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域治理话语变迁的方式及其逻辑
刘洋
[摘 要]省域治理话语在中国治理话语体系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的提出，为观察省域治理话语变迁提供了契机。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省域治理话语呈现整体性变迁趋势，话语表述更新、嵌入强化、感情色彩变化、结构调整是其话语变迁类型。这种变迁受到权威-服从逻辑、自主性-语境逻辑、内容逻辑的多重塑造。省域治理话语变迁是言说、行动与认同的集合体，具有一致与差异并存的复合性。省域治理话语变迁是造成中国治理话语中存在“层级累积”现象的重要原因。对省域治理话语变迁进行研究有利于深化人们对于中国治理话语的认识，也有利于强化人们对中国治理模式“特色”的把握。
[关键词]省域治理话语;全面从严治党;省级党代会报告;话语分析;变迁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21）03-0042-10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视角
治理话语是治理主体在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中针对治理对象所发生的话语，在话语体裁上包括言说、辩论、访谈、文件，在话语形式上包括词汇、语句与篇章。治理话语既是治理实践的产物，同时积极塑造着治理实践。“可以确定的是，没有语言也就不能有政治行为”[1]（P206）。治理话语的变迁不仅仅是治理变迁的先声或者结果，也是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这些深层因素的外显。惟其如此，人们就不难理解习近平为什么在新时代治国理政中对“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讲好中国故事”等方面颇为重视。治理话语是观察治理实践、治理体系与治理结构变迁的重要视角。
通过治理话语分析国家治理，是学界所关注的经典研究视角。研究者试图通过对话语资料的规范或者质性分析，从“词章”把握“意理”，以政治实践和媒体报道等为语料，对政治与政策领域的相关重大问题展开分析与研究[2]（P3-5）。2010年以后，中外学者开始运用话语分析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并力求以此为基础对中国国家治理变迁的趋势、特点乃至深层规律变化予以揭示。这其中，党代会报告始终是学者的研究重点。通过对党代会报告的话语分析，有学者针对中国政治话语变迁的趋势及其经验展开研究[3]，有学者则更为关注话语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4]。当前研究对于治理话语的分析，
更多地聚焦于中央治理话语的研究，而对科层制内部治理话语的中层维度，即省域治理话语缺乏充分的重视与必要的研究。这就忽略了治理话语体系内部的层次性和复杂性。将省域治理话语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省作为一级治理单位，在中国治理体系中极为重要，“中国的省，或者说在中国仅次于中央层级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因其自身就应被视为值得重视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5]（P1），省域治理话语对其治理区域有着直接和深刻的影响。二是在中国治理语境中，省域治理话语具有中间性。
“国家的政治意图和政策都必须通过它传达到其管辖下的更低级政府，其运行模式直接反映了整个国家的政治运行方式”[6]。三是省域治理话语并不是对中央治理话语的机械照搬，而是具有某种选择和再创造的过程。对省域治理话语变迁的研究，有利于对中国治理话语体系形成更为立体和丰富的认识。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领导国家的战略布局之一，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门研究了全面从严治党并对其进行了专门部署。全面从严治党不仅对治党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具有鲜明的国家治理意义。“‘四个全面的内在逻辑表明，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战略举措，必须要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来部署……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要不断改善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领导经济发展、加强社会治理的能力，破解阻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种难题”[7]。与此相关，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国家治理话语发生了显著变迁，是治理话语变迁的时代背景。更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中央和省域的治理话语变迁高度相关，然而其变迁也具有自身特色。全面从严治党带来的治理话语变迁为省域治理话语研究提供了较为典型的素材，通过对其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省域治理话语的变迁规律与内在特点。
省级党代会报告与中央党代会报告在内容上类似，不仅仅是治党文件，同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保等诸多领域，故而本文将之视为省域内的治理话语载体。本文选择全面从严治党提出前各省党代会报告（2011年10月～2012年6月）与全面从严治党提出后各省党代会报告
（2016年10月～2017年06月），共计62份作为比较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通过对62份省级党代会报告的分析，试图回答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省域治理话语的变迁趋势、变迁类型及变迁逻辑，进而对作为治理话语现象的省域治理话语变迁进行理论上的总结与探讨。
