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俄合璧韵编》研究
王红厂 钟晓雯
摘 要 《汉俄合璧韵编》是在俄国汉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辞书，对后来俄罗斯汉语词典的编纂体系及编纂实践均影响巨大。文章基于词典学的角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词典的结构和编写体例进行了描写，并归纳其在注音、出条、释义等方面的特点，指出其存在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 汉学 汉俄词典 宏观结构 微观结构
一、 引 言
彼得·伊万诺维奇·卡法罗夫（Пётр Иванович Кафаров），1817年9月16日出生于喀山省契斯托波尔市的一个神职人员家庭，父亲伊万·戈利果里耶维奇·卡法罗夫是契斯托波尔市的大司祭。卡法罗夫在九个孩子中排行第六，他在当地的宗教学校接受了启蒙教育，1832年毕业后进入喀山传教士学校学习，然后于1837年8月转入圣彼得堡神学院。课业未及完成，1839年8月他作为助祭加入第12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法号巴拉第（Палладий）。随后巴拉第和其他传教团成员一起在圣彼得堡接受汉语和蒙语的基础知识培训，当时的汉语教师是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比丘林修士大司祭，蒙语教师则是科学院通讯院士斯捷潘·瓦西里耶维奇·利波夫措夫。1840年10月巴拉第随第12届俄国东正教传教团抵达北京。1849—1859年和1865—1878年他分别担任第13、第15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领班。1860—1864年担任俄国驻罗马大使馆教堂住持，他在意大利期间继续自己的汉学研究。1878年12月6日在返回俄国途中，因病在法国马赛去世。
巴拉第前后在华驻留30余年之久，其间他除了负责俄国对华外交、宗教使团事物之外，还倾心于汉学研究，并在历史地理学、蒙古学、中国的宗教研究，以及词典编纂等方面著述颇丰，成就和影响巨大。另外，他担任驻京传教团领班时，编印出版了四卷本的《俄国驻京传教团成员著作集》，还有一些内容宏富的日记等，如《南乌苏里地区的民族学考察》（1871）、《从北京到布拉戈维申斯克旅途见闻》（1872）等。[1]“苏联汉学奠基人阿理克将巴拉第与比丘林和王西里并称为俄国汉学的三巨头。”而《汉俄合璧韵编》（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以下简称《韵编》）则是他汉学成就的集中体现，也是他深入全面研究中国多年的结晶，是其最后的，也是最为重要的汉学著作之一。
1871年春，自南乌苏里地区科考回到北京后，巴拉第就着手《韵编》词典的编写，在为期八年的时间里，他全身心地投入词典的编纂工作之中，但遗憾的是残酷的死神之手让他最终没能完成这项工作。后由波波夫（П.С.Попов，法名栢百福）承担起了词典编纂的未尽工作，又历时六年，于1886年完稿，历时十四年之久，这部词典才终于编纂完毕。在多方努力下，最后该词典于1888年由北京同文馆排印出版。[2]
《韵编》作为第一部铅印出版的汉俄词典，因其规模宏大，内容丰富，释义准确而在世界汉学界得到高度评价，在俄国汉学史及中俄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并一度成为后来俄罗斯汉学家编写汉俄词典的蓝本和范式，影响巨大。
近年，这部词典和巴拉第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陈开科是目前学界对巴拉第研究最为深入、全面的学者。他的《巴拉第·卡法罗夫与晚清中俄关系》（2005），從文化、贸易、外交方面，全景呈现了晚清时期巴拉第在中俄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陈开科等（2006）论述了《韵编》从编辑到出版的曲折历程，考证了波波夫补编的开始时间，对汉音俄拼的“比丘林体系”和“巴拉第体系”做了历史层面的比较分析，并从历史和文化角度对其收词和释义进行了考察，指出其在词语诠释方面存在的一些不足。