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的醇儒风范
《行走大唐》陈尚君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
要解释什么是醇儒，首先要解释什么是儒家。
我们现在总有一种认识，认为儒家是中国文化当然的代表，这不完全正确，因为儒家在先秦诸子百家之中只是一家而已。儒家总体的精神可以《汉书·艺文志》中的这段话为代表：“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也就是说，儒家是为统治者维护秩序的一种学说，基本典籍是六经，基本精神是强调以“仁义”治国。“仁义”学说是孟子提出的，其最基本的精神是强调君主和百姓在国家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特别强调君臣之间是相对关系，“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
醇儒与腐儒、陋儒相对。其中“腐儒”一词主要指那些不通世变，只知每天诵读经典的人，而“陋儒”则是指没有实际的办事能力，仅坚守某些道义的人。相比之下，“醇”字本意是指酒后半酣的状态，对儒家的信徒来讲，则是指为了理想不惜牺牲一切，不在乎个人得失而坚守自己的理想的状态。我想，我对醇儒是可以做这样解释的。
其次要说明什么是唐朝。唐朝之所以在南北朝三百年战乱之后达到了中国古代的黄金时代，其背后有很多原因。唐代的文化承接于北朝，其制度简而言之，即三省六部制。这种制度有它特别的地方，具体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落实由不同部门负责。门下省负责对已经颁布的朝政进行驳议，提出不同意见，这是制度上的设计。另一方面，唐朝虽说儒、佛、道三教并行，但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国家的基本治理原则，以及官员选拔、科举考试都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同时，唐朝正处于士族社会向世俗社会转变的最后阶段，士族依旧在社会权力结构之中占据主导地位，唐王朝建立过程中产生的功勋贵族，即新兴士族，同样拥有很高的地位。于是，适合重要行政职务的官员，常因年资位阶稍低而不能担任要职。解决的办法，一是将阶、勋、爵、职分开，阶要循资格而进，但低阶也可以担任高职;二是特别重视对临民而治的官员的选拔，玄宗时多次亲自遴选，亲自训诫，亲自送行，以改善吏治，这是开元盛世的关键所在;三是承认法治的同时，也依靠人治，改善吏治的关键在选拔制度和监察制度的完善。
关于唐朝，另一个需要了解的是，唐朝并非一个以文学为中心的时代，而是尚武的时代，其最核心的统治力量出自北魏六镇之一的武川镇，胡汉通婚给唐文化带来新的气象。用一个词来概括唐代文化的特点，就是“壮盛疏峻”，它不太计较细节之处，壮盛、疏峻、舒朗、开阔，这些都是唐代和后代不同的地方。唐代开放包容和多元并存的文化精神，使得唐代文化达到一种高度发达的境界。
唐诗中的君臣关系
古代社会千头万绪，君臣关系最是大事。君处于统治的核心，对于整个国家社会的走向、对臣子的进退生杀，都处于决断地位。但君臣的关系又是相对的。君不能独自治理天下，需要直言谏事的直臣，也需要有信念有能力的醇儒，帮助治理天下。这就需要君主对君臣关系有合適的定位。这方面最著名的诗作是唐太宗的《赐萧瑀》：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
前两句极其有名，但不完全是唐太宗的创造。《晋书·宗室传论》有“疾风彰劲草”一句，南北朝鲍照也有“世乱识忠良”的诗句。但在这首诗中，唐太宗的用意是很明显的，萧瑀在玄武门事变前后，始终是站在他这一边，在这个疾风骤雨的过程之中经受了考验。
唐太宗的另一首诗《赐李百药》：“项弃范增善，纣妬比干才。嗟此二贤没，余喜得卿来。”用项羽和商纣王的两个例子来说明，即使有好的大臣，君主没有使用好，最后的结局也必然是败亡。所以从这些历史中，唐太宗是吸取了教训的。此外，在唐太宗的长诗《帝京篇》中的最后一首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想象——
以兹游观极，悠然独长想。
披卷览前踪，抚躬寻既往。
望古茅茨约，瞻今兰殿广。
人道恶高危，虚心戒盈荡。
奉天竭诚敬，临民思惠养。
纳善察忠谏，明科慎刑赏。
六五诚难继，四三非易仰。
广待淳化敷，方嗣云亭响。
诗中，唐太宗说自己，处于时代的最高位，但也明白地位越高，越是危险。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学会接受各种不同的意见，一定要提醒自己不能太随意。别人讲的，好听的、不好听的话，只要是为了国家的发展，一定要虚心接纳，朝廷应该有法律设置的规范，刑赏要得当。后面两句有些特别，“六五诚难继，四三非易仰”，这是唐太宗在表达，希望在他的治理之下，大唐能够达到三皇五帝那么伟大的基业，虽然很不容易，但可以努力地向往之。
