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新说文解字”法在对外汉语的汉字教学中的应用
黄春美
摘 要：
新说文解字的字理阐释方式通俗易懂、富于趣味性，适合重理解、轻机械记忆的留学生，并且短期效果比较显著，在汉字教学上具有传统文字学字理阐释不具备的作用。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从汉字本身及教学特点阐述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用“新说文解字”法的可行性，并提出“新说文解字”法在应用时应遵循的教学原则，深入研究对外汉语的汉字教学。
关键词：
新说文解字 对外汉语 汉字教学
一、引言
汉字是汉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汉字学习一直是重点和难点，对于非汉字文化圈的留学生来说，更是如此。汉字之难原因二：其一，汉字本身是平面结构，与世界上许多线性字母文字存在较大区别。戴星星在其硕士论文中根据学习者需要掌握的汉字技能，通过分析对比研究大量文献资料将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中的难点划分为四点大类：难读、难识、难写、难记[1]（1）。其二，对外汉语教学对汉字教学不重视。在汉语国际推广中，汉字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强调口语交际能力和书面阅读能力的培养。即使有汉字教学大多只要求会认会读即可，对于书写方面没有硬性要求。针对留学生学习汉字存在的诸多问题，通过汉字可溯的来源和科学的理据分析使字理识字应运而生。但因汉字本身的特性，并非每个汉字都有充分的理据性，在这种情况下，学习者、教师等发挥主观性，通过联想等方法用通俗的方式解释汉字，并用于汉字教学和学习，是为“新说文解字”法。香港学者安子介的“劈文切字法”就是早期的“新说文解字法”[2]（23）。这种方法虽为正统的汉字科学研究所不认同，认为其“难登大雅之堂”，但在用于实际的汉字教学尤其是外国汉语学习者面对汉字学习这个大关卡时，颇有成效。张德鑫（1999）认为，只要不是旁门左道的，不有悖汉字特点及构成的常理，不偏离中国文化背景，不产生曲解误导，有助于化解难点，促进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的，皆可借鉴应用之，关键是能否把握住恰当的尺度。可见，可以在汉字教学中引入汉字文化教学，但是恰到好处最关键[3]（5）。本文试图从理论与实践出发，多角度论证“新说文解字法”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中的应用。
二、概念定义及历史源流
“新说文解字”的提法是相对于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的“旧”而言的，即寻求汉字字体与字义的关系。在识字教学中，许多学者主张利用汉字形义的可解释性进行教学，即所谓的字理教学法。
对于如何向学生解释现代汉字的字理，传统文字学家主张客观真实地分析每个汉字的造字理据，不可任意编造字理误导学生[4]（5）。所谓的“新说文解字法”与传统文字学的字理教学法不同，属流俗文字学。殷焕先针对汉字识字教学现状最早提出“新说文解字”，他在《汉字三论》中提出为了教学可以不讲求汉字的传统构字理据，可以“穷想办法”编字理来教学生[5]（23-25）。近几年“新说文解字”在一定范围内被采用，李香平对其进行了详细评述。他认为，“新说文解字”在分析汉字的构形与意义的关系时，放弃传统文字学的溯源分析，根据个人的理解对现代汉字形义关系进行主观阐释，这种“新说文解字”的提出只针对汉字教学，不同于传统说文解字的字理阐释方式[2]（2）。
文字的通俗字释起源颇早，周代的“止戈为武”、北魏阳承庆《字统》和宋王安石《字说》的两部通俗字释的专著都可以看做“新说文解字”的滥觞。当代香港地区学者安子介绍的《解开汉字之谜》可以看做“新说文解字”的集中体现，不可否认其中一些汉字解释有牵强附会之嫌，但在学生把握字体与字义的联系方面有正面作用。
三、“新说文解字法”应用于教学的可能性
1.汉字本身及发展的特点。
“原初汉字是以它所记录的词义作为构形理据的，形义统一是它的主要制符原则”[6]（1）。在创造和使用汉字的实践中，汉民族已经习惯汉字的可解释性，形成了牢固的以形辨义的识字心理。汉字是表意文字，每个结构都有构形理据。汉民族在思维认知上都认为汉字是可以解释的，“以形释义”是汉字的一大特点。除却一些使用频度较高且在数千年的字体演变中变化较小的可以直接从字形看出字义的“日”“月”“山”等象形字外，汉字存在大量的会意字和指事字，都可以在字形上找到科学的构字理据，即使是一些形声字，在“义符”上面大致可以窥探到一些字义，例如汉字系统本身有一些极“坦荡”的会意字，从字形就可以轻易判断出字义，且分毫不差，如“歪”是“不正”的意思，“孬”是“不好”“甭”是“不用”的意思等。
