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青瓷玩“仿宋”
刘明杉
高丽青瓷于20世纪初发现于朝鲜半岛开城及江华岛附近，在古代东亚窑业中，它是中国周边国家生产时间最早、烧造质量最优的青瓷，在世界窑业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高丽青瓷及其窑址的早期调查者主要是日本人。1914年，末松熊彦等人在全罗南道康津郡发现了高丽青瓷窑址，此地是接受中国窑业技术最早和最重要的窑址。在结束日本殖民统治后，韩国和朝鲜学者又在临黄海诸道发现窑址近20处。仅就康津郡而言，日据时期朝鲜总督府博物馆在康津调查确认了100处窑址，半岛光复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追加确认了53处，1991年海刚陶瓷美术馆又增加了35处，可见其全盛时期的烧造规模之大。
中国南北朝时期（420年至589年），朝鲜半岛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百济与南朝往来密切，这使得越窑青瓷等产品通过明州港输入朝鲜半岛。
此后，新罗联合唐朝统一朝鲜半岛。9世纪初，新罗因王位争夺政权动荡，很多新罗人为避时乱迁居唐朝。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新罗人张保皋（原名弓福）与好友郑年结伴来华，在徐州投军，屡建战功，元和十三年（818年）擢升至武宁军小将。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张保皋返回故乡青海镇（今韩国全罗南道菀岛），被任命为青海镇大使。他利用故乡有利的地理条件，以此为据点发展海上贸易，成为东北亚海上贸易霸主。为满足朝鲜半岛对中国青瓷的需求，并以青海镇为中转站，实现将青瓷出口到日本谋利的目的，张保皋从中国越窑引进制瓷技术，仿照越窑的龙窑形制，在家乡建窑场烧造青瓷。因产品带有明显仿烧越窑青瓷的特征，故韩国陶瓷学界将其称为“唐式青瓷”，这是朝鲜半岛烧造青瓷的起点。
图1 浙江慈溪上林湖晚唐低岭头窑址发现的刻有“官”“官样”铭的青瓷碗底标本。
新罗王朝末期景明王二年（918年），后高句丽弓裔王部将王建起兵，建高丽王朝，定都开城。9世纪末至10世纪上半叶，高丽青瓷处于成长期，此时的产品在造型、釉色、匣钵、窑具、装烧技术等方面皆仿中国越窑。高丽政府在窑业管理制度上也效仿中国，吴越灭国后，北宋初年朝廷在越窑置官监理窑务，南宋周密著《志雅堂杂钞》记载：“大宋兴国七年（982年）岁次壬午六月望日，殿前承旨监越州瓷窑务赵仁济，再修补吴越国王百纳雷威琴。”“殿前承旨监越州瓷窑务”一职隶属于当时为皇家内廷服务的机构“宣徽院”。高丽政府采用了北宋那种以生产商品瓷为主，同时承担官府订单的越窑、定窑、邢窑、耀州窑、钧窑、景德镇窑等窑场“有贡则进，无贡则止”的官方优选制度。如全罗道高兴郡立原面云垡里等窑场有粗、精两类产品同窑共烧的现象，可知此窑场与官方的关系同中国一样，即土贡关系。这在两国瓷器铭文上也有体现，如浙江慈溪上林湖晚唐低岭头窑址发现刻有“官”“官样”铭的青瓷碗底标本（图1）。另见浙江省博物馆藏北宋晚期定窑“尚药局”铭盖盒（图2），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12世纪高丽青瓷“尚药局”铭盖盒（图3）器型相同。高丽官府还对各种绝艺进行垄断，朝鲜半岛西南海岸的全罗道、京畿道等窑场，多由官府直接监理，成立“瓷器所”统一管理全国窑业。从这一点来看，由浙江等地传入朝鲜半岛的匣钵技术，长期被封锁在京幾道、全罗南道康津郡及附近全罗北道高敞郡等地，其他地区仅有零星分布，这造成高丽官窑与民窯产品在质量上存在很大差距。
图2 北宋 定窑“尚药局”铭盖盒高7厘米 口径7.3厘米底径5厘米浙江省博物馆藏
朝鲜半岛西南一带海岸线长、平原多、物产丰富，与中国之间海上交通便利，具有积累财富和接受先进文化的自然条件。尤其是全罗南道康津郡，因具有适宜制瓷的瓷土原料、木材燃料和水源，又临近海岸，有将瓷器运到庆州、开城等地的水运条件，遂成为中心窑场，主要烧造碗、盘等生活用瓷。如10世纪康津郡窑场生产的青瓷碗（图4），胎质粗松、釉色黄绿，斜腹、玉璧底，属于高丽青瓷创烧期的标准器，与越窑同时期同器型产品的特征相似。对比韩国康津大口面龙云里高丽青瓷窑址和浙江慈溪市桥头镇荷花芯晚唐越窑青瓷窑址，可以看出高丽青瓷的窑炉形制与中国越窑皆为依山而建的龙窑，都是泥点叠烧、M形匣钵装烧、支钉垫烧等多种装烧方式并存。