二、省域治理话语变迁的趋势及类型
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形成了一系列新话语或者话语新变化，这些变化既是作为话语背景影响的结果，又是具体话语存在形式。对这些新话语和话语新变化中典型表现的分析有助于人们从总体上把握全面从严治党背景对省域治理话语总体变迁的影响。为了对省域治理话语整体变迁趋势进行考察，本文选取“全面从严治党”进行词频分析。对其词频与覆盖率（表示该词在党代会报告全文所占比重）的考察，大体上能够勾勒出省域治理话语变迁的总体趋势。
党的十三大以来，“从严治党”始终是各省党代会报告中的重点词之一。然而，中央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战略布局提出以后，“全面从严治党”在各省党代会报告中无论在词频还是覆盖率上，都要远远高于过去的“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提出前各省党代会报告中，“从严治党”总计出现32次，
平均覆盖率为0.02%。北京、广东、贵州、河北、吉林、江西、辽宁、宁夏等8地党代会报告并没有出现“从严治党”这个词。全面从严治党提出后各省党代会报告不仅实现了“全面从严治党”这一词在各省的全覆盖，而且总频次跃升为215次，增加了约5.7倍，平均覆盖率在上升为0.22%，增加了约10倍。其中，辽宁出现了13次，而全面從严治党提出前“从严治党”一词出现最多的上海和安徽也不过3次。“全面从严治党”词频与覆盖率在全面从严治党提出后的党代会报告中大幅度提升，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全面从严治党话语在省域治理话语中的地位与重要性大幅度提升，这也是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在省域治理话语变迁整体趋势中的最具标志性的直接体现。
对“全面从严治党”一词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刻画了省域治理话语变迁的总体趋势，然而，这种变迁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这实际上是一个更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回到”省级党代会报告文本内部，对其进行系统性的类型化分析。话语分析与纯粹的语言学研究差别之处就在于，话语分析更倾向于话语是一个前后相连、彼此呼应的整体系统，系统中的每个组成部分并非自足与独立。省域治理话语变迁实质上就是各自治理话语内部系统性变化的结果。从系统性出发，治理话语可以划分为话语表述、话语嵌入、话语情感、话语结构四个相互联系的方面，这些变化构成了治理话语的整体变迁。
（一）话语表述更新
“直到叙事形式涉及传递给读者的具体句子和词汇为止，文本中根本就没有故事”[8]（P80）。话语表述是叙事最终得以具体表达最重要的实现形式之一，话语表述变化是省域治理话语变迁的最为直接、最为基本和最为直观的实现方式。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中央治理国家的战略布局之一，其话语也包含一系列新词汇与新表述，话语对这些新词汇和新表述的吸收和运用是省域治理话语变迁最基础的方式。话语变迁的其他变迁方式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战略布局提出后，在各省党代会报告中，治理话语变迁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中新词汇、新提法的大量吸收与运用。如辽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和‘四个着力，为辽宁扎实推进振兴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青海“扎扎实实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了更为直观地呈现变化，本文对全面从严治党相关重要讲话和文件进行摘录，总结出包括“党内政治生活”“两学一做”等在内的若干与全面从严治党高度相关，且全面从严治党提出前各省党代会未曾出现的新词汇和新表述共计35个（见表1）。
（二）话语嵌入强化
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在以往党建色彩并不显著的领域，通过全面从严治党语句的嵌入，加强全面从严治党在该领域的影响，形成治理话语变化。一是通过嵌入提升全面从严治党话语对特定治理领域的总体性影响。如黑龙江在经济领域开篇提到，“在新形势下推动振兴发展，必须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向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聚焦发力”[9];
河北在环保工作结尾部分提到，“我们一定要强化使命担当，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做好工作”[10]。
二是通过嵌入强化全面从严治党话语对某一领域内特定治理内容的影响。如安徽在扶贫工作中嵌入“全面推进抓党建促脱贫攻坚，严格落实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扶贫开发工作责任制”[11];山东在教育工作方面嵌入“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12];浙江在改革开放领域嵌入“加强党对地方外事工作的领导，服务国家外交战略部署，重视维护涉外安全”[13]。三是通过话语嵌入体现治理创新。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是上海。上海在社会治理领域嵌入“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增强社区自治共治、共建共享能力”[14]，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治理思路、治理体制、治理机制方面的创新信号。
（三）话语情感变化
