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地”意识的现实主义
摘 要：贾平凹被认为具有农民与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这一方面促使他关注乡土、现实和自然，以非功利的形式展开对乡土记忆的朴拙书写;另一方面又指引他上升到“形而上”的精神层面，从“地母情结”出发，对个体的精神现实进行深入地挖掘和摹写，并将这种“土地情结”渗透到自然物中，通过自然隐喻的方式以强大的情感张力完成对现实鞭辟入里的批判。基于《带灯》的创作，将这种表现方法称为缘“地”意识的现实主义。
关键词：现实主义;精神写实;地母情结;自然隐喻
现实主义并非一个僵死的文学流派，中国的作家们也从未停止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关注、实践和思考。当代作家贾平凹在现实主义的摸索方面用力颇深，陈思和曾将他的创作特点归纳为“一种模拟社会、模拟自然、模拟生活本来面目”的“法自然的现实主义”[1]。从他早期的长篇作品《浮躁》《商州》，到颇具争议的《废都》《白夜》，再到新世纪以来的《秦腔》《高兴》《古炉》《带灯》等长篇作品，其共同点都是将关注的焦点移至当下，而在具体的关注视点上，则经历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再回归农村的转型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贾平凹以农民与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在其作品中的展露方式有所不同。在《古炉》以前的乡土小说中，作家倾向于将农民立场后置于知识分子立场，主要从风情、风俗的角度参与其乡村想象的构建，从而使乡土抒情别具一种野性、奇幻的风致。作家原初的农民意识指引他以非功利的形式展开对乡土记忆的朴拙书写。而在《带灯》中，这一现象出现了转折，他原本作品中魔幻、变形、夸张的表现形式几乎消失殆尽，转而进行的是大篇幅的近距离写实。有论者指出：“《带灯》在贾平凹乡土小说创作中的意义在于，贾平凹第一次将农民立场前置于知识分子立场。”[2]可以说，《带灯》是其长篇小说里最贴近现实的一部。无论是对土地上所发生着的事件进行的深情描绘，还是根植内心的“土地情结”引发出的精神探寻，抑或是对自然界中细微事物的普遍关注和思想延伸，无一不印证了贾平凹对记忆中的乡土所秉持的执着与热爱，以及眼见乡土逐渐没落的悲怆之情。这份由土地所引发出的创作灵感与动机以及作家“贴地行走”般的创作特征，笔者在此将这种创作方法称为缘“地”意识的现实主义。
一、乡土记忆的现实书写
前文提到，在《带灯》中，贾平凹第一次将农民立场前置于知识分子立场，农民立场的前置随即引发的是作家透过自我关于乡土的记忆来真实地描绘现代农村的现实生活图景。同时，后置于农民立场的知识分子立场又在其中做出补充，怀揣“问题意识”关注当下农村的现实问题，全方位地展开对现代农村的现实书写，使这部作品在把握真实性的同时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批判性。
乡土记忆的展开主要是围绕土地来进行的，这种特别关注又集中表现在作家所选取的乡土叙事空间上。研究以往文学史可以发现，十七年文学中的各种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常将乡土叙事的焦点置于村庄，以村庄为叙事单位展开叙述，人物形象多为各色农民形象以及村干部形象。而贾平凹的《带灯》则将自己的叙述空间扩大到乡镇的范围，将以“镇街”串联起来的一个个村庄作为叙事展开的艺术空间，突破了以往狭隘的、地域化的乡土文学书写，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新乡镇中国”的现实生活图景。
将乡镇作为乡土叙事展开的空间，贾平凹并非首创。自乡镇概念出現以来，刘澍德的《拔旗》、古华的《芙蓉镇》以及张育新的《信访办主任》等作品都曾触及乡镇书写，展现了乡镇作为国家机关中最基层的一级行政单位，平时与村庄农民交往最密切、矛盾冲突最尖锐、问题也最为繁复的真实一面。但这些作品普遍存在着矛盾分析不够深入、乡镇干部的人物形象不够丰满立体、对乡镇生态体系只是做了浮光掠影式的呈现等问题，“问题意识”匮乏。吴福辉曾说：“不管是什么时代，文人的‘问题意识都是无价之宝。这不仅能刺激他们的紧张思索，激发他们对素材提炼升华的热情，而且表现出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和良心。”[3]《带灯》携“问题意识”关注当下乡镇政治的生态，在现实批判性和人物复杂性方面都有所开拓。
