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人本来是很复杂的，但我们又退回到了一个简单的时代
仇广宇
作家阿来说话时总带着一点“川普”口音，听得出其中的豪爽和幽默感。尽管受到疫情的影响，但身为四川省作协主席的他还是参与了不少社会活动，在文学评奖活动中担任评委的同时，还出版了自己的最新文集《以文记流年》，生活节奏紧凑忙碌。
二十多年前，阿来的《尘埃落定》受到了茅盾文学奖的肯定，并长销不衰，他也一直保持着几年一本长篇小说的创作规律。生活中，他喜欢爬山、听古典音乐、观察植物，也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和古诗词。阿来的性格少有拘束，他写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愉快和顺畅的状态，写不出就呼朋唤友喝酒去了。他也不在乎汉族、藏族的民族分类，不在乎自己到底是小说家、散文家还是诗人，“叫我作家就行”。
已经年过六十的阿来会用微信，但为了和一些无意义争论保持距离，他关掉了微博。他努力捍卫中文语言的纯洁性，并对“80后～00后”作家的学养和语言能力赞誉有加。他毫不避讳地指出，网上那些充满戾气的言论背后，其实是在发泄一种“想赢”的情绪，更有着基于历史习惯留下的“贴标签”“戴帽子”心理。他对现代化的科技熟悉却又刻意保持距离，用独有的方式观察着这个变动的世界。
以下是《中国新闻周刊》和阿来的对话：
“种种身份都是拘束”
中国新闻周刊：你近年来发表的散文、随笔作品很多，也看得出你对博物学、中国古代诗歌这些话题的特殊关注，这算是一种创作上的转变吗？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阿来：这并不是一种转变。散文跟小说并不一样，小说是我们对世界的探究，散文表达的是真实的自我。最近我出了一本新书叫《以文记流年》，写我各方面的一些阅读经验，写朋友圈的交往，还有我喜欢的酒文化等。我愿意用散文这种比较灵活的方式去表达一个没有“改装”过的自己。
中国新闻周刊：你最早发表的作品是诗歌而非小说，你的小说作品里也一直有很强的情感和抒情性，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思潮对你的影响是否很大？
阿来：我自己感觉关系不太大。那时候我生活在一个小地方（注：20世纪80年代，阿来在四川马尔康做教师，从那时起开始发表诗歌），离所有的“中心”都很遥远，所以我始终有一点旁观者清的心态。当时成都也是一个文艺中心，我去成都，和朋友们喝喝酒、聊聊天，过两天就离开了。当时看到很多文艺团体，打着各自的旗号，我说，我不参加。
开始写诗歌是怎么回事？因为当时觉得诗歌是最纯粹的，也是文学领域最容易进入（掌握）的文体。但我一直想着也不能限于诗歌，所以才有了小说创作。别人会说：谁谁谁是小说家，他是诗人、散文家、剧作家，但我拿到一个题材，都是感觉适合用什么形式表达，就用什么形式表达。我一向不希望各种身份把我拘束住。直接叫我作家就行。
6月19日，阿来在四川绵阳与读者畅谈他的阅读与思考。图/视觉中国
中国新闻周刊：二十多年前出版的《尘埃落定》销量一直很好，你是否分析过它为何会如此受到读者欢迎？
阿来：背后还是有点规律。比如，它的语言方式和某种抒情性是很特别的，其实，与其说是抒情性不如说是歌咏性，语言的节奏感较好。再比如，它最后还是抵达了对人性、对历史真相的一些基本认知。不过，我想这本书绝对不是那种一上来就说“注意啊，老子要讲一个深刻道理”的小说。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阅读面很广，也有很多文学理论的思考，但在你的小说中我感受到的是非常纯粹的情感和语言的力量，比如《云中记》取材于汶川地震，却仍然是你自己的风格，你是怎么做到不受“理性思辨”干扰地进行小说创作的？这和你的民族、信仰、思维方式有关吗？
阿来：我感觉没有太大关系。我想，我还是立足在整个中文世界当中在创作的。有六個字把文学的要义说尽了：首先是“诗言志”，要言之有物，有点精神性的东西;还有三个字是“诗缘情”，要源于情感，读书的时候会谈论作品中有多少深刻思想，但其实关键还是情感。
我的写作就一定是要愉快的，但是我有冲动的时候不会马上写，因为怕这冲动一会儿就没了，但是这个冲动如果能持续好几年，那它就是真的，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写。写的时候，我每天写三个小时，元气充满，写累了不会吭哧吭哧继续写或者熬夜，写不出来就找人喝酒去了，或者在家里听贝多芬。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一名藏族作家，你会担心来自汉族的读者、研究者对你的作品抱有一种“汉族中心”视角的审视吗？
阿来：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中国本来就是个多民族国家，但是如今却流行各种各样浅薄的民族主义，我们现在确实需要一个中华民族的共同体。
陈寅恪先生、钱锺书先生在研究中国史的时候反复谈到，说中国的民族不是一种血缘，而是一种文化。中国文化的力量很强大，它之所以能够把不同的族群融汇在一起，很大一部分还是依靠文化的吸引。就像孔子讲的：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
我读过一本日本人写的书，名叫《中华的崩溃与扩大》，它说中华文化，尤其以汉文化为中心的文化的影响，往往是发生在国家政权崩溃的时候。魏晋南北朝时期有那么多少数民族，并不是汉族统治了他们，是他们打败了汉族政权。蒙古人、满族人都是这样。陈寅恪曾考证，李世民一家有一半都是鲜卑人，但是后来有人说过，只要他姓了“李”就行。