10世纪下半叶至12世纪，高丽青瓷技术日臻成熟。此时的中国处于唐末、五代、北宋时期。高丽窑工借鉴吸收中国各地主要窑口的技术，在装饰技法上不仅吸纳越窑刻、划工艺，还将唐末长沙窑彩绘、铁彩画、题诗，五代至北宋耀州窑模印、刻划、贴塑等技法融入进来。所烧产品胎质坚密，胎土多呈灰色或灰黄色，瓷化度不高，分量适中;釉面呈半透明状翡色，几乎无开片。晚期多数器物胎质粗松，分量稍轻;釉面肥润，多布满不规则的致密小开片，有云母状光泽;釉色以粉青和翡色为主调，极少数精品呈青翠色，多数为淡天青色，粗品釉色青中泛灰。
图4 10世纪 高丽青瓷碗 康津郡窑场烧造高6厘米 口径14厘米 底径4.7厘米
五代至北宋早期，进入高丽的越窑青瓷和定窑白瓷等产品专供王室使用，故数量虽不多，品质却精好。北宋中期以后，朝廷为抗衡辽国而极力笼络高丽。高丽使称“国信使”，在北宋受到高规格接待，所到之处当地知州或通判出城迎送。还在明州至汴京途中修建亭馆，高丽国信使沿途费用由当地官府负责，神宗熙宁年间又设同文馆接待。北宋末年，高丽贡赐事宜一度由总理全国军务的枢密院管辖，宋朝大量丝绸、瓷器等通过贡赐贸易进入高丽。该国不仅有来自宋廷赏赐的定窑、汝窑、官窑等，也有通过民间外贸渠道交换来的磁州窑、当阳峪窑等中国北方民窑瓷器。北宋中晚期越窑衰落，北方青瓷耀州窑兴起，进入高丽的越窑青瓷减少，耀州窑青瓷增加。耀州窑青瓷、定窑白瓷、磁州窑黑白花瓷器、景德镇窑青白瓷、当阳峪窑绞胎瓷等众多宋瓷品种进入高丽后，为其窑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技术支持。
高丽仁宗时期（1123年至1146年），青瓷烧造水平达到窑业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仁宗元年即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该年北宋国信所提辖官徐兢随给事中路允迪出使高丽。徐兢原籍安徽和县，早年迁居江苏吴县。他18岁入太学，宣和初年任国信所提辖。国信所全称管勾往来国信所，专掌接待辽金使臣和遣使辽金之事，朝鲜半岛事务也归此机构负责。该使团在高丽国都开城逗留了一个月，归国后，徐兢将所见所闻写成《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此书由图、经两部分组成，对高丽山川地理、风土习俗、典章制度、物产资源等做了详尽记录，计300余条，是了解高丽中期社会生活状况的重要史料，可惜图绘部分在“靖康之变”中佚失。书中记述了高丽青瓷釉色、器型、品种等方面的情况，并将高丽“翡色”青瓷与唐宋越窑秘色瓷和北宋汝窑瓷相提并论。目前尚未发现与徐兢所述完全吻合的器型，但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现藏两件香炉，分别具备部分特征。一件是高丽仁宗时期青瓷狻猊纽盖香炉（图5），“狻猊出香”“上为蹲兽”，下承炉身，底设三兽足。另一同时期青瓷七宝透雕香炉（图6），上部出香处为透雕花球，“下有仰莲以承之”，仰莲式炉身下是一承盘，底设三兔足。
“秘色”一詞最早见于晚唐人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如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五代吴越钱氏政权控制了越窑窑场后专烧供奉瓷，因庶民不得使用，产品又秘不示人，且釉药配方和制作工艺皆保密，故名。
2000年，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村窑址出土一汝窑香炉残件（图7），通体施纯正天青釉，仅着地处有一周露胎。上作子口，腹部模印三层莲瓣纹，束腰凸出三个乳钉纽，底座呈荷叶状向上翻卷。北宋政和、宣和年间，汝窑窑场被宫廷垄断，而此时期高丽青瓷也有相同器型（图8）。高丽王朝能在宣和五年之前就仿烧出造型和质量都类似汝窑的瓷器，说明北宋汝窑这种高端烧造技术也传入高丽，这使该国青瓷的质量得以比肩宋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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