经过几千年的演变，汉字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及新中国成立后汉字简化方针的实施，有些科学字源已与现代字形脱节。汉字的字形原先较强的表意性减弱，一些记号符号出现，例如罗卫东以《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教学大纲》“生字表”中795个一级汉字为考察对象，约有100个记号字，它们的形体和意义没有联系[7]（2）。再加上汉字的简化，要在字形上找到每个字科学的原始造字理据并教授给学习者绝非易事。
总结为一句话，汉字是可以从字形上释义的，并非每个字都可以追溯科学的字源并应用于对外汉语的汉字教学中。在這种情况下，通过“新说文解字”法，给予那些无法从字形上轻易看出字义的汉字字形新的解释并与字义相联系，对于学习者把握汉字字形与字义的联系及汉字的学习和记忆是有很大帮助的。
2.学习者的角度。
（1）学习目的
对于大多数以初级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来说，学习汉语目的具有单一性，主要是认识汉字，获得听、说、读、写能力。换句话讲，学习者并不关心他们获得知识的方式是否科学正统，关注的是能否掌握语言知识、能否认识汉字、能否流利地讲汉语。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讲的正是这个道理。只要证明教学方法能够在切实意义上促进学生语言能力水平的增强，就是一种好方法，应该得到认同，乃至推广。“新说文解字”法出现的初衷是当在汉字教学中遇到不好教、字体与字义找不到直观联系的汉字时，教师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联想，给予字体和字义一种人为设定的直观联系，以加深学习者对该汉字的印象，使其掌握并熟记该汉字。
翟大成的调查表明：在所调查的外国留学生中，约有55%的学生在俗解字源和字典解释中选择前者[8]（1）。“新说文解字”法在教学中产生，服务于教学。将“新说文解字”法引入对外汉语汉字教学课堂与学习者学习语言的最终目标是契合的，有助于学习者的汉字学习。
（2）学习者母语背景
世界上的文字分为两种，即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前者文字由字母构成，后者以汉字作为典型代表。留学生多来自表音文字的国家，对于由笔画构成的方块汉字的特点没有太多概念。汉字的构成是一个系统，由笔画、部件、整字组成。汉字笔画多，有严格的笔顺要求和结构复杂部件组成方式。对于非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尤其对于母语是拼音文字的学习者来说，汉字是非线性文字，是平面结构，对他们来说汉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画出来的。有鉴于此，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中更应该注重减轻汉字学习压力，用通俗、生动有趣的方式教学。“新说文解字”法对于汉字的阐释基于学习者的认知水平，用学习者最能接受和掌握的方式进行汉字的展示和教学，适当地对汉字作出新的字形解释。这种方法通过对字形的讲解展示字义，通过新建立起的字形和字义的联系，在实现汉字教学目标上是切实可行的。
四、应用原则及局限性
在上文论述中，我们从汉字本身及发展的特点出发，考虑学习者的母语背景和学习目的，从理论角度论证将“新说文解字”法引入对外汉语汉字教学课堂的可行性。但是，这种教学方法的使用必须是适度的，必须遵循一定的教学原则。
1.只能是一种辅助教学方式，不能作为主要汉字教学方式。
从定位来看，由于“新说文解字”法在分析汉字时不符合构形规律，没有系统性，决定了它在识字教学中只能是一种辅助教学技巧，不可能成为主流的教学方法。“我们不能期望运用‘新说文解字的字理解析解决识字教学中的所有问题”[9]（4）。在这种教学方法指导下编成的汉字学习辅助自学书籍《趣味汉字》的序言中，编者把该书定位为“一本学习汉语汉字的辅助读物”[10]（1）。汉字必须是成系统地、循序渐进地、科学地教学。“新说文解字”法虽然能够解决一定的汉字字形与字义联系的问题，但毕竟不是汉字教学的主流。况且，并非在所有教学大纲里汉字都可以找到或编造出合理的字形解释，部分过于牵强附会的字形解释反而会给学习者理解汉字造成记忆负担，因而这种方法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教学方式。
