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兮福所倚：沈敦和从晚清官场到红十字会的转身之路
〔摘要〕 沈敦和是中国红十字会早期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关于他如何从一名晚清官场的失意官员转变为红会领袖的问题，以往学界始终未能清楚解答。这主要是因为已有研究囿于红会的视野，无法厘清沈敦和的成长脉络。其实，要理解沈敦和在红会事业中的崛起，必须结合其在上海绅商社会中的发展，尤其是在盛宣怀事业体系中的成长。因此，只有打破通常那种分门别类的“碎片化”认知方式，才能确切把握历史人物的生活世界及其主导线索。
〔关键词〕 沈敦和;盛宣怀;中国红十字会;绅商社会
〔中图分类号〕K257;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1）05-0163-10
〔作者简介〕朱浒，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北京 100872。
随着中国红十字会的历史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沈敦和这个名字逐渐为人所知。既有研究都认可沈敦和在中国红会早期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往往将之视为红会创始人之一。①不过，沈敦和在红会事业中的发展走势，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他本是晚清官场中的一员，与社会救济事业缘分甚浅。在红会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他也并非最早接触红会的人之一，却在参与红会事业后不久便成为一个重要人物。更加令人惊讶的是，他在红会事业中的作用和地位，不仅很快超越了社会救济事业方面的资深人士，并在辛亥革命之际成为红会事业的领袖人物。沈敦和是如何实现身份转换的呢？迄今未见清楚解答。如果囿于红会发展史的视野，恐怕也很难予以解答。事实上，要认识沈敦和从晚清失意官员到红会领袖的转身之路，需要更为全面地考察他在上海绅商社会中的成长过程。这个成长过程中，他与盛宣怀的关系又是以往未能充分注意的关键因素。因此，要全面梳理沈敦和在晚清经历的祸福转变，就必须准确把握一个复线的历史進程。
一、“江南红道台”的飞来横祸
日俄战争爆发时成立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是中国红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更是往往被视为中国红会组织建设的起点。而沈敦和在该会的出现，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上海绅商社会来说，都可以说是一件十分突兀的事情。这是因为，在此之前，沈敦和不仅与红会没有任何关联，而且在社会救济事业方面也没有多少突出作为，甚至根本不能算是上海绅商社会的一员。根据有限的材料介绍，沈敦和出身于宁波的一个茶商家庭，但是并未投身商业活动，而是很早就致力于学习英语和西学。据有的材料说，沈敦和曾短暂留学英国，“肄业甘桥大学，学法政。时光绪初年也”。②精通英语、致力西学确实是沈敦和身上值得注意的方面，这成为他以后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的一个显著优势。归国之后，沈敦和在上海开始了自己的事业生涯，但其选择的道路既无关商务，也无关社会事业，而是投身仕途。就目前材料所见，他获得的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职位，是光绪初年担任上海会审公署的中方译员。不过，沈敦和在上海的时间并不长。光绪七年（1881），因两江总督刘坤一札调沈敦和“赴宁襄办电报事宜”，沈敦和从此离开了上海。③
沈敦和转至金陵官场后，任职长达十余年之久。作为一名具有较多西学知识的官员，无论是在刘坤一、左宗棠、曾国荃还是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时，他的地位都很稳定。在此期间，沈敦和承担的主要事务属于洋务范围，不过与民用事业无关，而是以军用事业为主，先后担任过水雷局提调、水雷学堂同文馆教习、江南水师学堂提调等职务。此外，他还主持编译了《西学章程汇编》《英法俄德四国志略》等西学书籍。④但总的说来，沈敦和在甲午战争以前升迁并不快，也没有特别引人注目之处。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沈敦和才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为防备日军南下，他先后受刘坤一、张之洞之命掌管海防江防事宜，表现出色。据《申报》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底报道：
候补府﹝知府﹞沈仲礼（按：沈敦和字仲礼）太守早岁出洋肄业，西学宏深。迩来供职白门，多所建树。今岁倭人事起，经刘岘帅（按：刘坤一字岘庄）派驻沪上，侦探敌情，并督率兵士就各海口安设水雷。数月以来，不辞况瘁。香帅（按：张之洞字香涛）知其能也，委以巡阅各炮台之重任。⑤
另据当时传闻，张之洞曾称两江总督所属“候补道一百余员中，精于西法者颇不乏人”，“总办江防事宜”的沈敦和是其中佼佼者。⑥无论如何，对于这时将近40岁的沈敦和来说，这些表现为其步入仕途的新阶段奠定了基础。