阎国栋（2006）对巴拉第的汉学成就做了详细的梳理，并对《韵编》的编纂基础、选例、释义及时贤评价做了较为概括的评述。葛松林（2018）在讨论俄国汉学家英诺肯提乙的《华俄词典》时，也曾就收词、释义等将其与《韵编》进行比较。柳若梅（2013）梳理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俄国汉学家所编写的汉语词典，分析了这些词典所体现的词典类型和词条编排特点，并发掘这些汉语词典与俄语词典史的关系，以及与明清字书和韵书之间的关系，内容较为概括。可见，已有研究详细者多着眼于历史文化层面，概括者又多深度不够。本文拟从词典学的角度对《韵编》的宏观和微观结构进行分析，指出其优点和不足。
二、 词典的体例与框架
张金忠（2004）指出，一部词典，基本上包括三部分：前页材料、正文、后页材料。我们就据此来进行分析。
（一） 前页材料
词典封面是巴拉第的图像，底部一行俄文“主教巴拉第授权刊印，伊尔库茨克，1888年，‘东方观察’石印社，哈尔利大街92号”，扉页正面是版权页，中间是竖排醒目的汉语名称“汉俄合璧韵编”，右侧的编者信息自右至左分别是“掌院修士巴第遗编”“象胥上士栢百福补编”“素餐尘人李寿轩金台业儒甄云甫参校”，左侧是出版信息“降生一千八伯八十八年光绪十四年岁次戊子”，左下“北京同文馆排印”，扉页背面是俄文，中间横排是醒目的俄语名称“汉俄词典”，下面是“已故北京传教团领班修士大司祭巴拉第和帝国驻京外交使团高级翻译П.С.波波夫编著”，底下是“北京 同文馆印 1888”。应该说俄文的著作信息，似有突出波波夫贡献之意。该词典共两卷，第一卷正文628页，第二卷正文666页，总计1294页。共计收录11868个重要汉字。[3]
在扉页之后，有一个总计6页的俄文前言，它主要记述了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巴拉第神父的生平简历，主要内容是其出身求学和在华的活动。
二是对巴拉第神父品格的褒扬，主要从对阿尔巴津人的扶危济困，中国信徒对其逝后的悼念，俄驻华大使馆人员对其的尊崇等方面，来说明巴拉第神父的慈善、宽容、博学。
三是对巴拉第神父最重要学术成果的回顾，从《佛陀事略》《古代佛教历史概论》，到《元朝秘史》的翻译，《蒙古古代关于成吉思汗的传说》《中国古代关于成吉思汗的传说》，再到《基督教在中国的古代印迹》，以及内容宏富的札记，如《中国穆斯林》《北京日记摘录》等。
四是对《韵编》文献来源的说明，指出除了有关宗教的内容外，词典在语音规范上依据的是《诗韵音义注》《韵综》《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在释义上参考《康熙字典》《谐声品笺》《字贯》。另外，还参考了一些外国人编写的辞书，如俄国瓦西里教授的《汉字字形体系词典》、卫三畏的《汉英韵府》、阿瓦库姆神父的字典手稿、江沙维的《汉洋合字汇》，另外还得到植物学家E.B.布列特诗奈尔博士的帮助。
五是《韵编》工作量的分工与出版资金和印刷问题。按波波夫的说法，巴拉第神父去世时“词典还未编写近半……无论如何，剩余未竟的词典的很大一部分，尽管相对容易，但为了完成它，也让我几乎安静地工作了六年”[4]。并对在解决词典的出版经费、印刷、审校上提供帮助的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俄罗斯外交部长及其他外交人员，以及北京传教团的同人等表示了感谢。
最后波波夫希望同行专家就《韵编》的“无法避免的不足之处”给予“善意的包容”。
这个前言和现代辞书的前言内容并不一致，张金忠（2003）曾将词典的前言分为两类：一类是理论性前言，一类是程式化前言。前者一般详细地阐述词典及同类词典编纂的历史沿革、理论基础、方法和手段及词典编纂的特色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后者大致包括词典的编纂背景、词典的任务、针对的对象、篇幅、致谢等内容。这样看来，《韵编》的前言似乎更接近后者。
在前言后面，有第一卷的勘误表，共2页。在第二卷的正文前面也有一个2页的勘误表。该勘误表科学、详尽，指出错误在哪页、哪栏，从上面或者下面数第几行，再指出误例，给出正确的写法。如：
