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序漂移：成都当代艺术的10年变迁
崔付利
《画刊》最新一期特稿的主题为“‘流变的地方”的写作和讨论。该主题以中国7个地方城市为样本，邀请写作者以观察者的视角分析近10年来不同地方的艺术实践。而我负责的“地方”便是成都，对此，我有些诚惶诚恐。其一，我不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甚至都不是四川人。所以，对于成都而言我是一个外来者，但希望自己没有成为一个入侵者。其二，我到成都的时间也不长，远没有达到“10年”的期限，资格尚浅。其三，我的观察视野其实并没有完全放在成都，也就有些不够专一。但既然策划人要求写作者以观察者的身份对地方艺术实践做分析，我想我最敢保证的可能就剩下“客观”这一点了。
“地方”一直是当代艺术思考和讨论的焦点话题，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和互联网科技的发展，“地方”的概念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它一直处于一种漂移和不确定性的状态，甚至愈加缥缈和虚无。就如田萌在策划按语中所言：“我们将一直在抵达新的地方的路上。”所以，我们讨论的“地方”既不是地缘政治的“地方”，也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地方”，而是一种具有在地性和身体性的具体实践。从自身的经验出发，以脚下的土地为据点，以周遭的环境为对象，把地方实践作为工作方法，从而形成一种差异性的地方生态。换言之，“地方”就是具体的人和事，也可以说是一种江湖。
成都的艺术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里是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的遗留之地，人文历史悠久，生活成本也远远低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再加之悠闲的生活状态和城市的包容性，吸引并留下了大量的艺术人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成都就一直是现当代艺术较为活跃的城市。成都诞生过国内首批最早的三大民营美术馆之一的上河美术馆，曾举办过数届成都双年展，有体量巨大的蓝顶艺术区，以及其他初具规模的美术馆、画廊和大大小小的艺术活动。所以，成都一直被称为“当代艺术第三城”。但如前面所言，“地方”是不断漂移和变迁的，我认为“当代艺术第三城”的美誉属于过去的成都，今天的成都如何在过去基础之上进行突破才是我们所要思考的。
行为艺术的力量
成都是中国先锋艺术的策源地之一，尤其是行为艺术在成都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戴光郁、查长平、刘成英、曾循、余极、尹晓峰、朱罡、张华、罗子丹共同发起了“719艺术家工作室联盟”，并参与了数次“水的保卫者”等重要艺术活动。最近10年，对成都或者西南地区行为艺术的最大推动者当属艺术家周斌。“长安客”周斌也是一个外来者，但他是成都行为艺术发展历程中承上启下的一个人。1997年周斌结束了几年的北漂生活来到成都，并开始放弃绘画专门从事行为创作。2008年，周斌和刘成英共同发起了“首届UP-ON向上国际现场艺术节”。尽管每届艺术节都面临着种种困难，但“UP-ON向上国际现场艺术节”还是成功举办了8届，而且已经成为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艺术节。如今，“UP-ON向上国际现场艺术节”得到了麓湖A4美术馆、麓山美术馆、大浦当代艺术馆等艺术机构和院校较为稳定的赞助和互动，这种跨机构的合作既彰显了艺术节的魅力，也看到了成都艺术生态的温暖。
“UP-ON向上国际现场艺术节”不仅延续了成都行为艺术的脉络和活力，而且还激发吸引了外地的新生力量不断注入进来，或者说已经开始溢出成都。更重要的是：周斌从2012年到2017年在四川美术学院教授行为艺术，影响和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行为艺术家，像童文敏、王彦鑫、胡佳艺等。现在周斌仍以工作坊的形式继续着行为艺术教学，并且带出了一批更加年轻的90后行为艺术家，比如杨俊峰、李瑞、小绵羊；
其中还不乏一些海归艺术家，如于名晶和ArTanto Group。这些年轻艺术家频繁地自发组织活动，又在不断影响和激发着成都行为艺术的生态。不过从行为艺术的语言探索和建构层面来看，这些青年艺术家还略显不足，有些流于青春荷尔蒙的躁动和情绪的发泄。
当然，行为艺术节让成都行为艺术的生态保持着一种持续更新的状态，但艺术节作为一种“节庆”式的组织方式是否逐渐转变为当代规训身心表达的集体症候也是值得一个考虑的问题。当然，这不单纯是“UP-ON向上国际现场艺术节”的问题，在今天的行为艺术现场节中很难出现让人惊艳的行为作品。行为艺术家的个体心理与身体的对抗和博弈在一种公共空间和大众视野下，也并存着张力和表演的内在对冲。这种“节庆”式的心理症候与春节、国庆等节日等同了起来，我们既习惯性地期待，但度过节日的方式又相差不多，从而形成了一种原始的心理循环。