省域治理话语不仅传递着某些具体信息，同时在进行情感表达。就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省域治理话语变迁而言，它不仅包含着话语实质内容的变化，也应该包含着话语情感色彩的变化。观察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之后的各省党代会报告，发现在治理话语中不仅有大量“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态”这种中性表述加入其中，而且话语中的修饰性用语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修饰性用语可在情感极性和情感极性强度两个维度予以考察，前者是指话语情感是正面、负面还是中性，后者是语句的情感极性表现强烈程度。语句情感分析一般是由情感词提取和判定两步骤完成的。由于党代会报告政治立场的设定，本文话语中与全面从严治党相关的情感词在极性上都是正面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提取。
本文将全面从严治党提出后的31份党代会文本导入NVivo软件，设置字词长度为2进行词频查询，取词频最高的前1000个词，得到高频关键词词库。进而，文章对高频关键词逐一进行人工筛选，剔除其中的非情感词及与全面从严治党不相关的词。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极性和强度两个方面，对情感词进行分类，并分别提取在全面从严治党提出后词频明显上升的前五个词，并将其与全面从严治党提出前的词频进行对比。就情感词极性而言，“担当”“团结”“坚强”“忠诚”“廉洁”五个词排名靠前且变化较大。就情感词强度来说，“全面”“从严”“深入”“坚决”“增强”排名靠前且变化较大。
语句中情感词的极性和强度都发生了变化，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变化导致了语句情感的变化，最终导致治理话语情感变化。
（四）话语结构调整
话语叙事具有内部的起承转合结构，这是对其分析的重要视角。现代话语分析认为，话语通常會遵从一定的结构顺序，当顺序发生改变时，话语的意涵也会随之变化。
话语作为一个具有结构性的整体，其内部结构顺序承载着意图表达的功能。就省域治理话语变迁而言，结构变化是话语变迁的重要方式。
其一，篇章话语结构的整体变化凸显全面从严治党话语地位。通观各省党代会报告，就话语结构而言，大体呈现引言、过去五年经验回顾、未来五年发展目标与原则及各领域未来具体发展要求四大方面。全面从严治党在省域治理话语变迁方面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对其话语结构顺序的影响。河北、四川和黑龙江在传统的经验回顾和未来发展目标与原则之间专门增添了一节，阐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对未来发展的方向指引。这些省份通过将中央精神、总书记指示与各省具体工作相联系的方式实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国家治理要求与各省治理具体发展目标的结合。
这实际上是将全面从严治党与传统四大块内容并列，从而提高了全面从严治党话语地位。再如，宁夏的党代会报告从原来的十节调整为四节，经济、民生、生态文明、民主法治、社会治理、民族宗教、文化发展、改革开放等内容整合为“聚焦主要任务，奋力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一节。但以往与上述内容并列的治党部分，则依旧单独成节。这也是一定程度在结构上赋予全面从严治党重要地位，是用结构调整的方式凸显通篇话语中的全面从严话语权重，四川、江苏、重庆等地也采取了类似方式。
其二，话语结构局部发生变化。与直接调整党代会报告整体结构相比，另一种较为常见的变化是在报告整体结构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对报告局部结构进行调整。最主要的方式是通过在党代会四大内容版块内部增添全面从严治党条目或调整相关条目表达序位。如在经验总结和未来目标设定章节中增加党建条目或者调整党建表述位次。天津、吉林、安徽等地在经验总结章节中增加诸如“坚决维护中央权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全面从严治党条目，这在全面从严治党提出前各省党代会报告中并未出现。山东、海南则在经验总结或未来要求之中，将治党条目从之前的最终序位调整为首位。
三、省域治理话语变迁的深层逻辑
省域治理话语变迁内嵌于中国国家治理结构之中，并受到省域治理话语形成的环境与治理话语具体内容的多重逻辑影响。
（一）权威-服从逻辑
“话语的制造是同时受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15]（P3），话语是一种权力，也是权力的产物。党代会报告作为具有高度政治性的文件，其话语演变必然受到现实中权力运行的制约与影响。省委不仅是国家治理中地方治理的中心，
也是党在地方的领导机关。尽管这样的双重角色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具有重叠性，然而二者所遵从的权力逻辑并不完全一致。
其一，省域治理话语变迁内在于国家结构之中，是地方遵从中央权威的具体反映。虽然省委在省域治理中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地方治理的中心，但省委在地方治理的核心作用要放置于国家结构之中予以理解。就国家结构而言，我国是典型的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并非主权的共享者，中央对于地方拥有绝对权威，地方需要服从于中央。“国家的统一仰赖权力的统一。这是适用于单一制治理体制的基本预设”[16]（P36）。地方的权力来自中央授予，地方是中央权力的代理人，地方行使治理职权的前提便是遵从中央权威。“单一制国家都是集权型国家，即中央与地方是领导与被领导、支配与服从的关系”[17]，
宪法表述为“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前提是“遵循中央的统一领导”。这种统一领导对地方施政而言，不仅包含具体的人事、财政、法律等方面的制度约束，而且包括观念约束。“面对辽阔国土上多元的文化和民众，科层组织制度——可以说，任何组织制度形式——无法单独地有效实施权威体制的权力，实现其所承担的责任，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因此，权威体制的维系需要其他相应的治理机制来渗透和连接这一体制所覆盖的各个层次和不同角落，而认同和顺从中央权威的观念制度正是提供了这样一个机制”[18]。话语是观念的载体，是观念约束最为直接和具体的体现，中央对地方的观念约束往往是通过一系列话语创造、话语阐释、话语传播来完成的。省级党代会报告是所在地方的“施政纲领”，其内容具有鲜明的地方治理色彩，话语上向中央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看齐，正是观念上服从“中央统一领导”、遵从中央权威的制度性反映。