《带灯》中，作者以作为乡镇综治办主任的女主人公——带灯的视角来展开对乡镇上访问题、防洪抗旱问题、土地开发利用问题、恶性械斗问题等多重问题的描写，目的在于展现现代化背景下，体制改革滞后所导致的乡镇政府内部矛盾的激化，以及岌岌可危的现状。正如文中所述：“镇政府的工作又像赶一辆马拉车，已经破旧，车箱却大，什么都往里装，摇摇晃晃，咯咯吱吱，似乎就走不动了，但到底还在往前走。”[4]15上访的人与镇政府干部都陷入了荒谬的“错位”状态，真正遭受不公对待的人申诉无门，而无耻之徒却借上访的空子实行经济讹诈。可悲的是，镇政府还以权止访，采取单一且非理性的解决方式使得干群矛盾越发突出。在处理天灾问题及发展问题上拆东墙补西墙，汇报时欺上瞒下，让镇民心生失望。而在对待乡村恶势力的态度上，他们却姑息养奸，酿成非理性的暴力冲突。作者以写实的态度为我们展现的是一幅整体性恶化的乡镇生活图景，批判之意跃然纸上。
二、人物“寻根”的精神写实
在展露“形而下”的乡镇现实问题方面可见贾平凹的功力，而在“形而上”的精神写实领域他也有所开拓，多次在作品中描摹了现代人在现代文明中无根和追寻的精神状态。例如《废都》中，庄之蝶为世事所纠缠，身不由己又深深厌倦，企图借性高潮找回生命的冲动和激情以及丧失了的自我，反而陷入更深的迷茫和绝望;《白夜》中的夜郎在人世寻求公正、寻求自我发展以安妥自己漂泊的灵魂，但他的追求和反抗也最终归于失败。无根的飘浮之感指引人物一次次迈上精神的“寻根”之旅，《带灯》中的带灯亦是如此。
在关注女主人公带灯于工作中遇到的各种现实问题的同时，作家还将艺术的触角延伸至其精神领域，关怀其在闭塞环境中的心理建设和精神状况的转变。作为外来者形象，带灯身上被作者赋予了多种另类于环境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表现在多个层面：带灯在樱镇里几乎毫无牵挂，丈夫与婆婆的形象之于她来说只是一种责任的指向而无过多情感牵挂;在乡镇这个小环境中，带灯的外表尤其出众，她对此从不遮遮掩掩，热心于打扮自己，极力注意个人卫生，不因周围环境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生活作风;带灯喜爱读书和吹埙，在生活方式上颇有小资情调和文人趣味。种种迹象皆表明，她与乡镇居民充满“泥土味”的风气是格格不入的。异乡人“无根”的漂浮意识致使带灯渴望在生活中找到自己与脚下泥土大地的细微联系，试图找寻自我心灵的归宿，建立属于自己的理想之乡。
带灯的身上隐含着作家自我的表露，深入骨髓的农民意识促使贾平凹以土地为切入点，尝试拉近带灯与樱镇之间的距离。带灯谙熟地之所产，并钟情于食用各种稀奇的时令瓜果，有意关注土地中产出的各种中药材，并将自己所学的药理知识传授给其他妇女。透过带灯对于土地的热忱表象，进而体会到她作为一个“无根”的外来者急切渴望扎根的美好愿景。“环境的逼仄才使得她的想象无涯”[4]358，带灯对于土地的依恋经思维的研磨最终内化为对精神家园的探索与追寻，“寻根意识”由此生发。在作品中，带灯将自己的精神之“根”寄托在书中始终缺席的元天亮身上，在带灯看来，元天亮既是其政治道路上仰望的对象，又是其精神困顿时的精神支撑，他的书籍也是带灯无聊时的精神食粮。显然，元天亮成为了带灯精神寄托的代名词。在她一方面很难融入乡间生活，另一方面又不愿离开的矛盾现状里，与元天亮所建立起的精神联系成为带灯维持其内心平衡的重要力量。发送的短信皆是带灯向元天亮发出的单向性的生命情思诉说，是带灯与外部世界进行精神联系和情感倾诉的虚幻对象和符号。它既传递出了带灯内心情感的荒芜、悲伤、无尽的温情与爱，又呈现着一种不受世俗所约束的蓬勃泼辣的野性精神之美。
然而，乡镇政府在土地开发过程中对文物和遗址的肆意占用和破坏以及乡镇中庙宇的败落与消失，成为基于土地所建立起的文化与信仰崩塌的表征，带灯对于自我“根”的追寻也随着她成为政治失误的替罪羊后而走向了没落和悲剧的结局。作家透过精神写实的意象性现实主义表象，透露出的是对当下现实的隐隐担忧。
三、“地母情结”的精神泛化：自然隐喻
贾平凹有着浓厚的“地母情结”，这是他在小说中反复张扬的主题之一。在他看来，土地就是农民的生命，是农民的生存支柱。他在作品中塑造了众多如才才、山山、仁厚村人等以土地为生的忠厚农民。尽管有像金狗般因向往都市生活而远离故土的个体存在，但其结局仍旧是重回乡土，因为土地情结是斩不断的“根”之所在。“作为商州文化传承者与人文精神开拓者，贾平凹在很大程度上因袭了对土地的深沉感情。”[5]这种深沉的情感主要通过人物形象和人物心理的刻画表现出来，而仅此种表达又远远不能满足作家的精神需要。满溢的情感因阻滞而渴望找到宣泄口，精神的泛化致使作家将关注点移向与土地密切相关的各种自然物上，从而产生了众多借自然物来隐喻的表象，这也是贾平凹缘“地”意识的现实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带灯名字的由来便颇具象征意味。