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丹纳的“艺术三要素”简析石涛“一画论”
摘要：丹纳，被誉为“批评界的拿破仑”，是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其著作《艺术哲学》提出的“种族、环境、时代”的三要素，为当时以及后世的学者在研究艺术作品时提供了极大的指导意义。虽然局限于作者自身与年代，该理论有一定的机械性和欧洲中心论调，且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经济对艺术的影响，带有艺术家个人倾向，但三要素的实用性与概括性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证明。本研究意在灵活地使用三要素理论，略论石涛“一画论”的形成与发展，并力图以东方美学艺术实例验证丹纳三要素理论的合理性，并尝试弥补该理论的一些缺漏。
关键词：一画论；
种族；
环境；
时代
伊波利特·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简称丹纳，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与批评家。其一生的著作极多，涉猎内容十分广泛①，其中最出名的当属美学著作《艺术哲学》一书，该书为收集、整理作者在巴黎美术学校授课的讲稿汇编。其中，大量的素材来自其1857—1871年间于英、比、德、荷、意等诸国游学访问期间的所见所闻。
丹纳在其书中反复提及一套理论，就是“种族、环境、时代”的艺术三要素。并以此为依据，阐述古希腊、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尼德兰地区各自的艺术特征。这个理论早在18世纪就被孟德斯鸠提出，但在丹纳这里才发展成为一种严谨、完整的学说，并且丹纳用大量的历史事实予以佐证，集中于《艺术哲学》一书。
纵观丹纳的“艺术三要素”，究其本质，是从宏观历史背景出发，试图去发掘文化艺术发展的共同的、普遍的规律。在种族、时代和环境三个因素中，种族因素决定了研究对象的本质，即使岁月更迭，也不会轻易改变；
环境赋予了研究对象以动力；
时代限制了研究对象的发展道路。这三股力量相互作用，影响和制约着内在精神文化，外化于绘画、音乐、文学等的发展方向。作为明末清初的绘画家和艺术理论家，石涛本人复杂的经历与多变的思想，也可套用丹纳的“艺术三要素”理论，以此来验证丹氏理论的普适性，修正其欧洲中心论的负面影响。
一、石涛的“一画”论
作为活动于明末清初之际的在野逸士，明季遗民，石涛拥有多重身份。在他的众多头衔当中，最为人们熟知的是“清初四僧”之一。但也不能因此忽略石涛复杂的人生经历，尤其是从剃发为僧到入道，再到还俗的一波三折。这些人生经历，极大地影响了石涛的美学思想体系。
美学家叶朗在他的著作《中国美学史大纲》中谈到清代的美学时，最推崇的就是石涛。他在清代美学专题的开篇就介绍道：“在清代绘画美学著作中，最重要的是石涛的《画语录》。石涛把宇宙观和绘画理论、绘画技法联系起来，建立了一个绘画美学体系。”[1]先不讨论此语是否有拔高之嫌，但凭这段话可以了解，石涛的美学理论成就集中于他的《画语录》一书，对这本书，叶老如此评价：“《画语录》的理论性和系统性都比较强……这是郭熙的《林泉高致》之后最有价值的一部绘画美学著作。”[1]
《画语录》别称不少，除了耳熟能详的《苦瓜和尚画语录》以外，还有一种刻本名为《画谱》。全书一共有18个章节，5000多字，先讲原理，次述运腕，最终引出理论主张，构成完整的山水画理论体系。其中，贯穿全文的就是开篇所言：“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见用于神，藏用于人，而世人不知。”[2]“一画”贯穿整本书的体系始终，并把这一理论方法提到了“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高度，当然，其心境与彼时的王右军已是截然不同。以仰观宇宙之大为义的宗教或思想学派为道家。“道家因以‘道’立说而得名。道是宇宙世界的本源和本体。道产生万物，居于万物之内推动宇宙世界的发展变化，具有无限的生命力。”[3]
但与此同时，“一画”也有着更深层的涵义，其关键在“一”上，在《画语录》的第一章中就已点明，并穿插于全文脉络。这个“一”，在道家思想之外，也涉及儒家学说，比如《论语》中著名的表述孔子一生坚守信念的“一以贯之”。又如书中有“盖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也”[2]。此句讲述一画论秘诀时，又用佛学词汇“法”。有儒有释有道，堪称一种另类的“三教合一”。