甲午战后掀起的西法练兵热潮，使沈敦和得到了新的发展空间。先是，张之洞因为“拟将江南陆营悉数改为德制”，遂指派沈敦和与德国军官“反复推求中国仿行西法而仍不能强兵之故”⑦;稍后，又命其“延请德国练军教习二十余人到省，在故衣廊租赁民屋为公馆，每日赴小教场训练”。⑧这成为沈敦和参与训练江南自强军之始。刘坤一回任两江总督后，委任沈敦和“总办营务处兼淞防营务处”，继续负责自强军的操练。⑨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间，刘坤一鉴于自强军中“延订洋员共有三十余人，江宁地方与通商口岸情形究有不同，洋人一切起居颇多不便”，故而将“该军移驻吴淞”，沈敦和随之同往。⑩在自强军的成军过程中，沈敦和做出了极大贡献。[11]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作为“江南自强军在事出力”人员被“赏加二品顶戴”。[12]同时，他主持将“练将学堂之日记功课及自强军陈〔阵〕法操法编辑成书”，这就是《自强军西法类编》和《自强军创制公言》两书。[13]这是对近代中国编练新军经验的较早总结，为沈敦和赢得了“兵家”的声誉。从甲午到戊戌这段时间，是沈敦和宦途中最为顺利的一段时期，以致1911年为之出版的传记中称此时的沈敦和为“江南一红道台也”。[14]
然而，就在沈敦和因训练自强军而名声大噪之际，其宦海中的黑暗时刻倏忽而至。据上述传记所言，光绪二十五年（1899）夏间，有人“忽以擅拆吴淞炮台劾敦和”，清廷命大学士刚毅查办此事。作为保守派代表人物的刚毅，“嫉敦和谙英国文语，且时与外宾往还，疑有汉奸行径，借端陷之”。清廷遂下旨将沈敦和革职，并“发往张家口军台效力赎罪”。[15]面对这一飞来横祸，沈敦和没有得到任何援手。七月间，刘坤一接到谕旨，即札饬苏松太兵备道曾经郛将沈敦和“解赴金陵”，先“派文武员弁各一人押解北上”，再“由兵部解赴戍所”。[16]对于沈敦和的这番遭遇，《申报》十分关注，多次报道。次年三月间，该报还在一则题为《叠遭颠沛》的报道中感慨道：“前自强军总营务处沈仲礼观察因公被议，绝塞荷戈，雪窖冰天，异常况瘁。”[17]
出人意料的是，流放张家口的沈敦和，居然因庚子国变得到一展身手的机会。他得以复起的首要机缘，是发挥其外交特长，先后在直隶宣化府、山西平定州两地为阻止八国联军西侵立下了功劳。光绪二十六年（1900）九月间，因“京中谣传两宫尚驻跸宣化”，联军遂出居庸关追之。[18]宣化镇总兵何海峰与新任口北道灵椿，因为夙知沈敦和“前在江南驾驭德将，办理洋务，颇有声名”，故而禀请察哈尔都统奎顺急调沈敦和前往宣化。[19]据奎顺奏报，沈敦和“于枪炮森严之地出入辩论”，“自鸡鸣驿以至张家口，皆赖沈敦和坚忍劳苦，尽力周全，地方得以安谧”。[20]次年二月，又有一股法军由获鹿、井陉进入山西境内，并“力攻固关、龙泉关、长城岭等处，警报频仍，事机危急”。山西巡抚锡良、继任巡抚岑春煊紧急奏调沈敦和入晉调停。经沈敦和与法军统兵官巴耀反复交涉，法军停止前进。“是役也，既为山西退兵，又为直隶退兵，巴将均能一一应允，并允以后联军不再扰及晋边，遂相约赴正定签押”。[21]《申报》馆得知被贬斥的沈敦和竟然能够完成“舌战联军保全千百万民命”的壮举，不禁在社论中感叹道，沈敦和“遭此千锤不炼，愈昭赫赫之名。可见天下事变无常，挫折之适以玉成之”。[22]
借《申报》吉言，沈敦和因退敌之功，不仅免除了此前的罪责，而且得到察哈尔、山西两地官府的青睐。他先是被任命为张家口洋务局总办，后被岑春煊借调到山西，担任山西洋务局督办，光绪二十八年（1902）又署理冀宁道。[23]在山西任职期间，沈敦和为当地社会发展多有规划，其中最具影响的活动，是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合力建成山西大学堂。先是，为处理义和团运动期间传教士在山西被害问题，岑春煊命沈敦和邀请李提摩太前来太原商办。沈敦和以“莫如捐不腆之钱币，以博无限之声誉”为辞，说服各教会“一律免赔，共省赔款银五十余万两”。李提摩太随即向岑春煊提出，此次山西省赔款“一概蠲免，恐无以儆将来，应罚银五十万两，为办理学堂之用”。其时恰逢“朝廷即有各省创设大学堂之命”，而当地“教会与地方官绅分途筹办，晋省遂有两大学堂，中西畛域判然”。因此，岑春煊令沈敦和与李提摩太“熟商两校合并之策，改教会所办之大学堂为西学专斋，官办之大学堂为中学专斋”。李提摩太同意“将合同取消，所有罚款，悉数交还”，而“两大学合并之议定”。[24]沈敦和与李提摩太的这次合作，为后来二人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时的合作埋下了伏笔。
沈敦和的这些活跃表现，也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光绪二十八年五月间，军机大臣兼督办路矿大臣王文韶奏调沈敦和“随同办理矿路”，充任矿路总局提调，沈敦和由此离开了山西。[25]在路矿总局期间，他承担的一项最重要也最知名的工作，是在詹天佑之前受命查勘京张铁路兴工事宜，并“将沿途详细情形绘图贴说，送呈外务部及总局会核，以便估定工费，奏请施行”。[26]不过，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的沈敦和，看起来已对仕途了无志趣。据说路矿总局打算委任沈敦和“兼总开平煤矿、建平金矿事”，他却“以目疾辞归”。[27]光绪二十八年年底，《申报》报道其已“由京来沪”。[28]回到上海后的沈敦和，沉寂了相当一段时间。日俄战争爆发后，沈敦和在贬谪期间种下的福根开始发挥作用，其后的人生轨迹开启了一条上行曲线。
二、转向上海绅商社会后的发展
参与筹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是沈敦和在上海绅商社会中成为重要人物的发端。日俄战争爆发后，上海绅商社会本来筹议成立的是名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组织，其中心人物是施则敬等社会救济事业方面的资深人士。沈敦和虽然参与了该会的筹议，但主要任务不过是向与会者说明“泰西红十字会缘始及会中一切章程”。[29]在“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计划受挫，上海绅商转而筹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后，沈敦和的地位迅速上升。为什么此前在上海绅商社会中资历甚浅的沈敦和，此时能够脱颖而出呢？首先，他对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创立起到颇为关键的作用。正是他前往联络曾在山西创办大学堂时合作过的李提摩太，才由后者促成了外国人士的大力赞同。对此，李提摩太曾在成立大会上当众做了如下陈述：
