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抵牾
陈颖
摘要：作为明季清初文坛的重要人物，吴伟业的诗文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从其诗文中更能反映出清初明代遗民普遍的心态和思想状态。通过将吴伟业的诗文和其人生经历进行“对读”，不难发现其诗文表达和情感抒发与其现实生活中的选择、行为存在抵牾。从这些矛盾和抵牾之处反观其诗歌文章，可以发现吴伟业通过强烈的自我批判、在感怀历史与叙事记述中消解其人生选择的自主性等表达手段，对自己的生平遭际和“贰臣”身份进行自我辩解。这种自我辩解同时也是在清初明代遗民之中已然泛化的表达方式。
关键词：吴伟业 清初士人 自我辩解
明清易代之际及清初士人的人生选择
明季清初改朝换代的社会动荡给个人精神世界带来震荡，生与死、仕与隐、情与理的选择难题构成了明季士人的伦理困境。面对此困境，当时士人做出的选择和取舍主要有三种，即“殉国死节”“归隐”以及“降附清朝”。与此同时，激烈决绝的“殉节”做法在极大程度上将继续存活于世的士人所面临的伦理困境推向极端。无论是顾炎武、黄宗羲等拒不接受清廷招揽、一心归隐，还是如吴伟业出仕清廷，并在清初仍积极地活动着，他们在殉国壮举的道德审视和压力之下，都面临着内心自我评价和外在评价的严峻形势。因此，清初的明代遗民，无论以何种形式存活于世，都有着自我辩解和自证的言行。
在道德困境之下，清初明代遗民还面临着外在的舆论困境。清初刘献廷所撰《广阳杂记》中有如下记载：
顺治间吴梅村被召，三吴士大夫皆虎丘会饯。忽有少年投一函，启之得绝句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举座为之默然。
相较于已然绝意仕进、归潜山林的遗民群体来说，选择降附仕清的“贰臣”处境更为艰难，道德困境和舆论困境结合起来，由内及外地构成他们困窘的精神和现实处境。此外，清初中央政府对待明遗民的态度也迅速变换，到康熙时，官方提倡爱国忠君，编写《贰臣传》加以批判，更使得选择降附的——无论主动还是被迫——士人境况艰辛。
但是，在士人群体中，生与死、仕与隐的迥异选择之间，还存在一个复杂的混合地带。清初士人和遗民的社会和精神生活空间是复杂与多层次的，做出仕、隐不同选择的士人之间还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交往。归隐人士对“贰臣”激烈的言行拒斥背后还有割舍不断的社会联系和情感羁绊。明亡后“绝意仕进”的陈瑚在吴伟业降附清朝后仍与之交往，并答应为其诗文集作序。这篇序言收录在陈瑚的《确庵文稿》，言辞委婉恳切，更是称赞吴伟业“先生之功，在儒林久矣”。这一现象更加显示出当时士人心态和价值取向以及现实中面临的复杂与纠结，这个模糊复杂的交往空间的存在使得“自我辩白”的方式得以成立。需要澄清的是，自我辩白的行为并不代表着遗民群体对于过去价值观的抛弃和割断，也不意味着他们走向了殉节烈士的绝对对立面。自我辩白的存在和出现，本身也是其精神和生活世界受到巨大冲击和震荡的表现。
吴梅村诗文中对自己“贰臣”身份的辩白
在吴梅村的诗文中，他对自己“贰臣”身份以及一生遭际有着多种表达形式的自我辩白，总结概述如下。
1.对崇祯皇帝的反复感恩和严厉的自我批判
吴梅村的《临终诗》是世人借以窥探其内心世界的关键诗作，这一组诗直接反映着他对崇祯皇帝恩泽的深切感怀和对自己的强烈批驳。
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
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
（《临终诗·其一》）
“忍死偷生”，即“忍耻偷生”。“偷生”“罪孽”等词，既体现着他对慨然赴死的同僚烈士的认同、推崇，亦直接体现着他对自我的批判和内心煎熬。然当我们将品读的目光转向其病革之时的词作《贺新郎·病中有感》和《与子暻疏》时，这种自我批判背后的自我辩解意味便显现出来。