其二，省域治理话语变迁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逻辑的具体体现。省域治理话语变迁不仅要受到国家结构的制约，也要受到包括党内制度与党建传统等在内的党内治理逻辑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
民主集中制是其一以贯之的组织原则。党章规定“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在党内，省委作为下级有义务服从作为上级的党中央，这是党内组织原则的基本要求。当党中央作为治理话语的供给者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时候，省委有义务遵从，这是党的组织原则直接决定的。不仅如此，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形成的党建优良传统，这一传统在历史上一再被党的成功经验所强化，并在党的实际治理中发挥着统一思想、凝聚人心、降低组织治理成本的作用。思想建党的过程往往就是将特定话语通过党内学习、教育和宣传向全体党员推广的过程，从而达到思想统一、步调一致的目的。省级党代会报告作为该省党内的重要文本，有必要、有义务对承载思想建党功能的中央全面从严治党话语进行贯彻、学习与领会，这既是思想建党要求的结果，也是思想建党在地方层面进一步发展的要求。
（二）自主性-语境逻辑
权威-服从逻辑解释了省域治理话语为什么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全部发生了较为类似的话语变迁趋向，然而各省在省域治理话语变迁中话语变迁特点、变迁趋势、变迁重点并不完全一致，最为直观的解释是各省具有自主性。无论是学界所提出的“地方政府錦标赛”，还是地方政府“共谋”，都在一定意义上承认各省在治理中往往具有一定自主性。中央是省的上级机关，但省具有一定的自主权。这种自主性反映到省域治理话语变迁，就意味着在尊重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完成治理话语“固定动作”的基础上，地方政府可以有“自选动作”。这是省域治理话语变迁的制度性原因。不过，地方政府自主性只是省域治理话语变迁差异性的必要条件，有自主性并不一定意味着会有差异，更不能解释治理话语差异性的具体方面，在此要导入语境视角。从哲学世界观的角度来说，从语境着眼意味着注重影响话语发生的事件与过程，认为特定时空框架中不断变化着的历史事实对话语形成具有不可回避的重大影响。省域治理话语的差异实际上是各省所具有的制度自主性应对具体语境的结果。“在语境之中，语言才能够反身性的理解它自身”[19]（P5）。对省域治理话语变迁的考察显然不能单纯地就话语而研究话语，而是要具有外部视角，要关注更为广阔的事件链条、话语发生环境。“事件只有被放置于它所发生的语境中才能得以理解。事件为何能够发生可以通过揭示与其相近历史空间的其他事件的特殊关系而得到说明”[20]（P17-18）。根据语境对话语影响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将语境划分为事件与任务，进而将自主性-语境逻辑细分为事件-反应逻辑与任务-聚焦逻辑两种类型。
其一，事件-反应逻辑。省域治理话语变迁一定意义上是对具有一定突然性、偶然性、不可预见性和随机性事件的反应，事件构成语境，反应的强度、方式、侧重是自主性的体现。比较典型的情况是在各省召开党代会之前，各省全面从严治党形势尤其是重大反腐事件会对党代会的治理话语表达产生直接影响。如辽宁在2017年党代会前查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省级层面的拉票贿选案，政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在同年底召开的省党代会中，“全面从严治党”直接嵌入大会标题，这是其他省份所不曾出现的。“政治生态”在该省治理话语高频嵌入，使用频率远超其他省份。与此同时，省域治理话语变化特征极为明显，结构、表述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辽宁的党代会报告实际上是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核心重塑了报告结构，
由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的七节压缩为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的三节，大体上按照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社會经济发展与全面从严治党保障开展论述。在第一节中，经验总结七项中五项是全面从严治党内容，报告最后一节标题为“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扎实推进振兴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在正文部分，通过话语嵌入强化方式，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我们从辽宁政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教训中警省起来，坚决整治不良风气，净化和修复政治生态取得了一定成效，党风政风持续向好，提振了经济发展和改革攻坚的信心”[21]。很显然，党代会召开前的事件对该省治理话语变迁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使其在各省普遍性话语变迁中呈现极为鲜明的地方特色。与之类似的还有山西、四川、江西，这些省份恰恰都是在省党代会召开前发生了重大腐败事件，这种语境势必对省域治理话语变迁的侧重与展开产生影响。