二、种族、环境因素对“一画论”的影响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提及的种族，其大致概念是某个民族自身独有的特点，即民族性，无论时代如何演变，一个民族的根本特质都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化。所谓民族特质，就是天生和遗传带来的倾向，当人来到这个世界，在人体生长的过程中结合自身经历等一系列内外影响（即丹纳所谓的气质），然后形成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同一个民族之中有相似之处，因此与其他族群相区别。“地理环境和自然气候对种族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丹纳认为，自然环境是形成民族特色的基础，也体现在民族精神文化中。丹纳的环境概念不仅指地理区域和气候条件等自然因素，还指社会习俗和文化思想等社会条件。”[4]
石涛俗名朱若极，是明太祖侄孙即初代靖江王朱守谦的后裔。朱守谦因不得人心被废，不久病卒，朱元璋怜其后人，乃封其子朱赞仪袭王位。石涛是赞仪十世孙，为九代靖江王朱亨嘉之子。
若论出身，石涛的身世远非同时代的吴地“四王”所能比，但其出生于1642年（学界主流看法），正值明王朝大厦将倾之际，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此时石涛刚刚两岁，故对风雨飘摇的明王朝也没有那么依恋。尔后其父亲与家人也死于南明政治斗争，幸得家丁救助逃亡，仅以身免。自身命途复杂多舛，也为他日后美学思想中包罗万象、兼容并蓄的“一画论”埋下了伏笔。
作为土生土长的汉族士人，石涛与起于建州的后金政权有着天然的种族矛盾，但是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内心。在剃发为僧后，康熙两次南巡，石涛在长干寺接驾，康熙对他的赏识使石涛最终扫除了“反清还是归顺”的顾虑，北上寻找“以画入仕”的机会，这些情节都体现了丹纳理论中的民族性。
身世经历与时代环境使石涛始终背负着多重心理矛盾。首先是对故国的些许怀念与复杂的政治斗争之间的矛盾；
其次是对功名的渴望与内心文人傲骨之间的矛盾；
最后是遁入空门和不甘寂寞之间的矛盾。這三点也无形中蕴含着儒、释、道的矛盾，共同塑造了石涛复杂多变的个人思想。
三、时代因素对于海派绘画发生发展的影响
丹纳三要素理论中的时代并非单纯的指时间或历史朝代，详细思索《艺术哲学》中丹纳的时代理论，其应是一种包含着精神文化、社会体制与政治思想等众多“子集”在内的一种更大的时代“集合”，它为艺术文化的生长壮大提供了土壤。
石涛生长在清军入关、明朝灭亡、地方势力与农民军混战不休的时代。江南地区的南明王朝却偏安一隅，内斗不断，石涛父亲朱亨嘉自称监国，旋被杀害，故石涛对南明也不再心存幻想。为了躲避祸乱，石涛“即薙染为比丘，名元济，字石涛，号苦瓜和尚，又自号曰瞎尊者”[2]。石涛也曾经于1687年前后参加过在扬州、南京等地举办的明朝遗老秘园集会，但遗老遗少们或自怨自艾，或牢骚满腹，石涛并未从他们身上找到太多的共鸣，竟也被认作性情怪诞之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石涛对清朝统治者的敌意并不是十分明显。纵观历史，朝代更迭之际，前朝遗老大抵分为三派：第一派为不愿投降者，这一类很好理解，他们对故国依依不舍，且十分敌视新政权，誓死抗争。比如金陵画派的龚贤曾参加过复社运动。第二派是顺从者。比如人所熟知的“清初四王”。他们在明末就是大名鼎鼎的士人，在清军入关以后马上归顺，选择与其合作，并在新王朝中继续享受之前的待遇，拉拢许多中间派的世族大家，从而获得了正统的礼遇。第三派则是逆来顺受者。当时广大的汉族士人均是如此。不喜清朝，却也对旧朝的灭亡无可奈何，或唯唯诺诺、或消极避世地接受了清朝的统治。历史上十分有名的钱谦益就是其中之一，他与柳如是对清廷态度的反差所表现出来的软弱，一直以来都受仁人志士的批驳，也不得清朝信任。但是也有研究表明，他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保全百姓性命，避免类似“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悲剧，顺治三年告老返乡后，钱谦益也多次资助并参与反清斗争。
至于石涛，他自身的矛盾性使其不能被轻易归类，作为前朝遗族，他似乎对明朝灭亡的必然命运深信不疑，因而未发现其有参与或资助反清斗争的记录。剃发为僧、隐于禅寺，或可理解为逆来顺受，但石涛并非真正醉心于佛学，他只是一个托庇释教的“假和尚”。这一点在其与“八大山人”朱耷的书信中得以体现，他在信中说：“济欲求先生三尺高、一尺阔小幅，平坡上老屋数椽，古木樗散数株，阁中一老叟，空诸所有，即大涤子大涤堂也，此事少不得者。余纸求法书数行列于上，真济宝物也，向所承寄太大，屋小放不下，款求书大涤子大涤草堂，莫书和尚，济有冠有发之人，向上一齐涤，只不能还身至西江，一睹先生颜色，为恨！老病在身，如何如何！雪翁老先生，济顿首。”[5]
朱耷生于1626年，长石涛18岁，也是明代遗族，故信中石涛语气恭敬，以僧人法号自称，但其中“济有冠有发之人”句则明显反映了石涛不得不剃发为僧、皈依佛门的无奈，这也为日后其改信道教再还俗埋下了伏笔。有趣的是，朱耷在晚年也改信了道教。这或许可以证明，佛法精深，也难以平息两人内心的苦闷与矛盾。
“清初四僧”各有绘画特色，其中的石涛更是大声喊出了振聋发聩的“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