相似的还有《尚书诗》。《尚书》是古代儒家经典，《尚书诗》就是唐太宗在和魏征一起读《尚书》时所作。诗中说“纵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意思是，达到帝王这样的高位，发昏放纵自己、不顾百姓死亡的昏君在古代有很多;而能够克己复礼、建立基业的明君很少。这首诗的最后，太宗说自己“既承百王末，战兢随岁转”，看了这么多帝王的得失，内心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可见，皇帝的内心也不是那么的轻松。
唐玄宗在年轻时，尤其是刚做皇帝十来年间，是奋发有为的。所以，玄宗在位的四十多年，是唐朝最强大的时期。通过《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玄宗对治理的重视。“座右”是在座位右边写下牢记的格言，让各州的刺史将这首诗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去了解百姓的生活——
眷言思共理，鉴梦想维良。
猗欤此推择，声绩著周行。
贤能既俟进，黎献实伫康。
视人当如子，爱人亦如伤。
讲学试诵论，阡陌劝耕桑。
虚誉不可饰，清知不可忘。
求名迹易见，安贞德自彰。
讼狱必以情，教民贵有常。
恤惸且存老，抚弱复绥强。
勉哉各祗命，知予眷万方。
选择了朝廷中最有才能的高官到地方上去，希望政绩可以传遍天下，视百姓如自己的孩子，让百姓拥有更好的生活。在地方上，重视文化建设，发展农业，处理案件，要按照自己的心情来体会，告诉老百姓要勤于农作，按照正常的方式来从事生产。体恤孤儿寡母和老人，打击地方豪强。最后唐玄宗提出勉励，希望刺史们各自努力，将他对百姓的治理方法，传播到四面八方。
杜 甫
唐代在这样的氛围中，有一批诗人，秉持儒家的基本教义，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学术界现在有一种说法叫“早期儒家”，指那些还没有经历宋明理学教化的醇儒。
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里有两句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几乎人人都知道，但完整读过这首诗的却不多，完全读懂的更少。杜甫这首诗有一个自注，是他晚年整理文集的时候加进去的：“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作。”看起来好像很平常，但如果熟悉历史，会知道就在那个月“安史之乱”爆发，杜甫这首诗写于爆发前一周。杜甫写这首诗的原因，是他对于朝廷的危机有极大的担忧。从诗的结构上来看，《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共可以分为三段：从“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到“沉饮聊自遣，放歌颇愁绝”，这三十二句是第一段;从“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到“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的三十八句诗是第二段;从“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到“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的三十句，是全诗的最后一段。这里，我们颠倒过来，从最后一段开始理解这首诗。
全诗的最后一段，也可以分节。第一节：“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崪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河梁幸未拆，枝撑声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广不可越。”讲杜甫为求官，先将家人安置在奉先，如今求官有点头绪，终于可以去奉先看望家人。这一节讲的主要是路上的辛苦，借此烘托环境之险恶。第二节：“老妻既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杜甫的诗中经常出现“老妻”，但杜甫的妻子其实不太老，也就三十多岁。杜甫刚刚到奉先的家中，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原来自己年幼的孩子已经饿死，邻居家中也传来了哭声。可能是为了杜甫家的不幸，也可能是各自有各自的不幸。这一段我们可以感到杜甫作为父亲的自责，以及杜甫一家的不幸。但仅仅写到这里还不够，杜甫从自己的遭遇引申到国家社会的危机。第三节：“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杜甫想到自己家还算是社会中的一个特权家庭，既不交税，也不会被征兵。即使这样，家境还如此之辛苦，一般人的生活又会如何？想到这儿，杜甫对整个社会忧愁的情绪如同终南山一样，高耸而浩渺奔腾，像滔天的洪水不可止遏，绵延不绝。我相信，这首诗的写作动机，正是这件事触动了他，并联想到了造成这种境况的君主的责任。而杜甫的意见，则是在前面表达了出来。