上海中华官商绅士深念旅居北方之华民备尝苦楚，彼此筹一拯救之法，特请沈观察敦和前来，与余商量此事。按各国在东三省教士刻方避难于牛庄，余遵沈观察之请，电询牛庄教士，可否助救难民。旋得复电，允向前施救，且愿效力者甚众，因此遂有创设红十字会之议……遂往商英、德、法、美四国领事，佥以为然。[30]
其次，在这种国际合作活动中，沈敦和的外语能力和外交经验上的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光绪三十年二月初一日（1904年3月21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举行首次董事会议时，会议主席、英国人威金生提议“会中应举一书记官，专办文牍”，众人初始推举上海工部局学堂教习李志。威金生则认为，“是会系中外合办，李只能司笔札，不谙华文，必熟悉中外情形，如李提摩太君及沈君敦和主持其事方可”。[31]由此可见，外国人士对熟悉外务的沈敦和更为看重。又如，在五月中旬一次中外董事会议中，中方人士的所有重要意见，几乎都是由沈敦和直接用英语来表述的，施则敬、任锡汾等人未置一辞。[32]因此，沈敦和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各类公启、公函中得以位列华董首位，很有可能含有施则敬等人出于外务的重要性而表示敬重之意。
以参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为始，沈敦和很快成为上海地区慈善公益事业的一名后起之秀。约在光绪三十年九月间，上海“创设黄浦救生善会”，沈敦和出任该会董事，并积极联系工部局开展筹捐事宜。[33]十一月间，鉴于救助受虐妓女的虹口济良所地处偏僻，“妓女赴诉，殊多不便”，沈敦和又与严信厚、朱佩珍、施则敬等人共同发起在四马路设立济良分所。[34]十二月初，由沈敦和倡议的上海天足会成立，有报道称：“沈君敦和创沪上天足会，豪举也。”[35]光绪三十二年（1906）冬，寓沪中外人士为拯济徐海地区水灾成立华洋义赈会。沈敦和在该会中的地位，标志着其慈善公益事业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经会议商定，该会会长由商约大臣吕海寰担任，副会长为盛宣怀和江海关总税务司好博逊（H.E.Hobson），沈敦和为“华文书记员”，美国传教士李佳白（Dr.Gilbert Reid）任“洋文书记员”;同时，沈敦和还与英商李德立（Edward S.Little）被举为办事员。[36]沈敦和是该会中唯一一个同时担任两个职务的成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赈灾期间，华洋义赈会为筹捐而策划了一次带有博览会性质的活动，即“万国赛珍陈列会”，沈敦和是主要负责人之一[37]，其夫人沈章兰则出任了这次集会所设“中国珍品助赈陈列所”经理人。[38]最终，这次集会共筹集赈款约六万元。[39]
当然，沈敦和在慈善公益事业上的发展，并不是他在上海绅商社会中得以崛起的全部基础。他真正成为绅商群体中的代表性人物，离不开其对工商实业活动的参与。而在这个方面，沈敦和主要得力于盛宣怀的扶持。就目前所见材料，沈敦和与盛宣怀在参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之前并无交集，沈敦和离开路矿总局后到万国红十字会创立之前，也没有参与过实业活动的记录。很可能是在万国红十字会创立之后不久，沈敦和担任了沪宁铁路总办一职。[40]这一任职显然与盛宣怀大有关系，因为盛宣怀此时正掌管沪宁铁路事宜。沈敦和、盛宣怀两人因红会事务密切往来之际，在铁路事务中的关系同样在升级。大约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冬间，沈敦和便在舆论中都被公然称为盛宣怀的“心腹”了：
简办沪宁铁路唐绍仪现尚未能来沪。日昨闻盛宣怀由鄂密电其心腹总管理[处]沈敦和观察带卷赴京移交，希冀弥缝一切，大约沈于日内即须启行。[41]
退一步说，即使没有达到“心腹”的程度，沈敦和与盛宣怀的关系此时也肯定非同寻常。这方面第一个有力的证据是，盛宣怀于光绪三十二年二月间移交铁路事权完毕，沈敦和即于四月间向唐绍仪禀辞沪宁铁路的差使[42]，其中很可能不无共进退之意。另一个显著证据是沈敦和在中国通商银行的任职。该行自创办以来一直掌握在盛宣怀手中，大权从无旁落。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此前从无金融背景的沈敦和，忽然出现在该行办事董事之列。并且，他首次露面就参加了该行探讨亏短赔偿、辞退大班等机密问题的董事会议。[43]如果说发生在通商银行里的这一切不是出于盛宣怀的安排，那真是不可思议。在盛宣怀的支持下，沈敦和在商界的地位及声望都得到极大提高。最能体现这种提高的事实，是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间上海商务总会的议董改选中，步入商界没多久的沈敦和成为一匹黑马，与朱佩珍、周晋镳等上海绅商界资深人物一起成功当选为新一届议董。[44]