其二，任务-聚焦逻辑。任务性是指语境的产生和作用发挥具有长期性、持续性和稳定性，是相当一段时期内省域治理话语形成和变迁过程中要考虑的常量因素，是各省在工作中聚焦的重点。各省在省域治理中所面临的中心任务、主要任务就是这种任务语境的典型表现。任务构成语境，聚焦的方式、方法则给予各省自主性保留空间。全面从严治党提出后各省召开省党代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普遍任务，但由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布局，以及各省自身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人口构成及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部分省份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基础上更为聚焦某些方面。这在省域治理话语高频词中往往有所体现，如边疆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长治久安”“社会稳定”“生态环保”，中西部地区的“脱贫攻坚”，东北地区的“振兴发展”等。还有一些更为具体的重要任务，如北京提出的“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上海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天津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等。这些聚焦方面是所在省份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和工作重心，占居所在省域治理话语的中心位置，省域治理话语一定意义上是围绕这些中心展开的。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各省省域治理话语变迁，很大程度上也是全面从严治党话语与这些中心、重点治理话语的交叉与融合，这既是全面从严治党话语作为治理而非仅仅是党建话语的具体体现，也是构成各省在省域治理话语之间表达与侧重的差异的原因。
最为明显的是，有些省会将全面从严治党话语与任务话语在报告一级标题直接融合，从而形成最为突出的话语变迁特征，如北京、天津、广西的党代会标题。
这种差异性也体现在报告主题与正文之中，如习近平在参加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中指出：“上海的同志们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这也为不久后召开的上海党代会确立了主题。“改革开放”在上海党代会报告中出现了12次，远高于各省平均值的5次。与此同时，上海有意识地将全面从严治党话语与改革开放相融合。“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地方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能力，发挥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汇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合力和不竭动力”[22]。
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省份，贵州的党代会报告就格外强调了“深入实施抓党建促脱贫攻坚行动计划，常态化开展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配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培育选树先进典型，打造全面过硬的战斗队伍”[23]。而在新疆，全面从严治党话语则与社会稳定结合为“我们要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思想，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筑牢党在新疆的执政根基，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提供坚强政治保证”[24]。
（三）内容逻辑
省域治理话语发生总体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各省的省域治理话语变化方式完全一致，也不意味着一省之内治理话语体系内部各部分的变迁程度完全相同。前者很大程度是自主性-语境逻辑影响结果，而后者一定程度受到内容逻辑规定。毫无疑问，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以后，省域治理话语变迁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展开，这构成了省域治理话语的前提和底色，各省的省域治理话语的每个部分都不能脱离全面从严治党话语的规范与影响。但是，治理话语内容有时候会影响话语选择与表达。“能指”（表达）并不必然与“所指”（对象）固定匹配，然而在相对稳定的话语系统和约定俗成的语言环境当中，“所指”会对“能指”形成约束。这就体现为全面从严治党话语在不同治理内容中的呈现方式并不相同。作为省域治理话语载体的党代会报告，其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建等诸多内容，全面从严治党话语因其自身所具有的强烈政治色彩、意识形态色彩，在与这些治理内容结合方式上也呈现一定差异性。总体而言，当治理话语内容越具有政治性的时候，全面从严治党话语就呈现得越直接和密集，当治理话语更具有技术性的时候，全面从严治党话语更多以背景性、方向性、支撑性、统摄性方式予以呈现。以“党”这个代表性词汇的频次分布来看，政治性、意识形态性最强的党建领域，各省党代会报告共计出现了2421次，相对而言，这一频次在技术性相对较强的经济和生态文明领域则要少得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话语对上述领域没有影响，或者影响较低，只是影响方式不同。这时候更多以话语统领、话语引导的方式呈现。如甘肃在回顾过去经验的时候强化了全面从严治党话语对经济领域的影响。“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主动适应、把握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统筹抓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保持了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势头”[25]。云南在民生领域“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以坚定的政治担当和钉钉子精神，全力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各项任务，确保决战决胜、如期脱贫，决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决不让一个贫困地区落伍”[26]。