从全诗第二段中，可以看到杜甫是在这一天的凌晨出发，经过骊山的时候走的是靠近骊山的大道，离临潼很远，因此诗歌后面描写他经过的地方，都出于诗人的想象。當天的天气很冷，冷得手指都动不了，衣服包得紧还冷得不行。经过了骊山，想象着骊山上的贵族们正过着极度奢靡的生活，并由此引出了杜甫的议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赏赐给大臣的玉帛，是贫苦人家的姑娘一针一针织出来的，各个地方的暴吏，将这些收敛聚集到京城，由皇帝将这些财富分赏给朝中大臣，让他们帮助自己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接下来，是杜甫最激烈的两句话：“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这些道理大臣中有几个忽略了，可坐拥天下的皇帝怎么可以忽略呢？从中可以看到，杜甫的尽忠不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迂腐，而是清楚知道，国家治理是皇帝、官员和百姓共同的事情，天下的财富汇集给皇帝，皇帝就要对天下负责任。这一段的第三节，杜甫继续描写权贵们的奢靡生活，最后归纳为最根本的几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贫苦差距已经这么大了，百姓生活如此艰难，实在没办法继续说下去了。
第一段的内容，简单概括，就是杜甫自陈要对朝廷提出最尖锐的批评，出于对本朝的绝对忠诚，本来可以不说的，但又不得不说。我相信，这首诗是从后面写起的，但是杜甫认为，要是这么写会让皇帝怀疑，所以前面再三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写这首诗。这里可以看出杜甫内心活动的波澜，在一个强盛的时代，杜甫看到了隐藏的巨大危机，他可以不说，但他依然要说，说出来也是非常尖锐和激烈。但杜甫这首诗写完，还没来得及献出去，“安史之乱”就发生了，这篇诗也没有给他带来危险。但如果是在太平盛世献上这首诗，杜甫的下场就不好说了。
这里，还特别想讲杜甫的另外一首《北征》。《北征》是杜甫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这首诗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写这首诗的时候，杜甫已经在朝廷做官，但在官场上不太顺。《北征》的最后一段最能表现杜甫的风采：
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
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
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
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
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
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
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
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阙。
园陵固有神，扫洒数不缺。
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
杜甫看到安史之乱之后，经历了大的动荡，国家又有了新的希望，最终还是会回到正轨。他赞颂发动马嵬兵谏的关键人物陈玄礼，认为杨贵妃兄妹伏法改变了国运，坚信太宗皇帝开创的伟大事业还有新的希望。其实当时杜甫的地位很低，离朝廷的决策层很远。用现在的话来说叫“瞎操心”，但是从这里，其实可以看出杜甫始终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捆绑在一起的人生态度。