它指出，第5页，第2栏，下数第9行，错例“разсвдать”，应为“разсвдлать”。第7页第2栏，下数第8行，错例“звзрь”，应为“зврь”。由于辞书本身规模宏大，加之这是汉俄词典的第一次排版铅印，不仅俄文的排版工人要从俄罗斯国内延请，就是汉文铅字北京都不够，以致俄文铅字和汉文铅字都要从上海订购，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尽管勘误表并没有包含所有的印刷错误，但其排版和印刷的质量还是很高的。
（二） 正文部分
中国传统辞书词条的编排顺序主要有三种方法：义序法、音序法、形序法。俄罗斯人编写的汉俄或者汉蒙双语词典，包括《韵编》，毫无例外均采用的是音序法。由于《韵编》的使用对象为俄罗斯人，所以该词典遵循俄罗斯辞书的编纂传统，按照俄语字母表的顺序来排列，以字头为纲统领词条。
字头下面的词条，沿袭前人的做法，它既包含字头在前的词语，也包含字头在中间的词语，还包括字头在后的词语。出条时用“|”来代替字头。词条后面是俄语的注音，按音节空格。如以“哀Ай.”字头为例，“哀傷”在该词典出条为“|傷ай шанъ”，“可哀”出条为
“可 | кэ ай”，“见哀於”出条为“見|於цзянь ай юй”，后面紧跟俄文解释，但是并无例释。总体来说，普通词语的出条，字头在前的词条先出，字头在后的词条后出，字头在中间的最后出。如有固定短语，则在普通词条出完后，再按前面所说的顺序排列，这也是受十九世纪俄国词典编纂传统的影响。如“安”字头的成语，“安土楽業”“安命飬性”的出条顺序在“楽道安命”“楽道安贫”“卧不安席”等的前面。
作为字头的异體字在词典中是并列重出的，后面标有单括号“）”，接下来是俄语注音和释义。如：
作为字头的形同音不同的多音字在词典中是单独重出的，如“調”分别重出为“調 дяо”和“調тяо”。而形同音同义不同的字头则不重出。如“把Ба.”，释义为“拿在手里;拿到手里;一些物品的量词;宾格标记。”由此可知，它有三个词性：动词、量词和介词，但是并没有重出。这应该是受达里《活的大俄罗斯语详解词典》（1863—1866，以下简称《达里词典》）的影响，该词典就是将词形是否书写一致作为词条分合的基础。但俄文是表音文字，同形必定同音，而汉字是表意文字，汉语的语音和汉字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和发展，形成为数不少的多音字，这些多音字其实本身记录的就是不同的词语。所以《韵编》单独出条是正确的。
对异形词《韵编》在处理时是将两个词并列，中间加连接词“или”（或者），然后标注拼音、释义。如“艾”字头，“|納 или |蒳 ай на”。
对异读字词典是标注两个读音。如“北”标注两个读音“Бо”（即bo）和“Бэй”（即bei）。这种词条中读音不同的现象，总体来看反映了文白异读的分野，即书面语读“Бо”，口语中读“Бэй”。
（三） 后页材料
后页材料包括三部分：一是部首检字表。该检字表共64页，收录了词典中所包含的所有字头，先按214个部首归并排序，然后再按检字笔画数量排序。每个字的右侧用罗马数字标注该字所在词典的卷数，用阿拉伯数字标注页码，第一卷不做标记，只注页码。如：
“艚”是“舟”部，第二卷第308页，“芯”是“艸”部，第一卷第527页。
二是部首目录表。该目录表沿袭自中国传统字典，共收214部，竖排。部首左边的号码是部首序号，右边是部首的俄文音译名称。如：
最后是难字检字表。该表总计4页，竖排。字的右侧第一个号码指示该字应检索的部首的序号，第二个号码指示检索该字的笔画数。所有的难字按照笔画多少排序，笔画相同的字再按部首顺序排序。如：
难字检字表所收汉字的范围从2画到27画都有，据我们统计，共计708个，其中5画到12画收入的字最多，均在50字以上，共计523个，占73.87%。可见还是以常用汉字为主。
三、 《韵编》的优点
十九世纪中叶以达里的《达里词典》为代表的描写型词典在俄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收词广泛，即包括书面语词、俗语词、方言词、专业术语、外来词，也包括大量固定短语及作者自己编造的词语等。词典还提供了大量的具有俄罗斯日常生活和民族风俗特点的信息，被誉为“最丰富的俄语词库，是十九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民族生活的百科全书”，“这一阶段百科方向达到了空前的成功”。俄国辞书的编纂原则和理念，均深深地影响到了《韵编》的收词、释义和标注等各个方面。《韵编》的优点很多，我们这里举几个最为突出的
方面。
（一） 收词广泛