盛宣怀这一时期为什么要大力扶持沈敦和，使之在上海绅商社会中迅速脱颖而出呢？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盛宣怀在实业方面的合作群体的变动。约从甲午战争前后为始，早先与盛宣怀在实业活动中密切合作的经元善、谢家福等人逐渐淡出，严信厚、施则敬等人成为盛宣怀更为倚重的合作群体。不料，光绪三十一年抵制美货运动的爆发，极大动摇了这批合作群体的社会地位。既有研究表明，在这次以上海为中心的大规模社会抗议活动中，以严信厚为总理的上海商务总会领导层，既不敢领衔发出抗争通电，也不敢出面组织或坚决支持抵制活动，其社会声望大跌。结果，在当年上海商务总会的议董选举中，在抵制美货运动中表现积极的福建帮代表曾铸被选为新一届总理。[45]失去总理职位的严信厚，此后在社会活动中的身影日渐稀少，并于光绪三十二年八月间因病去世。[46]严信厚去世约一个月后，施则敬在议董任期未满之时便发布公告，声明辞去商会坐办一职。[47]可以说，盛宣怀在甲午战争前后发展起来的这一合作群体，已告彻底瓦解，盛宣怀需要发掘新的事业合作人选，而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开始进入其视野的沈敦和，恰好适应了这一要求。
得到盛宣懷扶植而在上海绅商社会中崛起的沈敦和，反过来也为盛宣怀在事业低谷期间的抗争出力甚多。这方面的第一个证据，是沈敦和在盛宣怀试图夺回轮船招商局控制权过程中的表现。因朝廷启动官制改革后，将轮船、铁路、电报和邮政之权收归新设立的邮传部，盛宣怀产生了在商办名义下重掌招商局的念头。经过一番谋划，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六日（1907年2月28日），一批招商局股东在上海愚园举行会议。沈敦和以报告人身份向与会股东提出，鉴于“招商局全系商股”，所以朝廷“将轮船事宜归邮传部管理……与此事理不符，爰议援照商律，呈请注册，以享保护利益”。随即在会议上选举了五名注册代表，盛宣怀以103票排名首位，沈敦和以84票排名第二。[48]不久之后，甚至一度有农工商部“议以盛宣怀为招商局督办，沈敦和为协理”的传言。[49]虽然此事最终未果，但是沈敦和在这次活动中无疑扮演了被盛宣怀十分看重的一个角色。
在盛宣怀于宣统元年（1909）再次争夺招商局控制权的行动中，沈敦和的地位虽然没有上次突出，但也起到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这首先表现在，沈敦和在股权方面具有相当大的分量。在袁世凯被朝廷驱逐之后，盛宣怀试图再次将招商局改归商办，策划在上海召开招商局首届股东大会，为此发起了股东登记活动。到大会召开前夕，来上海挂号处登记的股份终于达到全部股份的60%，满足了商律要求。在大会选举中，盛宣怀以压倒性优势成为董事会主席。[50]以股东身份出现在会议中的沈敦和，其本人名下有150股，并与王存善一起掌握了1370股的代表权，成为代表权最多的到场股东之一。[51]其次，沈敦和是盛宣怀重入董事会的首倡者。盛宣怀被首届股东大会选举为董事后，因其此时身为邮传部右侍郎，故而“临时致函辞退”，由其长子盛昌颐入会作为代表。不料，盛昌颐在大会结束后不久即告病故。以沈敦和为首的301名股东向招商局发出公启，提出“按之商律，以权数最多之员，轻于辞退，实属未符”，所以应“查照原举权数，仍请以首选之人入会，不必以次多数者推补”。[52]招商局董事会遂将此意见报告给农工商部和邮传部，两部表示同意，盛宣怀顺利复归。[53]
沈敦和在实业领域为盛宣怀提供的另一项助力，是在汉冶萍公司的创办过程中。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间，盛宣怀为了挽救亏损严重的汉阳铁厂，奏请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与萍乡煤矿“合成一大公司，新旧股分〔份〕招足银圆二千万元”。[54]在得到朝廷允准后，盛宣怀迅速启动了招股活动。他在四月间曾经乐观地预计，“汉冶萍股分〔份〕不久即可收足”。[55]其实，招股活动并不顺利。[56]在这一背景下，宣统元年三月二十七日（1909年5月16日）在上海召开的汉冶萍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招股动员大会。沈敦和在参加大会之前，已是拥有该公司500股以上的大股东之一。[57]不仅如此，他还作为唯一的股东代表，在大会上做了演说。沈敦和通过介绍自己“于钢铁之质地及外洋之销路研究有日”的经验，认为汉冶萍公司足以“塞漏卮，浚利源，关系吾中国实业前途者，庸有既极哉”，大力呼吁“各股东洞烛利害，踊跃购股，俾公司厚集其资本，放手扩充，以底于成”。[58]而据盛宣怀向其姻亲吴郁生透露，“汉冶萍开会之后，股分〔份〕亦甚踊跃”。[59]如果此言不虚，此中自然包含沈敦和的贡献。
三、为中国红十字会奠基的福报
一旦厘清沈敦和在盛宣怀实业体系中的成长情况，再来考察沈敦和在红会建设中与盛宣怀之间的关联，就会有不一样的发现了。以往很少为人注意的是，当盛宣怀与吕海寰在光绪三十三年五月间联衔奏请创办中国红会时，恰恰是盛宣怀面临被“丁未政潮”所牵连的危险之时。[60]有理由推测，盛宣怀此举恐怕含有转移朝廷注意力的用意。其理由有二：其一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收束之后，并没有进一步的办会计划;其二是，从盛宣怀的活动轨迹来看，在朝廷允准设会后，他也很少真正投身于红会事务。因此，所谓创设红会，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没有多少准备的假戏。而朝廷既然允准，盛宣怀主导的这场假戏就必须真做下去，其难度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盛宣怀大力扶持起来的沈敦和，成为承担这项任务的不二人选。
盛宣怀、吕海寰在光绪三十三年的奏折里提及的培养医学生、建设医院等日常性红会建设活动，在次年才真正开展。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三日（1908年8月29日），《申报》开始刊登《中国红十字会招考医学生广告》，其主要内容为：