元 结
元结是盛唐后期的一位诗人，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主张复古。元结的诗歌对于时政的议论非常激烈，从对时代的恭维转为对政治制度的批评，认为玄宗对国家的动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元结早年的作品，以《补乐歌》与《系乐府》为代表。《补乐歌》十首十九章，设拟上古贤君之为政之方而歌颂之。《系乐府》十二首，在感慨风教与君子修养之同时，对民间疾苦有很强烈之控诉。如《贫妇词》之写贫苦夫妻之绝望，《去乡悲》写离乡者之去留无奈，《农臣怨》诉草木之患，昆虫之苦，尚祈官府体察，《贱士吟》则表明在“谄竞实多路，苟邪皆共求”的恶劣环境中，他以古君子立身的坚定选择。“正方终莫可，江海有沧洲”，即便行正道不为世容，至少还有归隐江海可以选择。
广德元年（763）九月，元结获授道州刺史，道州在如今的湖南省南部，与广东相接，是当时最边缘、最落后的州份。到任以后，元结写了《道州刺史谢上表》：
耆老见臣，俯伏而泣;官吏见臣，已无菜色。城池井邑，但生荒草;登高极望，不见人烟。岭南数州，与臣接近，余寇蚁聚，尚未归降。
……
若无武略以制暴乱，若无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清廉以身率下，若不变通以救时须，一州之人不叛，则乱将作矣。
元结看到这里一片荒凉、民不聊生，大乱以后如何恢复，对元结来讲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元结到任以后，上级不断地催征，要他在一定时间内征收一十三万六千三百八十八贯八百文，即当地一年赋税的总额。但道州的现状却是“被西原贼屠陷，贼停留一月余日，焚烧粮储屋宅，俘掠百姓男女，驱杀牛马老少，一州几尽。贼散后，百姓归复，十不存一，资产皆无，人心嗷嗷，未有安者”（《奏免科率状》）。州府一片破败，整个道州的存活人口不及乱前十分之一，怎么征收赋税？所以，元结陈情，要求把所有的赋税全部免掉。为此，元结还写了两首在文学史上很著名的诗，《舂陵行》和《贼退示官吏》。
舂陵是道州的古郡名。在这首《舂陵行》的序中，元结写道：“癸卯岁，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旧四万余户，经贼已来，不满四千，大半不胜赋税。”道州原来有四万余户百姓，如今剩下的不到四千。刚刚上任，上级部门就不断地催征收赋税，络绎不绝，更以官职为要挟，于是元结感慨：“于戏！若悉应其命，则州县破乱，刺史欲焉逃罪？”如果答應了上级的要求，向民众逼迫交税，州县将更加混乱，作为刺史不是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吗？进退两难，所以选择不逼迫百姓，静待朝廷的怪罪。“此州是舂陵故地，故作《舂陵行》，以达下情”，到底为朝廷考虑还是为百姓考虑，元结选择首先考虑百姓——
军国多所须，切责在有司。有司临郡县，刑法竟欲施。供给岂不忧，征敛又可悲。州小经乱亡，遗人实困疲。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羸。朝餐是草根，暮食是木皮。出言气欲绝，言速行步迟。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朴之。邮亭传急符，来往迹相追。更无宽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儿女，言发恐乱随。悉使索其家，而又无生资。听彼道路言，怨伤谁复知？去冬山贼来，杀夺几无遗。所愿见王官，抚养以惠慈。奈何重驱逐，不使存活为？安人天子命，符节我所持。州县忽乱亡，得罪复是谁？逋缓违诏令，蒙责固所宜。前贤重守分，恶以祸福移。亦云贵守官，不爱能适时。顾惟孱弱者，正直当不亏。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辞。
国家在动乱之中，需要大量的开支，要有司尽可能地搜刮财富。但百姓本来就供给不足，要征收赋税实在是很可悲的行为。州县已经经历了大的战乱，活下来的人所剩无几，已经非常困倦疲乏。作为刺史，看到百姓已经这么困穷了，还怎么忍心搜刮他们的财富呢？民众经历了盗贼的迫害以后，见到了朝廷派来的刺史，只是希望给予自己更多的关心，怎么可以再驱逐这批穷苦的百姓呢？安抚百姓是刺史的任务，看到那些孱弱的百姓，“我”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没有考虑自己前途的任何理由。
