐惧、对身体的幻想是一个人生理的本能，那么后半部分的善与恶之争，是超越了身体的精神欲望作祟;不论哪一部分，终究都是“我”与自己的战争，是人类无法摆脱的正义与邪恶之争，持久而艰难。若想成为英雄，必须对人性的弱点有所超越，而祖国、人民的利益，必须高于一切。
虽然，《战俘》中的“我”最终也没有走向“英雄”之路，以失败告终，但艾伟却成功地抓住了“我”内心的“激情、欲望、痛苦、绝望”。这与莫里亚克的“内心世界”几乎是重合的：“莫里亚克在描述人的内心世界时，也不会告诉我们人物的外貌、衣着打扮、身材及发式，莫里亚克会让我们看见他笔下人物内心的种种景象，从而让我们体会到为什么这个人会如此突兀的行动，为什么一个一向平静的人会发出抑制不住的尖叫。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莫里亚克的思维，他喜欢的是‘本质，而不喜欢那些表面的东西，他希望自己的思维是一把刀子，一刀下去虽然范围不大，但会刺得很深，直扎入内心隐秘的核心。”12艾伟分析莫里亚克的这段话其实也是在说他自己。他几乎不做人物外在形象的描述，更喜欢探索、揣摩、分析人物内心的矛盾、纠结、挣扎和犹疑。一个人如何能成为真正的英雄，实在是需要自我博弈后的精神觉悟，从而进入高尚的层次。穿越战争的硝烟的同时，自我和灵魂的升华，也成为英雄的精神自觉。
而《爱人同志》中的刘亚军，与《战俘》中的“我”不同，一出场就带着英雄光环的他，在宣告一个信息：这是英雄的战场。战争暴露了历史真相和人性百态的同时，也承载着不同时代的特质。艾伟是要透过英雄看时代，又在时代中看英雄。很明显战争只是《爱人同志》中英雄诞生的土壤，作者想要讲述的是英雄离开战场之后的现实生活，而现实才是最残酷的战争。对于刘亚军和张小影而言，那二十几年的生活就是一场接着一场关于存在与生存的硬仗。作品中对于刘亚军和张小影的性格塑造，他们与世界的交流方式，都是向内的，通过展露内心的“种種景象”而显现出来，外部世界的波澜不惊并没有影响故事的趣味性，因为内心世界天雷地火般地震荡一直在持续。这就是艾伟想要的“本质”，穿过英雄的表象刺向内心最隐秘的核心。它是英雄内心的战争，是与他人的战争，也是与时代的战争。战争被赋予了现实的意义，英雄便自觉肩负起诗性的存在和精神坚守的使命。
二
罗曼·罗兰在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序中这样说：“我从那交响曲中汲取了英雄气概的精神力量。并且，用这种力量朝向那否定、怀疑、激烈动荡的情感冲锋陷阵。”13《第九交响曲》是贝多芬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热爱它的人，如同罗曼·罗兰一样，总是能从中获得无限的精神和能量。作家阿来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曾提到，他每一年的音乐欣赏总是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开始，当乐曲中鼓声“咚咚”响起，或者低沉，或者高亢，他仿佛听到了英雄人物的心跳声。14中国当代作家中喜欢交响乐的不止阿来一人，但可以在《第九交响曲》中产生共鸣的，艾伟应该是难觅的知音。如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与席勒《欢乐颂》的碰撞，艾伟在短篇小说《欢乐颂》中，也为英雄谱写了一段壮丽的乐章，而《爱人同志》这部长篇小说就是艾伟的《第九交响曲》，完整地演奏了英雄的时代战歌。
这两篇小说的叙事张力都很强，尤其是《欢乐颂》，几乎在可伸缩的范围内达到了极限。《欢乐颂》中的“我”听不见任何声音，却通过各种方式寻找记忆，把地雷爆炸的声音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完美融合，让自己如痴如醉。《爱人同志》与《欢乐颂》正好相反，它以无声作为主导，因为刘亚军与世界交流的方式都是向内的，无声是他对现实倔强而不屈的变现。“我坐在黑暗中但我什么都看得见，我看得见我想看到的一切”，“我闭上眼睛就能看清楚一切，看清楚我的成长、我的战争、我的爱人”。15他不需要用任何声音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他在等待着某个时刻把自己化成匕首和投枪，投入这虚妄的世界。世界在无声和最强音间拉扯，声音获得了极大的权限，成为最有力的形式，象征着强大的信念、梦想和生命力量。他们那么用力地制造“声音”，就是为了给予了这个时代勇气和力量，纵使实现的过程曲折艰难，也要在生命的最后轰轰烈烈地画上句号。