《韵编》的收词广泛，既有当时的通用词语，也有古词语和新词语，既有书面语，也有口语，另外还有专业词汇、外来词，以及成语。应该说这是符合这部词典的编写目的的。
古词语在《韵编》中分三类：第一类是释义后面标注“древн.”，相当于词汇学上的文言词，如“三弋五卯、莫之、崶禪、害否、合土、鹖苏、辨體、甫田、鋘斧、焚巫、淮夷、梟造、左物、孔皆、宫廏、有且、掌疆、健兒、上佼、蒼頭、刺爇、東絿、大札、六志”等;第二类释义后面标注“стар.”，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旧词，如“糖霜、拜武、海西、撒花銭、北河、黨項、筋角、占租、力租、酒風、少公、组带、半丁、伊尼、運痑祚殚、隄傜、白题、旗亭、相風烏、典午、要巫、無弋、雷封、薄昌海、雁户、河落、金蟬、坐甲、畫刺”等;第三类是标注“истор.”的历史词，如“風官、五更、赤石带、嶺北、儀同三司、海西、金帳、夜不收”等。
新词如“嚒魯水、對面笑、天花板、炮艇、船澳、通傳紙、天遮、蠻石、甲萬、地臂、鍋底頂、錨桴”等。
口语词如“矮子、發毛、小民、作難、口渴、哈叭狗、光頭、小的、體己、本分、大路貨、活絡話、糊弄局”等。
专有名词非常多，涉及人名、地名、国名、书名等，在此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也符合其作为“百科全书式词典”的特点。
专业词汇涉及天文、地理、医药、机械、生物、文艺等各个方面，这里略举一二，如“砝馬、土星、發朗機、子母炮、赤道、水母、雲母、煙煤、太空、工商、漏税、膀胱、卵生、藏紅花、牛黃、胎教、胚胎、哮喘、梅花落”等。
方言词汇收录不多，如“烏鬼、兀地奴、朝奉、聲腆、蟶田、石闊”等，有的指出其使用范围，如“阿谁、威阿”等在南方使用。
《韵编》中还收录了很多外来词，其中除了来自印度语的“阿羅漢”等大量佛教词汇外，“摩竭、震旦”等地理词汇也是印度词语，还有一些来自其他民族语言的词汇，如来自满语的“阿哥、阿穆孫、格格、瑪克紳、瑪瑪、額駙、福晋、阿姐”等，来自蒙语的“阿薩呼、烏剌、烏剌赤、胡不思、和必斯、不化、逹頼、搭護”等，来自藏语的“哈逹、烏斯藏”等，來自维吾尔语的“阿爹”，来自突厥语的“哈什”，来自波斯语的“阿訇”，还有来自日语的“大和”，来自和阗的“和尚”，以及来自基督教的“彌施和”等。
另外，“成语单位历来是俄语详解词典关注的对象”，《俄国科学院词典》（1789—1794）开创了俄语辞书收录成语的先河，到十九世纪中叶的《达里词典》时，它不仅收录了大量的成语，还包括谚语、谜语等。受俄罗斯词典编纂传统的影响，《韵编》收词的另一特点是收录了不少固定短语，有成语如“吹毛求疵”等，也有惯用语如“戴高帽、烏紗帽、孔方兄、喪家狗、屠龍技、煞風景”等，谚语“鷄司晨、狗司夜、不瞽不聾不能爲公”等。
（二） 字头排列体现汉字的理据性
《韵编》中，声韵相同的字头排列时往往是声旁相同的字头排在一起，如“襄”
“鑲”“纕”“驤”“瓖”“欀”，“相”“葙”“緗”“湘”，“象”“像”“橡”，“媽”“馬”“碼”
“瑪”“螞”“禡”“駡”，“妹”“靺”“袜”“帓”“沫”“昩”“秣”等依次排列。这不仅能够直观体现汉字在语音和组构上的理据性、系统性，也便于学习者采用“集中组合识记模式”来掌握汉字的语音、形体结构和意义。遗憾的是这个规则贯彻的并不彻底。
（三） 释义模式多样性
双语词典的释义模式基本分为译解和详解两种。但《韵编》中的词语释义，除了这两种释义外，大量使用“译解+详解”的双重释义模式，这是其释义的最大特点。在词条的释义上，该词典与一般词典有很大不同，阎国栋（2006）指出“它尽可能在词汇本义之外提供详尽的中国历史、地理、宗教、哲学、文学、艺术、民俗等方面的知识，……从而赋予其中国文化百科全书的性质” 。如“横死”释义为：非自然死亡;在佛教中认为有九种：1） 得病无医;2） 绞死;3） 非人夺精气;4） 火焚;5） 水溺;6） 恶兽啖;7） 坠崖;8） 毒药诅咒;9） 饥渴所困。“河清”释义为：黄河水变清——每过500年发生一次，是圣人降生的象征，他会在20—30年内改朝换代。“回户”释义为：回民。以前在中国回户分为五类：1） 分布各省之回民;2） 撒拉族、维吾尔人，在甘肃边界编为12个村屯;3） 迁居乌鲁木齐和巴尔丘力之间各站的回民;4） 伊利移民;5） 突厥斯坦移民。这种释义模式不仅使读者明白词语的语言意义，还了解了与其相关的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知识。这归结于巴拉第的编纂理念，“他（巴拉第）打定主意赋予词典百科全书的性质。即里面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有关中国的内容，尤其是阐明哲学与宗教体系”，他将自己的词典“称之为自己的‘天鹅之歌和他对整个形形色色的中国认知的代言’”。同时，也和其设定的用途相符，“我的词典仅仅针对研究，不是作一般用途的”。[5]