本会……现先以培植医员为入手基础，因医院校舍尚未暂造竣，附科学完备程度最高之同济德文医学堂授课。宗旨：招选聪颖子弟，教授医科，卒业后任凭充红十字会医员。学所：附在同济德文医学堂。学额：先收十名。学龄：以十五岁至十八岁，身家清白，素无疾病，英文及算学业已粗通，华文能作短论说者为合格，如已通德文者得特别卒业年限。学级：八年卒业，给予文凭，不及格者补习。[61]
这是首次在“中国红十字会”名义下举行的社会活动，意味着红会建设终于步入实践阶段。八月二十二日（9月17日），《申报》公布了通过初试的15名学生名单，声明他们将由“沈仲礼观察复试”。[62]由此可知，这次招生活动主要是由沈敦和主持的。由于第一次复试仅通过6名学生，所以这次招生活动延续了一次，最终共招收了12名学生。[63]
继招考红会医学生后，沈敦和又主持了红会医学堂的建设。约在宣统元、二年（1909、1910）之交，沈敦和利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时期的部分余款，在上海徐家汇一带购地开建红会医院。[64]从坐落位置来判断，这家医院应该就是宣统元年年底奏折里所说的红会“医院学堂”。这座红会医学堂的开建，为在红会建设上实际作为不多的盛宣怀提供了及时的搪塞之辞。原来，盛宣怀于宣统二年六月末赴京后，因掌管军资处的载涛、毓朗两位贝勒“询及会事”，便于九月初让沈敦和等人提供医学堂建设情况作为主要回复内容。并且，为了掩饰开工时间较晚的问题，还需要沈敦和等人倒填日期：
查上海所建红十字会医学堂，足为基础，惟规模如何，弟在沪时尚未验收。诸公苦心缔创，渐臻美备，尤未可湮没不彰，拟请速将以前收支各款，详细造报，并将医学堂建造经费，绘图贴说，一并附销，均倒填七月初六日以前日期，迅赐寄京，以便赶紧转咨……种种枝节，是为至要。[65]
大约在宣统二年年底，坐落在徐家汇的红会医学堂全部竣工。十二月二十三日（1911年1月23日），这座学堂以“大清红十字会医学堂”的名义在《申报》上打出广告，向社会正式招收学生。[66]同时，沈敦和也没有忽视红会医院的建设。在沈敦和的推动下，次年二月间，“中国红十字会与中国公立医院两分医院合设于天津路八十号”，沈本人出任总理。[67]
上海地区红会医学生的培养和红会医学堂的建成，是红会建设在盛宣怀任会长期间最主要的成果。而大力推动这一进展的沈敦和，也为自己在随后而来的辛亥革命中大显身手打下了基础。1911年10月23日，沈敦和接到汉阳来电，“以两军死伤过多，请即亲率红十字会中西医队迅速前来战地，普救同胞”。[68]沈敦和当即决定，在上海地区红会力量的基础上，“遍请中西医士、看护学生等，分甲乙丙三队，尅日出发，以救两军伤亡军士及受困居民”。[69]次日下午四点，沈敦和联合寓沪中外人士700余人，在工部局议事厅召开红十字会特别大会，“报告开会宗旨及成立甲乙丙三医队”前赴战区救护等情况，得到大会一致通过。在此次大会上发言的李提摩太，盛赞沈敦和“乃救苦救难之大元帅、救命军之大教主，组织此会，必能完全无缺”。[70]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时相比，此时的沈敦和已然具备独立领导红会力量的能力和声望了。
沈敦和建设红会事业的最大福报，是在辛亥革命之际成功地实现了与清朝的切割。而促使他切割的机缘，很可能与盛宣怀有关。众所周知，武昌起义爆发后，盛宣怀成为众矢之的，清廷为了平息事态，以之为替罪羊。1911年10月26日，朝廷以盛宣怀“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故而“即行革职，永不叙用”。[70]颇为讽刺的是，朝廷竟然同时允准了盛宣怀“设立慈善救济会”的建议，命吕海寰“妥速筹办”，并联系沈敦和等人“前往办理救济事宜”。[72]不知何故，朝廷在将盛宣怀革职18天后，才谕令吕海寰“充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仍兼办慈善救济会事宜”。[73]盛宣怀的革职，无疑为沈敦和与清朝的决裂扫清了最后一层障礙。10月底，刚刚接手救济事宜的吕海寰便与沈敦和联系，试图与之合作，其电文中称：“弟甫接手，均无头绪。兄本旧交，极愿借重，未识目下作何布置？何人帮办？弟拟略事部署，即行赴沪。”沈敦和回电则称：
沪红十字会系民捐民办，甲辰（按：即光绪三十年）四月、十二月两次奉旨嘉许，实称善举。上年夏钦派盛宫保为会长，并拟改名大清红十字会，当经敦和力陈利害，按大清红会应归陆军部筹办，如遇战事，仅止随本国军队后救伤，与和等所办瑞士缔盟、万国承认之中立红十字会宗旨不同，且沪会系募中外捐款而成，殊难归并，业蒙盛公允商政府在案。
该电末尾甚至提出：“公奉命筹办慈善救济会，应否……尅期组织前赴信阳、汉口一带救护军民，以期周密而助红会之不逮？”[74]如前所述，沈敦和在1911年初招收医学堂学生时还公开使用过“大清红十字会”旗号，此时却断然否认上海红会跟大清红会的关联，显然是拒绝与吕海寰合作。
接管上海红会无望之后，吕海寰只得另起炉灶。好在复出后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是吕海寰的支持者，其回复吕海寰的电文中称：“我公奉命筹办慈善救济会……弟有可效力之处，必当竭诚赞助。”[75]与此同时，尚在清朝统治下的北方大部地区仍然遵奉吕海寰的号召。例如，盛京、张家口、天津、济南、开封、保定、吉林各处，或建立慈善救济分会，或称红会分会，都明确表示接受吕海寰的领导。[76]在此基础上，吕海寰稳住阵脚，逐步形成了一股以京师为中心的红会势力（以下简称“京会”）。京会自行组织了以协和医学堂为中心的救护队伍，“分往战地，救济军人”，做出了可观的成绩。[77]这样一来，中国红会组织在辛亥革命之后形成了南北分立之势，即吕海寰领导的京会与沈敦和领导的上海红会（以下简称“沪会”）相对立的局面。