《欢乐颂》的“我”和《爱人同志》的刘亚军都选择了同样的方式燃尽生命的最后光亮。“我终于听清楚了这世界的声音。轰——当地雷在我的手中炸响时，我真的听到了它热烈而欢快的声音。这声音令我体验到世界的重量。我感到自己的体重在增加，感到一种充实而温暖的肉体的圆满。我以为我在不停地下坠，坠向世界的深处，但实际上，这声音把我送到了天上。我在死之前听清楚了世界的声音，我是死而无憾了。”16“已经是黑夜时分，火焰从黑暗中升起来，透过火焰，小城在不住地抖动……”“这时，他听到耳边传来了灭火车遥远的鸣叫声。他觉得那声音安详、甜美，就像母亲的摇篮曲。”17《欢乐颂》是《第九交响曲》的末乐章，作为高潮的部分，气势磅礴，庄严而雄伟，声乐的合唱一气呵成。小说《欢乐颂》和《爱人同志》的尾声都保留了这种强有力的节奏感，看似两个没有任何关联的作品，因为“地雷”把两个男人的灵魂叠合在了一起。共同完成了这部交响曲，内容完整而丰富，地雷的爆炸声是交响乐中的最强音，成就了一代英雄精神的绽放，是他们冲锋陷阵的最有力的武器;而紧接着节奏变得悠长而缓慢，逐渐地进入了安静而祥和的旋律，他们的灵魂在火焰中变得轻盈而欣悦，因为他们拥有了从苦难到欢乐，从斗争到胜利的坚定不移的信念。艾伟在贝多芬及《第九交响曲》中汲取了英雄的气概，用最具诗意的方式谱写了英雄完整的人生。他曾说自己的叙述是黑暗的，那是因为通往内心世界的路径隐秘而幽长，而英雄坚强的意志可以驱散黑暗，英雄的存在就是一个时代的希望和光明。
三
苏珊·桑塔格说：“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18艾伟很早注意到了生命的这个“阴面”，并敏锐地观察、记录它是如何改变、重组人的生命密码的。他的一篇散文《油菜花开》，一个极具有画面美感的名字，却是用这样的方式开篇：“这个世界最初呈现在我眼里的是它光洁的表面，一种类似阳光般的品质：我看到比阳光更亮的父母，表情各异的男人和女人，阳光下的山峦、河流、树木、庄稼、河里的鱼、蝌蚪、泥鳅，这一切显得秩序分明，非常和谐。但阴影紧跟着出现了，它就在每个事物的背后，呈现着深邃的黑暗，透着另一些消息。每年春天，当那个疯子出现时，我感到周围的阳光一下子暗了下来，这世界顿时出现某种非人间的动荡而混乱的气息。”19这段话抹去了油菜花开的所有色彩，阴影覆盖了接下来的六个小故事。从艾伟的童年开始到参加工作，人生的不同阶段遇到了六个具有“复杂的公民身份”的人，这些人都没有名字，是他或她，他们或经受着生命的脆弱，或放任自我膨胀，或压抑到极限，或进入某种疯狂的状态，仿佛是在冲撞着生命的边缘，灵光的闪现转瞬即逝。他们拥有现实世界之外更完美、秘密的空间，也同时承受着人性的黑暗和世界的破碎。他们是艾伟记忆中真实存在的人，是小说中人物的原型，也可能就是你或我认识的某个人。
散文中的他或她的共性在于都有精神上的缺失。疾病和健康之间，因为心理疾病的隐性特质而具有很大面积的灰色地带，身体外在的健康往往会掩盖精神心理疾病，但时代、社会和人生的急遽变化，让精神心理疾病早已成为无法忽视的存在。全世界精神心理疾病的患者数量都在逐年递增，世界卫生组织也早就预言过，精神心理问题将是人类最大的健康问题和社会问题。在艾伟的创作中，我们看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持续关注。时代的更迭从来不会像时间的刻度一样，有单位节点，它都是在人们的生活中默默潜移，大部分人在跨越时代的当下是无意识的，只有站在历史的高点回望才能感受到社会的变迁，触摸到时代的脉络。而敏感细腻的人总是在与时代的碰撞中感知到历史的遗忘，艾伟用文学的形式记录下这些事物和感受，用来抵抗遗忘。作为一个“对他所处的时代发言”的作家，不论他塑造的人物是不是英雄，我们看似他在书写一类特殊的群体，记录生命的不同种形态，但他真正想要追求的是精神上的某种普遍性，代表着一个时代的问题和特质。