藝术家的自发组织
谈起艺术家的自发组织，不得不提及艺术家张晋和沈阳超发起的“100公里”。“100公里”的最初出发点是艺术家为了战胜懒惰而走出去进行创作，尝试在美术馆和画廊模式之外，搭建艺术家可持续创作的自主平台。每一期艺术家以一种游戏的方式选择距离100公里左右的目的地，然后将不同领域的艺术家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临时的实验共同体，并鼓励艺术家试错、思想和行动实验。“100公里”在两年的时间里举办了多场展览和学术讨论会，并尝试推出“100公里餐厅”等具有开放性和互动性的延伸项目。
“100公里”作为艺术家自发组织的艺术项目，能够看到艺术家对资本和话语系统的疏离，试图在流动的现场中寻找一种新的可能性的决心。同时，时刻保持一种警惕的状态，走出舒适区和安全区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姿态。但我在他们的研讨会以及和张晋的单独交流中都曾提出过我的观点：“100公里”的最终结果似乎和他们的出发点有些矛盾和出入。“100公里”试图在美术馆和画廊模式之外寻找可能性，他们尽管在空间上位移了100公里，但对当代艺术的视野和思考的逻辑却仍停留在美术馆和画廊的系统之中。最终的结果便是：我们出行100公里，最终是为了回来呈现出我们外出的创作结果，“结果”似乎绑架了“过程”。但我个人认为：“100公里”最有可能性的恰恰在于“出去”，它远比制作视觉景观重要得多。
另一个艺术家自发组织的项目“搞”由黄娇发起，“搞”项目先后策划过3次活动，每一次活动都在即将拆掉的废弃空间中举行。相对于“100公里”，“搞”显得更野性一些，它更像艺术家组织的一场快闪活动。艺术家根据空间和现场材料进行在地创作，注重现场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他们既不会带来也不带走任何作品。但由于宣传和推广的推动力不足，“搞”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而且“搞”缺乏持续和系列的相关活动，导致未能展开更加深入的讨论和实践。对废墟这种特殊空间的选择，似乎无形中给项目上了一把枷锁，艺术家又陷入戴着枷锁跳舞的境地。
我曾策划、参与过多场艺术家自发组织的展览和项目，与今天流行的所谓“替代性”空间不同。“替代性”空间实质上与传统意义的艺术空间只是一种语义的差别，在运营模式、展览的组织方式方面并没有形成独立性的体系。但成都艺术家自发组织的活动试图突破空间话语和权力话语，这与西南地区当代艺术中强调肉身经验和身体经验的历史积淀有着直接的关联，而且与北京、上海两地在艺术市场和资本引导下的艺术生态截然不同。但这也是制约艺术家自发项目能够持续组织的重要因素，尽管生命力旺盛，但生命却不长久。
艺术机构多元发展
成都目前的艺术机构的数量已颇具规模，并且有着各自不同的定位和发展方向。比如麓湖·A4美术馆经过10多年的尝试和探索，从原来推广当代艺术的先锋空间逐步升级为多元化的美术馆综合体。尤其是对儿童艺术节的打造和美术馆公共教育的升级，麓湖·A4美术馆已经远远走在了国内最前沿。麓山美术馆的驻留项目已经成为成都具有代表性的艺术项目，艺术家通过驻留的方式，与成都发生关系并进行创作，陌生感所带来的兴奋感刺激着艺术家通过艺术媒介来克服这种地域和文化的差异，从而重新书写成都这个“地方”。成都当代影像馆是专注于当代摄影及影像艺术的专业影像美术馆，陆续推出了布列松、弗孔、荒木经惟和森山大道等重量级艺术家的展览。
作为成都本土画廊代表的千高原和K空间，频繁地出现在国内外各种博览会上，并且从他们近期的展覽中可以发现，他们合作和推广的艺术家也更年轻化和学术性。同时，一些非营利性的实验性空间也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比如X空间、肆空间等。实验性空间以极强的概念为出发点，以开放的姿态展开艺术的在地实验和实践，表现出一种新的生机和气息。不过，实验性空间既要在夹缝中求生存，同时还要思考如何打造差异性和学术深度，它们面临的压力和处境可能更艰难。
回到本期的主题“流动的地方”，我认为成都当代艺术最大的问题可能是还不够“流动”。当然对“地方”的研究既涉及对地方历史的文化研究，还要试图在历史和当下之间去重构一个叙事的结构。成都当代艺术的问题在于过于“成都”，相对而言缺乏与其他地方持续性的串联和流动，有些过于“盆地意识”。一个真正鲜活的“地方”，无论是回望自身的过去还是对未来的展览，无论是投向他者的目光还是来自他者的凝视，“地方”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一个被不断建构和瓦解的流动状态，是不断有人身体力行的实践和推动。所以，“地方”就是行动。
责任编辑：孟 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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