四、省域治理话语变迁与中国特色治理实践
省域治理话语变迁是中国治理话语变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国家治理特色实践的组成部分。通过对省域治理话语变迁的思考和研究，不仅能够推进从全面从严治党角度认识治理话语变化，而且能够对中国国家治理实践的复杂性、丰富性和立体性形成更为深刻的认识。
（一）省域治理话语变迁是言说、行动与认同的集合体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话语的治理地位与作用，毛泽东就指出党八股的危害在于“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27]（P840）。习近平认为，“人们从文风状况中可以判断党的作风，评价党的形象，进而观察党的宗旨的贯彻落实情况”[28]，这在一定意义上与政治话语分析的核心主旨相通。政治话语分析的中心问题是如何通过话语向公众呈现世界，它的哲学前提在于默认了一个建构主义世界观。话语并不是在简单反映既定的事实，事实以不同形式的表述作为中介才能呈现。从这个意义说，国家治理也只能寄于某种治理话语当中才能展现，国家治理过程就是治理话语的展开、传播与变迁过程。这在我国的国家治理中尤为明显，治理话语的重大转换往往意味着我国国家治理策略、方式乃至中心的转换。故而，我国国家治理对于治理话语尤为看重。“文件是政治动员的重要手段与物质载体，政治动员的过程往往是文件的宣传、学习与落实”[29]。
治理话语贯穿于中国特色治理的全过程，省域治理话语变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国家治理过程的重要环节。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以来，各省都完成了对全面从严治党话语的吸收与转换，形成了省域话语的整体性变迁。话语分析理论认为，话语始终是言说、行动与认同的一体化过程
[30]（P2）。省域治理话语变迁更为重大和根本的意义就在于完成了省级层面对中央国家治理战略的言说、行动与认同的“三位一体”过程，形成了央地之间在中国特色治理体系内的“同频共振”。具体来说，省域治理话语通过话语表述更新、话语嵌入强化、话语感情色彩变化、话语结构调整等方式，强化了治理话语的全面从严治党色彩（言说），完成了符号意义上治理话语转换。与此同时，由于“政策目标从中央到地方往往经历政策细化或再规划的过程”[31]，省域治理话语变迁过程也是一个省域之内政策调整、工作部署与安排的过程，是省域之内治理行动的展开起点（行动）。更为重要的是，全面从严治党话语对省域治理话语的全方位影响，实际上体现了对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时代中央治国理政理念、价值指向的高度体认（认同）。通过治理话语变迁，在省域层面实现了对全面从严治党治国方略在符号、部署和价值三方面的贯彻。这是我国国家治理进程在科层制内部，治理话语在纵向上推进的典型方式，是中国特色治理过程的重要体现。
（二）省域治理话语变迁呈现一致性与差异性并存的复合状态
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各省省域治理话语变迁中有些方面存在着高度一致性。这一点在刻画总体趋势变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各省省域治理话语之中，“全面从严治党”在词频、覆盖率上都显著飙升，与全面从严治党提出前相比都呈现明显的上升态势。这是省域治理话语变迁中一致的一面。说到底，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国家结构和党内治理所要求的权威-遵从逻辑所决定的，是我国国家治理结构中所蕴含的以上率下、下级服从上级、全国一盘棋的内在要求。与此同时，省域治理话语变迁中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表现是多方面的，省域治理话语在话语结构、话语表述、话语偏好、对各个具体治理领域话语嵌入的程度与方式等方面各省之间都存在着差异。辽宁对“全面从严治党”的运用在各省之中极为突出。“全面从严治党”一词不仅出现在报告一级标题，而且其词频也是全国最高的。当安徽、贵州、宁夏通过语句嵌入强调“党建促脱贫攻坚”的时候，上海则提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这种差异性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自主性-语境逻辑作用的结果，省域话语形成、提出前的不同事件和任务语境对省域治理话语产生了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内容逻辑使得全面从严治党话语和不同治理内容的结合，就其内在要求而言并不一致，需要结构调整、话语嵌入强化等更为复杂和精致的方式来提升治理话语的全面从严治党话语色彩。话语结构调整和话语嵌入强化比话语表述更新具有更大的弹性空间，容易造成省域治理话语之间的差异性。
（三）省域治理话语变迁是形成治理话语“层级累积”的原因之一