艾伟认为“这是一个精神分裂的时代”20，而谁能有那么大的能量可以将这个分裂黏合？精神心理问题已经成为这个时代不可忽视的疾病，那么，谁又能治愈这种心灵创伤？如果有，那只能是英雄。他借用了英雄的身份向这个时代的疾病开战，他们用生命坚守着正义与和平，他们的英雄精神和侠义精神是最有力的黏合剂。《爱人同志》中的刘亚军在劳动局当门卫的时候，为上访的中年男人抱不平，“刘亚军听的怒火满腔，天底下竟有这么不公平的事”，“如果对这样不公平的事他都无动于衷，那他不配做一个战士。”21而张小影也是个战士，是英雄，她用人性的光辉替历史抚慰了创伤，不论时代如何改变，她始终都是英雄最忠诚的守护者。他们都曾经是一个时代的高光，也成为下一个时代最坚强的战士。
回到我们开篇提到的《回故乡之路》这个中篇小说。它是根据艾伟儿时看过的一个电影而改写的。小说中的解放在那枚巨型炸弹里面获得了安全和温暖，即使它黑暗又冰冷，随时有爆炸的危险，但却成为他躲避人性冷漠、残酷、暴虐的港湾，甚至成为生命的最终归宿。不论是真实的战争还是现实的战争，精神的救赎都不应该以生命为代价，炸弹更不应该通向这条“回故乡之路”。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呼唤英雄，需要英雄，时代的变迁，英雄精神更应该熠熠发光。“我很清楚，现实的战争如《回故乡之路》中的那个小伙子，是无奈的，更重要的是回精神的故乡，我想那里充满了和平和宁静。但这不是一条平坦之道，同物质世界一样，这也是一场战争，它更为隐秘，不见硝烟，然而惊心动魄。”22如果说这是一场战争，那么它是人性和时代的战争，如果说这是疾病隐喻，那么它是历史和时代更迭的创伤隐喻。艾伟把战争的双方交给了文学和它的时代，以英雄作为标记，完成他对世界的记忆、感知和沉思。我们希望艾伟的脚步不要停滞，可以用他的文字对不同的时代都能持续地关注和追踪。
注释：
①艾伟：《回故乡之路》，《人民文学》2000年第12期。
②⑧⑨1112192022艾伟：《身心之毒艾伟随笔文论》，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第16-17页，第16页，第78页，第78页，第42页，第116页，第18页。
③艾伟：《小说两题》，《上海文学》2013年第7期。
④艾伟：《游戏房》，《小说月报》2007年第3期。
⑤艾伟：《杀人者王肯》，《天涯》1999年第1期。
⑥艾伟：《亲骨肉》，《山花》2002年第6期。
⑦房伟：《再历史化的可能性及其限度——艾伟小说创作论》，《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14年第11期。
⑩关于莫里亚克“两个世界”的模式，艾伟在散文《狮子或跳蚤》中提到过。他认为莫里亚克的一生都专注于两个世界：一个是他的家乡，另一个是人的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那里隐藏着不可名状的激情、欲望、痛苦和绝望。而这两个世界实质上是重叠的，是一个世界。详见《身心之毒艾伟随笔文论》，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
13[法]罗曼·罗兰：《贝多芬和我——<第九交响曲>序》，载《大学语文》，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5页。
14阿来：《一曲庄重的英雄颂歌》，《收获长篇专号》2019年春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336页。
151721艾伟：《爱人同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19页，第253页，第79-80页。
16艾伟：《战俘》，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46页。
18[美]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作者单位：大连大学文学院）
責任编辑：刘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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