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②。这一理念在当时的清朝正统画坛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浪，但使石涛独领风骚于千古，同时代的其他艺术作品依然属于明朝末年松江派提出的“南北宗论”中的南宗文人画，无人能出石涛之右。
文人的内心永远有着入世的渴望，清政府为了拉拢汉族精英阶层，并未完全强迫汉族士人放弃传承千年的文化思想。清圣祖康熙皇帝祭拜孔庙与明陵之行，感动了一大批若即若离的中间派。再加上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和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先后两次南巡，长干寺接驾时，康熙皇帝给石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坚定了石涛北上出仕的决心。
然而，此时的北方画坛已经被“四王”牢牢占据，作为后来者的石涛想融入画家群体并非易事。康熙对石涛犹如唐玄宗对李太白一样，只是将其当成一名有些才华的艺术家，而非镇抚一方的官吏。在京三年，石涛除了和王石谷、王原祁共同绘制了几幅画以外，并未成功打入刚兴起就已固化的中央画坛。中州出版社出版的《苦瓜和尚画语录注解》的前言中说：“其后，不知在何种场合，王原祁曾有几句话表扬石涛∶‘海内丹青家不能尽识，而大江以南，当推石涛为第一，予与石谷皆有所未逮。’”[6]。这话看上去十分客气，以至于有些恭维，但文人之间常常虚与委蛇，所以，重点应该放在后半句的“大江以南”与“有所未逮”上。“有所未逮”化用自成语“力有未逮”，字面意思就是赞叹对方能力，表示本人不及。但王氏字面上的化用则不免流露恭维之下的敷衍，只能说给足了南北两派面子。再者，若是旁人描述石涛是大江以南第一画家，或许是真心实意，但身为北地正统的王原祁能出此言，显然是把石涛排除出中央画坛，斥为不入流之辈了，与前文的“有所未逮”也有了这种意义上的呼应。
四、结语
石涛到底还是回到了长江以南的扬州，在这座当时极度发达的商业中心城市里，建大涤堂，以卖画课徒为生，开始使用晚年的称号“大涤子”。这也形象地表达出当时绝大多数在野画家的内心。但石涛自身的经历，正是遗民画家与僵化的正统画坛的一次碰撞，反映出儒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与浪漫主义精神。
与此同时，“一画论”的提出可谓画坛一大创举，是中国绘画艺术史上第一次有人把理论延伸到宇宙的范围之中，将绘画理论比作太古与太朴的具象显现，逐层深入，详细分析了绘画艺术的起源。道家逍遥致远的思想在整个“一画论”宏伟框架的构建中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但石涛更进一步地克服了道家消极无为的思想，这也是其身上多重矛盾相互作用、相互统一的结果，也有效验证了丹纳三要素的普适性与实用性，即时代限制、引导着艺术的发展。石涛“一画论”美学思想的必然性，即士人历代传承的风骨，或许表现形式有别，但其内在的核心思想绝不会轻易改变；
变化的大环境也为艺术思想的产生与变化提供了土壤。石涛“一画论”的产生与发展，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指出的一样，是三要素之间相互作用、联系与制约的必然结果。
作者简介
嵇徐，1998年生，男，汉族，江苏苏州人，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史论202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美术史。
注释
①（法）伊波利特·丹纳，著；
傅雷，译：《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
②（清）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4页。
参考文献
[1]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529-530.
[2]（清）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3，73，95.
[3]左剑峰，潘一.道禅之异与石涛“一画”说[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8（2）：80.
[4]孙珍.浅析丹纳的“三元素”说[J].安徽文学，2011（4）：133-134.
[5]月雅书画.石涛与八大的画事之往[EB/OL].（2018-10-27）[2021-12-15].https：//www.sohu. com/a/271706570_165237.
[6]王水鑫.畫僧石涛[J].人民周刊，2020（1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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