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玻璃舍利容器及相关问题研究
周南亚
摘 要：在隋唐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舍利瘗埋活动逐渐形成中国化的模式。因玻璃在佛教中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以及玻璃材质本身特点等原因，玻璃器逐渐作为盛装舍利的核心容器，也成为佛教空间、艺术中常见的表现实体。文章选取目前出土的隋唐时期玻璃舍利容器进行梳理和比对，通过对考古资料、文献古籍的分析，对这一时期舍利核心容器多选用玻璃的原因做出解释。
关键词：隋唐时期;舍利;玻璃器
0 引言
玻璃是最为古老的人造材料之一，虽目前对其发祥地和时间依然难下定论，但可以确定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两河流域、地中海东岸、埃及等地的玻璃器制作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中国本土制造的玻璃含有铅钡元素，不同于含有钠钡元素的西方玻璃，由此不同可辨，中国本土的玻璃制品最早出现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的墓葬中。战国时期的玻璃大部分出土于楚墓，具有中国传统风格，制作精美，作为玉器的替代品而存在。到了两汉时期，玻璃器的数量和种类增多，但仍仿制玉器。西方玻璃作为古代“斗富”风潮的宝贝之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进口，而本土玻璃制造业也吸收了玻璃吹制技术。强盛繁荣的隋唐迎来了中国玻璃制造业的中兴，玻璃成分多样化，器形丰富。在隋唐大力弘扬佛教的背景下，舍利瘗埋制度逐渐本土化，选用玻璃器作为盛装的核心容器，也促进当时玻璃业的发展。
本文描写的玻璃器是针对目前考古出土于隋唐佛教寺院塔基，并且盛装舍利的玻璃器，其余如隋朝李靜训墓中出土的生活类玻璃器不在讨论范围之内。下面就这一方向做出相关探讨。
1 隋唐时期佛塔塔基或地宫出土玻璃舍利容器
迄今为止，国内最早使用玻璃器盛装舍利的记载是河北定县北魏塔基，为北魏孝文帝在太和五年（481）发愿修建，埋在夯土塔基中的石函内有玻璃钵、玻璃瓶等器皿，还有波斯萨珊朝钱币，玻璃钵中盛装着少量芥子大小的舍利。而在此之前，大多使用铜瓶盛装舍利，如《高僧传·魏吴建业建初寺康僧会传》中记载：“乃供洁斋静室，乃铜瓶加几，烧香礼请。”
根据目前的考古事实记载，隋唐时期佛教塔基或地宫中玻璃舍利容器的出土记录大致有九处，如下阐述。
1969年，陕西耀县一处农田中发现神德寺舍利塔塔基遗址内有一件石函，根据其塔铭可知瘗埋年代为隋朝仁寿四年（604）。石函内有一件鎏金盝顶铜盒，盒内放有一件绿色玻璃瓶，高5.8厘米，瓶口有盖，短颈内收，鼓球腹，由吹制技术成形，出土时瓶内仍保留少量红色液体，可见其极为良好的密封性，以及当时高超的玻璃制造技术。
1969年，在河北定县发现静志寺塔基，五号塔基下出土隋朝鎏金方形铜函，据函顶铭文记载，隋大业二年（606）十月八日将累叠七层的石函置于塔内。铜函中一件玻璃瓶经检测带有钠钙成分，因此确定为隋朝国产玻璃器。瓶高8.9厘米，绿色半透明，鼓腹，肩部有一道细纹，圈足缠绕玻璃条，瓶底有疤痕。这类疤痕的出现是由于使用了西亚引进的铁棒技术，先把器物底部粘在铁棒上进行加工，做成之后再脱离。存留疤痕说明当时对该技术的使用仍不纯熟，但只在隋唐时期短暂出现。圈足粘贴玻璃条的装饰方法也是源自罗马、萨珊玻璃工艺，中国早期自产玻璃并无这种技术。这些现象都表明隋代玻璃业吸收了较多外来技术，器形上保持传统样式。
1986年，建于隋开皇九年（589）的陕西西安清禅寺塔基出土，在此发掘的文物中有一件绿色玻璃瓶，瓶高8.4厘米，细颈，鼓球腹，底部圈足，内装舍利数粒。其特别之处在于外部装饰，肩部有4个对称突起的倒置三角形装饰，腹部有4个直径2.5厘米的凸圆形装饰。这些装饰是在瓶体基本成形后再经过冷加工磨制而成的，带有鲜明的萨珊波斯风格。