对一些矿植物名词的释义，有的是用俄语词语对译即译解，有的是俄语解释即详解，此外为了释义的准确性，词典还往往借助拉丁语。比如有的详解释义中夹杂着拉丁语，如“芎 Цюнь.”的释义为：Красный корень Сы-чуаньского растенiя Lavisticum， употребляемый в головных болях и болезни печения（芎是四川植物Lavisticum的红根，用于治疗头痛和肝病）。又如“蘇子”的释义为：су цзы зерна рстенiя Perilla ocymoides（蘇子是Perilla ocymoides植物的籽粒）。有的释义除了俄语对译，还增加拉丁语的对译，如“葱薤”释义为：лукъ и шарлоть（Allium ascalonicum），“馬薤”释义为：плодъ Личжи（Nephelium lichi）。有的则直接是使用拉丁语解释，如“馬蹄蘅” “椅梓” “桐梓”的释义：
其实，这种释义方式并不是《韵编》的首创，1847年俄罗斯出版的《教会斯拉夫语和俄语词典》在给动植物名称释义时，就给出了这些词相应的拉丁语。
（四） 信息标注丰富
除了语法信息的标注，李锡胤（1986）在谈及词典的广度时，指出它有“古—今”的时间轴，“纵—横”的地域轴，“雅—俗”的文体轴，“通用—专业”的使用范围轴，“常用—偶用”的使用频率轴等。这样，词典的信息标注还包含了旧词（古词）、方言词、口语、书面语、专业词语，以及感情色彩、词源等信息。另外，还有表格和图表。
《韵编》虽然没有显性的词性标注，但它通过释义词语的词类属性来反映被释词语的词类属性，这应该说是一种隐性的词性标注。加之俄语属于屈折语，语言形态变化多，词类之间界限清楚，所以俄国读者通过词典的释义词语就能明白被释汉语词语的词性。其实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这反映了编者深厚的语言学知识和素养。例如“别”的释义：
从俄语释义我们就可以看出，“别”有三种词性，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形容词，一个是副词。并按照词性给出了三种解释“区别;使分开;告别。另外的，不一样的。否定语气词，北京话中用于命令式和祈使式前面”。可见，虽然它没有标注词性，但是由于俄语形态变化多，从释义词语的词尾，就可以知道其动词和形容词词性。
《韵编》借鉴《教会斯拉夫语和俄语词典》《俄语词典》的做法，给很多词语做了多种标注。比如对佛教词语标注“будд.”;古词语标注“древн.”或“стар.”;历史词标注“истор.”;新词标注“нов.”;方言词标注“местн.”;口语词标注“разгов.”;书面语标注“книжн.”，如“安偉”;俗语词标注“прстонар./простор.”，如“高麗、擡杠、暗馬、豪横、頭水、格是、特地、活動、多應是、地窨子、吃虧、拉倒”等;植物学词语标注“бот./ботан.”如“延夀客、柴胡、俗客、唐蒙、臘梅、玫瑰”等;医药词语标注“лекар.”，如“密陀僧、没多僧”等;化学词语标注“химич.”，如“彊水”等。个别词还标注感情色彩，如“好汉”标注“ласкат.”（表爱）。这些修辞标注词绝大部分在词语的释义之后，个别位于释义之前，从词形上看有的大小写不一，以小写为主。就数量而言，标注古词语、新词、佛教词语、口语词、俗语词的词语数量相对较多。
李锡胤（1986）指出，欧美词典传统中，稍微大型一点儿的语词性词典都注明词源信息。而在汉外双语词典中标注词源信息，我们认为《韵编》做出了表率。《韵编》会标注一些词语的出处，如“鈎深致远、坤艮、敦艮、学易、物妙、奇偶、探賾索隠、親下”等出自《易经》，“侯疆侯以、弗考、式廓、大賂、三夀作朋、訓之、有司、彼文匪敖、抑擇掤忌、日居月諸”等出自《诗经》，“入國問禁、置傳、蒭靈、嘉蔬”等出自《礼记》，“石竺、日月山、羲和”等出自《山海经》等，除此之外，还涉及《周礼》《书经》《春秋》《庄子》《孟子》《战国策》《史记》《淮南子》《吕氏春秋》等古代国学经典。