为了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沈敦和采取了抢先争取国际承认的策略。1911年11月16日，沪会在工部局议事厅举行理事会议时，决定“托日本赤十字社社长松方侯爵将本会原始及办理情形，函达瑞士国之日来弗万国红十字联合会”，希望该联合会“请即知照万国承认”。联合会接受了这一申请，于1912年初回电表示，已“分电寰球入会各国，皆已一律承认”。[78]这使沪会在国际法体系中领先了一步。此外，鉴于已与清朝切割，沈敦和的另一个策略是向革命军政府靠拢。他在向临时政府副总统黎元洪汇报武汉救援情形之际，告之已获国际承认的消息，请求临时政府予以承认。孙中山知悉后随即指示，“该会热心毅力，诚无可表德之处，应即令由内务部准予立案，以昭奖劝”。[79]沈敦和的这些行动，使“沪会”的名声一度远超“京会”之上。
然而，随着国内政权从南京临时政府转移到袁世凯手中，以吕海寰为首的“京会”逐渐有了争取中国红十字会正统地位的实力。这特别表现在参加国际红十字会大会的问题上。本来，约在1911年底，清朝外务部曾接到国际红十字联合会拟于次年召开国际会议的通知，但当时无人关注。鼎革之后，沈敦和得知将于1912年5月7日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第九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向袁世凯提出“请款赴会”的要求，在得到“自行筹款办理”的答复后，沈敦和一度产生了放弃与会的念头。[80]袁世凯当然不是对红会问题毫不在意，他一面拒绝资助沈敦和与会，一面却指派驻美公使为“政府代表莅会”，并指示外务部告知吕海寰派遣人员作为红会会长代表参会。[81]得知这一信息的沈敦和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委托留美学生监督黄鼎代表“沪会”参加大会，同时致电吕海寰称：“此次万国大会，京、沪两会各派代表报告成绩，显有异同，不特贻笑邻邦，尤足为红会之玷”。[82]吕海寰则认为，“沈派黄鼎是独树一帜之意……沈既派黄某，可与本会所派员并行不背﹝悖﹞”。[83]对于这一争执，外务部亦无法协调，只得电告中国政府与会代表、驻美公使张荫棠“照会美使转达美外部，一律接洽”。[84]
在这次会议上，京、沪两会的争执公诸于世。起初，国际红十字联合会会长阿铎尔“以沈敦和君报告上海红十字会情形手函一件”交给中国代表。因该函主要谈及京、沪两会的争执，故而中国代表会商后决定“将沈函交还阿君”，并另致阿铎尔一函，声明“中国红十字会之总会所暨总会办事员均在北京设立，总会长为吕公海[寰]”。最终，沈敦和函“自归无效”[85]，“沪会”先前争取到的国际承认亦随之消失。不过，得到北京政府支持的“京会”并不能压倒具有雄厚社会基础的“沪会”。国际红会大会结束后，双方经过多次会商，最终达成了合并协议。其主要内容是：总会设在北京，吕海寰为会长，总会负责与政府接洽并兼办外交;沈敦和为副会长，常驻上海，“沪会”定名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管理全国各分会事务、医务、募捐、筹赈、防疫，并执掌会中财产等事。[86]正如张建俅分析的那样，这种制度安排使得中国红会“形成了独特的二元结构”，北京总会“虽然取得正统的名义”，但上海方面实际上“取得绝对的主导优势”。[87]沈敦和亦由此顺利转化为民国的社会贤达。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身份，他才能在当年的恩主盛宣怀落难之时，伸出援助之手。[88]
本文的第一个贡献，是拓宽了关于中国红会早期发展史的认识。沈敦和从晚清官员转变为红会领袖的道路表明，要理解中国红会的早期发展，决不能囿于通常的社会史视野。仕途上遭遇飞来横祸的沈敦和，以参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为契机，幸运地走上了一条新生之路。他不仅得以接触红会这样的新兴事业，更重要的是由此步入上海绅商社会，打开了与盛宣怀合作的通道。正是在盛宣怀的扶持下，原本在上海绅商社会中资历甚浅的沈敦和得到了长足发展。这种社会身份和属性的转变，是其后来成长为红会领袖的重要基础。本文的另一个价值，则是有助于克服“碎片化”认知的思路。在以往的红会史研究中，沈敦和在红会事业中的崛起，给人以突发事件的印象。而在以往关于上海绅商社会和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中，沈敦和的身影又大多如惊鸿一现，莫知来由。这种分门别类的研究思路，使得沈敦和的历史面相长期陷入破碎状态。因此，只有打破既有认知方式造成的藩篱，打破对历史进程的单线性把握，才能更为全面地认識历史人物的生活世界及其主导线索。
① 关于沈敦和在红会中地位的论述，主要可参见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20页;张建俅：《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2-24页;周秋光：《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8页。周秋光、曾桂林《沈敦和与中国红十字会》（《史林》2008年第6期）一文，则专门概括了沈敦和对红会建设的贡献。
② [14][15][24][27]南苕外史：《沈敦和》，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11年，第4、5、12、20-21、24页。该书版权页上，作者署名又作“苕水外史”，本名未知。
③ 《电局调员》，《申报》第19册，上海：上海书店，1982-1987年影印本，第641页，光绪七年十月十七日（1881年12月8日），第1版。
④ 关于这些情况，可参见孙善根编著：《中国红十字运动奠基人沈敦和年谱长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1页。
⑤ 《江防新志》，《申报》第49册，第10页，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1895年1月2日），第3版。