《贼退示官吏》讲的还是这件事。诗序中讲，第二年西原贼攻到邻近的州县，没有到道州来，不是因为可怜这里的百姓，而是实在没剩什么可以劫掠了，“诸使何为忍苦征敛，故作诗一篇，以示官吏”。诗中，元结讲道：“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是以陷邻境，此州独见全。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百姓已经穷困到这个程度，使者还携符命来征税，这样的做法和贼有什么不一样？“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现在朝廷不断地追索，谁能不顾人命，完成上级的要求？“思欲委符节，引竿自刺船。将家就鱼麦，归老江海边。”这里诗人希望可以尽快离职，宁可辞官也不做违心的事情，不对老百姓做非法的聚敛。元结在这首诗中，展现了自己的人生选择。
杜甫在偶然的机会下，读到元结这两首诗以后，写了著名的《同元使君〈舂陵行〉》。在这首诗的序言中，杜甫说：“志之曰：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吏之目。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感而有诗，增诸卷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也。”这最后几句，杜甫用了陈子昂的诗曾经用过的方式，是真正有风骨的激烈的诗歌。他在元结这里看到真正的汉魏风骨之精神，为之兴奋。但是，杜甫的序最后两句特别值得仔细回味，古代君子有一个立身的原则，即有好话讲好话，有坏话讲坏话，绝不以私交影响公义。杜甫对于元结之赞赏，并不是为了得到元结之回应。杜甫写的这首诗很长，而且在文学史上有特别的地位，对于元结之赞赏，用了最高级的形容词，将他赞誉为那个时代标志性的人物，在国家大乱之后，为百姓充分地考虑。同时，杜甫在诗里传达得很清楚，自己与元结的私交有不好的地方，但不影响立场。这里可以看到君子的立身，有他共同的地方，为民众，而不是为政绩、名声。从杜甫和元结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时代之中积极的精神，有这种人在，国家不亡，是有它的原因的。
韦应物与裴度
前面讲到杜甫对时代之忧虑、元结对百姓之同情，接下来要讲的两位有点特别，一位是韦应物，一位是裴度。
大家应该都知道韦应物，以及他的《滁州西涧》。韦应物在唐代诗人中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是经历过从纨绔子弟到清廉刺史这样一个过程的人物。韦应物有一首诗《逢杨开府》，写自己碰到一个以前的朋友，于是回想起少年时光。从这首诗可以看出，韦应物年轻时是一个纨绔子弟，仗着自己的家世，做了不少错事，也没有太多文化。但人都是会变的，经历了战乱，韦应物自觉读书，转变为一个心态平和的醇正的官员，做了许多好事。后人提到韦应物的时候，经常拿他和陶渊明做比较。但陶渊明的内心其实还有很多不平，而韦应物的内心一点波澜都没有，与万物合一，做官无欲无求。这是儒家生活的另外一种状态，是治国平天下以后的悠游生活，是与世无争地展示人生丰富的画面。
韦应物有名的诗作《寄李儋元锡》，是他写给两位朋友的——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已一年。
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
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
诗写得很简单：世事过去了，人慢慢老了，到了黄昏的时候，人的倦意很深。于是感慨自己身体不好，作为地方长官似乎也不是很称职，治下的百姓还没有安身。于是韦应物感到很惭愧，只想早一点离官，过闲适的生活。
韦应物最有名的一首诗《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我们现在不怎么读，但在唐代曾经轰动一时—
兵卫森画戟，宴寝凝清香。
海上风雨至，逍遥池阁凉。
烦疴近消散，嘉宾复满堂。
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
理会是非遣，性达形迹忘。
鲜肥属时禁，蔬果幸见尝。
俯饮一杯酒，仰聆金玉章。
神欢体自轻，意欲凌风翔。
吴中盛文史，群彦今汪洋。
方知大藩地，岂曰财赋强。
这首诗写于苏州，韦应物在苏州刺史任上，在州衙之中约了一群文人朋友，喝酒聊天，各自写诗，大家欢聚。这首诗之所以轰动一时就在于，韦应物在诗中传达了一种儒者轻松明快、潇洒通脱的人生态度。没有任何怨气，也没有任何恶语，令人感到一种人生之愉快，是一名醇正儒生在做地方官时的喜悦、同情、追求和理想，表达的是儒家致治理想局部实现的欢悦平和。
韦应物的诗中很多都表达了那种潇洒的情怀，其中最有名的几首——
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
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