有的标注指出词语出现的年代，如“官健”解释为“供应衣食的府兵”，后面加注“（唐）”。
有些释义后面标注“（？）”，应该是对释义没有确切的把握，暂时存疑。这显示出编者的务实态度。如“脂膜”释义为：жировая оболочка（？）[笔者按：脂肪表层（？）]，再如“木莓”释为：ягоды， растущия в Фу-чжоу， похожия на малину. Земляника（？）[筆者按：生长在福州的一种浆果，像马林果，草莓（？）]。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韵编》第二卷第396页“地支”的词条下面有一个中国十二时辰与西方黄道十二宫的对照表。对这个表格陈开科等（2006）已做了考证，这里不再赘述。
通过这些修辞标注，汉学研究者或汉语学习者可以比较容易地了解词语的属性、类别、语体、出处、来源等信息，对于提高语言表达的得体性大有裨益。
四、 《韵编》的不足之处
（一） 收词方面
《韵编》在收词方面，收录了一些并不是词或固定短语而是自由短语的单位，如“偷桃”“最上頭”“賭博棍徒”“來乎”等。对此我们不应苛责，这是同时代传教士编写汉外词典时的一个通病，这与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和书面上不分词连写有很大关系。
（二） 出条方面
虽然词典以字头为纲，按音序排列，但具体到字头下面的词条出条，则没有具体的顺序规则，既不按俄语字母表的顺序，也不按汉字部首或笔画的先后。所以这种出条方式很容易造成词条重出的弊端。如第一卷第385页，字头“買” 下出了词条“|賣май май”，同页字头“賣”下也出了词条“買| май май”，而且释义不完全一样，其实两者只隔了一个字头而已。这样的情况还有不少。我们以字头“儒”为例，《韵编》共收词条21个，经过我们查证有“鴻儒”“豎儒”“腐儒”“侏儒”“寒儒”等5个词重收。如将这种情况放之整个词典，不是一个小数量，这无谓地增加了词典的篇幅。
（三） 注音方面
《韵编》中对汉语词语的注音，沿袭了比丘林的俄文汉字注音系统，并加以改造，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汉字“传统的俄文注音法”。但是美中不足之处是它并没有标注声调和轻声。其实早期的传教士编纂的汉外双语/多语词典、中文教材、汉语语法书已经关注了这个问题，利玛窦在1605年就用五个声调符号来区分汉语的声调，威妥玛1867年制定的汉语拼音方案用“1、2、3、4”等阿拉伯数字也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韵编》前言中也提及“……在外国词典中，我手头常用的是我尊敬的导师瓦西里教授的《汉字字形体系》，和S.Wells Williams的《汉英韵府》”[6]。但卫三畏《汉英韵府》中的字头是标注声调的，《韵编》并未效仿。鉴于声调在汉语中的重要性，这可以说是《韵编》的一大缺憾。但不得不说的是，《韵编》所有词条均有俄文注音，相较同时代的《汉英韵府》只给字头注音来说，不会出现使用者知其意不知其音的尴尬现象，对于学习者来说更为有用也更为
方便。
（四） 释义方面
《韵编》以收词广泛、释义准确而著称，不过也有个别词语释义不当。如将“城狐社鼠”解释为“最有影响的人”，这个释义不准确，应该是“城墙上的狐狸，土地庙里的老鼠。比喻仗势作恶的人”[7];将“六書”解释为“汉字的六种字体”等。另外，《韵编》里收录的外来词，有的标注来源，有的没有标注。比如“阿薩呼”这个词应该不是汉语词，但词典并没有标注它是来自哪个语言，只解释为“非常棒，很好”。蒙语中倒是有相似的词语，“阿萨呼”（asah;asahu）蒙语是“点火，开机”的意思，而“萨阿呼”（saah）蒙语是挤奶的意思。[8]但均和释义相差甚远。韩语中倒是有一个词跟它发音差不多，而且意思也相同，就是“”（asa）。我们认为，由于这个词在蒙语和韩语中发音很相近，可能是词典的编纂者错把韩语中的“阿萨”混为蒙语的“阿萨呼”。
（五） 例证方面