万事催华发。论龚生、天年竟夭，高名难没。吾病难将医药治，耿耿胸中热血。待洒向、西风残月。剖却心肝今置地，问华佗解我肠千结。追往恨，倍凄咽。
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灸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诀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
（《贺新郎·病中有感》）
吾同事诸君多不免，而吾独优游晚节，人皆以为后福，而不知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今心力俱枯，一至于此，职是故也。
（《与子暻疏》）
比起《贺新郎》中的“脱屣妻孥非易事”，《与子暻疏》的自白意味更加明显。这些都是对他“罪孽难消”的自我批判的另一重情感注脚，进而构筑出他复杂煎熬的内心世界。他内心对忠君的政治伦理的认同和他实际的选择之间的抵牾，是他委屈和急切的自我辩白情绪的基础。
2.化“愧”为“悲”，在感怀历史与叙事记述中消解其人生选择的自主性
“世事如转毂”（《寿王鉴明五十》），是吴梅村诗文中其史观的直接体现与表达，亦是他将自身经历和读史感悟结合起来而发出的沉重喟叹。在此基础上去理解吴伟业诗歌的“繁复用事”，有限的言语中蕴含的无尽感悟与情感便更容易被体会。对来自史书、前人诗作、历代杂著的典故进行正用、反用、化用，是在将无限时空融入吴梅村个人的诗歌创作中去，将一人于一时一地的体验与遥远的过去和异地相连，揭示的便是“历史人事在不断轮回”的悲凉的情感色彩。正如《圆圆曲》，明写吴三桂与陈圆圆之事，中间却三次使用吴王夫差与西施的典故。当读者已为当时之事愁肠百转、思绪万千后，又发现如果纵观历史，这样的事情并非从古至今头一份，无尽的时间、无穷人类的经验为这首诗、这件事注入一种幻灭与悲慨。伤今亦是伤古，伤古更是伤今，怀古伤今的沉郁之感便更上一层。
诗歌创作的自觉意识、自我表达也使得诗文往往不仅仅是情感自然流露的结果，同样还可以是构建“自我”的手段。人们在书写中抒发自我，也在用书写来塑造和加工自我。在如转毂的世事和豪华之中，人的身不由己历来是被叹咏的话题。
然而结合其清初的交游活动，对比昆山归庄和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对历史的反思，吴伟业诗文中对历史的兴叹和悲慨却体现出他对自己人生遭际和明朝灭亡的反思始终停留在浅层的自我感受。
在其诗文中传达出来的反思批判和他的现实行为之间存在着诸多抵牾和矛盾。吴伟业曾在《悲歌赠吴季子》中感叹“受患只从读书始”，从受科场案连累的吴季子身上感叹自己同样因诗文名气备受连累，然而他一直活跃在文人结社活动中的行为，却与他自己的感叹反思并不一致。吴伟业在明末是结社活动的直接受益人，他于明末高中会魁以及后来复社成员得中会元，都有复社的社会关系和力量从中影响。正因此，在清初朝廷需要招徕士人以巩固民心和统治的时候，他才会成为重点招徕的对象。就其自身遭遇而言，结社为其带来的名气是使受到清廷关注和被“推选”成降附的代表的直接原因。就明朝的覆亡而言，当时的顾炎武等人都对结社在其中起到的负面作用进行了反思。然而在清初，吴伟业仍积极参与到结社活动中去，并始终是复社的骨干力量。
除此之外，早年吴伟业曾与朋友相约归隐，最后却也放弃，未能成行，仅是送友人离去。这种言行上的抵牾正是我们理解其诗文中隐藏的自辩情绪与表达的契机和切口。
从此出发，我们会发现吴伟业在对历史的兴叹和对时事的咏叹之中，不断地呈现出身世飘零和身不由己的感叹，他也在其文章剖白中不斷强调“孝亲”在其选择中的重要程度来为己辩白。无论是身外之名气，还是孝亲的道德伦理约束，吴伟业对这些理由的不断渲染实际上隐去了他自身的主动性在他做出人生选择时的主导地位。
从浓重的愧疚到借助自我辩白和诗文书写将他的命运写成备受裹挟逼迫的不自主的悲凉，由愧到悲，当自主选择的主动性被历史洪流的巨大震慑和回响吞声，自我也从这种“消解自我”的辩解中得以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