阿来作品《以文记流年》。
“今天就是给别人戴道德的帽子”
中国新闻周刊：你一向关心中文语言的纯洁性，那么你对互联网上出现的流行词和“缩写语”增多的现象怎么看？
阿来：我并不关注这些词语，也不喜欢网络上的语言。我上网仅限于做两件事：一是浏览新闻标题，二是读书。因为家里的书没地方放，有网络这个图书馆就太好了。“二十四史”我用手机读，花了四年，已经读到《宋书》了。
我认为，人和动物最本质的区分是从说话、交流、书写开始的，这才是文明跟野蛮的真正分野。语言本身会服从审美规律不断进化，人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进行抽象思维，对政治、经济、自然，各种领域的哲理进行思考。如果我们的语言又回到那种只就事论事，发泄情绪，连事情都不弄清楚的状态，没有发表意见能力的人反而到处发表意见，那不是又回到野蛮时代了？
中国新闻周刊：如今网上争取女性利益的声音越来越高，男女两性代表的争论总会造成激烈的冲突;还有人一言不合就依靠“举报”让别人的账号消失，对这个现象你怎么看？
阿来：女权主义的兴起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在文学、伦理学、甚至经济学领域都有很多内容值得探讨，比如说，有男女同工同酬、使用身体的权利、婚姻关系等话题。
但是如今，网上的言论几乎都像是受了刺激后的条件反射。历史上每一次争论几乎都会有论战发生，争论并不是要争个输赢，而是让我们更趋近事情的真相。在今天我们看到的却是，都要抢输赢，争对错。在如今的这些争论当中，也几乎看不到过去人类在认识自身、研究社会的过程当中已经取得的成果。
所以我认为，这些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有意义我愿意参与。我们作家到处做活动，经常“书写”，不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网络）变成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几乎不能加入的环境，好多时候一件事情刚出来就开始表态，事情的真相、来龙去脉都还没有解开。不是有个词叫反转么？有反转，不就是因为先有人乱打棍子、乱扣帽子、乱下结论？慢慢地，这样的一个环境，会把真正愿意心平气和讲道理、说问题的人，从这个语境当中驱离。
中国新闻周刊：部分读者喜欢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道德上的批判，比如金宇澄接受《十三邀》访谈时就谈到，年轻人常说的“渣男”是一个幼稚的词汇，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也被人骂成“渣男”。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阿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认知上有一项成果，就是理解了上面所说的“打棍子、扣帽子”的那些事。它们的本质就是简单地给一个人定性：你是右派、反革命、特务……今天政治上好些了，但是又出现另一种情况：很多人都以为自己站在道德高地。“渣男”也是类似的东西，简单地就把一个人定性。如果说过去是给别人戴政治的帽子，今天就是给别人戴道德的帽子。
人本来是很复杂的，但是我们现在又退回到一个简单的时代，尤其网络上就是这样。原来不管在东方、西方，即便法律或者社会给一些有坏行为的人定了性，他们还是能有被改造、被教化的机会。但是现在（网络）直接给他们贴上了标签。
“渣”不“渣”，谁说了算？其中有些人可能确实是所谓的不负责任、道德败坏，也有一些人仅仅是和我们的认知不同而已。
中国新闻周刊：莫言最近开了公众号，和年轻人进行沟通，你对这些互联网社交手段是否熟悉？当下的现实与这些科技手段已经息息相关，面对这种高速发展，你是否有过“跟不上”的焦虑？
阿来：我曾经开过一年多的微博，工作人员经常劝我发内容，但后来我发现这种交流没有任何意义，就主动把微博关了。当时还有人说：你别关，接下来就可以挣钱了。我说，我也用不了这么多钱，弄一大堆物质、名声的绳索套在身上干什么？“财务自由”有不同的标准，按我的标准我已经达到了这种自由：够吃饭，不用跟人借钱，出去旅行也不会露宿街头。这样才能带来心灵的自由。
我倒是一点都不焦虑。首先从个体生命来讲，我的时间不多了，都年过六十了，老莫比我还大点儿。我更关心的问题是：假定我再写20年，我是不是应该比过去更勤奋一点，更集中关注自己将要完成的事业？其次，从现在整个网络空间的情况来看，我不相信它有什么正面的沟通作用。即便有一点，我相信负面的东西可能更多一点。
中国新闻周刊：感觉你对网络风向还是有所了解的，但是又刻意跟它们保持距离，对吗？
阿来：对。我经常说我们要超脱一点。沉陷其中了，就不能超脱了。
新一代作家更有学养，语言更好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四川省作协主席和人大代表，工作和社会活动很多，这些社会工作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阿来：只过纯粹的作家生活，视野会稍嫌狭窄。我倒是不怕在社会上多一些活动。比如去文学奖做评委，这件事就很好，如果不当评委，我恐怕也下不了这个决心，一口气读几十本新作家的新书。通过这一过程，我可以广泛地了解新生代作家的寫作状况。