例证一般是词典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例证存在占有码位长、篇幅大的缺憾”，但是它蕴含了丰富的信息，比如提供词条使用的语境，搭配的条件，使用的句法结构等，对于词条的理解与掌握具有重要作用。但《韵编》既无词证也无句例，其实这并不符合俄罗斯词典编纂的传统，我们认为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词典的使用对象是汉语水平较高的汉学研究者，而不是汉语学习者;二是如果加上例释会导致词典的规模会更加宏大，增加出版的难度[9]。当然作为一部消极型双语词典，没有例证也无可厚非。
五、 结 语
《韵编》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式词典”，从编纂形态来看，它在字头的排序、收词的范围、释义的方式、固定短语作为词条的位置、词条的信息标注等方面，均沿袭了俄罗斯语文词典的编纂传统，可以说是取中俄辞书编纂之长。从内容上来说，它包罗万象，不仅涉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也反映了中国社会运行的机制、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其价值不仅仅在于语言翻译，更对促进当时的中俄人文交流和跨文化交际，加强俄罗斯的汉语教育与中国文化传播具有极高价值。虽然《韵编》在编纂和排版过程中有一些小的纰漏，但瑕不掩瑜，这并不影响其在俄罗斯汉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正如萨夫罗诺夫（1988）所说：“这部词典至今未失去其使用价值。研究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宗教问题的人员，有时还使用它。”
附 注
[1] 《韵编》第一卷，Предисловие（前言），第Ⅵ页。
[2] 《韵编》第一卷，Предисловие（前言），第Ⅳ-Ⅵ页。
[3] 《韵编》第一卷，Предисловие（前言），第Ⅵ页。
[4] 《韵编》第一卷，Предисловие（前言），第Ⅳ页。
[5] 《韵编》第一卷，Предисловие（前言），第Ⅳ页。
[6] 《韵编》第一卷，Предисловие（前言），第Ⅴ页。
[7] 《辞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604。
[8] 感谢蒙古国研究生策仁同学，提供相关信息。
[9] 陈开科等（2006）曾在《巴拉第·卡夫罗夫〈汉俄合璧韵编〉研究》一文中详细论及词典出版所遇到的资金和其他难题。另，波波夫在《〈汉俄合璧韵编〉前言》，第Ⅳ-Ⅴ页也记述了词典出版所遇到的资金和铅字难题，以及解决办法。
参考文献
1. 陈开科.巴拉第·卡法罗夫与晚清中俄关系.中山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05.
2. 陈开科等.巴拉第·卡夫罗夫《汉俄合璧韵编》研究.世界汉学，2006（4）：76-78.
3. 葛松林.英诺肯提乙《华俄字典》研究.辞书研究，2018（2）：68-77.
4. 郭定泰.俄语词典发展概述.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1（4）：132-138.
5. 李锡胤.词典的广度、深度，词义层次及体系.辞书研究，1986（3）：1-13.
6. 刘军怀.语文词典例证的类型.辞书研究，2010（1）：84-92.
7. 柳若梅.俄罗斯汉学家出版的早期汉语词典.辞书研究，2013（1）：60-67.
8. 阎国栋.俄国汉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9. 张金忠.俄汉词典编纂论纲.黑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10. 鄭晓梅. 19世纪俄国词典编纂研究.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11. M.B.萨夫罗诺夫.华俄词典编纂史. 谢载福译.辞书研究，1988（4）：102-108.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 天津 300071）
（责任编辑 刘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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