带灯原名萤，即萤火虫，后见萤火虫的光亮似夜行自带了一盏小灯遂易名带灯，取黑暗中自明之意。这个名字也暗示了带灯的命运，自我拼命地燃烧和照亮，却注定因微弱无力而归于幽暗。在混沌的现实社会中，带灯以其微弱的真善美的力量对抗着世事的不公，她采取非功利的态度去面对周围世界，希冀达到“以心换心”的理想境界，但她最终患上了“夜游症”，并无意识地徘徊于漫长的黑夜中，宣告了她理想主义生活方式的破产。异曲同工，常伴在带灯身畔的白毛狗的遭遇也象征了带灯的命运。带灯初来时常给杂毛狗洗澡使其变成了白毛狗，白毛狗屡次受伤但都顽强恢复过来。但当带灯精神出现问题后，白毛狗也“再不白，长毛下生出了一层灰绒”[4]343。作者既是在写狗，也是在写人。带灯在艰难中疲于奔命，却最终被种种现实问题卷入荒诞的泥潭无法自拔。
“虱子”意象的喻指则更为深刻。虱子这种古老的生物，经年累月地潜伏于人类身上而从未真正灭绝过。最初全镇人身上都有虱子，唯独带灯和竹子没有，但经过一场非理性的暴力冲突和非公正的政治处罚后，带灯身上长虱子则喻指带灯的沉沦。沉积在民族潜意识中的恶因就像皮虱一样具有强力的寄生性和潜伏性，而无法被彻底根除。带灯与虱子的对抗过程其实质也是她与丑恶势力相抗争的一个缩影。带灯最终的沉沦也喻指个人化的反抗往往无疾而终，还随时面临着被同化的结果。
《带灯》中的“埙声”是其自然隐喻中的另类模式。“埙是古乐器……善吹一种浑厚的、幽怨的调子，发出的土声穿透力特强。”[6]贾平凹在小说中引入埙声，正如带灯所言，就是因为埙是土声，“这世上只有土地发出的声音能穿透墙，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带灯》中时隐时现的埙声，成了整部作品贯穿始终的音乐背景，既是带灯逃离现实的呐喊，又是她心灵的回声。带灯对埙爱不释手，可其他人认为这埙声太过悲凉，听了让人伤感。而事实上，自从埙元素加入以后，小说的基调的确愈发悲凉，埙声缭绕，带灯那萤火虫一般的光亮也越来越暗淡。带灯患病后埙也随之不见。埙声仿佛一开始就已经为带燈奏响了挽歌。埙声的消逝，既是带灯的生命活力的渐渐流逝，也是带灯心目中理想家园的消失。
四、结语
现实主义的重中之重在于它的现实批判性。尽管贾平凹宣称自己“不是一个具有浓厚社会批判意识的作家”[7]，但他始终对当今中国社会生活进行着长久的关注并做出了耐心表达，“他执著地选择当下社会变革给人们生存和精神带来的巨大震荡”[8]。《带灯》继承了贾平凹以往小说的悲剧主题，作品中代表真善美的乡镇女干部带灯，在经历暴力与政治风波后患上了夜游症，丧失了以往的精气神而被周围的环境所同化归于沉沦。贾平凹并不是以冷眼旁观的态度介入对现实的批判，他满怀着伤悲书写着人心的沦落，背负着沉重的负荷来看取当下人的生活。悲剧性的结局即是作者对于当下现实最戏剧化的讽刺，作者意在以盛世危言的形式敲响对现实的警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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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福辉.赵树理的文学影响力何在[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4）：1-7.
[4]贾平凹.带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5]王岩.贾平凹乡土题材小说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0.
[6]胡良桂.中国乡镇的隐喻与暗示——论贾平凹长篇小说《带灯》[J].创作与评论，2016（8）：30-38.
[7]杨光祖.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四个阶段及其文化心态论[J].社科纵横，2003（5）：50-51+75.
[8]孟繁华.面对今日中国的关怀与忧患——评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土门》[J].当代作家评论，1997（1）：14.
作者简介：张楠，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编辑：刘贵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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