⑥ 《桃渡晴波》，《申报》第49册，第337页，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九日（1895年3月5日），第2版。
⑦ 《大帅阅操》，《申报》第50册，第511页，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1895年7月19日），第2版。
⑧ 《白下官场纪事》，《申报》第51册，第447页，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1895年11月8日），第2版。
⑨ 《金陵官报》，《申报》第53册，第561页，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1896年7月26日），第9版。
⑩ 《移营奏牍》，《申报》第54册，第89页，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九日（1896年9月15日），第2版。
[11]这方面大体情形，可参见南苕外史：《沈敦和》，第3-9页。有关各种规范化措施的详情，另可参见孙善根编著：《中国红十字运动奠基人沈敦和年谱长编》，第14-20页。
[12]《江南自强军在事出力各员保奖单》，《申报》第60册，第365页，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七日（1898年10月21日），第1版。
[13][23][25][35][64]孙善根编著：《中国红十字运动奠基人沈敦和年谱长编》，第31、35-37，43-44、48，48，62-63，98页。
[16]《革员起解》，《申报》第62册，第842页，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十九日（1899年8月24日），第3版。
[17]《叠遭颠沛》，《申报》第64册，第658页，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七日（1900年4月16日），第3版。
[18][21]陈守谦：《燕晋弭兵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3，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总第121，130、132页。
[19]中国历史研究社编：《庚子国变记》，上海：神州国光社，1947年，第217页。
[20]《转录京师新闻汇报所登奎都统奏调沈仲礼观察折片》，《申报》第67册，第343页，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七日（1901年3月7日），第1-2版。
[22]《记沈仲礼观察调停山右教案劝阻联军入境事系之以论》，《申报》第69册，第355页，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七日（1901年10月28日），第1版。
[26]《京张路程》，《申报》第72册，第253页，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七日（1902年10月8日），第1版。
[28]《观察谒客》，《申报》第73册，第104页，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1903年1月18日），第3版。
[29]《记普济善会初次议事情形》，《申报》第76册，第342页，光绪三十年正月十八日（1904年3月4日），第3版。
[30]《施君肇基笔译上海创设万国红十字支会会议大旨》，《申报》第76册，第409页，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1904年3月14日），第1版。
[31]《二月初一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初次集议问答》，《申报》第76册，第454页，光绪三十年二月初五日（1904年3月21日），第3版。
[32]有关情形，可参见孙善根编著：《中国红十字运动奠基人沈敦和年谱长编》，第59-61页。
[33]《允充会董》，《申报》第78册，第382页，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九日（1904年10月27日），第3版。
[34]《济良分所募捐启》，《申报》第78册，第707页，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八日（1904年12月14日），第1版。
[36]《筹办淮徐海三属义赈函》，《申报》第85册，第593页，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1906年12月7日），第9版。
[37]《序萬国赛珍会发起原由》，《申报》第88册，第260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九日（1907年5月20日），第19版。
[38]《中国珍品助赈陈列所募物启》，《申报》第87册，第523页，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初四日（1907年4月16日），第2版。
[39]Central China Famine Relief Fund Committee， Report of the Central China Famine Relief Fund Committee，1906-7，Shanghai：
North-China Daily News and Herald Limited，1907， p.24.