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
落葉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寄全椒山中道士》）
怜君卧病思新橘，试摘犹酸亦未黄。
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
（《故人重九日求橘》）
当然大家最熟悉的还是他的《滁州西涧》。韦应物的诗轻松潇洒，是唐人学陶渊明中最得其精神的。也有人将韦应物和柳宗元并称，但韦、柳的精神气质是完全不一样的，韦应物是几乎与生俱来就很平和，柳宗元是经历了激烈的斗争以后归于平和，这是两种不同的境界。
裴度则是另外一种境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的理想裴度已经实现了。但实现以后，却是非常危险的。因此裴度不信术数，不好服食，日常语是：“鸡猪鱼蒜，逢着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则行。”裴度的诗歌不是特别有名，但是他的政事在中唐名满天下，被称为裴令公。裴度早年做过西川节度使武元衡的书记，后者担任宰相平定叛乱时，裴度是其主要的助手。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被刺身亡。裴度接任宰相后，马上向皇帝请示征讨藩镇，并请皇帝允许在自己的私宅中接见天下豪杰。要知道，在任何时代，在朝廷之中负有重任的官员私下结交都是很危险的行为，会引起猜忌。所以在裴度讨淮西时，与之私交很好的韩愈写了一首诗——
龙疲虎困割川原，亿万苍生性命存。
谁劝君王回马首，真成一掷赌乾坤。
（《过鸿沟》）
说裴度的此举，关系到国家之安危，关系到亿万苍生之性命。所以裴度的功业是非常了不起的。
但是完成国家的伟业之后，个人的命运有时真的很难。这里特别要提一下这首《中书即事通简旧寮》，旧寮是指自己最亲近的朋友，因此这首诗是裴度在讲自己的心里话，把做宰相时的心情写出来——
有意效承平，无功益圣明。
灰心缘忍事，霜鬓为论兵。
道直身还在，恩深命转轻。
盐梅非拟议，葵藿是平生。
白日长悬照，苍蝇谩发声。
嵩阳旧栖地，终使谢归耕。
这首诗很有名就在于，这是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功满天下的宰相的内心自白。裴度想做成伟大的事情，但又感慨自己实际的贡献很少。因为要做成任何的事情，都要耗费很大的心力，要有特别的忍耐和坚持。尽管如此，他还是秉持着直行的原则，皇帝的恩深如海，作为臣子，个人的命运不值一提。不敢讲自己治理天下一定做得特别好，但是对于国家之忠诚是平生坚持的原则。苍蝇比喻奸佞之人，他们的挑拨离间、诽谤之词，自己都不计较，乡间的欢乐吸引着裴度，只想早日辞官归隐，没有其他的想法。做成事情不容易，做成事情以后与君主相处更加难。裴度一生写了很多看似很无聊的诗，但这并不是说他不想作好诗，而是在他功满天下的时候，会有很多人盯着他。裴度必须“自甘堕落”，表示自己胸无大志、没有野心，这样才能令皇帝放心。在另一首《在太原题厅壁一绝句》中，裴度同样表达了内心的想法：“危事经非一，浮荣得是空。白头官舍里，今日又春风。”这是裴度在他去世前一年写的诗，感慨自己所得到的一切，几乎都是空的。
结语
回顾几位不同身份的醇儒——初授官的杜甫，感到了国家存在的危机，向皇帝挑明国家在危险之中，应该有所警惕、有所变化，这是一种态度;刺史元结，到了道州，看到民生艰苦，宁肯拒绝上级的指派，绝不向百姓催逼赋税，牺牲自己的前途也在所不惜，这是另外一种态度;韦应物，自古以来中国官员良吏的典范，做的一切都不为名声，在他的诗文之中，可以见出其人生潇洒愉悦;裴度，实现了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以后，既要浮沉于世间，又要保持自己的责任感，对国家做出贡献。这样的官员在唐代绝非个别。比如裴度的政治对手令狐楚，虽然现在我们对他有许多贬低，但他在临终时，让诗人李商隐执笔向皇帝上书：“然自前年夏秋已来，贬谴者至多，诛戮者不少，望普加鸿造，稍霁皇威。殁者昭洗以云雷，存者沾濡以雨露。”希望皇帝可以为“甘露事变”中被抄斩的人恢复声誉，“使五谷嘉熟，兆人安康。纳臣将尽之苦言，慰臣永蛰之幽魄”。人之将亡，其言也善，他看到解决危机的办法，以临终上书的方法提出来。因此，在唐朝鼎盛的时代，官员在政治上有不同的派系，但多能始终保持儒家的原则操守。唐朝的兴盛，与这么多正人君子为国家操心出力有关，也与君主的包容倡导有关。
本文系作者在新华·知本读书会第八十六期所做演讲，刊发时经作者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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