从这几例出土的隋朝玻璃舍利容器可见，隋朝时期舍利瘗埋制度中大多以玻璃瓶作为盛装舍利的核心容器，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组合形式，后至唐代继续沿袭并发展。
1964年，在建于唐延载元年（694）的甘肃省泾川县大云寺塔基地宫中出土一件舍利石函，由所刻铭文知内装舍利总14粒。舍利石函总共四重，石函内放一件鎏金铜函，铜函内放一件银樽，银樽内置一件金棺，金棺底竖着一块檀香木隔板，隔板前放置一件玻璃瓶。该瓶高2.6厘米，顶部口径仅有0.5厘米，白色透明，长颈，鼓球腹，壁薄仅有0.1厘米。
位于陕西西安的唐朝慈门寺塔基，据考证建造于唐武德七年（624）。1997年在此出土了智藏禅师舍利石函。舍利石函共六重，石函中存留部分已腐朽的木函痕迹，往内放置一件盝顶铜函，铜函内装有一件银制细颈瓶。一件金钵装在银瓶内，一件绿色玻璃瓶被金钵包裹。该瓶高3.8厘米，长颈，瓶内本装有智藏禅师的2粒珍贵舍利，可惜后在冲洗环节因操作不当将舍利丢失并导致瓶口破碎。
1998年9月，在拆除陕西西安仙游寺法王塔时发现一处天宫，该天宫建于唐开元十四年（726）。天宫正中间放置一件石棺，石棺内放有一件鎏金铜棺，铜棺里有三团黄绢，中间一团黄绢包裹着一件玻璃瓶。该瓶高4.2厘米，葫芦形，通体乳白色泛黄，表面有微小裂纹，瓶口最初用木塞密封，后掉入瓶中，瓶内装舍利3粒。10月又发现地宫，正中有一件顶部放有一件熏炉的石函，内部有一件生锈严重的鎏金铜棺，铜棺内放有一件玻璃瓶。该瓶为直颈，瓶高4.65厘米，颜色略微泛黄，底部内凹，内装10粒颜色灰黄的舍利。后据考证得知，这些舍利属于隋朝仁寿年间舍利。
1985年5月，在陕西临潼庆山寺舍利塔基中出土属于唐开元二十九年（741）的大量文物，其中包括三件玻璃舍利瓶，都被放置于金棺内。这些玻璃舍利瓶按照外观形制被分成两类：一类为喇叭口短颈的器形，肩部有一圈细纹装饰，腰部贴有不规则的网格纹玻璃条装饰，瓶高7厘米。另一类器形有两件，均为绿色长颈鼓球腹，瓶底设有铜制莲花座，瓶壁极薄仅有0.1厘米，内部放有数粒水晶舍利。⑥由这两类不同形制的玻璃瓶可见，当时本土玻璃制造技术发展较快，不但掌握热粘贴技术，而且可以将瓶壁做到极薄，更好地体现玻璃的通透性。较为罕见的是将玻璃材质与铜材质结合，玻璃瓶结合莲花座装饰，不过莲花是佛教文化中常见的元素，如此搭配也是合理之中。
1975年4月于黑龙江宁安县渤海舍利塔遗址中出土一处舍利石函，从外向内共七重分别为两层石函、铁函、铜匣、漆匣、方形银盒、圆形银盒，盒内装有一件玻璃舍利瓶。打开层层严密包裹，才能见到舍利瓶，由此可见舍利在佛教中的地位是极高的。该瓶为淡绿色，瓶壁外附有风化后的白色物，瓶壁极薄且透明，瓶高5厘米，长颈，鼓球腹，内装有5粒石英岩类砂粒，为舍利的代替品。
1957年于甘肃灵台县东北部一台地中挖出一间砖砌暗室，出土一件舍利石函，内放置一件漆盒，三件葫芦形玻璃瓶，底部微凹，瓶壁较薄。其中乳白色玻璃瓶，瓶高7.8厘米，口径1.2厘米，浅绿色玻璃瓶，口部外沿部分残缺，瓶高11.8厘米，腹径6.1厘米，口径1.1厘米，米黄色玻璃瓶，底部部分残缺，残高7.3厘米，腹径5.6厘米。⑧这三件玻璃瓶的口部外沿都通过加热粘贴技术装饰了玻璃条，体现了相当进步的制作技术。
通过上述考古概述可见，出土的隋唐时期玻璃舍利容器具有两点明显的特征：第一，玻璃材质的舍利容器，大多为瓶，而且是直接接触舍利的，被多层其他容器所包裹，位于最内层，表明其价值之高。第二，玻璃舍利瓶体型很小，瓶身大部分不超过10厘米，瓶壁极薄，颜色透明，只装少量舍利。虽修建佛塔安奉舍利的方式是延续古印度，但使用玻璃器盛装舍利却是中国本土化的创新。
2 佛教舍利容器选用玻璃材质的原因
佛教进入中国后，舍利瘗埋制度逐渐中国化，舍利外部容器形制由古印度常见的圆罐形、覆钵塔形变为盝顶方形函，以及材质选择上也有所改变。古印度舍利核心容器的材质多为石质，少数为铜、金、银、水晶等，而中国古代所使用的核心容器从北魏开始逐渐加入玻璃材质，隋唐时期大量出现。那么，隋唐时期的舍利供养是如何利用视觉与物质手段想象舍利，甚至去構建舍利的神圣性，此现象背后有着哪些原因呢？
2.1 外来玻璃器及其制造技术的影响