在以往研究中，人们通常将省域治理话语视为科层制内治理话语体系的中间环节，省域治理话语在治理话语体系中的特殊性往往没能得到充分重视。实际上，省级治理主体是中间层政府最为典型的代表，省域治理话语在治理话语体系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力既不同于中央治理话语，也与基层治理话语有所不同。与同属于中间层政府的市、县（区）相比，省域治理话语往往影响更大、自主性更强、战略地位更高。从省域治理话语独特地位出发，我国治理话语在自上而下的传播过程中，存在着某种扩散与偏离，也存在着某种“层层增加、积累”的“层级累积”现象。一方面，是中央治理话语与地方特色治理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另一方面，省域治理话语变迁又会在一定范围内开启新一轮治理话语的对接、更新与转换。在一定范围内，中央、省及基层治理话语会形成交叠与累积，共同构成中国治理话语体系的特色存在状态。省域治理话语往往在治理话语“层级累积”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和关键的作用。如2017年上海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在上海基层党建网上搜索到2614相关信息（截至2021年3月），显然已成为治理话语热点。与之相似，江西在党代会上再次强调了之前提出的“党建+”理念，这成为江西治理话语的特色增长极。围绕“党建+”，江西基层政府展开了系列传达、学习与落实，并形成了诸如“党建+精准扶贫”“党建+生态建设”“党建+社会治理”“党建+校园文化建设”等基层治理话语。省域治理话语变迁在整个累积过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省域话语变迁是对高层治理话语的吸收与转化，又是基层治理话语“再生产”的对象。中央治理话语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发生的变迁，是省域治理话语变迁的前提、基础与依据。中央治理话语需要在全国范围内传达、学习、领会与贯彻，省域治理话语必须围绕中央治理话语展开，不能与中央治理话语相违背。但是，省域治理话语变迁过程是结合自身情况和特点，具有一定主动性的治理话语再生产过程。这种治理话语再生产既包括对中央治理话语的某种表达方式的不同选择，也包括在中央治理话语精神范围内的治理话语的创造。这些经过省域治理话语筛选或者创新的治理话语构成了其治域内的治理话语增长点，是省以下各级治理单位话语进一步再生产的依据与基础。省域治理话语变迁是形成“层级累积”现象不可或缺的過程，当代中国治理实践往往就是在不同层级治理话语累积的场域内展开的。对治理话语层级累积现象的观察，也是深化对中国治理模式“特色”认识的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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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梅少粉
Modes and Logics of Discourse Changes in Provinci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port of Provincial Party
Congres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ull and Strict Governance Over the Party
Liu Yang
Abstract：Provincial governance discours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governance discourse system. Full and strict governance over the Party provides a rare opportunity to observe the changes of provincial governance discourse. We can find that the provincial governance discourse has formed a trend of overall changes. Discourse changes in Provincial governance are accomplished through renewal of discourse expression， embedded reinforcement， emotional color changes，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These changes have been shaped by the logics of authority-obedience， autonomy-context and content. The changes of provincial governance discourse are the integration of speech， action， and identity， with the coexistence of coherence and difference， which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phenomenon of "level accumulation" in Chinese governance discourse. The study of provincial governance discourse is conducive 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 governance discourse， as well as further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governance model.
Key words：provincial governance discourse， ensuring full and strict governance over the Party， the report of provincial Party Congress， discourse analysis， changes
收稿日期：2021-03-25
作者簡介：
刘 洋（1981-），男，辽宁朝阳人，山东大学法学院（威海）副教授，山东大学法治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山东威海 264209
本文为山东省社科重点项目“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效能提升研究”（批准号19BWMJ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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