[40]《沪宁铁路举行沪锡段开车典礼·附前管理处沈仲礼观察演说稿》，《申报》第84册，第158页，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1906年7月17日），第4版。因该演说稿中有“不才承乏沪宁铁路，两年于兹矣”一语，故推测其就职时间约为光绪三十年五月左右。
[41]《沪宁铁路卷宗由沈敦和带京移交》，《申报》第81册，第710页，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1905年11月23日），第3版。
[42]《前沪宁铁路总管理处沈道敦和上督办大臣唐禀》，《申报》第84册，第530页，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五日（1906年8月24日），第3版。
[43]《中国通商银行总董致盛宣怀函》，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33页。该书中的资料显示，从此直到宣统二年初，沈敦和始终担任该行董事（第490页）。
[44]《商务总会更举议董纪略》，《申报》第90册，第434页，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一日（1907年10月7日），第4版。
[45]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70-73、87-88页。
[46]《恕讣不周》，《申报》第84册，第853頁，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九日（1906年9月26日），第1版。
[47]《施子英辞商会坐办广告》，《申报》第85册，第247页，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三日（1906年10月30日），第1版。
[48]《记招商局股东会议注册事》，《申报》第87册，第2页，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七日（1907年3月1日），第4版。
[49]《专电四·奏派招商局督办、协理》，《申报》第87册，第246页，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一日（1907年3月24日），第3版。
[50][56]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60-2061、1733页。
[51]《招商局根据商律所填公司注册呈式·附件一》，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轮船招商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55、857页。
[52]《股东沈敦和等三百零一人致招商局公启》，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轮船招商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第894-895页。
[53]《招商局董事严义彬等致农工商部、邮传部》《徐世昌、汪大燮致盛宣怀电》，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轮船招商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第896-898页。
[54]《汉冶萍煤铁厂矿现筹合并扩充办法折》，盛宣怀：《愚斋存稿》卷14《奏疏十四》，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122-125，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总第363页。
[55]《致温佐才再启》，北京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整理：《盛宣怀未刊信稿》，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05页。
[57]《汉冶萍第一次股东大会五百股以上合格股东到会名单》，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汉冶萍公司（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1页。
[58]《沈敦和在汉冶萍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上的演说辞》，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汉冶萍公司（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第83-86页。
[59]《致吴蔚若函》，北京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整理：《盛宣怀未刊信稿》，第170页。
[60]有关详情，参见易惠莉：《盛宣怀评传》下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55-659页。
[61]《中国红十字会招考医学生广告》，《申报》第95册，第817页，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三日（1908年8月29日），第1版。该广告后来隔数日刊发一次。
[62]《中国红十字会拟取各生招复》，《申报》第96册，第219页，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1908年9月17日），第1版。
[63]《中国红十字会续招考医学生》《中国红十字会考取医学生》，《申报》第96册，第309、413页，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九月初六日（1908年9月23、30日），皆为第1版。
[65]《盛宣怀致沈敦和、施则敬、任锡汾函》，《盛宣怀档案》，档号SD45123-1，上海图书馆藏。转引自孙善根主编：《中国红十字运动奠基人沈敦和年谱长编》，第97页。按：该函落款日期为“九月初三日”，孙书将其年份定为宣统元年。实际上，因该函中称载涛、毓朗“均拟将总会设立京师”，明显是针对宣统元年底盛宣怀等人的奏折所发意见，也是宣统二年五月军谘处回奏里的说法。再者，盛宣怀宣统二年赴京是六月末之事。因此，该函时间应为宣统二年九月初三日。
[66]《上海徐家汇路大清红十字会医学堂招生》，《申报》第110册，第353页，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11年1月23日），第1版。
[67]《西报盛称华医院》，《申报》第111册，第346页，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二日（1911年3月22日），第2张第3版。
[68]《红十字会医队定期启行》，《申报》第114册，第943页，1911年10月24日，第2张第2版。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本书述及纪年时一律改用阳历。
[69]《来函·其三》，《申报》第114册，第924页，1911年10月23日，第2张第4版。
[70]《红十字会大会志盛》，《申报》第114册，第962页，1911年10月25日，第2张第3版。
[70]《宣统政纪》卷62，宣统三年九月己巳（初五日），《清实录》第6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135-1136页。又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67页。
[72]《宣统政纪》卷62，宣统三年九月己巳（初五日），《清实录》第60册，第1136页。
[7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第299页。
[74]《红十字会电稿一束》，《申报》第114册，第1064页，1911年10月31日，第2张第3版。
[75]《袁宫保来电》，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编委会编：《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第11册《吕海寰杂抄奏稿》，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总第1554-1555页。
[76]《盛京陈艺来电》《张家口溥都护来电》《天津任道振采来电》《济南刘崇惠来电》《开封吕伯韩来电》《保定分会来电》《致吉林陈抚台电》，《吕海寰杂抄奏稿》，总第1559、1561-1562、1563、1564-1565、1582、1603-1604、1746-1747页。
[77][79]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73、57页。
[78]《中国红十字会特别广告》，《申报》第116册，第371页，1912年2月7日，第1版。
[80][81][84]《致吕会长电》，《吕海寰杂抄奏稿》，总第1781-1782、1785、1790页。
[82]《上海沈仲礼来电》，《吕海寰杂抄奏稿》，总第1665-1666页。
[83]《青岛来电》，《吕海寰杂抄奏稿》，总第1667页。
[85]该自然段引文出自中国红会与会代表向吕海寰提交的参加会议情况报告，该报告无标题。见《吕海寰杂抄奏稿》，总第1801-1804页。
[86]易国干等辑：《黎副总统（元洪）政书》卷14，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662，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1年，总第177页。
[87]张建俅：《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第55页。
[88]有关情况，参见朱浒：《滚动交易：辛亥革命后盛宣怀的捐赈复产活动》，《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
（责任编辑：许丽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