中国新闻周刊：做文学奖的评委，你评判这些“80～00后”新人作家作品的标准是什么？
阿来：我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看他们的作品跟现实生活贴近的程度。文学不一定会跟现实发生关系，但是每个人都在现实当中生活，这是逃不开的。第二个就是艺术创新，因为创新是艺术的本质。
之前我感到市面上的文学作品大部分是流行的东西，很多文学作品已经放弃了创新，所以，我一度对当下的文学状况感到很沮丧，因为资本和市场的力量太大了。我甚至一度误认为“80后”“90后”“00后”的写作已经完全向市场妥协，一点真正的艺术追求都没有了。但现在看来，他们是有追求的，只是这些好的作品被资本制造的流行现象给遮蔽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年轻作家的作品对现实的观照能力怎么样？
阿来：至少我看得到他们很努力，作品也具有一定的水准。而且现在的年轻人有一个优点，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人的学养更好，他们写作会先从艺术角度入手，审美能力是很强的。
中国新闻周刊：谈到这个话题，想起你曾指出，“80后～00后”作家运用中文的能力超过了前面几代作家，这是为什么？除了刚才所说的优点，他们的作品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阿来：因为语言能力需要系统的教育。现在的年轻人大部分都受过很好的教育，至少有个本科学位，甚至有很多硕士、博士，他们的学养就更完备一些。
说到作品的缺点，可能还是他们太年轻了吧。写作当然不能完全依靠生活体验和经历，但是作家在社会上的经历还是应该比一般人更深入、更宽广。但这没关系，人都会成长。过去这些作家的时间大部分是在学校度过的，日子相对单纯、封闭，但是最终他们都要走向社会。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影视行业也十分熟悉，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很多一流的作家都为影视剧撰写剧本，但最近十几年，这类文学性很强的影视剧变得越来越小众，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阿来：我对影视界的評价非常低。他们经常有这样一个借口，说：今天我们没有好剧本。我曾经在一个比较高端的会议上说过，这句话是个谎言。凡是资本介入过度的文化产业里头，都形成了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并不是说没有好的剧本，是那些人完全拒绝好的东西。
现在我会尽量远离他们一点。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些从业人员，文化素质之低、专业素养之低，在任何一个别的行业中是难以遇到的，很多完全不懂业务的人在里面呼风唤雨。他们这样，就好比农民不会种庄稼，工人不会操作机器一样。
科技、未来与环保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在《科幻世界》担任社长和总编辑，见证过科幻小说的兴起，如今科幻小说在全世界都出现了热潮，你怎么看待这种类型小说的流行？
阿来：原来我们说起“未来”的时候，都会觉得，某种改变的发生是一两百年以后的事情，不会想到我们此生会和它有什么关系。但是到了今天，这些改变可能在三到五年内就迅速和我们发生关系了。所以科幻题材的流行是再正常不过的，因为科技、科学已经是现实本身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想过自己写一部科幻小说吗？为什么？
阿来：暂时没想。我不会对写作做规划，因为生活当中随时会有灵感触发。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小说《蘑菇圈》里写过大公司暗藏摄像头监视藏民家蘑菇种植的情节。如今高铁、智能手机等提高了所有人的生活速度，在你熟悉的藏区，这种改变是否也在发生？当地人对这些产品的直观感受是什么？
阿来：技术进步对百姓而言还是好的，它让整个世界的速度都加快了。特别是（智能）手机普及之后。之前，电脑对老百姓而言还不够方便，现在有了手机以后就很方便了。
我忽然想起，十多年前青藏铁路即将全线通车时，我在青海湖边问过一个活佛：铁路好不好？他想了半天，说：对老百姓好，对宗教不好。我说：你这个活佛很好，说了老实话。但我又反问了他一句，说：佛教不是一切都是为了众生好吗？现在众生已经普度了。只不过不是用你的方式普度的而已。
中国新闻周刊：你关心大自然和生态环境保护，也做了很多相关的工作，你觉得自己算是一个环保主义者吗？
阿来：一旦什么东西变成“主义”，它就变成了一个固化的立场，容易绝对化。有的人一边开大排量的车，一边又说要低碳，自己一天都离不开电又反对修电站，这算什么？这就有点绝对化了。
只要热爱自然，尊重自然，把自然界的存在当成跟我们一样的生命形态去理解它、认识它，你自然就会是一个尊重生态、热爱生物圈的人。坐而论道，不如起而立行。我只能说，我是重视环保的，一直去提倡和实践，也在呼吁中国文学要更多地把大自然和生态当作书写对象，不光要写人和人的关系，还要写人和自然的关系。
（实习生杨璐熙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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