部分隋唐玻璃器是外国传入，根据器物的形制、纹样、制作技术、化学成分等因素来鉴别从何处传入。如由玻璃器上装饰的植物纹样与几何图案，以及制造时采用的自由吹制成形技术与铁棒技术可知，基本上属于伊斯兰玻璃器。隋朝到唐朝初期这段时期，正是萨珊王朝的巅峰时期，与中国有着密切的交流，大量的萨珊玻璃器以及其所运用的制作工艺由此传入中国本土。如玻璃器表面粘贴玻璃条，是罗马玻璃常见的装饰方法，萨珊玻璃后继承发展这一技术，所制成的器物传入后为中国玻璃制造业引入了先进技术，并且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匠审美。
隋朝由于存在时间较短而不被单独谈论，但在中国玻璃制造历史中是不可小视的存在，曾在南北分裂战火中衰败的玻璃制造业竟在短促的隋朝出现新的转机，这绝非是偶然。由前文可见，隋朝时期中国本土已经能制造出透亮的高铅玻璃和质地较好的钠钙玻璃，并且已经全面掌握铁棒工艺、吹制工艺、粘贴工艺等外来技术，也能保证器形适用于中国传统样式。《隋书·何稠列传》中记载，祖籍中亚的何稠能用绿釉的配方烧制玻璃器并且做到与瓷器真假难分，隋文帝对其很是赏识，其制造的绿色玻璃器很是受到市场的欢迎。玻璃产在本土却受西方影响，这与东西方文化贸易的交流、制造工艺的传入、能工巧匠的助力以及统治阶级的重视等一系列条件是分不开的。
正是因为玻璃技术的快速提高，才能制造出更多玻璃器，并提供作为盛装舍利的核心容器。反之，也正是在舍利瘗埋制度中，选择使用玻璃器作为最内层容器，才激发了较大需求量，从而促进了中国玻璃制造业的发展。
2.2 玻璃材质本身的优势
玻璃材质自身通透光润，耐腐蚀耐火，密封性好，不易氧化，厚度可以打制至极薄，颜色通常为透明或半透明的绿色或白色，正适合制作舍利瓶。这样能从外面直接观察到舍利，便于在重大仪式上展示与瞻礼，也能及时察觉瓶内舍利的神奇变化。那么如果舍利瓶材质的选择标准只要求透明光亮，水晶材质更为适合，如古印度的舍利核心容器部分选用水晶制作。为何隋唐时期并未沿用古印度的传统选用水晶瓶作为舍利核心容器呢？这与当时人们对玻璃的认知偏差有着直接关系。
由于信息落后等原因，隋唐时期人们对玻璃的认识浅薄，尤其是进口玻璃器，误认为其是天然的宝物。更是在一些唐朝传奇中记录着将玻璃器神秘化的故事，当时玻璃是外来的罕见之物，玻璃制造技术更是尚未公开，人们自然对其产生好奇之心。在精神崇拜中，物质的稀有程度能体现象征层面的唯一性，这正是保证舍利神圣性的重要条件。但到了宋代，玻璃制造技术开始世俗化，人们都已知晓玻璃的材质与工艺，并且对这类使用铅和白石制作而成的玉的代替品嗤之以鼻，玻璃的地位也逐渐降低。
玻璃是熔融后成形的非晶体无机物，制作时水火不侵，这种特殊的性质不乏带来无暇、空灵、坚固、不朽的精神遐想。玻璃材质所形成的半透明或透明的效果表明在追求呈现特殊的视觉效果，尝试在物质及视觉层面呈现舍利的神圣性与秘密性。
3 结论
与盛誉世界的中国瓷器、丝绸等物品相比，中国玻璃发展艰难且缓慢，但在隋唐时期迎来一次小高峰。这个现象得益于隋唐时期南北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文化贸易交流活跃的社会背景，给玻璃制造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并且隋唐时期的玻璃器多出土于佛教遗迹，这与当时统治者对佛教的提倡以及舍利瘗埋制度规范化有关。玻璃本身的材质适合制造舍利瓶，以及外来玻璃器与制造技术的传入与影响，都是流行使用玻璃材质作为舍利核心容器的主要原因。
任何外来的事物或活动传入中国，必会不断吸收与融合中国传统文化，逐渐演变发展，才成为我国本土所适用的事物或活动。中国古代人们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不仅是包容性的、选择性的，更是创新性的，能够海纳百川，又能选择性地对外来文化进行改造，使其更符合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及审美观，更好地加以利用和延续，并且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崭新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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