2.适用于初级阶段基础汉字教学。
规范的汉字课主张按照汉字构形规律教学，即在汉字的字形、字义及汉字的造字理据等方面都要有科学的解释，在汉字识字法的研究上，诸多汉字教学法已形成各自独立且相对完善系统规范的体系，戴汝潜（1994）搜集整理了有一定影响的20多种汉字教学法，将它们分为三大类：汉字特征类、心理特征类、技术特征类。汉字特征类包括“形识法、音识法、义识法、形义法、音义法、形音义法”六小类;心理特征类包括“速记法、情趣法”两类;技术特征类包括“普通技术、现代技术”两类[11]（2-3）。傅晓莉集中收集了包括汉字图表教学法（王学作）、析字教学法（王学作）、字素拼合法（李文治等）、集中识字教学法（张凤麟）、理据识字法（石传良、罗音）、字感教学法（黄金城）及利用“字族理论”进行汉字教学（陈曦）等方法[12]（2）。这些的提出与构建都遵循汉字的规律和理据性，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习者识字和写字。汉字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采用多样化教学法的前提是学习者必须具备基本的汉字知识，例如对基础字和偏旁部首的了解与掌握。“这些基础字多数构字能力强但形体已经记号化，要对它们进行传统文字学的字理解释是行不通的”[9]（3）。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初级阶段学习者迫切在较短时间内掌握基础阶段的汉字进入更深层次的学习，“新说文解字”法通俗易懂、解释有趣，能减轻初学者学习的心理负担、加深他们对汉字的理解与记忆，自然能有效提高学习效率。与此同时可以在学习者头脑中灌输“汉字是可以解释”的理念，对之后汉字乃至汉语学习都是有帮助的。但是这种教学法毕竟不是科学的，甚至在某些字的解释上难免牵强附会。比如安子介在《汉字之谜》中对“峨”的解释为“比我还高的山”就极为勉强了，不利于学习者进行长期科学系统的汉字学习。此外，汉字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如果不科学地解释使其充分展示，对于学习者来说岂非一种遗憾？
3.使用上必须有科学的规范和引导。
从“新说文解字”法的定义“即依据个人理解对汉字形义关系重新作出通俗的诠释”可以看出，这种方法有较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有时候几乎是个人的意志决定究竟应如何阐释字体与字义的联系，这种情况如果逐渐成为一线对外汉语教师汉字教学的主流思想，将不利于汉字教学系统的形成。在翟大成的调查中发现，学生对个别汉字的俗解“不明所以”，不同教材对同一汉字说解歧出，诠释者的主观性、随意性不利于科学、客观地进行汉字教学。当留学生认为教材中的诠释不易掌握时，他们会有自己的“新说文解字”[8]（1）。
针对上面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很有必要进行科学的管理。张德鑫（1999）认为：如果太随意俗解就麻烦了，需要有个科学、合理、适当的限度和规范[3]（1）。首先，应从科学层面对“新说文解字”法解释下各种汉字参差不齐的解释方式进行科学的评价与筛选，由专业的学者和研究人员选取一批相对合理的解释。其次，应深入研究和探讨，根据汉字大纲挑选汉字进行有效的字形分析和释义。最后，针对已经经过筛选和解释的汉字建立一个教学资源数据库，方便一线教师及学者进行实地教学和研究。
五、结语
条条大路通罗马，教学方法的使用更是如此。汉字教学之难决定了必须探索出更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新说文解字”法的提法虽新，但渊源颇深，在古代文字教学与学习中早有应用。现代汉字教学有更好的硬件设施、更全面的教学资源及更多样化的教学人才。发挥教师和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在针对外国人的汉字教学中，采取“新说文解字”法对汉字进行更契合时代、更易于理解的假设对于教学和学习无疑能起到正面的作用。但这种方法对汉字字形和字义的解释毕竟不是科学的，与汉字的构型规律甚至原始造字理据有冲突，因而不能过分依赖这种方法。同时，该教学方法的使用必须遵循特定的教学原则，必须在科学的引导之下使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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